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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中短篇，其实就能知道小说家的一切秘密。
《遍地青菜》这部20万字的中短篇集，收录了杨静龙2005年到2010年的12个小说。其中起头的三个《苍耳》《田塍》《声音》与排在第九位的《江南丝竹》又有重叠的关系，作者自己在《江南丝竹》的末尾交代了一段：“这是一组相互关联的小说，遵从《当代》编辑的意见，改写成三个独立的短篇，分别为《苍耳》《田塍》《声音》，发表在三家杂志上，似乎失去了原作的完整性和蕴含的内在思想。我还是喜欢组合而成的《江南丝竹》，特意收入书中。”所以，这集子里收的可以看作是9个小说，或者11个小说，这种选择性挺有意思，似乎也像是一种小说的方式，告诉读者，这个集子有两种读法，不要觉得起头的三个和第九个是一回事，他们重复又不重复。
一般不会这样收录，至少换我就不会。但杨静龙这样做了，有意无意地玩味着小说以及小说集的编选之间的意义空间，让本来无缝的文本搞出一些人为的缝隙，然后若有其事、郑重其事，有点“功夫在诗外”的感觉。当然，往实在处说，证明杨静龙是个貌似妥协其实较真的人，他对自己的小说作品有一份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觉得有必要保留其原来的存在方式及其构思（即他说的“原作的完整性和蕴含的内在思想”）；此外，可能一般人不会这样去想，我却想到这是各种古籍整理中常用的办法，流传下来有几个本子，就采取并置、对照的形式立此存照，以示学术的严谨和因文本之调整而显现的意义上的细微差异。当然，古籍还会附以点校、笺注、集评、集校、集注等——我的意思是，杨静龙应该是有一种古籍阅读或者版本学的经验支持他这样去编选收录自己的作品，在这种阅读经验中，这么收不过是个通例，是个习惯。至于该阅读经验或者类似的书斋气的做法对杨静龙的创作还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卖个关子，后面说。
从小说集看，人到中年的杨静龙显出同代作家们的共性。首先是题材，《苍耳》《田塍》《声音》（《江南丝竹》）《遍地蛤蟆》《云那边》《浮子岛》写的都是当代农村；《方丈的日子》是个比较长的中篇，官场小说，写的是县里的人物、故事；《遍地花开》《遍地青菜》往省城里走了，写的仍是农民工、保姆们的生活。以上这些都是当代题材，也都是农村和“后农村”的题材。这样，就占了集子的八成半。中国成熟的、成名的作家们，如莫言、贾平凹、陈忠实、苏童、余华、刘震云等，主要熟悉和书写的大多是百年中国农村和小镇的生活、人物、故事、精神，尤其是跟自己亲身经历相关的建国后农村和小镇。换言之，带有乡土气和小镇市民气的叙事实际上在当代文学中形成了自身完整严密的系统和传统，形成了有一定内在代际性和差异化的中国视角。所以，可以认为，农业时代和向工业时代缓慢过渡的文学场景，在当代小说中“笼盖四野”，但也因历史阶段的不同、文化汲取的不同，呈现出内部的丰富。
杨静龙的农村叙事在共性中就显出了自己的个性，但他的个性又被另一些共性包括其中。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一方面，杨静龙的这些中短篇依然把题材选择放在了他熟悉的生活场景中，写农村、写县城，这与此前的当代作家和当代小说的主流是一致的；而另一方面，他从学习模仿到创造塑造，企图找到自己笔下的“新人”。《苍耳》的荷花不是，《云那边》的高兴、小翠还不是，但《遍地花开》的莫温和许晴就有些是了，《遍地青菜》的许小晴则一定是。——许小晴是杨静龙想要塑造的“后农村”时代的“新人”，换句话说，进了城以打工者身份在城里人家做保姆的许小晴想在城里的住宅小区的绿化带里种上16棵青菜，还逐渐被城里人接纳和支持了，这是杨静龙对于“后农村”时代农民（工）的城市境遇的“白日梦”。这也成全了他此类小说和笔下人物的人无我有。
也许，正因为这种关于“新人”特质的书写，以及小说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主流价值观念，《遍地青菜》曾杀出重围，奋斗到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决战之中，成为鲁奖入围提名的作品。“许小晴却把它们（住宅小区里几棵小小青菜）视作了家乡的菜地，视作家乡的亲人，她再也不能失去它们了！”“不久之后阳光花园因为小区中心那块宽阔菜地，和绿化带上随处可见的各种瓜蔬果菜，而名声四扬。”“每当夕阳西下华灯初上，三三两两的父母就会带着他们的孩子，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沿着小区的行人道走走停停，缓缓而行。他们给孩子们指点着：这是番茄。这是黄瓜。这是花辣椒……”许小晴以一己的美好愿望克服挫折，打动了城里人，她因此成就了城市与乡村的“完美”结合，成为感动C城的十大新闻人物，多少有点从卑微迈入崇高的意味——但这个小说的理想主义和完美结局是有小说艺术和人性认识上的不足的。
杨静龙并不是没有考虑这其中的问题。“她一家三代菜农，种菜卖菜是他们生命的全部，连他们身上所流的汗水都带着青菜的气味。可是现在，家乡的土地连同整个村庄一起，都被开发征用了。全村的人都将成为没有土地的农民。”这就是呈现在许小晴们背后的巨大的时代背景。所以，进城做保姆的许小晴血管中还流淌着土地的记忆，她见不得绿化带的土地闲着，她要种点菜来寄托一个农人的生活节律和安身立命，换句话说，她是“失土”的第一代，她还有浓浓的“乡愁”。只是杨静龙把这种基因的纠结转换成了城乡对于小区种菜别是一道风景的和谐收官，这多少是一种臆想，是违背现实依据的理想化塑造，以至于让严肃小说变得有些童话结局般的甜俗，放下了对这种“失土”关系和“乡愁”真实处境的深刻追究，使小说“新人”矛盾、丰富的人性空间缩小了。
与此相比，《遍地花开》却另表一枝以至于一枝独秀了。真实，吻合现实逻辑，更重要的是吻合小说内逻辑即人物性格发展可能性的环环相扣与种种细节，在《遍地花开》的打工者莫温、许晴夫妇身上显现得充分、自然。建筑工地工友们的“骚话”、骚行和莫温想念老婆的专一克制像两个声部那样从头开始，一次误会引发的老婆许晴的不信任和她的到来，成为情节的突变和故事的高潮，演绎着小说可以施加的巧合力；如何缓解矛盾、突破矛盾成了对于作家的考验，最后小说用老婆明白真相后的痛哭一场和她决定“我们……也要做城里人”结束文本，意犹未尽地延伸“后农村”时代难以遏制的城市迁徙冲动（对农民来说是美好愿景），造就了小说言有不尽的深长意味。这种故事暂停而社会问题和情感问题依旧溢出纸幅的处理是比较靠谱的文学立场和文学气象。 总的来讲，在杨静龙目前中短篇小说中占了大头的农村题材作品，其小说艺术、小说语言的继承大致来源于几个方面，一是新时期的“先锋小说”，二是先锋小说群体向本土文化走的“寻根文学”，还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是现代文学——因为杨静龙的文字中呈现着不少鲁迅、周作人时代的用词、白描和抒情。在《苍耳》《田塍》《声音》这样的短篇中，先锋小说和寻根小说的影响力比较明显，语言比较有弹性，文学感觉比较精到，而像荷花在男人去城里打工后的漫长时间里，终究熬不住身体的寂寞，与村里因为没能力出去打工的唯一弱男子本能性地做成好事，这种强调本能、略有些没来由的性事在过去先锋和寻根的作品里就是常态，所以，这类小说仍然是新时期先锋和寻根小说的发展。当然，杨静龙其实在短小紧张的篇幅里安静且像闲笔一样铺垫了今天农村生活景象的“进城潮”和空村化，表明了他思考的新背景。在这些文学继承之外，杨静龙还有一支比较独特的文脉孳乳——古典话本、拟话本小说，这一点，构成了杨静龙比较独特的文学风貌，是一种重要的作品辨识度。
我一直没有提集子里剩下的两个小说：《三月不来四月来》和《玉水川上》。在我看来，这两个小说才是杨静龙的拿手好戏，是值得我们格外重视的“南方文本”。也是这两个小说，集中体现了杨静龙小说与古典话本小说或者说古典短篇小说内在的联系，即一种传统文脉和“南方文本”的当代造化、当代表达。
这两个小说都被编作“杨柳堡纪事”系列，《三月不来四月来》是之一，《玉水川上》是之二。写的时段都是民国，这就从历史空间上将他们与杨静龙的当代题材区别开来了。《三月不来四月来》是一个有关复仇的故事，杨竹根28岁那年，玉水河流域闹春荒，家人的苦境逼着杨竹根打算做一回劫匪，不料却误伤了一对情侣，男的被砍掉一条手臂，俏女人被杨竹根带回当菩萨样供起来，想等她回心转意作成夫妻，其时，女的已经怀孕。18年后，一场复仇如何来临？人们如何面对自己历史中的罪愆？杨静龙写得甚是从容，显现了他驾驭民间传奇、恩怨故事的能力。所有的恩怨的主体都在历史和自我之间游走，恩怨的终结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特定历史的终结，小说如是观。
《玉水川上》进一步突破了“小时代”的格局而进入了“大历史”的语境。抗日战争期间在江南水乡的玉水川上，象征中国式文明和江南文脉的“书船”随时代到了遗绪，还在水上行走的代表人物则是写了《拍案惊奇》的凌濛初的后人凌七公与他的女婿书米童（书里虫），但背后构成同样的东亚文脉和文化尊敬感的却是日本乡村小学校长应征入伍担任军官的教师浅野青叶和他的人生导师、月光寺的住持岛崎。小说用《拍案惊奇》因残缺不全而期待重修稀世的蓝本子（版本）一事为线索，以两国文化人的携手和理解最终架起人性可以超越一时一国界限的殊胜因缘，牵连出文化生命和现实政治的冲突、中日和平与军国主义的冲突、《拍案惊奇》的哲学与历史遭际的互文。深沉、丰富、博大、斯文，一切又蕴藉在素朴美好的语言、舒缓沉着的叙事之中，颇见功力。
可以说，是东方哲学在《玉水川上》显现了人类文明的光芒，使得中国传统智慧、觉悟、人生态度在小说艺术中有了融合、化合的可能。儒家的中正浩然，道家的潇洒冲淡，佛家的通透慈悲，在这个小说的几位主人公——凌七公、岛崎住持、浅野青叶、书里虫——身上，都有出色的体现，使小说附有了高贵的修养和高尚的品格，艰难但勇毅地穿透了现实战争丑恶的硬壳，磨砺出一份当下小说难得的玉石之美。“人世真谛，早在千年之前，已被大哲人庄子参透。庄子撰《阳则》，云：‘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遇角地而战……”“在某一个时刻，浅野青叶觉得坐在自己眼前那两个人的形象开始模糊起来”——凌七公和岛崎长老，凌七公和他正在成长中女婿书里虫，岛崎长老和正在中日战争中挣扎的浅野青叶，其实都是可以模糊、置换的，因为他们都信仰儒释道的内在精神，都渴望和平。
从《三月不来四月来》，尤其是《玉水川上》，可以知道更多杨静龙的观念世界与文化信仰。我愿意把杨静龙小说整体呈现的故事性和抒情性的结合主要看作是古典传奇和道家哲学的杂交。他很容易将小说叙事回归传奇式的巧合和圆满，而非西方悲剧式的心理冲突和性格分析；他也擅长用秀雅的语言美化文本，并用老庄哲学的世界观、人生观看待和弥合世界的分崩离析。所以，从很大程度上讲，杨静龙是一个比较地道的中国人格的作家，他的生命基因沉浸在地理和风格意义上的“南方文本”和“东方哲学”的坐标系上，由此切入历史和现实、人物和情怀。
“在月光寺的坟场里，一座座新坟就像夏天的白色木槿花，接二连三地盛开起来”，一种南方（中国）和东方（世界）的美学可以在人类灵魂的故事中做出什么样的无边道场，这真是值得杨静龙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和方向。在我看来，这才是杨氏“菜系”最大的亮点和未来。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
《遍地青菜》这部20万字的中短篇集，收录了杨静龙2005年到2010年的12个小说。其中起头的三个《苍耳》《田塍》《声音》与排在第九位的《江南丝竹》又有重叠的关系，作者自己在《江南丝竹》的末尾交代了一段：“这是一组相互关联的小说，遵从《当代》编辑的意见，改写成三个独立的短篇，分别为《苍耳》《田塍》《声音》，发表在三家杂志上，似乎失去了原作的完整性和蕴含的内在思想。我还是喜欢组合而成的《江南丝竹》，特意收入书中。”所以，这集子里收的可以看作是9个小说，或者11个小说，这种选择性挺有意思，似乎也像是一种小说的方式，告诉读者，这个集子有两种读法，不要觉得起头的三个和第九个是一回事，他们重复又不重复。
一般不会这样收录，至少换我就不会。但杨静龙这样做了，有意无意地玩味着小说以及小说集的编选之间的意义空间，让本来无缝的文本搞出一些人为的缝隙，然后若有其事、郑重其事，有点“功夫在诗外”的感觉。当然，往实在处说，证明杨静龙是个貌似妥协其实较真的人，他对自己的小说作品有一份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觉得有必要保留其原来的存在方式及其构思（即他说的“原作的完整性和蕴含的内在思想”）；此外，可能一般人不会这样去想，我却想到这是各种古籍整理中常用的办法，流传下来有几个本子，就采取并置、对照的形式立此存照，以示学术的严谨和因文本之调整而显现的意义上的细微差异。当然，古籍还会附以点校、笺注、集评、集校、集注等——我的意思是，杨静龙应该是有一种古籍阅读或者版本学的经验支持他这样去编选收录自己的作品，在这种阅读经验中，这么收不过是个通例，是个习惯。至于该阅读经验或者类似的书斋气的做法对杨静龙的创作还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卖个关子，后面说。
从小说集看，人到中年的杨静龙显出同代作家们的共性。首先是题材，《苍耳》《田塍》《声音》（《江南丝竹》）《遍地蛤蟆》《云那边》《浮子岛》写的都是当代农村；《方丈的日子》是个比较长的中篇，官场小说，写的是县里的人物、故事；《遍地花开》《遍地青菜》往省城里走了，写的仍是农民工、保姆们的生活。以上这些都是当代题材，也都是农村和“后农村”的题材。这样，就占了集子的八成半。中国成熟的、成名的作家们，如莫言、贾平凹、陈忠实、苏童、余华、刘震云等，主要熟悉和书写的大多是百年中国农村和小镇的生活、人物、故事、精神，尤其是跟自己亲身经历相关的建国后农村和小镇。换言之，带有乡土气和小镇市民气的叙事实际上在当代文学中形成了自身完整严密的系统和传统，形成了有一定内在代际性和差异化的中国视角。所以，可以认为，农业时代和向工业时代缓慢过渡的文学场景，在当代小说中“笼盖四野”，但也因历史阶段的不同、文化汲取的不同，呈现出内部的丰富。
杨静龙的农村叙事在共性中就显出了自己的个性，但他的个性又被另一些共性包括其中。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一方面，杨静龙的这些中短篇依然把题材选择放在了他熟悉的生活场景中，写农村、写县城，这与此前的当代作家和当代小说的主流是一致的；而另一方面，他从学习模仿到创造塑造，企图找到自己笔下的“新人”。《苍耳》的荷花不是，《云那边》的高兴、小翠还不是，但《遍地花开》的莫温和许晴就有些是了，《遍地青菜》的许小晴则一定是。——许小晴是杨静龙想要塑造的“后农村”时代的“新人”，换句话说，进了城以打工者身份在城里人家做保姆的许小晴想在城里的住宅小区的绿化带里种上16棵青菜，还逐渐被城里人接纳和支持了，这是杨静龙对于“后农村”时代农民（工）的城市境遇的“白日梦”。这也成全了他此类小说和笔下人物的人无我有。
也许，正因为这种关于“新人”特质的书写，以及小说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主流价值观念，《遍地青菜》曾杀出重围，奋斗到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决战之中，成为鲁奖入围提名的作品。“许小晴却把它们（住宅小区里几棵小小青菜）视作了家乡的菜地，视作家乡的亲人，她再也不能失去它们了！”“不久之后阳光花园因为小区中心那块宽阔菜地，和绿化带上随处可见的各种瓜蔬果菜，而名声四扬。”“每当夕阳西下华灯初上，三三两两的父母就会带着他们的孩子，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沿着小区的行人道走走停停，缓缓而行。他们给孩子们指点着：这是番茄。这是黄瓜。这是花辣椒……”许小晴以一己的美好愿望克服挫折，打动了城里人，她因此成就了城市与乡村的“完美”结合，成为感动C城的十大新闻人物，多少有点从卑微迈入崇高的意味——但这个小说的理想主义和完美结局是有小说艺术和人性认识上的不足的。
杨静龙并不是没有考虑这其中的问题。“她一家三代菜农，种菜卖菜是他们生命的全部，连他们身上所流的汗水都带着青菜的气味。可是现在，家乡的土地连同整个村庄一起，都被开发征用了。全村的人都将成为没有土地的农民。”这就是呈现在许小晴们背后的巨大的时代背景。所以，进城做保姆的许小晴血管中还流淌着土地的记忆，她见不得绿化带的土地闲着，她要种点菜来寄托一个农人的生活节律和安身立命，换句话说，她是“失土”的第一代，她还有浓浓的“乡愁”。只是杨静龙把这种基因的纠结转换成了城乡对于小区种菜别是一道风景的和谐收官，这多少是一种臆想，是违背现实依据的理想化塑造，以至于让严肃小说变得有些童话结局般的甜俗，放下了对这种“失土”关系和“乡愁”真实处境的深刻追究，使小说“新人”矛盾、丰富的人性空间缩小了。
与此相比，《遍地花开》却另表一枝以至于一枝独秀了。真实，吻合现实逻辑，更重要的是吻合小说内逻辑即人物性格发展可能性的环环相扣与种种细节，在《遍地花开》的打工者莫温、许晴夫妇身上显现得充分、自然。建筑工地工友们的“骚话”、骚行和莫温想念老婆的专一克制像两个声部那样从头开始，一次误会引发的老婆许晴的不信任和她的到来，成为情节的突变和故事的高潮，演绎着小说可以施加的巧合力；如何缓解矛盾、突破矛盾成了对于作家的考验，最后小说用老婆明白真相后的痛哭一场和她决定“我们……也要做城里人”结束文本，意犹未尽地延伸“后农村”时代难以遏制的城市迁徙冲动（对农民来说是美好愿景），造就了小说言有不尽的深长意味。这种故事暂停而社会问题和情感问题依旧溢出纸幅的处理是比较靠谱的文学立场和文学气象。 总的来讲，在杨静龙目前中短篇小说中占了大头的农村题材作品，其小说艺术、小说语言的继承大致来源于几个方面，一是新时期的“先锋小说”，二是先锋小说群体向本土文化走的“寻根文学”，还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是现代文学——因为杨静龙的文字中呈现着不少鲁迅、周作人时代的用词、白描和抒情。在《苍耳》《田塍》《声音》这样的短篇中，先锋小说和寻根小说的影响力比较明显，语言比较有弹性，文学感觉比较精到，而像荷花在男人去城里打工后的漫长时间里，终究熬不住身体的寂寞，与村里因为没能力出去打工的唯一弱男子本能性地做成好事，这种强调本能、略有些没来由的性事在过去先锋和寻根的作品里就是常态，所以，这类小说仍然是新时期先锋和寻根小说的发展。当然，杨静龙其实在短小紧张的篇幅里安静且像闲笔一样铺垫了今天农村生活景象的“进城潮”和空村化，表明了他思考的新背景。在这些文学继承之外，杨静龙还有一支比较独特的文脉孳乳——古典话本、拟话本小说，这一点，构成了杨静龙比较独特的文学风貌，是一种重要的作品辨识度。
我一直没有提集子里剩下的两个小说：《三月不来四月来》和《玉水川上》。在我看来，这两个小说才是杨静龙的拿手好戏，是值得我们格外重视的“南方文本”。也是这两个小说，集中体现了杨静龙小说与古典话本小说或者说古典短篇小说内在的联系，即一种传统文脉和“南方文本”的当代造化、当代表达。
这两个小说都被编作“杨柳堡纪事”系列，《三月不来四月来》是之一，《玉水川上》是之二。写的时段都是民国，这就从历史空间上将他们与杨静龙的当代题材区别开来了。《三月不来四月来》是一个有关复仇的故事，杨竹根28岁那年，玉水河流域闹春荒，家人的苦境逼着杨竹根打算做一回劫匪，不料却误伤了一对情侣，男的被砍掉一条手臂，俏女人被杨竹根带回当菩萨样供起来，想等她回心转意作成夫妻，其时，女的已经怀孕。18年后，一场复仇如何来临？人们如何面对自己历史中的罪愆？杨静龙写得甚是从容，显现了他驾驭民间传奇、恩怨故事的能力。所有的恩怨的主体都在历史和自我之间游走，恩怨的终结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特定历史的终结，小说如是观。
《玉水川上》进一步突破了“小时代”的格局而进入了“大历史”的语境。抗日战争期间在江南水乡的玉水川上，象征中国式文明和江南文脉的“书船”随时代到了遗绪，还在水上行走的代表人物则是写了《拍案惊奇》的凌濛初的后人凌七公与他的女婿书米童（书里虫），但背后构成同样的东亚文脉和文化尊敬感的却是日本乡村小学校长应征入伍担任军官的教师浅野青叶和他的人生导师、月光寺的住持岛崎。小说用《拍案惊奇》因残缺不全而期待重修稀世的蓝本子（版本）一事为线索，以两国文化人的携手和理解最终架起人性可以超越一时一国界限的殊胜因缘，牵连出文化生命和现实政治的冲突、中日和平与军国主义的冲突、《拍案惊奇》的哲学与历史遭际的互文。深沉、丰富、博大、斯文，一切又蕴藉在素朴美好的语言、舒缓沉着的叙事之中，颇见功力。
可以说，是东方哲学在《玉水川上》显现了人类文明的光芒，使得中国传统智慧、觉悟、人生态度在小说艺术中有了融合、化合的可能。儒家的中正浩然，道家的潇洒冲淡，佛家的通透慈悲，在这个小说的几位主人公——凌七公、岛崎住持、浅野青叶、书里虫——身上，都有出色的体现，使小说附有了高贵的修养和高尚的品格，艰难但勇毅地穿透了现实战争丑恶的硬壳，磨砺出一份当下小说难得的玉石之美。“人世真谛，早在千年之前，已被大哲人庄子参透。庄子撰《阳则》，云：‘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遇角地而战……”“在某一个时刻，浅野青叶觉得坐在自己眼前那两个人的形象开始模糊起来”——凌七公和岛崎长老，凌七公和他正在成长中女婿书里虫，岛崎长老和正在中日战争中挣扎的浅野青叶，其实都是可以模糊、置换的，因为他们都信仰儒释道的内在精神，都渴望和平。
从《三月不来四月来》，尤其是《玉水川上》，可以知道更多杨静龙的观念世界与文化信仰。我愿意把杨静龙小说整体呈现的故事性和抒情性的结合主要看作是古典传奇和道家哲学的杂交。他很容易将小说叙事回归传奇式的巧合和圆满，而非西方悲剧式的心理冲突和性格分析；他也擅长用秀雅的语言美化文本，并用老庄哲学的世界观、人生观看待和弥合世界的分崩离析。所以，从很大程度上讲，杨静龙是一个比较地道的中国人格的作家，他的生命基因沉浸在地理和风格意义上的“南方文本”和“东方哲学”的坐标系上，由此切入历史和现实、人物和情怀。
“在月光寺的坟场里，一座座新坟就像夏天的白色木槿花，接二连三地盛开起来”，一种南方（中国）和东方（世界）的美学可以在人类灵魂的故事中做出什么样的无边道场，这真是值得杨静龙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和方向。在我看来，这才是杨氏“菜系”最大的亮点和未来。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