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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社会群体贫富分化
在发展中加速
日前,记者在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民生问题调查中发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由于没有及时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导致一些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十分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传统的社会阶层在发展中迅速分化
有1.5万多名正式职工、9500多名农民工的青岛港集团是一个效益良好、职工收入高的优秀国有企业,去年该集团人均收入7万多元,是青岛市民平均水平的3.5倍。
但记者发现,这个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绝对额10年多来是年年上涨,但在整个企业中的收入地位却不断下降。与管理层的平均工资相比,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从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
1988年,为了改变工人工资低、积极性不高、劳动环境脏乱差等局面,青岛港在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常德传带领下出台了倾斜一线的21条政策,“一线工人收入最高”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00年。之后,为了加速企业发展步伐、提高企业发展水平,青岛港的收入分配逐渐向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倾斜,分配机制逐步变化。
一位叫任敦明的中层管理人员说:“1992年时,我的工资才300多元,一线工人能拿到500多元;1999年,一线工人能拿到1600多元,我能拿到2000多元,差距也不大;2004年时,我已经可以拿到4000多元的岗位工资,现在我已经能拿到接近1万元了,但工人也就两三千元。”
10年内青岛港管理层的工资翻了五倍,而一线工人的工资仅仅翻了一番,尽管工人的绝对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是与管理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
记者了解到,同在青岛的著名企业海尔、海信的平均收入只有青岛港职工的一半左右,普通工人月收入1000多元。山东省财政厅国库处处长袁培全说,山东省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偏低,但山东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多年来排全国第一位。所以,山东企业的高利润,某种意义上是用企业职工的低工资、低社保换来的。
“工人新村”与贫民社区的历史“轮回”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番瓜弄社区,在解放前是上海市非常有名的贫民窟,矮小的“滚地龙”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建设了大批新楼房,这里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面貌焕然一新。番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然而,今天的番瓜弄又重新沦为不折不扣的贫民社区。番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每一层楼住了6户人家,低保户有178户,比率超过10%,是上海典型的低收入群体聚居区。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共享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非常艰苦。
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番瓜弄社区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非常高兴。因为当时要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一般都是厂子里的“五好工人”。从90年代开始,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大批产业工人陷入贫困。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机车维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八口人,分甲乙丙三户,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厨房煤气和卫生间。天气炎热,生活非常不便。
尽管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子是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在1996年时分到的公房,全家就高高兴兴地搬了进来。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2001年关门,几百名工人全部下岗,她也下岗回家,女儿如今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一年仅学费就要1万元,还不算生活的开销。一家人就靠李存荣一个月约2000元的工资紧紧巴巴过日子。
“像我这样的家庭情况在这片社区里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很好,都没有什么病,所以家里一切还都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像邻居家里有重病的,情况就非常困难了。隔壁潘文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2000年妻子因肝硬化去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为了维持生活平时给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到一家“不夜城”接电话,一小时工资10元,一天要干四个小时,学费全靠贷款。
“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贫困户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工人50万,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十分之一,目前,该区吃低保的人口有3.4万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另外,区内还有大量的“低保边缘户”,数量难以统计。2009年初,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虽然只提了25元钱,仅仅一个杨浦区“吃低保”户骤增2000多人!
民营经济发达地区渐成“青橄榄形”社会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记者看到了“橄榄形”社会的曙光。至少从本地户籍人口层面,当地均富水平比较高,大部分群众的收入比較高,低收入群体比较少,因下岗、贫穷、失业等问题而产生的群访事件也相应较少。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市相对做到了均富。在温州,普通老百姓家庭财产都在百万元以上。他告诉记者这样一组数字:温州目前本土的投资固定资产有1.2万亿元,社会上的流动资本有7600亿元。同时温州人还在全国各地创办了10万家企业。现有20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做生意,另有60万温州商人在海外做生意,仅此二者占温州总人口三分之一!
温州乐清市委书记潘孝政说,乐清总人口118万,出去“闯市场”的有四五十万,光在北京经商办企业的就有10万人,这10万人基本上是大大小小的“老板”。
潘孝政认为,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乐清目前的社会形态更类似于“橄榄形”,低收入群体约占5%左右,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大多是人均年收入1万-10万元范围内。他说,乐清经济总量的95%是民营经济创造的。从乐清市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鼓励全民创业、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橄榄形社会的可行路径。
但是,温州的橄榄形也还只是一个仅仅属于本地户籍人口的“青橄榄”。记者调查发现,当地还有300多万外来打工者,他们多数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会保障很不健全,只有30%-40%的企业打工者有各种社会保险,整个群体尚处于艰难困苦的生存状态。
贫富不均造成的社会心态失衡令人担忧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贫富差距形成过程中的资源分配不公和社会保障水平低等原因,造成部分群众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心理。专家和有关各界人士认为,这种失衡的社会心态如不及时加以疏导,极易引发治安危机,成为稳定的隐患。
“社会集群认同”和“相对剥夺感”心理值得警惕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二平说,现在老百姓经常说“你们怎样,我们怎样”,人们在作集群认同的时候,把自己的“小圈子”划清楚,别的都是外群体,在这种集群认同中,政府官员不被老百姓认为“自己的集群”。而且,处于经济劣势的社会底层群体普遍表现出“相对剥夺感”,认为他们是一群利益受侵害者,做的是富人都不爱做的事情,得到的利益远远少于干部和商人群体。
王二平告诉记者,过去六年他们在做社会问题问卷调查时,“你认为的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列了19个问题,调查的5个省40个县,老百姓认定排在头两位的社会问题都是“腐败、贫富差距”这两个答案,到了第三位各个省才有变化,如环保、住房等问题。
在天津小海地社区居住的十多万人口,绝大多数是原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家庭。他们收入微薄,保障缺乏,普遍维持艰难的生活。这里的居民们表示,他们普遍感觉有三方面的不公平:1.企业工人和公务员、事业单位在收入、退休金、医保方面差距太大。2.垄断行业收入太高。3.失业工人补助太少。
今年49岁的乔洪杰是原天津市棉纺二厂的下岗职工,妻子马淑萍是天津市棉纺四厂的职工,现在夫妻双双下岗。他平时给天津财经大学打工,在澡堂子搞卫生,一个月360元;儿子在超市打工,一个月900元。妻子上世纪90年代失业时不到40岁,当时是给了4900元,现在因病在家。
乔洪杰说:“政府应多考虑我们下岗失业人员的生活状况。现在社会上招50个公务员,就要有5000多人去考,为什么?就是因为公务员、事业单位收入又高又稳定。”
社区居民刘金英说:“现在贫富悬殊太大了,两极分化太大。电信、电力、自来水等垄断行业职工一个月工资一万多,现在连公务员涨钱都不公开,为什么不敢公开?”
“现在我们职工医保有800元的‘门槛费’,公务员就没有门槛,这不公平。我们辛苦干这么多年,连门诊医保都没有。”
家住秀峰里24栋4楼的住户李承运今年已经72岁了,他是天津市河西区无线电元件五厂的老工人,虽说他靠每月的退休工资生活稳定,老李还是表示:“吃国家饭的,退休拿钱多;为国家作贡献的,退休拿钱少。相对于现在一些人来说,我们这些老工人拿钱还是太少了。”
专家提醒:“贫富差距不可怕,怕的是不公平心态形成”
一批官员和专家普遍提出这样的观点,贫富差距不可怕,怕的是不公平的心态在全社会形成。
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骏说,今天有很多民生问题,从根本来说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而是我国目前整个经济体制中出现的不正常的现象。比如说,上海市的退休工资比最低工资标准960元还高,上班的不如退休的,这难以让人感到公平。
他说,目前大型国企的日子之所以好过,就是因为处于垄断地位,利润基本来自其他中小企业利润的转移。腐败、权力寻租、交换资源、“赢者通吃”的潜规则,导致了有资源的人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多,没有资源的人所占有的资源越来越少,连起码的拥有基础资源的机会都在减少。如今年的大学生就业,能考进公务员的非常少。顾骏说,社会不怕贫富分化,就怕没有改变个人地位的机会。自古以来,造成中国社会动荡的一大因素是“仕途堵塞”,即人才在社会中流动的通道被堵塞,这部分人群一旦出现混乱,能量是非常大的。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一位负责人说,实际上,不仅仅困难群体,我们干部内部都蕴藏着对不公平的不满。如教育不公平,高考分数不到也可以上大学,关系好甚至还不用补钱;医疗不公平,器官移植,老百姓一年排不上队,有钱有势的,打招呼一周之内给你办成;就业不公平,没有关系的博士生只能找一个月980元工资的岗位,有关系的什么“烂大学”毕业的都可以到党政机关去就业;发展不公平,北京的每个加油站,一年净利润少说三五百万元,哪一个是公平、公开投标出来的?……“这些机会不公正、不公平,对执政党政权的稳固和长期执政,都是隐患。”
中国社科院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认为,目前社会上的“仇富心理”提法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提法,所谓的仇富,只是对这些利用不合理手段、权钱交易的群体的不满,而不是笼统的对富人的不满。
“如果说黄金发展期有可能威胁我们现代化进程,最大的威胁不是我们按现在综合国力支撑不了以后民生的需要,而是我们在矛盾凸显期这个过程中存在的社会正义的缺失有没有可能得到解决。”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長贾康说。
香港嘉华投资公司高管谷文胜认为,从他在世界各地区的走访情况看,中国内地群众存在严重的心态失衡。香港的贫富差距比大陆还要大,公司中高管的年薪都在100万元以上,而公司的大学生起薪有八九千元,普通工人只有四五千元。香港为什么稳定?主要是社会的心态与大陆不一样,一个是当地的社会群众的仇富心理比较少,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保障比较完善。
社会心态失衡必然带来破坏行为
青岛市一位干部说,前些年我们还认为有贫富差距是好事、要解放思想,但是从目前看,差距拉大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已经开始在各个方面都显现了,伴随着贫富悬殊的往往是心理失衡和报复、破坏行为,例如最近几年青岛盗抢等社会治安问题明显增多。
“今年以来,街道里没有房子、居无定所的赤贫者突然多了起来,这些人是街道民政、治安工作现在最头疼的问题。”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张卫新说。
张卫新曾经担任过街道派出所副所长,他自己统计发现,控江街道仅这样的人就有22个,他们有的是因为拆迁,有的是因为生意失败,有的品行不端吸毒、赌博等把房子卖掉,后来进过监狱,出来后就变成了无房的赤贫群体。他们心理失衡,到街道提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耍狠、四处上访。有一个居民得了传染病,恶意地冲到区政府领导办公室去。有一个居民不肯要690元的廉租房补贴,而是要求分一套廉租房。街道里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他就四处上访,最厉害的一天要去上海市委领导居住地上访3次。
王二平教授说,社会心态失衡后,老百姓中间孕育了很大的不满。正如一个鼓鼓的气球,你从哪里扎一针,它就会从哪里爆裂。许多针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非直接利益冲突都可以从民生工作不善,积累民怨中找到根源。
顾骏认为,现实生活中,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关键是群众的心理需要一种“公平感”。也就是说,要让所有的利益方在感觉上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公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把公平正义放在第一位,这是非常正确的。
专家呼吁:从机制着手解决利益分配不公是当务之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但同时,社会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悬殊,民生问题突出,各种矛盾和群体事件近年来频发。
许多社会问题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各种矛盾和群体事件近年来频发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归根结底,还是整个社会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利益分配机制不公平,没有让全体人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建议一:打造整个社会的“公平感”,把“兼顾公平”前移至一次分配中。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郑功成说,近几年来,我国各地区突发事件高发,隐藏在背后的原因,是利益分配格局处于失衡的状态。前年他带领专家组到11个省市发放4000多份调研问卷,80%以上的受访者对社会的公平度认定很低,甚至连党政官员、私营企业家等被公众认为的利益既得群体都觉得社会不公。
郑功成说,社会不公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过去过分追求效率优先的结果。虽然中央政策强调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改革的措施基本都没有考虑到公平。由于缺乏公平,导致利益的调整缺乏合法性,无法得到被调整的一方充分认可,甚至一方的利益被剥夺,进而会表现为诉讼、上访乃至暴力的手段。比如企业改制时工人被推向市场,农民被征地后成为失地农民。
因此,郑功成说,现在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应该考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而邓小平同志早年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共同富裕。但是怎么样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还没有真正搭好政策框架。
首先应在初次分配中打造普遍群众的“公平感”,即要让所有的利益方在感觉上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公平的。南开大学党委常委、教务长朱光磊教授认为,一次分配现在看也不能只讲效率,比如,一些垄断行业和金融业的高管的一次分配也要讲公平,这些高薪者绝大多数是国企负责人,他们本身就占有比普通人更多的社会资源,企业效益与负责人的管理水平和能力是否成正比,也很难说。如果再拿天价年薪,会很让群众失去“公平感”,加剧社会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把公平正义放在第一位,这是非常正确的。
上海市国资委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共43家,企业负责人的年薪约40万元,高的70万元,低的10多万元。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业绩考核处处长何行健说,与银行、电信、石油等央企上百万元乃至数百万元的年薪相比,上海市核定国企负责人的薪酬是在一次分配中考虑到了“兼顾公平”的问题。
專家建议,应在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一次分配中“兼顾公平”,设定央企和地方国企负责人薪酬的最高标准,遏制高收入,减少社会的“不公平感”。
建议二: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淡化GDP考核,把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硬指标”。
不少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的情况下,应该改变传统的政绩观,淡化GDP考核,把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最主要指标。
山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曹可元说,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适当调整投资的幅度,给民生更多的投入,加快社会保障的建设进度,这也是民生为本、执政为民、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需要,把依赖对外贸易拉动经济改变为居民消费来拉动经济。
他认为现在的考核制度设计有问题,一方面强调重视民生投入,另一方面又拼命地追究GDP的高增长率,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高投入、高增长成为主流的声音。大的项目对GDP的拉动见效快,特别是公路、铁路建设以及房地产项目,GDP上去了,财政收入就有了。这样的领导被认为是“有能力的”,能得到快速升迁、重用。而做民生工作,是花财政的钱,为老百姓服务,但老百姓没有话语权,在干部的仕途上说不上话。
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的一位干部说,中央一重视民生投入,地方干部就说我们财政投入多少多少民生工程项目,甚至70%-80%都是民生投入,实际上统计出来的民生投入很有限,地方把修路建桥的投入都算在民生上了。这有些牵强!
郑功成说,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意识还不够强,还是传统的政绩工程观,满脑子都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意识到社会保障的建设不仅能促进民生,还能促进社会消费提高、改良经济结构、改变外贸拉动经济的传统模式。中央应尽快制定出台新的干部考核评价政策,把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最主要指标。
专家认为,考核干部政策应引导政府较大幅度的提高公共投入。我国的经济建设应更多交给市场,而不是让公共投资来主导。政府的公共资源应该更多地投入公共领域,把经济建设的空间更多留给市场。第一是公共政策的调整力度还应进一步加大,在政策上应立足于普惠,逐渐缩小社会各阶层在社会保障水平上的差距;第二是立足长远,应建立在制度、可持续性上,用长久的制度制定来解决问题。
建议三: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提高对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水平,加大社会改革力度。
有识之士认为,公平不是简单的杀富济贫,公平不影响效率,简单地把东部地区财政收入给西部、给富人课以重税其实并不是解决的办法,简单的公平会影响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副作用很大,这是行不通的。
天津格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天津市知名国有地产企业,该企业总经理华志忠多年从事房地产业,他说应该从消费环节加大对富人阶层的税收,以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谐。
房地产的税收方面,他认为可以增加房屋使用权税。目前的关键是既得利益者的群体实在是太庞大了,要推出这个政策阻力太大了,如果没有少部分人的牺牲,就没有整体社会的安定。
华志忠分析,实际上,房屋使用权税是从消费环节的征税,而不是从生产环节加大的重税,征收这个税种可以均贫富、可以有长远的税种。目前地方政府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是土地财政,长远税种非常长,而房屋使用权税可以成为百年税种,把一次性税收变成长远的政府收益。这个收税一方面可以抑制带有投机性质的投资,另一方面可以在继承遗产方面给后代更多的压力。他建议,可以在金融危机过去之后,尽快尝试推广。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以现在中国的财力,完全有条件建立全面的有保障的社会体系,也就是说,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建立一个完全有保障的社会体系是绝对有可能的,真正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例如如果能给全国60岁以上的农民每月50元的生活补贴,全国几百亿的投入并不大;再例如在低保方面,全国2008年用五六百亿解决8000多万人的生活问题,投入不大,但社会效果突出。
贾康说,现在有种普遍的论调,“不能把老百姓的胃口吊高”,政府部门普遍是做了不说,但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政府应该提前把未来计划采取的措施告知老百姓,让老百姓有一个稳定的安全预期,也就是说,好事不仅要做好,而且要早点告知,越透明、越清楚,效果越好。■
编辑:卢劲杉lusiping1@gmail.com
在发展中加速
日前,记者在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民生问题调查中发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由于没有及时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导致一些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十分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传统的社会阶层在发展中迅速分化
有1.5万多名正式职工、9500多名农民工的青岛港集团是一个效益良好、职工收入高的优秀国有企业,去年该集团人均收入7万多元,是青岛市民平均水平的3.5倍。
但记者发现,这个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绝对额10年多来是年年上涨,但在整个企业中的收入地位却不断下降。与管理层的平均工资相比,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从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
1988年,为了改变工人工资低、积极性不高、劳动环境脏乱差等局面,青岛港在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常德传带领下出台了倾斜一线的21条政策,“一线工人收入最高”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00年。之后,为了加速企业发展步伐、提高企业发展水平,青岛港的收入分配逐渐向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倾斜,分配机制逐步变化。
一位叫任敦明的中层管理人员说:“1992年时,我的工资才300多元,一线工人能拿到500多元;1999年,一线工人能拿到1600多元,我能拿到2000多元,差距也不大;2004年时,我已经可以拿到4000多元的岗位工资,现在我已经能拿到接近1万元了,但工人也就两三千元。”
10年内青岛港管理层的工资翻了五倍,而一线工人的工资仅仅翻了一番,尽管工人的绝对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是与管理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
记者了解到,同在青岛的著名企业海尔、海信的平均收入只有青岛港职工的一半左右,普通工人月收入1000多元。山东省财政厅国库处处长袁培全说,山东省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偏低,但山东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多年来排全国第一位。所以,山东企业的高利润,某种意义上是用企业职工的低工资、低社保换来的。
“工人新村”与贫民社区的历史“轮回”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番瓜弄社区,在解放前是上海市非常有名的贫民窟,矮小的“滚地龙”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建设了大批新楼房,这里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面貌焕然一新。番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然而,今天的番瓜弄又重新沦为不折不扣的贫民社区。番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每一层楼住了6户人家,低保户有178户,比率超过10%,是上海典型的低收入群体聚居区。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共享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非常艰苦。
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番瓜弄社区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非常高兴。因为当时要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一般都是厂子里的“五好工人”。从90年代开始,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大批产业工人陷入贫困。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机车维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八口人,分甲乙丙三户,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厨房煤气和卫生间。天气炎热,生活非常不便。
尽管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子是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在1996年时分到的公房,全家就高高兴兴地搬了进来。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2001年关门,几百名工人全部下岗,她也下岗回家,女儿如今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一年仅学费就要1万元,还不算生活的开销。一家人就靠李存荣一个月约2000元的工资紧紧巴巴过日子。
“像我这样的家庭情况在这片社区里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很好,都没有什么病,所以家里一切还都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像邻居家里有重病的,情况就非常困难了。隔壁潘文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2000年妻子因肝硬化去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为了维持生活平时给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到一家“不夜城”接电话,一小时工资10元,一天要干四个小时,学费全靠贷款。
“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贫困户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工人50万,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十分之一,目前,该区吃低保的人口有3.4万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另外,区内还有大量的“低保边缘户”,数量难以统计。2009年初,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虽然只提了25元钱,仅仅一个杨浦区“吃低保”户骤增2000多人!
民营经济发达地区渐成“青橄榄形”社会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记者看到了“橄榄形”社会的曙光。至少从本地户籍人口层面,当地均富水平比较高,大部分群众的收入比較高,低收入群体比较少,因下岗、贫穷、失业等问题而产生的群访事件也相应较少。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市相对做到了均富。在温州,普通老百姓家庭财产都在百万元以上。他告诉记者这样一组数字:温州目前本土的投资固定资产有1.2万亿元,社会上的流动资本有7600亿元。同时温州人还在全国各地创办了10万家企业。现有20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做生意,另有60万温州商人在海外做生意,仅此二者占温州总人口三分之一!
温州乐清市委书记潘孝政说,乐清总人口118万,出去“闯市场”的有四五十万,光在北京经商办企业的就有10万人,这10万人基本上是大大小小的“老板”。
潘孝政认为,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乐清目前的社会形态更类似于“橄榄形”,低收入群体约占5%左右,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大多是人均年收入1万-10万元范围内。他说,乐清经济总量的95%是民营经济创造的。从乐清市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鼓励全民创业、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橄榄形社会的可行路径。
但是,温州的橄榄形也还只是一个仅仅属于本地户籍人口的“青橄榄”。记者调查发现,当地还有300多万外来打工者,他们多数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会保障很不健全,只有30%-40%的企业打工者有各种社会保险,整个群体尚处于艰难困苦的生存状态。
贫富不均造成的社会心态失衡令人担忧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贫富差距形成过程中的资源分配不公和社会保障水平低等原因,造成部分群众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心理。专家和有关各界人士认为,这种失衡的社会心态如不及时加以疏导,极易引发治安危机,成为稳定的隐患。
“社会集群认同”和“相对剥夺感”心理值得警惕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二平说,现在老百姓经常说“你们怎样,我们怎样”,人们在作集群认同的时候,把自己的“小圈子”划清楚,别的都是外群体,在这种集群认同中,政府官员不被老百姓认为“自己的集群”。而且,处于经济劣势的社会底层群体普遍表现出“相对剥夺感”,认为他们是一群利益受侵害者,做的是富人都不爱做的事情,得到的利益远远少于干部和商人群体。
王二平告诉记者,过去六年他们在做社会问题问卷调查时,“你认为的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列了19个问题,调查的5个省40个县,老百姓认定排在头两位的社会问题都是“腐败、贫富差距”这两个答案,到了第三位各个省才有变化,如环保、住房等问题。
在天津小海地社区居住的十多万人口,绝大多数是原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家庭。他们收入微薄,保障缺乏,普遍维持艰难的生活。这里的居民们表示,他们普遍感觉有三方面的不公平:1.企业工人和公务员、事业单位在收入、退休金、医保方面差距太大。2.垄断行业收入太高。3.失业工人补助太少。
今年49岁的乔洪杰是原天津市棉纺二厂的下岗职工,妻子马淑萍是天津市棉纺四厂的职工,现在夫妻双双下岗。他平时给天津财经大学打工,在澡堂子搞卫生,一个月360元;儿子在超市打工,一个月900元。妻子上世纪90年代失业时不到40岁,当时是给了4900元,现在因病在家。
乔洪杰说:“政府应多考虑我们下岗失业人员的生活状况。现在社会上招50个公务员,就要有5000多人去考,为什么?就是因为公务员、事业单位收入又高又稳定。”
社区居民刘金英说:“现在贫富悬殊太大了,两极分化太大。电信、电力、自来水等垄断行业职工一个月工资一万多,现在连公务员涨钱都不公开,为什么不敢公开?”
“现在我们职工医保有800元的‘门槛费’,公务员就没有门槛,这不公平。我们辛苦干这么多年,连门诊医保都没有。”
家住秀峰里24栋4楼的住户李承运今年已经72岁了,他是天津市河西区无线电元件五厂的老工人,虽说他靠每月的退休工资生活稳定,老李还是表示:“吃国家饭的,退休拿钱多;为国家作贡献的,退休拿钱少。相对于现在一些人来说,我们这些老工人拿钱还是太少了。”
专家提醒:“贫富差距不可怕,怕的是不公平心态形成”
一批官员和专家普遍提出这样的观点,贫富差距不可怕,怕的是不公平的心态在全社会形成。
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骏说,今天有很多民生问题,从根本来说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而是我国目前整个经济体制中出现的不正常的现象。比如说,上海市的退休工资比最低工资标准960元还高,上班的不如退休的,这难以让人感到公平。
他说,目前大型国企的日子之所以好过,就是因为处于垄断地位,利润基本来自其他中小企业利润的转移。腐败、权力寻租、交换资源、“赢者通吃”的潜规则,导致了有资源的人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多,没有资源的人所占有的资源越来越少,连起码的拥有基础资源的机会都在减少。如今年的大学生就业,能考进公务员的非常少。顾骏说,社会不怕贫富分化,就怕没有改变个人地位的机会。自古以来,造成中国社会动荡的一大因素是“仕途堵塞”,即人才在社会中流动的通道被堵塞,这部分人群一旦出现混乱,能量是非常大的。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一位负责人说,实际上,不仅仅困难群体,我们干部内部都蕴藏着对不公平的不满。如教育不公平,高考分数不到也可以上大学,关系好甚至还不用补钱;医疗不公平,器官移植,老百姓一年排不上队,有钱有势的,打招呼一周之内给你办成;就业不公平,没有关系的博士生只能找一个月980元工资的岗位,有关系的什么“烂大学”毕业的都可以到党政机关去就业;发展不公平,北京的每个加油站,一年净利润少说三五百万元,哪一个是公平、公开投标出来的?……“这些机会不公正、不公平,对执政党政权的稳固和长期执政,都是隐患。”
中国社科院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认为,目前社会上的“仇富心理”提法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提法,所谓的仇富,只是对这些利用不合理手段、权钱交易的群体的不满,而不是笼统的对富人的不满。
“如果说黄金发展期有可能威胁我们现代化进程,最大的威胁不是我们按现在综合国力支撑不了以后民生的需要,而是我们在矛盾凸显期这个过程中存在的社会正义的缺失有没有可能得到解决。”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長贾康说。
香港嘉华投资公司高管谷文胜认为,从他在世界各地区的走访情况看,中国内地群众存在严重的心态失衡。香港的贫富差距比大陆还要大,公司中高管的年薪都在100万元以上,而公司的大学生起薪有八九千元,普通工人只有四五千元。香港为什么稳定?主要是社会的心态与大陆不一样,一个是当地的社会群众的仇富心理比较少,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保障比较完善。
社会心态失衡必然带来破坏行为
青岛市一位干部说,前些年我们还认为有贫富差距是好事、要解放思想,但是从目前看,差距拉大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已经开始在各个方面都显现了,伴随着贫富悬殊的往往是心理失衡和报复、破坏行为,例如最近几年青岛盗抢等社会治安问题明显增多。
“今年以来,街道里没有房子、居无定所的赤贫者突然多了起来,这些人是街道民政、治安工作现在最头疼的问题。”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张卫新说。
张卫新曾经担任过街道派出所副所长,他自己统计发现,控江街道仅这样的人就有22个,他们有的是因为拆迁,有的是因为生意失败,有的品行不端吸毒、赌博等把房子卖掉,后来进过监狱,出来后就变成了无房的赤贫群体。他们心理失衡,到街道提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耍狠、四处上访。有一个居民得了传染病,恶意地冲到区政府领导办公室去。有一个居民不肯要690元的廉租房补贴,而是要求分一套廉租房。街道里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他就四处上访,最厉害的一天要去上海市委领导居住地上访3次。
王二平教授说,社会心态失衡后,老百姓中间孕育了很大的不满。正如一个鼓鼓的气球,你从哪里扎一针,它就会从哪里爆裂。许多针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非直接利益冲突都可以从民生工作不善,积累民怨中找到根源。
顾骏认为,现实生活中,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关键是群众的心理需要一种“公平感”。也就是说,要让所有的利益方在感觉上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公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把公平正义放在第一位,这是非常正确的。
专家呼吁:从机制着手解决利益分配不公是当务之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但同时,社会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悬殊,民生问题突出,各种矛盾和群体事件近年来频发。
许多社会问题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各种矛盾和群体事件近年来频发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归根结底,还是整个社会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利益分配机制不公平,没有让全体人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建议一:打造整个社会的“公平感”,把“兼顾公平”前移至一次分配中。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郑功成说,近几年来,我国各地区突发事件高发,隐藏在背后的原因,是利益分配格局处于失衡的状态。前年他带领专家组到11个省市发放4000多份调研问卷,80%以上的受访者对社会的公平度认定很低,甚至连党政官员、私营企业家等被公众认为的利益既得群体都觉得社会不公。
郑功成说,社会不公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过去过分追求效率优先的结果。虽然中央政策强调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改革的措施基本都没有考虑到公平。由于缺乏公平,导致利益的调整缺乏合法性,无法得到被调整的一方充分认可,甚至一方的利益被剥夺,进而会表现为诉讼、上访乃至暴力的手段。比如企业改制时工人被推向市场,农民被征地后成为失地农民。
因此,郑功成说,现在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应该考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而邓小平同志早年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共同富裕。但是怎么样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还没有真正搭好政策框架。
首先应在初次分配中打造普遍群众的“公平感”,即要让所有的利益方在感觉上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公平的。南开大学党委常委、教务长朱光磊教授认为,一次分配现在看也不能只讲效率,比如,一些垄断行业和金融业的高管的一次分配也要讲公平,这些高薪者绝大多数是国企负责人,他们本身就占有比普通人更多的社会资源,企业效益与负责人的管理水平和能力是否成正比,也很难说。如果再拿天价年薪,会很让群众失去“公平感”,加剧社会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把公平正义放在第一位,这是非常正确的。
上海市国资委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共43家,企业负责人的年薪约40万元,高的70万元,低的10多万元。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业绩考核处处长何行健说,与银行、电信、石油等央企上百万元乃至数百万元的年薪相比,上海市核定国企负责人的薪酬是在一次分配中考虑到了“兼顾公平”的问题。
專家建议,应在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一次分配中“兼顾公平”,设定央企和地方国企负责人薪酬的最高标准,遏制高收入,减少社会的“不公平感”。
建议二: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淡化GDP考核,把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硬指标”。
不少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的情况下,应该改变传统的政绩观,淡化GDP考核,把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最主要指标。
山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曹可元说,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适当调整投资的幅度,给民生更多的投入,加快社会保障的建设进度,这也是民生为本、执政为民、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需要,把依赖对外贸易拉动经济改变为居民消费来拉动经济。
他认为现在的考核制度设计有问题,一方面强调重视民生投入,另一方面又拼命地追究GDP的高增长率,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高投入、高增长成为主流的声音。大的项目对GDP的拉动见效快,特别是公路、铁路建设以及房地产项目,GDP上去了,财政收入就有了。这样的领导被认为是“有能力的”,能得到快速升迁、重用。而做民生工作,是花财政的钱,为老百姓服务,但老百姓没有话语权,在干部的仕途上说不上话。
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的一位干部说,中央一重视民生投入,地方干部就说我们财政投入多少多少民生工程项目,甚至70%-80%都是民生投入,实际上统计出来的民生投入很有限,地方把修路建桥的投入都算在民生上了。这有些牵强!
郑功成说,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意识还不够强,还是传统的政绩工程观,满脑子都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意识到社会保障的建设不仅能促进民生,还能促进社会消费提高、改良经济结构、改变外贸拉动经济的传统模式。中央应尽快制定出台新的干部考核评价政策,把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最主要指标。
专家认为,考核干部政策应引导政府较大幅度的提高公共投入。我国的经济建设应更多交给市场,而不是让公共投资来主导。政府的公共资源应该更多地投入公共领域,把经济建设的空间更多留给市场。第一是公共政策的调整力度还应进一步加大,在政策上应立足于普惠,逐渐缩小社会各阶层在社会保障水平上的差距;第二是立足长远,应建立在制度、可持续性上,用长久的制度制定来解决问题。
建议三: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提高对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水平,加大社会改革力度。
有识之士认为,公平不是简单的杀富济贫,公平不影响效率,简单地把东部地区财政收入给西部、给富人课以重税其实并不是解决的办法,简单的公平会影响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副作用很大,这是行不通的。
天津格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天津市知名国有地产企业,该企业总经理华志忠多年从事房地产业,他说应该从消费环节加大对富人阶层的税收,以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谐。
房地产的税收方面,他认为可以增加房屋使用权税。目前的关键是既得利益者的群体实在是太庞大了,要推出这个政策阻力太大了,如果没有少部分人的牺牲,就没有整体社会的安定。
华志忠分析,实际上,房屋使用权税是从消费环节的征税,而不是从生产环节加大的重税,征收这个税种可以均贫富、可以有长远的税种。目前地方政府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是土地财政,长远税种非常长,而房屋使用权税可以成为百年税种,把一次性税收变成长远的政府收益。这个收税一方面可以抑制带有投机性质的投资,另一方面可以在继承遗产方面给后代更多的压力。他建议,可以在金融危机过去之后,尽快尝试推广。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以现在中国的财力,完全有条件建立全面的有保障的社会体系,也就是说,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建立一个完全有保障的社会体系是绝对有可能的,真正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例如如果能给全国60岁以上的农民每月50元的生活补贴,全国几百亿的投入并不大;再例如在低保方面,全国2008年用五六百亿解决8000多万人的生活问题,投入不大,但社会效果突出。
贾康说,现在有种普遍的论调,“不能把老百姓的胃口吊高”,政府部门普遍是做了不说,但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政府应该提前把未来计划采取的措施告知老百姓,让老百姓有一个稳定的安全预期,也就是说,好事不仅要做好,而且要早点告知,越透明、越清楚,效果越好。■
编辑:卢劲杉lusiping1@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