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周边国家有海上互动，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了。随着造船工艺和航海术的进步，中国至印度、阿拉伯、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到了唐后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陆上的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不仅使唐朝与其他国家的海上贸易日渐繁荣，文化交流也多了起来。开放、包容的大唐王朝汇聚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其礼乐制度、法令文献也受到他国的追捧。尤其是日本，从建筑到服装，从音乐到饮食，各方面都深受大唐文化的影响，唐朝，从此成为日本抹不去的历史记忆。直到清代，日本人还把中国的商船称为“唐船”；管前来贸易的中国商人叫“唐人”。
　　日本学习大唐文化的主要途径是向大唐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及留学僧。据记载，从公元7世纪上半叶到9世纪末的200多年里，日本先后向大唐派出了十几次遣唐使团，人数最多的一次，高达651人。
　　在众多的遣唐使和留学生中，阿倍仲麻吕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他不仅在唐王朝做了很多年的官，还当上了唐王朝的使臣。这样的经历，在整个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19岁的留学生
　　日本文武天皇二年（698年），阿倍仲麻吕出生在奈良，他的父亲是中务大辅阿倍船守。阿倍仲麻吕小时候就很有才学，尤其酷爱汉文学。
　　当时，日本仿照大唐的《永徽律》编写出了《大宝令》，标志着日本已由奴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其官吏、赋税等制度自然也要作出相应的改革。改革就需要学习新知识，于是，大宝元年（78年），也就是在《大宝令》刚刚颁布不久，文武天皇就向中国派出了以粟田真人为持节使的使团。这个使团受到了武则天的礼遇，回国后，他们对武周王朝繁华景象的描述，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慕华之心，其中就包括尚在孩提时代的阿倍仲麻吕。
　　716年，年仅19岁的阿倍仲麻吕终于获得了前往大唐的机会。是年，日本朝廷又派出了一个以多治比县守为押使、阿倍安麻吕为大使、藤原宇合为副使的遣唐使团。当时，日本朝廷还招募了一批留学生和留学僧，让他们跟随这个使团一起前往大唐，阿倍仲麻吕就是被招募来的一名留学生。押使是日本遣唐使团的最高长官，其次是大使，再住下是副使、判官和录事，录事以上皆为官员。而留学生和留学僧的待遇，通常会比判官和录事还高，几乎接近于副使。可见，阿倍仲麻吕年纪虽轻，其才华却已受到了日本朝廷的重视。他的同学中还有后来对日本政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玄防（日本名僧）和吉备真备（日本学者、政治家，后官拜右相国）。
　　717年3月，包括阿倍仲麻吕在内的共有557人的庞大使团分乘4艘大船从难波（今大阪附近）出发了。当时，出使唐朝还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因为如果遇到大的风浪，很多船都会葬身大海，或是漂到某处，十有八九会被当地土人所害。所以出发前，阿倍仲麻吕等人都要向神祗祈祷，希望可以平安到达大唐。
　　航行几个月后，使团从扬州登陆，之后到达长安。此时，正值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初年，盛唐的景象深深震撼了阿倍仲麻吕——百姓安居乐业，经济繁荣昌盛，都城长安随处可见通过丝绸之路而来的各国商品，以及充满异域风情的各种店铺。唐玄宗也很重视这个使团，不但设宴款待了他们，还批准他们可以参拜孔夫子庙、寺院、道观等。多治比县守等人想请儒士传授经学，唐玄宗就命国子监“四门助教”赵玄默去教他们。
　　待朝觐、领赏和贸易完货物之后，多治比县守就率使团返回日本了。而这期间，在视觉、思想上备受冲击的年轻留学生阿倍仲麻吕等人，则决定留在唐朝，学习唐朝的文化。
　　代表唐朝接待日本使团
　　在唐朝，外国留学生和本国学生一样，也要学习《诗经》、《书经》、《易经》、《礼记》等，结业后，要通过科举才能取得做官的资格。因此，阿倍仲麻吕很快就被安排到当时的“国立大学”——国子监太学学习。
　　阿倍仲麻吕学习非常用功，结业后还参加了科举考试，获得了进士及第的功名，被授予左春坊司经局校书的官职，负责校订经史子集等书籍。这恰好符合他爱读书的习惯，他在这里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华，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好友、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人物储光羲曾写诗《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赞美他的求知欲。诗中写道：“伯鸾游太学，中夜一相望”，意思说的就是阿倍仲麻吕像东汉的梁鸿一样，在太学学习，经常读书到深夜。
　　731年，由于表现出色，阿倍仲麻吕深得唐玄宗的赏识，晋升他为门下省左补阙，管理皇帝出行的随行人员和车马等。这个官职虽然品级不高，但却可与唐玄宗经常接触。也正是在此时，唐玄宗赐他姓名为“朝衡”（古代因“朝”“晁”读音相同，故又称为“晁衡”），他本人又仿照唐朝的习惯，把自己的原名改为阿倍仲满，“仲满”就是他的字。阿倍仲麻吕仕途顺遂，一路高升至从三品秘书监兼卫尉卿。秘书监掌管国家图书，卫尉卿则掌管国家的文物。
　　有学者认为，阿倍仲麻吕在唐朝待了几十年，按照很多留学生与唐女结婚的规矩，他应该也在唐朝结婚生子了，可是史书并未记载这些情况。在中国居住17年后，阿倍仲麻吕思乡之情渐浓。他向唐玄宗申请回国却未被批准，因此他还作了一首诗：“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无奈之情跃然纸上。
　　752年，日本又派遣了以藤原清河为大使、吉备真备为副使的遣唐使团来唐，唐玄宗让阿倍仲麻吕负责接待。大唐接待官与日本留学生的双重身份，让阿倍仲麻吕对这个工作十分重视，他耐心指导日本使团的礼仪举止，教他们大唐的规矩。753年正月初一，唐玄宗趁着过年喜庆，在蓬莱宫的含元殿接见了日本使团，并对日本使臣的礼仪给予了高度评价，殊不知，这正是阿倍仲麻吕悉心教导的结果。此后，阿倍仲麻吕还作为向导，陪同日本使臣参观了收藏儒释道经典的三教殿以及长安的著名寺院。
　　在与日本使节接触的过程中，阿倍仲麻吕越发想回归故里，于是又一次向唐玄宗提出了返回日本的要求。唐玄宗念他思乡心切，准许他回国，并授予他唐朝聘贺使的身份。这又是一个双重身份——既是日本的留学生，又是唐朝的使臣，这充分说明，阿倍仲麻吕深得唐玄宗信任。 　　在日本使团回国时，唐玄宗意气风发，特写诗一首，名为《送日本使》：“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此时的阿倍仲麻吕已经56岁了，回国之际得到天子的祝福，他老泪纵横，也作诗以表感恩，诗中云：“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表达了他眷恋大唐和依依惜别的心情。
　　753年6月，阿倍仲麻吕等人离开长安，于10月15日到达扬州，和当时正准备再次东渡的鉴真和尚会面。这时，已经66岁的鉴真正准第六次东渡日本，前5次均以失败告终。此时的鉴真大师已双目失明，但仍毅然接受了日本使臣的邀请，决定随他们再次东渡。11月，阿倍仲麻吕与鉴真一行人分乘4艘大船起航返回日本。渡海前，阿倍仲麻吕还作了一首和歌（日本诗歌），表达了自己归心似箭的心情，他在歌中写道：“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但是造化弄人，东渡途中，阿倍仲麻吕和大使藤原清河的船遭遇了风暴，被吹到了骥（音同欢）州（现越南义安省荣市）海岸。一行人又惨遭当地土人攻击，仅活下来十几个人。幸运的是，阿倍仲麻吕和藤原清河都活了下来。他们东躲西藏，历尽辛苦，终于又于755年6月回到了长安。而与他们一同出发的鉴真，则渡海成功，为日本带去了大量佛像、佛画和典籍，并在奈良创建了招提寺，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或许是心有余悸，或许是众多好友挽留，阿倍仲麻吕回到大唐后，就再未提出回日本。此后，他还出任过正三品的左散骑常侍及镇南都护，766年又任安南节度使，最后官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
　　770年，73岁的阿倍仲麻吕卒于长安。唐代宗特追封他为从二品的潞州大都督；在他去世大约10年后，日本发布诏书表彰他的功绩，并给予其亲属赏赐；60多年后，日本仁明天皇又赠予他正二位官衔，表彰他对两国交流所做的贡献。
　　好友都是大人物
　　阿倍仲麻吕除了智商超群，情商也不一般。在唐朝53年间，他与李白、王维等大诗人都是很好的朋友，时常一起饮酒作对。
　　在阿倍仲麻吕要回国的时候，王维还特意写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送别好友。诗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一句，更是表现了王维对他的不舍之情，感叹好友回国后无法与自己互通音讯，颇为惆怅。他还像我们现代人离别时为友人祈祷“一路顺风”一样，祈祷阿倍仲麻吕“归帆但信风”。
　　当阿倍仲麻吕在海上遇难的消息传来，大诗人李白也抑制不住悲痛，写下了著名诗篇《哭晁卿衡》，诗云：“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可见，两人的交情非比寻常。
　　除了阿倍仲麻吕，还有许多遣唐留学生也成就非凡。比如当年与阿倍仲麻吕一同来唐留学的吉备真备和玄肪在唐朝学成归国后，都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吉备真备在唐朝学习17年后回到日本，带回了大量的书籍，并引入汉字的偏旁部首，对创制日文片假名起到了重要作用；玄肪在唐朝留学20年，唐玄宗赐他紫袈裟、准三品职，回到日本后，他与吉备真备一起受到重用，活跃于日本政坛。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郭沫若作词《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词中写道：“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想，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
　　一代必有一代俊彦，一代俊彦必产生一代文化。大唐盛世，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风起云涌的东海上，以阿倍仲麻吕为代表的遣唐留学生们乘风破浪，跨海而来，最后或“埋骨大唐”，或造福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张宁据《环球》吕文利/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