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洋女孩的中国“淘金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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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女孩乔琬珊、剑桥女孩艾莉娅的创业项目都来自中国,菲律宾华裔女孩金百利也把未来目标放在了中国。毕业于名校的她们选择了和乡村、贫民窟的穷人做买卖来创业,牦牛、蜂蜜、螺旋藻,这些惯常的事物在她们眼中都是未来财富的代名词,她们看似带有堂吉诃德式的梦想后面,是她们帮扶穷人的热情和冒险的信念。她们相信商业是解决贫困的利器。
  
  艾莉娅:要做中国“蜂王”
  
  27岁,2006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经济学专业。先在非洲从事可持续发展项目的运作,2008年在云南创立香格里拉农场,生产纯天然的蜂蜜。香格里拉农场帮助农民安装蜂箱以及包装、销售蜂蜜,她坚信“商业是处理贫困问题的强大武器”。
  
  创业秘籍:蜂蜜
  她喜欢蜂蜜,或者泡蜂蜜茶,或者把蜂蜜涂在面包上,有时候,她甚至直接用勺子舀着吃。这些蜂蜜要么来自于自己的香格里拉农场,要么来自于新西兰、伊朗等地。
  “每天,我都要喝竞争对手出产的蜂蜜。”艾莉娅(Alia Malik)笑着说。她穿一身蓝色的连衣短裙,干净利落,虽然有长长的卷发,但仍然给人清凉的感觉。“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我都感兴趣。蜂蜜不仅健康,而且美味”。
  
  希望帮助女性致富
  香格里拉农场,是艾莉娅在中国的一个项目,从去年她就开始跟当地的农民合作养蜂。春暖花开的时候,她就会去香格里拉和附近的地方转转,一年要去3次到5次。
  父亲是巴基斯坦人,母亲是美国人,在云南做可持续发展的项目。2006年,艾莉娅从剑桥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毕业后,先是到了非洲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项目,在跟随母亲去过一次云南后,她喜欢上了那里。
  “那是个天然的地方,有山,有水,有花。”艾莉娅觉得,如果在那里生产蜂蜜,品牌就比较容易推广。而在这之前,当地也有人在低海拔的地方养蜂,但并不广泛。
  刚开始向农民们介绍养蜂项目的时候,这里的山民有些犹疑,但不像她之前想象中的那样闭塞。“他们看电视,也知道山外很多人在赚钱。他们也渴望赚钱。”
  随后,艾莉娅的计划得到了回应,政府机构、养蜂专家跟她一起联合,为当地山民介绍养蜂的知识。“我自己对技术的东西不了解,我跟当地大学有了合作,来解决技术问题。”而艾莉娅担当的角色,就是把众多的资源汇集到一起。
  非洲的工作经历,让艾莉娅更有务实的计划。2008年,她在一个村里设立了20个蜂箱。收获季节,看到农民们用自己提供的材料生产出蜂蜜,她异常兴奋。
  来到云南,艾莉娅称自己的创业是“天时地利人和”。当地政府鼓励发展经济,同时不破坏环境,“很需要我们这样的公司,来促成与当地农民的合作”。艾莉娅还特别希望能帮助当地的女性。在她去之前,当地的女人会采蘑菇卖钱,现在做蜂蜜,不仅不用离开家,还可以很快换得现金。
  “有盈利吗?”记者问。“呵呵,现在还没有。”目前看来最好的结果是,2010年能把投资的钱收回,2011年开始赚钱。她没有透露自己到底投入了多少钱。她只希望自己在金钱和时间上的付出能跟收入持平。“当然,我知道这是个过程”。
  
  不会放弃创业
  在一个陌生的国家,跟最底层的农民打交道,做的却是全世界的生意。艾莉娅知道,有些困难她想不到,也把握不了。
  比如蜂蜜的世界价格如果降低了,自己的价格必然要降低。再比如环保问题,西方就曾经出现蜂群因农药而逃散事件,还有风险问题等。
  艾莉娅的农场还处于发展阶段。她希望自己的步子迈得稳健一些。今年,她在两个村庄做蜂蜜试点,每个村庄有100个蜂箱。但当地部门希望,几年内能在100个村庄做蜂蜜。“太激进的计划不是很好。”艾莉娅摇头说。甚至还有一些小问题。比如蜂蜜用玻璃包装还是塑料包装?前一种环保,但易碎,后一种简便,但不够环保。“哪一种更好,我也没有定论”。
  “如果坚持不下去,会不会放弃?”记者问。
  “如果这些事情都发生,那就太悲惨了。但我不会放弃创业这条路。”
  艾莉娅的步骤是,目前最紧要的是要管理好提供蜂蜜的人,要保证自然的、纯粹的蜂蜜。然后,她需要完善分销渠道。“刚开始的时候,先卖给外国人,香格里拉蜂蜜的价格比国内稍高,但比国际价格低,还是有竞争力的。之后再卖给国内的有机食品店”。
  艾莉娅的目标是,到2011年,向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人群销售自己的产品。她还有个大大的梦想,想来自己都觉得很“狂妄”——希望在中国盛产蜂蜜的地区,每户人家都有她的10个蜂箱,向她的农场提供蜂蜜。
  艾莉娅周围的朋友评价她:有创造力,有社会责任感,有决心。记者笑着说,有这么多优点的人,“之后必成大器”。粗通中文的艾莉娅听后,头往后一仰,哈哈大笑。
  
  乔琬珊:哈佛女孩的牦牛帝国
  
  27岁的乔琬珊毕业于哈佛大学。2006年创办Shokay公司,专门利用牦牛纤维生产家用服饰、儿童服装等。她的公司从偏远地区牧民手中直接收购牦牛纤维,并雇用农村的女编织工。她希望Shokay能引领“既具有异域风情又具有社会责任的奢侈风尚”。
  
  创业秘籍:牦牛
  乔琬珊折叠式的名片上写着:Shokay,世界上第一家牦牛生活创意店。乔琬珊在美国出生,7岁回到中国台湾,然后又回到美国念书,最后到中国大陆创业,现任Shokay公司CEO。这是乔琬珊目前的人生足迹。
  乔琬珊现在最苦恼的是,一种没被世界认知的东西,如何被别人认同?很多时候,她耐心地将“牦牛绒”的来历介绍给客户,但对方听完之后,摸着手中温滑的衣服,惊奇地问:这个是从羊身上剪下来的吗?
  虽然牦牛被说成“一身都是宝”,但很少有人认识到牦牛绒的价值,手感粗糙、颜色单一,这是一些人对牦牛绒衣装的印象。在国外,人们对牦牛绒几乎一无所知。
  “80%的牦牛绒出产在中国,带动这个行业的也必须是中国。”乔琬珊说。这句话的另一句潜台词是,在中国领先这个行业的,正是28岁的乔琬珊。
  
  “要做HADE IN CHINA的东西”
  2006年,正在哈佛大学念公共管理与国际发展专业的乔琬珊,用了六周的时间,和同学到云南做考察。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了牦牛。“世界上有1.4亿头牦牛,大部分在中国。”随后,她看到了联合国出版的一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牦牛身上的毛很软,可以与羊毛媲美。”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市场上看不到?调查中,她发现,国内纺织厂家,并不善于产品的拓展,基本是国外市场需要什么,厂家就做什么。“但国外的设计师,不知道中国有牦牛绒这种材料,当然也不会有订单。”
  从小乔琬珊就喜欢尝试。那次考察结束后,她逐步确定了自己的方向:用牦牛绒做衣服、做饰品,创建自己的品牌。“除了理念和品牌,我一无所有。如果卖原料,我们没有优势,我们不是贩卖者。我们也没有自己的工厂,必须跟加工厂合作。”   牦牛的英文是Yak,在英文中,这个单词还有“饶舌,废话”的意思。显然,这个单词做品牌不合适。于是,就有了Shokay。
  有朋友向她建议,既然你要做奢侈品牌,那就要把最后一个制造步骤放在意大利,这样,就可以打上MADE IN ITALY的标志。“但我们就是要做MADE IN CHINA的东西。我们不会违背自己的理想。”
  
  “牵着牦牛走出哈佛”
  现在Shokay的品牌LOGO就是一头牦牛的剪影,牛背上有传统的中国结图案。
  乔琬珊的尝试让朋友和父母感到担心。她的同学毕业后大部分去了银行等领域。“我父母送我去哈佛读书的时候,没想到女儿是牵着一头牦牛走出哈佛大门的。”说起这,她忍不住大笑。
  读本科的时候,乔琬珊学的是金融管理专业,到了哈佛大学后方向是国际发展,这是个跟扶贫有关的专业。“我接触了社会契约的概念,但在中国没有看到这样的商业MODEL。那我们撇开理论,试试看,能否成功?”
  在藏民中间,她会被感动。“即使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也要热情地给客人倒酥油茶。”当然,怀疑也是有的。第一次收购牦牛绒的经历,就类似商鞅变法的“南门立柱”。
  面对几个号称收购牦牛绒的陌生年轻人,当地藏民不知道他们的居心。第一天,没有人出售,第二天,依然没有。几天后,才有一个人试探性地拿了一袋子牛绒过来。看过后,她说:你这些毛太粗糙了,请分梳好了再拿回来。之后,这位藏民又拿着分梳好了的细牛绒过来,双方成交。
  在收购的第一袋牛绒上,乔琬珊郑重写上了“Shokay”这个词。这个过程中,很多藏民始终在看着,然后,收购的生意慢慢做起来了。信任,也一点点在累积。
  那一次,乔琬珊一共收购了1吨多的牛绒。乔琬珊和伙伴们从哈佛拿到的1.5万美元的奖学金,大部分都花在这上面。当把一袋袋的牛绒扔上卡车的时候,乔琬珊心里不断地翻腾:全部家当都在这里了,我们到底能做成什么?
  这是一种冒险。直到现在,冒险也一直存在,比如与纺织厂家合作。“到纺织厂订货时,如果做出来的效果不够好,跟设想的不一样,那我们就得自己把产品消化掉。”她曾经有数次失败,将牛绒跟丝、羊毛混纺,结果都不理想。
  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她终于跟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去年,跟她合作的农民有3000多户,今年,规模计划扩大到1万多户。当地农民不仅为她们提供牛绒,还手工为她们编制饰品。目前,她已经有了100多家门店,产品出口10多个国家,出产纱线、家居、成人饰品、小孩玩具等产品。
  乔琬珊的目标是,今年收购10吨牦牛绒。10吨,看起来不是很多,但需要从10万头牦牛身上采集。
  这也决定了Shokay只能走奢侈品的路线。在她随身带的几件饰品中,一头小牛饰品市场价为220元,而一条围巾市场价为770元。“其实,这个价格也不是极奢侈。”她说。
  乔琬珊的梦想是:以后人们想到牦牛绒,就想到Shokay。在更远的未来,人们一想到来自中国的奢侈品牌,就会想到Shokay。
  思路清晰,落落大方,一身黑白格调的衣服。面对镜头,乔琬珊一直自信地微笑。“当初做这个事情,也没做很好的风险评估。”她笑着说。“不过,如果想太多的风险,也许从来就不会开始。”
  
  金百利:贫民窟的“百万宝贝”
  
  金百利21岁,成长于菲律宾最贫穷的烟山地区,目睹了贫困、营养不良与死亡。2008年成立Alga Ventures公司,开发低成本的螺旋藻糖果和粉末,她的目标是在菲律宾战胜“长期缺乏能量和蛋白质导致的营养缺乏症”。
  
  创业秘籍:螺旋藻
  与乔琬珊、艾莉娅截然不同,21岁的金百利(Kimberley)的梦想不是为穷人赚钱,而是为穷人省钱。
  
  立志为穷人省钱
  她的左手腕上,戴着一块很具男性气息的手表。红色的短上装,黄褐色的裙子,眼神里散发出几分稚气。但说话的时候,没有流露出太多的紧张。
  “我是菲律宾华侨。每次放学回家,都会看到没穿衣服的小孩到处乱跑。我从小就接触过贫穷,营养不良和死亡。”她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努力介绍自己。金百利在菲律宾最好的学校读书,后来又到法国留学。
  “我周围的很多小孩都得了蛋白质缺乏病,以及引起的并发症。我慢慢知道螺旋藻含有很多蛋白质,是同等大豆的大约三倍,而且容易吸收。我就有一个想法,用螺旋藻改变这种营养状况。”她解释自己创业的初衷。
  同时,螺旋藻低廉的价格也让她认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途径。“现在也有很多人制造螺旋藻,都是以药片的形式出现,价格很高,普通人根本消费不起,但恰恰他们是最需要的人。”
  金百利和她的同事将螺旋藻做成了粉末添加剂,成本很低,仅仅是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她甚至希望,能把这种廉价的营养品推向全世界,因为这种病不仅存在于菲律宾。
  对金百利来说,目前最困难的是资金方面的问题。最初,跟她合伙的几个朋友,每个人出了几千美元,买到原料养海藻。但到了转化成食品这个环节,仍然是缺钱。他们的解决方法是,跟当地的食品公司合作,先把产品推向市场。
  目前,金百利的产品还没有开始销售,按照计划,4个月之后,她的产品就会上市。一种是糖果,一种是添加剂。他们拿到的执照,是营养品的执照,而不是药品。她并不怕别的公司来抢占这个市场。“我们是为穷人服务的,用最低的成本来做这个事情。技术可以偷,但理想与商业计划是偷不了的,因为不会有太多人想拿钱来为穷人做事。”
  金百利说,目前她的产品有两种销售模式,一种是间接的销售模式,做成螺旋藻的糖果,卖给政府,用公共计划服务穷人。另一种模式是生产以螺旋藻为主要成分的食品添加剂,这将是他们利润的主要来源。
  在菲律宾,由于传统文化的原因,女孩大部分做了家庭主妇。金百利却比较倔强:“我不愿墨守成规,去做一份平庸的工作。”用海藻制造营养品,是金百利一直努力的方向。上大学的时候,她就开始在自己家的后院里种海藻,为了给海藻更多的养分,她甚至买了很多动物的内脏,把自己的家搞成了一个“实验室”。
  金百利的父母一边感到惊奇,一边默默地支持她。他们是从福建过去的移民,也是创业者,母亲早年生产内衣,现在已经与当地最大的纺织厂有了合作。金百利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姐姐在波士顿经营一家自己的公司。“我们家似乎有创业的血统。”
  早年,金百利一家生活在菲律宾马尼拉的贫民窟。“有很多棚户区,堆积着很多垃圾,远远看去,经常冒烟,那个地方也被称为烟山。”
  金百利看过《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觉得很写实,里面的很多场景,比如棚户区,比如电话中心,都让她想起自己的童年。
  金百利当然也希望成为百万富翁。“经济是衡量的一个硬指标。但更重要的是,我要跟很多庸庸碌碌的人区别开来。比如某天早上出门,你会看到很多捡垃圾的孩子。如果能改变他们的生活,那我就会觉得自己不再平庸。这就是成功。”
  21岁,金百利不太喜欢别人提到她的年龄,“很多人觉得我太年轻,不愿意理我。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年轻人有激情,也很谦虚,会去努力学很多东西。”她说。
  这次卡地亚创业大赛给冠军的创业资金仅有2万美元,但给获奖者提供的顶级专业团队的创业指导,这是金百利与乔琬珊、艾莉娅都梦寐以求的。而她们商业计划的创新性,以及对弱势群体、本土文化的关注,也正是大赛评委所看重的。
  这次是金百利第三次来中国,六年前,她和父母到福建老家看望了祖父母。她讲英语,也会讲闽语,但普通话不好。“两年后,我要把螺旋藻的添加剂卖到中国。”
  这个看似还稚气的女孩,野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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