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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那年，闵家琳从华西公共卫生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申请调到了华西医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耳鼻喉科，从零开始做起，研究听力语言康复。女儿的一场意外，促使她将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听力语言康复事业。
一个妈妈的救赎
1937年，闵家琳出生于书香门第；1959年，她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1968年，她的女儿出生；1970年，她1岁零8个月的女儿从二楼摔下导致失聪，闵家琳的生活由此骤然陷入漩涡。
在巨大的打击面前，闵家琳崩溃了，“华西医院的专家说没办法治疗，我绝望、痛苦了两年，这么乖巧的女儿一辈子都要做个聋哑人了，我感觉一切都完了”。闵家琳当时大病一场，体重从120斤急剧下降到90斤，“整个人精神都有点不对头了”，她甚至还有了轻生的念头。直到有一天她的同事说：“闵家琳，你想过没有，万一哪天你不在了，你的女儿不是更可怜？”
在闵家琳最困苦绝望的时候，同事的这句话点醒了她，她开始冷静思考，很快心就定了下来，“我开始找书本、翻资料——知识分子遇到问题时候找书本，这句话千真万确”。闵家琳从抽屉里拿出两个边都磨烂了的大本子，这都是她当年做的剪报。她一页一页地翻着，里面全是她从各类报纸上剪下来的关于聋哑病治疗的文章，闵家琳苦笑道：“当时我对‘聋’‘哑’二字敏感得不得了，什么内容都看。”
1982年3月2日，闵家琳终于在《人民日报》上发现一篇署名邓元诚的文章《十聋可以九不哑》，这篇文章给了闵家琳莫大的希望，她开始持续寻找邓元诚的研究资料。1986年，闵家琳了解到北京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开展听力语言康复工作，“那时候我的女儿18岁了，已经过了最佳康复时间。但我觉得，应该有人为那些像我这样的患儿家长服务”。一天，闵家琳在校园里遇见了当时华西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丽蓉，她上前问道：“主任，北京已经在开展听力康复治疗了，你怎么还不开始行动？”徐主任回答道：“我也想尽快开展，可是没有人来做。”闵家琳当即说：“我来！”
为你，千千万万遍
闵家琳当时已经近50岁，又评了副教授职称，人事调动有难度。但是她态度很坚决，她对徐主任表态：社会需要就是我的工作。在徐主任的引荐下，1988年，闵家琳终于如愿调到了华西医院耳鼻喉科从事听力康复工作。
原单位的同事说，闵家琳这次是真的疯了，在这边好好的副教授不当，去那边当技术员。但闵家琳不在乎，她说：“我从来没把我自己看得很重要，我的力量很渺小，只能尽可能多地做工作。只要我的存在对社会是有用的，这就是幸福。”
“聋哑患儿的成长要面临很多问题，年龄越大，聋哑带给孩子的身心伤害就越大，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家庭一起受难。我想为这些家庭排忧解难，让他们痛苦的时间短一点。”这么多年来，闵家琳一直有一个心愿，她希望女儿能说话，哪怕只是简单地与人交流。她每天教女儿练习说话，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那时候我没有系统的方法，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反反复复地教她说，她进步很慢，只能说一些简单的句子，比如‘妈妈上班’‘妈妈再见’‘妈妈喝水’，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
希望长存
1 988年，闵家琳给女儿买了一个进口助听器，花了300元人民币。女儿当时不想要，她说：“妈妈不买，太贵了。”闵家琳回忆着，叹了口气说：“工作了大半辈子，花300元买一个助听器都要咬咬牙。”但只要为了女儿好，闵家琳愿意做任何事。
在闵家琳培养女儿的过程中，两人都吃过不少苦，尤其是女儿找工作那段时间。闵家琳说起一件事：“她有一些聋哑朋友，当他们相约玩耍的时候，我要求女儿在家学习、画画。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女儿当着我的面摔了两个玻璃杯，然后抱着我哭，‘妈妈，你让我学习有什么用？有什么用？’那时她19岁，找不到工作。我抱着她哭，女儿又聪明又乖巧，我不想让她那么难过。后来我开了一家助听器测配店，法人写的是她的名字。”女儿平时会在店里给闵家琳帮忙，给患儿做耳膜和电测听，她还用一双巧手编织助听器的毛线套送给孩子们。
闵家琳从事听力语言康复工作至今已经快20年，她不想停下来，“人要活得心安理得就要有同情心，我看到聋儿家长就有说不完的话。听力康复家庭教育，要求父母一定要有责任心、爱心和耐心。我对患儿妈妈们很严厉，她们说‘闵老师说话很厉害，有时候还骂我们’，但是最后她们都承认我说得对。”
闵家琳反复强调，助听器只是听力语言康复过程中的辅助工具，后续还需要家长花大力气、长时间参与到教育培训中。但遗憾的是，很少有家长能坚持下来。闵家琳提到，她遇到的病例里，80%左右的患儿最后还是选择上聋哑学校，“许多家长因为多种原因放弃了对孩子的听力语言康复教育”。
闵家琳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她也不愿意别人放弃，哪怕她知道结果不会如她所愿，她也要厉声劝告每一个上门的患儿家庭要全力以赴，“你必须全力付出，希望才会找上门”。
倾城小讲堂
邓元诚（1928-2015）
曾给予闵家琳无限希望的邓元诚教授是我国听力学事业的先驱。邓元诚教授是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听力康复室主任。1979年，他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听力康复与助听器门诊，开创了专业验配助听器和听力康复咨询的先河。大量听障朋友在邓元诚教授的帮助下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助听器，重新回到或者进入有声世界。他还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国家级听力康复中心——中华聋儿语言听力康复中心（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的前身）。
一个妈妈的救赎
1937年，闵家琳出生于书香门第；1959年，她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1968年，她的女儿出生；1970年，她1岁零8个月的女儿从二楼摔下导致失聪，闵家琳的生活由此骤然陷入漩涡。
在巨大的打击面前，闵家琳崩溃了，“华西医院的专家说没办法治疗，我绝望、痛苦了两年，这么乖巧的女儿一辈子都要做个聋哑人了，我感觉一切都完了”。闵家琳当时大病一场，体重从120斤急剧下降到90斤，“整个人精神都有点不对头了”，她甚至还有了轻生的念头。直到有一天她的同事说：“闵家琳，你想过没有，万一哪天你不在了，你的女儿不是更可怜？”
在闵家琳最困苦绝望的时候，同事的这句话点醒了她，她开始冷静思考，很快心就定了下来，“我开始找书本、翻资料——知识分子遇到问题时候找书本，这句话千真万确”。闵家琳从抽屉里拿出两个边都磨烂了的大本子，这都是她当年做的剪报。她一页一页地翻着，里面全是她从各类报纸上剪下来的关于聋哑病治疗的文章，闵家琳苦笑道：“当时我对‘聋’‘哑’二字敏感得不得了，什么内容都看。”
1982年3月2日，闵家琳终于在《人民日报》上发现一篇署名邓元诚的文章《十聋可以九不哑》，这篇文章给了闵家琳莫大的希望，她开始持续寻找邓元诚的研究资料。1986年，闵家琳了解到北京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开展听力语言康复工作，“那时候我的女儿18岁了，已经过了最佳康复时间。但我觉得，应该有人为那些像我这样的患儿家长服务”。一天，闵家琳在校园里遇见了当时华西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丽蓉，她上前问道：“主任，北京已经在开展听力康复治疗了，你怎么还不开始行动？”徐主任回答道：“我也想尽快开展，可是没有人来做。”闵家琳当即说：“我来！”
为你，千千万万遍
闵家琳当时已经近50岁，又评了副教授职称，人事调动有难度。但是她态度很坚决，她对徐主任表态：社会需要就是我的工作。在徐主任的引荐下，1988年，闵家琳终于如愿调到了华西医院耳鼻喉科从事听力康复工作。
原单位的同事说，闵家琳这次是真的疯了，在这边好好的副教授不当，去那边当技术员。但闵家琳不在乎，她说：“我从来没把我自己看得很重要，我的力量很渺小，只能尽可能多地做工作。只要我的存在对社会是有用的，这就是幸福。”
“聋哑患儿的成长要面临很多问题，年龄越大，聋哑带给孩子的身心伤害就越大，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家庭一起受难。我想为这些家庭排忧解难，让他们痛苦的时间短一点。”这么多年来，闵家琳一直有一个心愿，她希望女儿能说话，哪怕只是简单地与人交流。她每天教女儿练习说话，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那时候我没有系统的方法，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反反复复地教她说，她进步很慢，只能说一些简单的句子，比如‘妈妈上班’‘妈妈再见’‘妈妈喝水’，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
希望长存
1 988年，闵家琳给女儿买了一个进口助听器，花了300元人民币。女儿当时不想要，她说：“妈妈不买，太贵了。”闵家琳回忆着，叹了口气说：“工作了大半辈子，花300元买一个助听器都要咬咬牙。”但只要为了女儿好，闵家琳愿意做任何事。
在闵家琳培养女儿的过程中，两人都吃过不少苦，尤其是女儿找工作那段时间。闵家琳说起一件事：“她有一些聋哑朋友，当他们相约玩耍的时候，我要求女儿在家学习、画画。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女儿当着我的面摔了两个玻璃杯，然后抱着我哭，‘妈妈，你让我学习有什么用？有什么用？’那时她19岁，找不到工作。我抱着她哭，女儿又聪明又乖巧，我不想让她那么难过。后来我开了一家助听器测配店，法人写的是她的名字。”女儿平时会在店里给闵家琳帮忙，给患儿做耳膜和电测听，她还用一双巧手编织助听器的毛线套送给孩子们。
闵家琳从事听力语言康复工作至今已经快20年，她不想停下来，“人要活得心安理得就要有同情心，我看到聋儿家长就有说不完的话。听力康复家庭教育，要求父母一定要有责任心、爱心和耐心。我对患儿妈妈们很严厉，她们说‘闵老师说话很厉害，有时候还骂我们’，但是最后她们都承认我说得对。”
闵家琳反复强调，助听器只是听力语言康复过程中的辅助工具，后续还需要家长花大力气、长时间参与到教育培训中。但遗憾的是，很少有家长能坚持下来。闵家琳提到，她遇到的病例里，80%左右的患儿最后还是选择上聋哑学校，“许多家长因为多种原因放弃了对孩子的听力语言康复教育”。
闵家琳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她也不愿意别人放弃，哪怕她知道结果不会如她所愿，她也要厉声劝告每一个上门的患儿家庭要全力以赴，“你必须全力付出，希望才会找上门”。
倾城小讲堂
邓元诚（1928-2015）
曾给予闵家琳无限希望的邓元诚教授是我国听力学事业的先驱。邓元诚教授是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听力康复室主任。1979年，他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听力康复与助听器门诊，开创了专业验配助听器和听力康复咨询的先河。大量听障朋友在邓元诚教授的帮助下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助听器，重新回到或者进入有声世界。他还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国家级听力康复中心——中华聋儿语言听力康复中心（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