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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宾·赫德执掌大清帝国海关长达40年之久…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玛丽·史蒂芬母亲的家族有三代女性曾经侨居中国，成为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挚友。《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通过大量书信和日记等第一手材料，从女性的视角描述赫德复杂的情感世界，展示了赫德极富个性的一面。透过生动的叙事和史实考证，一个由商人、外交人员、海关洋员和学者组成的在华外国人网络凸显出来，并且从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尤其是沿海通商口岸的政治变迁和社会面貌。
王尔德（Oscar Wilde）1891年完成的剧作《温德米尔太太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中有一句名言：“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友谊。”
玛丽·蒂芬写作本书，利用了家族文件、档案材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挖掘出卡拉尔家族那些气质非凡的女性的精彩故事，以及她们与中国晚清重臣鹭宾·赫德的私人交情。阅读本书的最大愉悦在于，它呈现给读者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男女关系，有夫妻关系，也有情人关系，但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朋友關系。
整个社会对男女之间的交情都要指指点点，不以为然。赫德与卡拉尔家女性从经验中都明白其中代价。而他们却充满乐观，憧憬友谊的不断深化。他的真知灼见带给他荣华富贵；对他的流言蜚语也使他饱受指责，蒙冤受辱。赫德与卡拉尔家女性的友情也使该家族时来运转。她们挺过飞短流长和道德中伤，赢得尊重，重拾体面人生。这是一部严肃的“八卦”史书。对名人的两性关系、家庭婚姻关系的史实进行探究的背后，隐含着作者对婚姻家庭制度的社会史反思，以及对近现代女性自我觉醒与发展的深切关怀。
“凭我的薪水，我是娶不起英国妻子的：英国妻子到这里来也是个大“麻烦”——娇弱，多病，需要时刻关照，还得有医疗服务，雇各种婢仆，等等……而此地就有一些中国女孩，长相标致：花50—100元就能买下来，完全归你所有，每月花2—3元就可以养活了[他雇个厨师还得付4元呢]……我的处境难道不是很考验人吗？”
密妥士本人是个不同寻常的例子。他完全视自己的中国伴侣为妻子。赫德对密妥士夫人始终彬彬有礼。她不会讲英语，所以无法在密妥士举办的晚宴上扮演女主人的角色。而传教士们的生活则让赫德看到，一个妻子，不仅可以扮演迷人主妇的角色，还可以在丈夫的事业上助其一臂之力。
深感孤独意味着赫德有可能开始琢磨婚姻大事。1854年12月8日，星期五，他回忆发生过的事情：
上星期二，我与高德夫人一起喝茶。她的大女儿是个妙龄少女，十四五岁的样子……在我与她道别时，感觉出她捏了捏我的手……这一捏差不多让我下了决心向高德夫人提两件事：[是现在娶她，还是以后娶她]……我太孤独了！我多么渴望去疼爱什么人，去呵护什么人……我多么渴望有一个爱我的伴侣呀。
在几次晚宴上，他费尽心机地坐在玛利亚·戴尔小姐身旁，但都没有成功，因为男主人们都明白，他娶不起妻子。
“1856年，我和所有未婚男人一样，到了该结婚的时候，差点结了婚……但那位年轻女士的父亲认为我不够富有，——这简直如同当头一棒——3个月后，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这是他结婚前几天写给未婚妻赫丝特·布雷登（Hester Bredon）的信。他并未告诉她自己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女孩。
帕特里奇船长的帮办为他找了一位广州姑娘阿瑶。这个姑娘“出身卑微，但来自正经人家”。1857—1865几年间，她使他“浪漫逍遥，心醉神迷”，使他更加热爱中国文化，更加热爱他的事业。1857年，他在宁波买下阿瑶，当年阿瑶大概16岁。她跟他到了广州。
在1863年夏天，身在北京的他已经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前景。他决定正式结束这段男女私情，为将来明媒正娶做好准备。大多数侨居中国的外国人都会付一笔不大的费用，让孩子回到其母亲的大家庭中。显然，赫德认为，如果将孩子们留在中国，势必会给自己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带来尴尬。他承担了对自己这些“被监护人”的经济责任，并允许他们使用自己的姓氏。但是，由于他们属于非婚生子女，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观念，他们不能算是他的家庭成员，不能享受他的陪伴和亲情。
与赫丝特的婚姻最初是幸福的。他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时，他写道：“没有人的妻子胜过我的爱妻。到目前为止，我们和睦相处。同时，婚姻也确会影响一个男人的工作。”虽然两人一开始还在努力寻求共同爱好，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不幸的端倪。
赫丝特确实令我们同情。北京的闭塞小圈子使她厌倦不堪，同丈夫交往的人与她在社交习俗和语言方面存在障碍，也令她不胜其烦。另外，北京缺少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必要设施，让她受够了。可怜的她在生孩子时还经受了难产的折磨，她可能感受到，为人之母可谓付出巨大，得不偿失。这一切赫德大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赫德放弃了家庭生活，从而解决了家庭生活与工作的矛盾。随着放弃家庭生活，他也放弃了性生活——他很明白，再找一个中国小妾，或建立中国家庭会带来诸多麻烦——所以，他的名字从未与绯闻沾边。他通过书信来往与赫丝特保持着友好和睦的关系。
在这个阶段，赫德的主要需求是结交女性朋友——不分年少年长，只要她们理解他对工作的热情，对中国的迷恋。在本书后半部分中，他与卡拉尔家几位女性关系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点。对年轻女性，他给与她们叔辈的关爱情感。按照我们这个性迷恋时代的标准，他的行为与众不同，但也绝非独一无二。女记者玛丽·西加特（Mary Sieghart）认为，老一辈的比尔·狄迪思（Bill Deedes）也有相似癖好，总是将年轻女记者置于他的羽翼之下，而他的妻子则对他的工作毫无兴趣，不闻不问。
他需要的妻子应该是工作上的“帮手”。他对可爱的、能干的女性能够产生移情，这在他跟吉罗福夫人和卡拉尔家的女性关系中清晰可见。对年轻女性，他给予她们叔伯般的关爱。当他们探望他时，他可能也会产生过被异性吸引的火花，他喜欢亲吻她们，但他知道如何将他们的关系保持在友谊层面。
在我们看来，他对年轻姑娘的友谊匪夷所思，但是，假如她们的父亲认为女儿的清白和名誉有可能受到玷污，是完全可以禁止她们去探望赫德的。年轻的若士得的父亲是驻天津的美国领事，他是可以断然拒绝邀请的，而不必担心在事业上受到影响。慕德和凯特的奶奶艾玛·桑普森可是结过三次婚，不是那么天真单纯的女人，而且早在1858年就与赫德相识了，她对赫德关爱自己的孙女们充满了感激之情，没有把他看成是什么勾引女性的嫌疑人。《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写了很多有关裴式楷夫人有个情人的传闻，但从未对赫德做出任何类似指控。其实正是我们自己现在持有的心态，即我们对性爱泛滥，对当今媒体大肆报道堕落丑闻的态度，才让我们产生了种种怀疑。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玛丽·史蒂芬母亲的家族有三代女性曾经侨居中国，成为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挚友。《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通过大量书信和日记等第一手材料，从女性的视角描述赫德复杂的情感世界，展示了赫德极富个性的一面。透过生动的叙事和史实考证，一个由商人、外交人员、海关洋员和学者组成的在华外国人网络凸显出来，并且从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尤其是沿海通商口岸的政治变迁和社会面貌。
王尔德（Oscar Wilde）1891年完成的剧作《温德米尔太太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中有一句名言：“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友谊。”
玛丽·蒂芬写作本书，利用了家族文件、档案材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挖掘出卡拉尔家族那些气质非凡的女性的精彩故事，以及她们与中国晚清重臣鹭宾·赫德的私人交情。阅读本书的最大愉悦在于，它呈现给读者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男女关系，有夫妻关系，也有情人关系，但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朋友關系。
整个社会对男女之间的交情都要指指点点，不以为然。赫德与卡拉尔家女性从经验中都明白其中代价。而他们却充满乐观，憧憬友谊的不断深化。他的真知灼见带给他荣华富贵；对他的流言蜚语也使他饱受指责，蒙冤受辱。赫德与卡拉尔家女性的友情也使该家族时来运转。她们挺过飞短流长和道德中伤，赢得尊重，重拾体面人生。这是一部严肃的“八卦”史书。对名人的两性关系、家庭婚姻关系的史实进行探究的背后，隐含着作者对婚姻家庭制度的社会史反思，以及对近现代女性自我觉醒与发展的深切关怀。
“凭我的薪水，我是娶不起英国妻子的：英国妻子到这里来也是个大“麻烦”——娇弱，多病，需要时刻关照，还得有医疗服务，雇各种婢仆，等等……而此地就有一些中国女孩，长相标致：花50—100元就能买下来，完全归你所有，每月花2—3元就可以养活了[他雇个厨师还得付4元呢]……我的处境难道不是很考验人吗？”
密妥士本人是个不同寻常的例子。他完全视自己的中国伴侣为妻子。赫德对密妥士夫人始终彬彬有礼。她不会讲英语，所以无法在密妥士举办的晚宴上扮演女主人的角色。而传教士们的生活则让赫德看到，一个妻子，不仅可以扮演迷人主妇的角色，还可以在丈夫的事业上助其一臂之力。
深感孤独意味着赫德有可能开始琢磨婚姻大事。1854年12月8日，星期五，他回忆发生过的事情：
上星期二，我与高德夫人一起喝茶。她的大女儿是个妙龄少女，十四五岁的样子……在我与她道别时，感觉出她捏了捏我的手……这一捏差不多让我下了决心向高德夫人提两件事：[是现在娶她，还是以后娶她]……我太孤独了！我多么渴望去疼爱什么人，去呵护什么人……我多么渴望有一个爱我的伴侣呀。
在几次晚宴上，他费尽心机地坐在玛利亚·戴尔小姐身旁，但都没有成功，因为男主人们都明白，他娶不起妻子。
“1856年，我和所有未婚男人一样，到了该结婚的时候，差点结了婚……但那位年轻女士的父亲认为我不够富有，——这简直如同当头一棒——3个月后，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这是他结婚前几天写给未婚妻赫丝特·布雷登（Hester Bredon）的信。他并未告诉她自己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女孩。
帕特里奇船长的帮办为他找了一位广州姑娘阿瑶。这个姑娘“出身卑微，但来自正经人家”。1857—1865几年间，她使他“浪漫逍遥，心醉神迷”，使他更加热爱中国文化，更加热爱他的事业。1857年，他在宁波买下阿瑶，当年阿瑶大概16岁。她跟他到了广州。
在1863年夏天，身在北京的他已经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前景。他决定正式结束这段男女私情，为将来明媒正娶做好准备。大多数侨居中国的外国人都会付一笔不大的费用，让孩子回到其母亲的大家庭中。显然，赫德认为，如果将孩子们留在中国，势必会给自己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带来尴尬。他承担了对自己这些“被监护人”的经济责任，并允许他们使用自己的姓氏。但是，由于他们属于非婚生子女，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观念，他们不能算是他的家庭成员，不能享受他的陪伴和亲情。
与赫丝特的婚姻最初是幸福的。他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时，他写道：“没有人的妻子胜过我的爱妻。到目前为止，我们和睦相处。同时，婚姻也确会影响一个男人的工作。”虽然两人一开始还在努力寻求共同爱好，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不幸的端倪。
赫丝特确实令我们同情。北京的闭塞小圈子使她厌倦不堪，同丈夫交往的人与她在社交习俗和语言方面存在障碍，也令她不胜其烦。另外，北京缺少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必要设施，让她受够了。可怜的她在生孩子时还经受了难产的折磨，她可能感受到，为人之母可谓付出巨大，得不偿失。这一切赫德大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赫德放弃了家庭生活，从而解决了家庭生活与工作的矛盾。随着放弃家庭生活，他也放弃了性生活——他很明白，再找一个中国小妾，或建立中国家庭会带来诸多麻烦——所以，他的名字从未与绯闻沾边。他通过书信来往与赫丝特保持着友好和睦的关系。
在这个阶段，赫德的主要需求是结交女性朋友——不分年少年长，只要她们理解他对工作的热情，对中国的迷恋。在本书后半部分中，他与卡拉尔家几位女性关系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点。对年轻女性，他给与她们叔辈的关爱情感。按照我们这个性迷恋时代的标准，他的行为与众不同，但也绝非独一无二。女记者玛丽·西加特（Mary Sieghart）认为，老一辈的比尔·狄迪思（Bill Deedes）也有相似癖好，总是将年轻女记者置于他的羽翼之下，而他的妻子则对他的工作毫无兴趣，不闻不问。
他需要的妻子应该是工作上的“帮手”。他对可爱的、能干的女性能够产生移情，这在他跟吉罗福夫人和卡拉尔家的女性关系中清晰可见。对年轻女性，他给予她们叔伯般的关爱。当他们探望他时，他可能也会产生过被异性吸引的火花，他喜欢亲吻她们，但他知道如何将他们的关系保持在友谊层面。
在我们看来，他对年轻姑娘的友谊匪夷所思，但是，假如她们的父亲认为女儿的清白和名誉有可能受到玷污，是完全可以禁止她们去探望赫德的。年轻的若士得的父亲是驻天津的美国领事，他是可以断然拒绝邀请的，而不必担心在事业上受到影响。慕德和凯特的奶奶艾玛·桑普森可是结过三次婚，不是那么天真单纯的女人，而且早在1858年就与赫德相识了，她对赫德关爱自己的孙女们充满了感激之情，没有把他看成是什么勾引女性的嫌疑人。《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写了很多有关裴式楷夫人有个情人的传闻，但从未对赫德做出任何类似指控。其实正是我们自己现在持有的心态，即我们对性爱泛滥，对当今媒体大肆报道堕落丑闻的态度，才让我们产生了种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