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值得世人称道的地方很多，执政党和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始终做到有心、有度、有序、有效，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有“心”
　　公共政策直接关联人民群众福祉。只有满怀深情，才能真正想民所想。新加坡在每一项公共政策制定时都十分慎重，讲究细节、注重衔接、防堵漏洞，确保切实可行。如新加坡规划建设居民区绝不会单纯只有居民楼，必会配套规划商业中心、文教机构和轻工业场所，以便于就近购物、就业、求学、休闲、娱乐，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出行。我们在制定政策时，也要努力做到“三心”。一是“真心”。要立足党和国家全局，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尊重人民群众的感受，防止机关本位与敷衍应付，切实把每一项民心工程做到让人民群众满意。二是“用心”。要全面掌握相关情况，认真钻研工作规律，体会和把准基层群众的喜好需求，把政策的积极面想清，把可能的消极面想全，把各种实施细则和应对预案想妥，努力做到谋细谋准。三是“尽心”。制定政策务必严谨，要全力确保政策的可行性、操作性，力争好事办好、不留遗憾。
　　有“度”
　　公共政策是运用公权配给公用资源的载体，理应力求最小的成本实现最佳的效果。新加坡差不多所有的重要公共政策都体现了极强的前瞻性、可靠的持续性、广泛的群众性，这也使得新加坡的建设过程阻力很小、性价比很高。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寸土寸金，必然会有开发强度很高的地区，比如新加坡河沿线、滨海湾金融中心、乌节路商业圈等，人声之鼎沸、摩天大楼之密集绝不亚于国内大城市的中心地带，但难能可贵的是，新加坡规划了大量不开发、缓开发的地带，全国的土地开发面积据说不到40%，每一个市镇中心，都预留了空地，为城市未来发展留足空间和余地。我们在制定政策时，也要自觉追求“三度”。一是“高度”。没有高度，建不成精品也不可能服众；没有远见，今天的成绩很可能变成明天的包袱。二是“适度”。如今的中国，开发不难，难在控制开发；增长容易，不易在持续高质增长。要把握好度，自觉追求恰到好处的境界，做到不滥用积累，不透支未来。特别是不能一味求快，慢工才能出细活；不刻意求全，否则容易假大空；不一味求新，否则难免许多工程和项目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三是“满意度”。要广泛听取基层群众对党委政府决策的意见，把评判权交给老百姓，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工作的满意度。
　　有“序”
　　公共政策追求有序，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也要有序。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新加坡执政党和政府制定决策时的程序意识。新加坡从1967年提出建设大运量快速交通的设想到1982年拍板决定建设轨道交通系统，整整用了15年的时间，他们一直跟踪发展变化的形势，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大运量快速交通”进行了充分论证甚至电视辩论，真正把大大小小的可能都琢磨透了，把方方面面的共识都凝聚齐了。我们在制定政策时，也要主动把握“三序”。一是重“次序”。分层分类既是尊重规律的要求，也是一种科学的方式方法。做人和决策都要善于把握轻重缓急，多雪中送炭、少锦上添花。二是按“程序”。程序凝炼了先前的经验和组织的意图；程序化是科学化的一个特征，也是法制化的一个表现。既要保持创新的激情，更要主动强化规范意识，自觉按规律办事，依程序办事。三是讲“秩序”。要牢固树立秩序和自律意识，从己做起，做秩序的维护者、捍卫者。
　　有“效”
　　公共政策如果不解决问题，见不到积极成效，推出的动静越大，描绘的蓝图越美，对政策制定者的威信损害和杀伤也越大。新加坡是一個把务实原则、实用主义和顺势而为、因时而变发挥到极致的国家，在这里几乎找不到无谓的内耗和额外的损耗，每一项举措都有明确的实用指向，每一个步骤都环环相扣、滴水不漏。新加坡的财政状况一直很好，但他们从不会滥用财政资金建设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乱开民生支票寻求叫好满足虚荣，有效地避免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效果不彰或得不偿失、“钱打水漂”的可能。他们的每一项政策及其实施细则都十分周全，对几乎所有可能的漏洞都有对策，使有心者无空可钻、有力者不敢妄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在制定政策时，也要全面力保“三效”。一是突出效用。要牢固树立“务实”精神和“管用”导向，不图虚功、不贪虚名、不出虚招，避免华而不实。二是强化效率。即使做不到“四两拨千斤”，也要力争事半功倍，确保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能，腾出有限的时间精力作出更多的贡献。三是保证效果。要强化监测反馈机制，随时掌握落实进度和实施效果，及时总结反思快慢好坏，因地制宜、因时而变，始终确保有实实在在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