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沉睡的羞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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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人类,灾难的意义之一恐怕是在于它是个足够强烈的提醒,提醒容易麻木和健忘的人类重新审视自身的存在状况与心灵状况。那么,我们的存在状况与心灵状况究竟如何?在人世间,倘若没有灾难,我们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对于我们共同生活在其间的这个社会,我们都做了些什么?我们每天都留一点时间关照自己的内心了吗?我们每天都挤一点时间温暖别人的内心了吗?这个社会的种种不公正,我们是制造者吗?如果不是,对于身边的不公正,我们竭尽已力去制止了吗?在灾难面前,我们每一个幸存者都有必要郑重地停下脚步,给自己打一个分数。
  倘若没有灾难,林强的形象几乎是完美的。他得到了许多荣誉,由于他走遍四川山山水水为孩子们做的一切。人们都知道林强是个跑遍高原山区为贫困山区教育奔走呼吁的“好人”,他甚至是9次进入50年无人光顾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乌依乡“麻风村”的第一人,在那里,孩子们喊他“林爸爸”。作为一名普通的公务员、教育行政官员,荣誉并没有让他停下风尘仆仆的脚步。可是,在灾难面前,林强说:“那么多孩子无辜牺牲,我想只要有一点点良知的人,都会受不了。何况我是一个教育行政官员……全社会都有责任,但是教育系统的责任最大。我作为一个教育行政官员,应该有一份负罪感。”由于林强是“四川省第一个直抵重灾区的教育行政官员”,这种感受萌生在与一位因丧子而恸哭不已的妈妈面对之时,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塞在她手里,但是听到那位妈妈说“孩子都死了还要钱作啥”,林强深深感到:“我是个罪人,我应该向那些冤死的孩子、向他们的亲人、向社会负荆请罪,应该向他们下跪,而不应该披上荣誉的长袍。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赎罪,只好用转让火炬手来自我救赎。”
  这就是灾难对于人类的悲剧性的意义,它以“惨绝人寰”的方式呼唤每个人的羞愧感。加拿大心理学家麦基卓和黄焕祥说,羞愧感是“个人内在觉察到自己可以做到而未能做到时产生的感觉”,“在羞愧时,他是脆弱的、暴露的,活在当下的。”羞愧感“跟个人负责有关”。“它是一种自我开放,随之而来的是对自我的认知。”有真实的羞愧感才能悔改与成长,但并非每个人都那样敏感而开放。而林强因为一直选择与最困苦的生命同在,具有“自我觉察”、“自我开放”和“自我认知”的心灵能力,在那一刻,当那位妈妈无助而绝望地啼哭,他的羞愧感被瞬间唤醒。他感到“耻辱”,感到疼痛,感到罪恶与自己有关。“面对那么多孩子的亡灵,面对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如果生命的价值还不能战胜官场潜规则,我们还要官官相护,还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我们就太没有良心,就太无耻了。那我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做一个教育工作者了。”他这样说。
  什么是“自己可以做到而未能做到”的?在灾难之后,也许不仅仅是教育行政官员,而是每个成年人都该明白:让“官场潜规则”凌驾于“生命的价值”之上的,让“官官相护”和“你好我好大家好”得以存在的,是我们每个人。我们至少向它们付出了自己的驯顺、忍耐与屈从。万千幼弱的亡魂在问:认为自己对这一切无能为力的人们,难道能称得上有完整的“良心”与耻感吗?
  对自我负责的生命来说,悔改就是最真实的救赎与提升。林强问:“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名誉和前程看得比孩子们的生命更重要,这样下去,怎么可能有心灵的提升和机制的重建?”
  林强向记者痛陈:“教育系统现在最缺乏的,就是缺乏悲悯。”其实林强是从不缺乏悲悯的,否则他又如何会攀爬3000米高峰走入“麻风村”?此处林强所强调的“悲悯”其实是在权力的重压面前仍能坚持“叹息掩涕”的悲悯本色,始终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站在一起。这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善良,而是作为现代公民的积极的社会道德。在心理学的意义上,真实的道德无关是非对错,而是关系到我们能否接受自己,能否勇敢进步,能否选择幸福。所以,在地震的巨大灾难面前,倘若我们竟不能意识到那行色匆匆终日奔忙之下的可怖,不能意识到终日逃避之下我们自己的孩子也可能死于“可以做到而未能做到”,不能由此而觉醒,那么,应该被“悲悯”的就真的不只是那些无辜死难者,而必须算上我们这些有罪的幸存者了。
  
  编辑 卢劲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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