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共代表团的军事组常到国民党的军训班中去讲课，宣传游击战争。周恩来与国民党的军事将领交往较多。白崇禧很佩服周恩来的恢宏气魄、渊博学识、军事才略和政治工作经验。而周恩来也很欣赏白崇禧的主战立场和指挥才能。
　　1938年3月上旬，白崇禧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之前，专请周恩来、叶剑英商谈津浦战场的作战方针。周恩来建议:津浦线南段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使淮河流域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徐州以北则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白崇禧对此建议非常赞赏，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上采纳了这个方针，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但在政治上，周恩来一眼就看出了白崇禧的弱点。
　　1965年迎接李宗仁从海外回国时， 对白崇禧有过中肯的评价:
　　“白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
　　相信这个评价代表了中共领袖们的共同意见。
　　说白崇禧政治上低能，主要表现在他对时局的认识不清上。
　　1929年初，白崇禧在率部击溃“直鲁联军”后，在北平大谈天下大势时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向蒋介石统治的江浙进军之势。
　　1948年12月24日，身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利用当时对蒋介石极为不利的形势，发出致蒋介石电，提出“恢复和平谈判”以解决时局的主张，逼蒋下台，抬高桂系地位。25日，在白崇禧指导下，湖北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指出“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觅取途径，恢复和谈”。蒋介石无法，只好以李宗仁继任“代总统”。
　　毛泽东看穿了白崇禧的伎俩，在1949年2月15日的一次对外谈话中，讥笑道:“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1月1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为和谈代表，到北平与共产党谈判。白崇禧在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曾商定一项“划江分治”的方案，提出全国都将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领导之下，但人民解放军不必渡过长江，在长江以南由国民党军驻防，两军“就地停战”，“划江而治”。
　　这个方案理所当然地被共产党拒绝了。
　　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以“平津前线司令员”身份警告国民党:“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4月20日，最后签字日期一过，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
　　白崇禧的政治短视，还体现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上。
　　对此，李宗仁有过中肯的评价:“健生(白崇禧字健生)的作法过于天真率直，他还指望同蒋介石合作。蒋介石对人毫无诚意，唯知玩弄权术，当他要利用你时，不惜称兄道弟，饮血为盟。一旦兽尽狗烹，就要置人于死地。”
　　淞沪会战，蒋介石要亲自到上海前沿阵地去视察。因日军掌握了制空权，白崇禧建议蒋介石乘英国大使的轿车去。但英国大使的车还是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幸亏蒋未在其中。戴笠事后甚至怀疑白崇禧想借日本人之手除掉蒋介石。
　　在作战指挥的很多问题上，白崇禧与蒋介石都意见相左。
　　这些，蒋介石自然都耿耿于怀。
　　桂系中，李宗仁宽厚仁慈，稳健踏实，颇有长者风范；白崇禧足智多谋，号称“小诸葛”，用兵如神，有将帅之才，使桂系始终在国民党各派系中独树一帜，从而敢与蒋介石对抗多年。但是，在最后关头，白崇禧却上了蒋介石的船。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后，国民党和谈代表刘斐悄悄回到广州，劝李宗仁、白崇禧起义。李宗仁试探白崇禧，要他起义。但白崇禧反劝李宗仁去台湾，李宗仁气得大骂“乌龟王八蛋才去台湾！”
　　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还需要利用白崇禧对李宗仁进行牵制，故于12月10日派专使到海南请白崇禧去台北“归队”,并许愿去台后“自有重用”，暗示蒋有意让他出任“行政院长”一职。还给白崇禧捎去数万两金砖，说是发清华中部队的军费，以示恩惠。
　　白崇禧遂于12月30日乘专机赴台，从此落入蒋的严密控制之下，成为蒋的“电钮”。每当李宗仁对蒋介石有所批评、揭露时，他都要奉命“驳斥”。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在台北寓所逝世，据说是因心脏病。
　　去世的前一天，与其热恋的护士张小姐在白府留宿。而发现白崇禧遗体时，张小姐已不知去向，唯见白崇禧尸体周身发绿，留有死前痛苦地挣扎的痕迹，颇有可疑。
　　精明一世的“小诸葛”白崇禧，就这样谜一般地离开了人世。
　　
　　（摘自《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
　　2008.11.12）B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