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乡约》的历史影响极大，然而其内容相当简单，总共只有两千馀字，分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个部分（本文所引为朱熹增损本）。
　　德业相劝
　　德业相劝包括“德”和“业”两个方面。“德”的具体内容包括：“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
　　“业”的具体内容包括：“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童仆。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畏法令，谨租赋，好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
　　朱熹增补了如何相劝的方法：“右件德业，同约之人，各自进脩，互相劝勉。会集之日，相与推举其能者书于籍，以警励其不能者。”
　　过失相规
　　过失分为“犯义之过”、“犯约之过”、“不脩之过”三类。
　　“犯义之过”分为六条：“一曰酗博斗讼（酗谓纵酒喧兢，博谓赌博财物，斗谓斗殴骂詈，讼谓告人罪恶、意在害人、诬赖争诉、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负累，及为人侵损而诉之者非）。二曰行止逾违（逾礼违法，众恶皆是）。三曰行不恭逊（侮慢齿德者，持人短长者，恃强凌人者，知过不改、闻谏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为人谋事，陷人于恶；或与人要约，退即背之；或妄说事端，荧惑众听者）。五曰造言诬毁（诬人过恶，以无为有，以小为大，面是背非，或作嘲咏匿名文书，及发扬人之私隐，无状可求，及喜谈人之旧过者）。六曰营私太甚（与人交易伤于掊克者，专务进取不恤馀事者，无故而好干求假贷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约之过”分为四条：“一曰德业不相劝，二曰过失不相规，三曰礼俗不相成，四曰患难不相恤。”
　　“不脩之过”分为五条：“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恶及游惰无行、众所不齿者而已，朝夕与之游处，则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暂往还者非）。二曰游戏怠惰（游谓无故出入，及谒见人止务闲适者；戏谓戏笑无度，及意在侵侮，或驰马击鞠而不赌财物者；怠惰谓不脩事业，及家事不治，门庭不洁者）。三曰动作无仪（谓进退太疎野，及不恭者；不当言而言，及当言而不言者；衣冠太华饰，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临事不恪（主事废忘，期会后时，临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节（谓不计有无，过为侈费者；不能安贫，非道营求者）。”
　　吕氏原文对如何相规仅简略规定为“书籍”（记录在案）和“三犯行罚”，朱熹则对相规的方法作了较细说明，以“出约”（退出乡约）代替了“行罚”，从而使其更具操作性和自愿性。“右件过失，同约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规戒。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不听，则会集之日，值月以告于约正，约正以义理诲谕之。谢过请改，则书于籍以俟。其争辩不服与终不能改者，皆听其出约。”
　　礼俗相交
　　礼俗之交分为“尊幼辈行”、“造请拜揖”、“请召送迎”、“庆吊赠遗”四类。
　　“尊幼辈行”即以年齿来划分相当于辈分的尊卑。因为乡约针对的是没有亲属关系和宗族关系的同乡，所以用长幼作为“准辈分”。以当事人的年龄为基准，分为五等：长于自己20岁者为尊者（相当于父辈），长10岁者为长者，上下不满10岁者为敌者（相当于自己），少于10岁为少者，少于20岁为幼者。
　　“造请拜揖”分为三条：一是节日谒见尊者长者的服饰礼仪，二是谒见过程的行为礼仪，三是道路偶遇的举措礼仪。
　　“请召送迎”分为四条：一是邀请之礼，二是聚会座次排法，三是敬酒与答拜之礼，四是送行之礼。
　　“庆吊赠遗”分为四条：一是吉凶庆吊的范围和人员，吉事相庆（冠礼、生子、预荐、登科、进官之类皆可贺，婚礼不贺但相助），凶事相吊（丧葬、水火之类）。二是庆吊的仪式、赠物规矩、行为方式、吊礼服饰。三是吊丧注意事项。四是遣使规则。
　　在礼俗方面，蓝田吕氏有专门研究，朱熹对庆吊细节有着大量增补。其用意在于以礼俗作为切入点重建乡村秩序，具体细节此处从略。对礼俗相交之事，朱熹规定由值月主持，“当纠集者督其违慢。凡不如约者，以告于约正而诘之，且书于籍。”
　　患难相恤
　　患难之事分为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七类。
　　水火之灾，“小则遣人救之，甚则亲往，多率人救，且吊之”；盗贼之祸，“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为告之官司，其家贫则为之助出募赏”；疾病之难，“小则遣人问之，甚则为访医药，贫则助其养疾之费”；死丧之事，“阙人则助其干办，乏财则赠赙借贷”；孤弱无依，“若能自赡，则为之区处，稽其出纳；或闻于官司，或择近亲邻里可託者主之，无令人欺罔；可教者为择人教之，及为求婚姻。贫者，协力济之，无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众人力为之办理；若稍长而放逸不检，亦防察约束之，无令陷于不义”；诬枉之冤，“有为人诬枉过恶，不能自伸者，势可以闻于官府，则为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则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众共以财济之”；贫乏之困，“有安贫守分而生计大不足者，众以财济之，或为之假贷置产，以岁月偿之”。
　　朱熹增补了患难相恤的方法，“凡有当救恤者，其家告于约正，急则同约之近者为之告，约正命值月遍告之，且为之纠集而程督之。”
　　按照吕氏和朱熹的解释，加入乡约，意味着就承担了对同约之人的相帮相助责任。同约之间，财物、器用、车马、人仆，都要互通有无，互相借助。只有并非急用，或者借用有所妨者，才可不借。“可借而不借，及逾期不还，及损坏借物者，论如犯约之过，书于籍。”作为社会自治组织，即便邻里乡党没有入约，或有缓急之事，只要告知，亦当救助。如果不能救助，则转告同约的其他人为救助而谋划。对救助约外之人的善事，“亦书其善于籍，以告乡人。”
　　本来，吕氏在制定乡约时规定有罚则，犯义罚钱五百，不脩或者犯约罚钱一百，不同情节有加重或从轻准则。朱熹在修订时从自愿角度考虑，删除了罚钱规定，仅仅保留了“书籍”（记录）、规劝等举措。对如何按月聚会，如何“凑份子”，如何推举约正，如何轮流值月等事项，也有相应规定。朱熹在增补时，又添加了副正作为约正之助，并对宣读乡约、推举善行、纠察过失以及记录在案的具体操作流程加以完善，还把乡约与传统的乡饮酒礼、书院式学问讨论结合起来，力求使乡约能够落到实处。
　　从《吕氏乡约》的主导倾向看，它是儒家伦理的落地之举，也是修齐治平的践行方案。在民间自治组织的构建上具有开创意义。唐宋时期，在实业方面已经有了众多的行会等自治组织类型，但基本上限于手工业和商贸领域，而且多在城市，乡村极为罕见。《吕氏乡约》由此成为“乡约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