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艰难中苦求索，挑起协和病理科重担

　　20世纪50年代初，医学高级专门人才奇缺，“高级师资训练班”应运而生。按照当时的规定，所有的医学生只能报基础学科。“既然不能选择临床，那就选与临床离得最近的学科吧。”从小立志要做医生的刘彤华选择了介于基础与临床之间的病理学。而此时远在北京的协和医学院病理系主任胡正详教授正在举办全国病理学“高级师资训练班”。即将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刘彤华毫不犹豫地在志愿书上填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1952年，刘彤华从上海来到北京，跟随胡正详做病理学研究。胡正详严谨治学的态度、敬业奉献的精神、临床和基础相结合的思维，乃至每天工作到深夜、从来没有节假日的作息习惯，都深深影响了刘彤华。胡正详说过的一句话——“研究科学的人要沉浸在科学里，里外渗透，不能分心”，让刘彤华铭记了一辈子，坚守了一辈子。
　　195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与中央卫生研究院合并成立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老协和临床前期的部分学系并在一起组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病理系并入其中。1969年，在“林彪一号命令”之下，实研所被迫迁往四川简阳。刘彤华因为是军人家属，不在迁离之列。加上她多年来一直负责协和医院的病理业务，便留在了协和医院。
　　实研所病理系迁往简阳后，几乎将所有的仪器设备、档案资料，包括尸检档案和尸检大标本全部带走，只给刘彤华留下了几间空荡荡的屋子和两名技术员。“外检病理档案是协和病人的资料，是协和的财富，留在医院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刘彤华据理力争，将27万份外检病理档案留在了协和。几年后，在原实研所病理系一位党支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已搬到简阳的尸检档案也顺利地回到协和，这为以后的病理教学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 没有百分之百把握的，决不轻易下结论

　　病理医生做诊断，要承担的压力和风险并不亚于临床。在当下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势下，或由于经验不足，或出于规避责任，一些病理科医生对跨界或有争议的问题常不敢下定论，病理报告中有时会出现“可能为A或B，但也不排除C”这样模棱两可的诊断。因此有学者撰文，将这种“穷尽多种可能”的病理报告戏称为“金标准的灰色地带”。然而，刘彤华签发的任何一个病理报告都有明确的诊断，体现出干练、精准、坚定、果敢的“刘氏”风格。
　　从事病理事业60余年，经刘彤华之手阅过的片子、签发的报告达30万份之多，她却极少发生差错。生病固然不幸，但如果其病理切片恰巧到了刘彤华手中，这位病人又是万幸的。在病理界和老百姓那里，口口相传着许多刘彤华“精准诊断”的故事。
　　20世纪90年代，一块辗转北京数家大医院均不能得到确诊的病理切片被送到刘彤华手中。会诊之后，经仔细阅片，她写下了“颈部淋巴结转移性鳞癌”的诊断。可在接下来的全面体检中，临床医生始终找不到病人的原发肿瘤病灶。病人和临床医生都对转移瘤的诊断心存疑惑，再度请来刘彤华重新阅片。第二次阅片的结论没变，但刘彤华补进去“建议查口腔”5个字。最后，口腔科大夫在病人的牙龈处发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原发肿瘤病灶。
　　1991年，一位来自外地的女孩因发热、耳闷和鼻咽肿块，被当地医院诊断为鼻咽癌。无奈之下，一家人赶到北京求医，可所到之处都说无法排除恶性肿瘤的可能。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刘彤华先后3次为该女孩复查病理切片，并明确告知其为重度炎症，只需复查鼻咽部。2001年元旦，刘彤华收到这位女孩的母亲寄来的贺卡，上面写道：“尊敬的刘老师，10年来我女儿复查全部正常，是您为我女儿摘掉了癌症的帽子，使她免受了放疗之苦。”
　　“她的表达总是简洁明了，但又蕴含着最多的信息。她注重细节，但又不拘泥于细节，她的意见已经超越了技术层面，上升为一种艺术。”一位年轻的病理科医生说。与其说这是能力，不如说这是责任心的体现。曾在协和进修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病理科主任王立峰，多次看到刘彤华教授签发术中冰冻报告时的果断，深深为之折服。

    3 临床病理诊断应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

　　刘彤华从医60余年来，始终站在病理学科学术的制高点上，引领和推动中国病理学事业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刘彤华配合陈敏章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内窥镜技术，制定出的胃黏膜活检诊断标准一直沿用至今，显著提高了胃癌的诊断水平;配合曾宪九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细针穿刺活检快速诊断胰腺癌、胰岛素瘤代替术中冰冻切片，避免了胰瘘等损伤，提高了这些疾病的诊断正确率。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与内科张孝骞教授、陈敏章教授，外科曾宪九教授、钟守先教授，放射科张铁梁教授等一起创建“胰腺诊治协作组”，成功开展了多科协作。在此基础上，她后来又在消化道疾病、内分泌肿瘤、胰腺癌、肿瘤基因治疗等領域不断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
　　1980年9月到12月，受英国皇家内科学院邀请，刘彤华随同曾宪九教授、陈敏章教授一起来到英国，参观访问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大多数著名的大学和医院。这次英国之行是刘彤华一生中在国外逗留最久的一次，最令她高兴的是她拿到了开展免疫组化研究的“第一桶金”。
　　当时已在神经内分泌领域成绩斐然的Polak教授，赠给刘彤华多种肽类激素抗体，使协和对内分泌肿瘤免疫组化的总结成为在国内建立该病理新技术的第一块试验田。由于普通的染色办法无法显示神经内分泌细胞，早在1978年到1979年，刘彤华就指导她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建立了免疫组化方法并最早用于胃泌素抗体研究。当国内市场上出现商品化的抗体时，协和已将这项技术用于日常外检。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刘彤华敏锐地认识到分子生物学将是病理学新的发展方向，随即多次派出年轻技师和医生学习分子遗传及分子生物学先进技术，组建了分子生物实验室，将传统的形态学病理与分子生物学紧密结合起来，将多项新技术应用到临床诊断中。
　　21世纪，随着临床个性化医疗时代的到来，刘彤华看到了肿瘤生物靶向治疗上的前途，率先在国内提出了靶向治疗需要靶向诊断的理念。2003年，由刘彤华挂帅的国内第一个分子遗传病理实验室在协和建成，在肿瘤靶向治疗的基因检测和分析方面均居国内领先，吸引了多个国际知名药厂慕名前来，将其全球性肿瘤靶向药物的临床试验放在协和。协和关于靶向诊断的研究迅速在乳腺癌、胃癌、结直肠癌、肺癌等多种疾病领域铺开。这些尝试，不仅拓展了病理学的发展方向，提升了病理医生在疾病诊治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为发病率日趋增高的肿瘤患者带来了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