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后期灾害报道，是以灾害事件的后期状况为对象的新闻报道。现在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了一年。随着灾区状况发生阶段性的变化，社会公众对相关事态的关注必然会随之发生结构性的转变，概而言之就是从趋同走向分化。
　　灾害事件自然会对灾民的切身利益造成直接的损害，公众利益本身又是由多个部分共同组成的，生命安全当然是首要和最重要的。当灾害事件进入后期，在生命安全已经得到基本保证的情况下，公众关注的焦点自然会转移到诸如心理健康、财产状况、生活条件、居住环境、社会秩序等善后和重建事务上来。由于问题本身和公众的判断标准都存在着相当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公众的关注度出现分化也就是必然的了。而且随着善后工作的不断展开，新的问题、新的矛盾肯定会层出不穷。可以预见，除非再次出现大范围危及生命安全的突发事件，不然分化还将持续进行下去，不同的公众会越来越倾向于关注不同的问题，直到所有的善后事务都告一段落为止。
　　以汶川地震为例，公众在后期阶段关注问题的分化可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注侧重点的分化，公众的关注将会从集中于援救生命转移分散到灾区社会的各个方面；第二，关注地域的分化，由关注震中所在地转移分散到灾区的数十个县市；第三，关注程度的分化，汶川地震仍然是全国公众最关注的事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灾区的局势渐趋稳定而且新的热点事件出现，公众的关注程度将会在总体逐渐降低的同时出现明显的分化。而且伴随公众关注问题逐渐分化发生，公众意见也必然会从高度趋同走向分化。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既有责任通过新闻报道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也应该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表达自己意见的平台。媒体的报道策略应该在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前提下尽可能随公众需求的变化进行调整。
　　具体而言，报道的分化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是不同媒体的分化。实际上在长期的运作过程中，各家媒体原本就在编辑方针、报道侧重点和报道风格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在灾害初期，原本颇不相同的媒体之所以会推出基本相似的报道，既是新闻工作者做人与职业的双重良知使然，也是因为各自的受众群体都已经搁下了平时的差异和偏好。但到了灾害后期，既然受众已经重拾偏好，媒体如果想要被他们继续选择，也就应该做相应的回归，重新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和角度来进行后续报道。
　　其次是报道涉及的地域和人群的分化。灾区遭到的破坏是全面性的，而汶川地震波及的范围之广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仅见。单是重灾区面积就有10万平方公里，受灾人数更是多达2792万。虽然受到的损害程度未尽相同，但是可以说其中的每个街道、村落，每个家庭、个人在此中的经历和现在的状态都具有相当的新闻价值。在灾难发生的初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没有得到报道，甚至还在记者的视线之外，不妨把他们称为冰点地区和冰点人群。但是到了后期阶段，既然焦点地区和焦点人群的状况已经基本稳定而且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报道，那么冰点地区和冰点人群的可报道价值也就有了相对的提升。这些冰点地区和冰点人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构成异常丰富。即使受众群体相当小众化，媒体也能找到足够多的可报道资源，当然前提是必须为此付出相当的努力。
　　分众报道的结果将是多赢的，对于被报道的地区和人群(尤其是那些在此前的集中式报道中被暂时忽略的地区和人群)而言，得到媒体报道很可能促进他们得到更多的也是应有的关注，他们的处境很可能因此而得到改善；对于不同的受众群体而言，他们的信息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对于媒体而言，能够因此巩固和增进在公众中被认可的深度与广度。同时，各家媒体通过各自的分众化报道形成了分进合击的协作格局，社会公众通过整个新闻传媒界能够了解到的灾区状况也因此更加全面。其实在社会的分工程度和宽容程度都不断增长的现代社会中，不同人群的价值取向、差异偏好逐渐多元化以及相应促成的媒体报道分众化本身就是常态。也只有在重大灾害突然发生，民众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才能够也才应该出现公众的关注和媒体的报道高度集中和趋同。而在报道没有受到额外限制的情况下，灾害报道从举国瞩目、高度趋同逐渐转化成热度递减、报道分化，本身也反映了灾害的事态和引起的社会震荡正在逐渐减弱，社会运行正从非正常逐渐回归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