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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1级的工农兵学员，我上的是华中师范学院（现在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我的干部履历表上，按组织部门规定，在学历栏内填的是“大普”。我曾探究过“大普”的意思，终不得要领，后来听说“大普”是专门给工农兵学员定的学历称谓。
从初中开始，我的理想就是上大学中文系，将来当个作家。现在看来，我的理想基本实现，出版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一本老牌文学杂志《长江文艺》（1949年6月创刊）当了36年编辑，为作家们服务了一辈子。现在回忆一下我上大学的过程，是因为我从那过程中间悟出了一些做人的道理与体会。
比如说人生的机遇与准备。比如说人的努力与坚信。
我是1950年12月出生在武昌县乡下的。我的祖父是乡间的一个裁缝。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祖父腋下夹一只灰布包袱，包袱里是剪刀尺子线粉（用来在布上画线然后裁剪），还有针线。祖父早出晚归，到四乡农家给人缝制新衣。祖父略识些字，能读《封神榜》、《薛仁贵征东》、《五虎平南》等旧小说，他在四乡八井做裁缝，还听到许多的民间故事与各种传闻。我自小依恋祖父，祖父用他的旧小说与民间故事和乡间传说熏陶了我，以至我小学五年级时，就读完了我们那个村及亲戚中能找到的旧小说。除了前面说的那几本书外，我还读了《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说岳全传》、《粉妆楼》、《小八义》、《施公案》等一批小说。我出生的乡村叫八大家，在长江边，属金口区管辖，中山舰就沉落在那片江面上，1998年长江大抗洪时，溃口的簰洲湾离我家只几里地。如今中山舰已打捞起来，中山舰纪念馆建在金口镇，大约还有一两年就可以对全国开放。我那个村叫八大家，是因最早从鄂州、沔阳、汉川逃荒到那片沼泽地开荒种田八家人家而得名。那八家人先到，把湖滩沼泽地开完了，后来的人家就种他们的土地交租子，土改时，这八家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八大家村是个大村，有七个生产队。我在这村里放牛、拾粪、割猪草长大。这里的人喜欢听楚剧，喜欢在冬闲请说书人说书，一说就是一个月。在那些时候，我总是伸着脖子或是站在凳子上把那些传统的楚戏看完；在冬夜，在听书人的堆子中，我是最小的听众，而且天天准时到，至到说书人把鼓板收起，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是我的祖父和我的乡村给了我最早的文学种子，这种子在心中发芽，成长终生。
高小毕业，我以优异的语文成绩考上了武昌县一中。那时上中学很难，一个公社就考上几个中学生。我到县城上中学，家离学校百多里路，是父亲挑着被子，我用网兜提着木脸盆，随父亲一步步走去的。那是1963年，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走出大饥饿的阴影。在中学，我第一学期参加全校作文竞赛，得了个第三名。我到校图书馆借一本厚厚的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管图书的老师惊讶的口气问我，你个初一的新生，能读懂这书么？学校的图书馆有阅览室，中午开放。我不睡午觉，在阅览室里读《少年文艺》、《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以及我现在当主编的《长江文艺》。那时，学校高三的哥哥姐姐们考上大学的很多，还有一个被派到阿尔及利亚留学。那些喜报贴在学校的宣传栏上，我崇敬得不得了，并决心一定要上大学，上大学中文系，将来当作家。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16岁，背着床棉布被子去串连，到北京赶上了毛主席第11次接见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激动得热泪盈眶。串连回来，把背去的棉被弄丢了，身上长了一身的虱子。武昌县离武汉很近，武汉的两派搞武斗，钢二司与百万雄师对打，死了不少人。我们学校也分成两大派，我是钢二司的小红卫兵。武昌县一中的造反派们，把附近一个兵工厂的枪抢了，用手枪跟武汉的造反派换了卡车回来，县城的武斗也开始了，一中有几个高中学生被打死了。我是乡下孩子，胆子小，害怕打仗，就跑回乡下躲起来。后来毛主席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回乡知识青年，在生产队里当上了社员。
我要说到我上大学的理想和作家梦了。
回到乡下生产队，先是到水利工地，然后修江堤，还到咸宁向阳湖围垦造田，为后来的中国一批国宝文人到咸宁向阳湖干校改造做前期准备。我读过到向阳湖干校劳动过的文化人写的诗文与回忆录，但他们不知道，在1967年冬天，湖北咸宁地区9县十多万民工，在风雪天里踩着半尺深的泥巴筑堤坝，冻饿交加，最后发展到在地里挖老鼠吃的情景。那是一段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因大雪封住了陆路水路交通，十几万人在工棚里没吃的，还要拼命抢进度挖土方，人饿得在泥土里爬，各县带队的县长看到这些情况都哭了。我后来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梦泽深深》记述当年的生活与感受。我被生产队派出去当民工，常常被安排做宣传工作，我是一边劳动，一边写表扬稿，写快板顺口溜三句半对口词之类的东西做宣传。很苦，但有些乐趣。最苦的是这些工程搞完了，回到生产队和劳力们一起出工，我劲头小，挑担子不如人家，许多农活不会做，每天拿最少的工分，受大人和同辈人的取笑。双抢时节，早晨5点钟起来扯秧，秧把子挑到田里，又插秧。早稻割了，就插晚稻，一日三顿在田边吃，夜里忙到转钟两三点，然后睡两个小时又起来干活。我们家乡是大面积的水稻产区，夏天双抢那一两个月，把人累得都要趴下。这种时候我的上大学理想，我的作家梦从脑子中无形地消失了。但在我很快地适应了当农民，后来还当了生产队的民兵排长之后，加之农活只是忙那一阵子，也有农闲时间，我的作家梦又在脑子中出现了。我除了白天劳动外，晚上就凑在煤油灯下读书，常常读到鸡叫，在母亲的一遍遍催促下才睡觉。我从县城中学回家时，背了好多本书回来，那是造反派同学抢了图书馆的书看了后扔掉的。武汉市二十七中学不知怎么回事，送了好几纸箱图书到我们大队，书在民兵连长家，民兵连长的爱人以一毛钱一斤卖给我几十斤。这些书中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播火记》等等。在农村，除了劳动外，我像饥饿的囚徒扑向面包一样地扑向书籍。当时想，大学已经没有了，我连高中都没上，那个上大学的理想暂时收起吧！但是文学却是不可丢的，高尔基是小学生，他在社会大学里学习，后来成了文豪。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是文化也不高吗，但他写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本多么令我虔敬的书啊！还有《牛虻》这本书，也是让我反复阅读的书。保尔·柯察金和亚瑟这两个人物，是我在乡下四年生活的楷模，是我立下奋斗决心，坚信未来一定会干出点什么来的精神支撑。
当时我们大队来了一批武汉知识青年，甚至还有广州来的投亲靠友的知青，他们中有一个来自金口镇张姓知青，带了一大木箱书。我找上门去与小张交朋友，我们谈得很投机，他读了我写的一些短诗，我也读了他写的律诗绝句。小张的父亲是老红军，他的哥哥是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在他的书籍中有一整套华师中文系的教材。如文学史、文艺理论、语法修辞、汉语写作、大学语文、古代文学选讲等等。我对这套书大感兴趣。我用帮小张这个知青户挑柴、挑水干活来取得阅读这套书的认可。我非常认真仔细地把这些大学中文系的教材学了一遍，并且作了笔记。小张的同屋知青小李，是我县一中高一届的同学，他父亲是武昌县的驻军。小李有一个很厚的硬壳子笔记本，每页都贴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诗歌，整整齐齐。那些诗真美啊！小李说，那是他父亲送给他的。我把这些诗也读了，小李见我喜爱，干脆就把这个本子送给我。这个本子前些年还在，后来不知怎么就不见了，我好懊丧。我在上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后，老师给我们讲课，我听着听着，竟然是和那些我在乡下读的教材一样的东西。后来在华师，我学得不费力，比那些从基层推荐上来当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当过大队或公社干部的同学学得轻松许多，是因为我自学过。虽然我在乡下与下乡知青们交了朋友，读了不少书，但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要上大学。我和小张一起写诗，为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写节目，别人称赞我写得好，特别是有一次我写的庆祝建国20周年的诗在《武昌文艺》发表时，我很有些自得其乐。那天，我在大田里劳动，乡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到田边，给我一只卷成筒子的邮件，我拆开一看，是武昌县文化馆编印的《武昌文艺》，那是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小册子上刻着我的名字和我写的诗，那是1969年。天哪，我竟然发表作品了，我已经摸到作家梦的边缘了。我的目标一定要实现，我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从此，我更加努力地阅读，我更加坚信自己的目标的伟大与实现的可能。
慢慢地，我在我们那个公社小有名气了。先是大队学校让我给一个生孩子的女老师代课，女老师满月上班后，大队又推荐我到武昌县教育革命学习班学习三个月。这是个培养民办教师的训练班，我分在初中语文班，班主任叫杨合鸣，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杨老师后来用武文驹的笔名写了首长诗《邢远长之歌》，歌颂武昌县大桥公社老农社员邢远长为了救火车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事迹。长诗先在《长江日报》发表，后来出了单行本。再后来，杨合鸣老师回到武汉大学当了教授。在当年那个培训班上，杨老师很看重我，对我的文学水平的提高很有帮助。从武昌县教育革命学习班回到大队后，又接到公社教育革命组的通知，让我参加咸宁地区教育革命学习班学习，我被分配到生物班，学的是微生物菌种兽医农作物林业农业机构包括开手扶拖拉机。学习班在蒲圻县羊楼洞镇的原蒲圻师范学校内。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有很古老的羊楼洞镇，旧时的砖茶名扬海外，号称小汉口。蒲圻师范还是诗人叶文福的母校。我在这个学校学了三个月的所谓生物，了解了一些常识，却没有兴趣。到这个教育学习班当老师的，大部分是华中师范学院的中青年教师，也有华中农学院的。学习班有中文班，我对自己没上中文班，深感遗憾，常在中文班的教室外站一会，羡慕坐在里面的学员。从咸宁教育革命学习班回县后，先到金口区教育革命组帮一个叫胡宜南的老师搞了一段时间的外调，跑了沙市、洪湖、武汉等地，了解区里受审查老师的历史问题。外调搞完，区教育组让我到范湖中学教书，这已到1970年底了。范湖中学是由原范湖小学升格而成的，是我读小学的母校。学校领导让我当初中一年级留级班的班主任，我把那些小调皮蛋们整得有些听话了。范湖中学还有个高中班，我和那班上的学生搞得很好，那班上后来出了几个教授与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之类的人物，他们在武汉碰到我，总还是要喊我刘老师，虽说我没直接教他们，年龄也只比他们大两三岁。
我在努力当教师时，把上大学的理想忘得差不多了，但当作家的梦想还是坚定地存在着，我边教书边记录生活，基本上每期的《武昌文艺》上都有我的诗歌作品，有的是长诗。
我在范湖小学读书时，校长是夏光钊。我在范湖中学教书时，夏校长在当范湖公社教育组负责人。有天夏校长找到我，说省里的大学马上招生，不用考试，要由贫下中农推荐，范湖公社分了一个指标。夏校长问我想不想上大学。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心里在说，刘益善呀刘益善，你怎么把自己的理想忘了呢？上大学不是你的理想吗？你怎么就失望了呢？看，大学现在不是在招生吗？你怎么办？夏校长见我半天不做声，以为我不愿去，就说：你再考虑考虑吧！说完就要走。我立时醒悟过来，马上拉着夏校长说：“我愿上大学，我要上大学。”夏校长笑了笑说：“那我们一起努力吧，你先回你们大队去，报个名，然后由贫下中农推荐。”
我当天就回到村里，找了生产队长袁福胜，说了我要报名上大学，希望队里推荐我。队长与我父亲叔父关系都不错，当时答应得很好。这里要交代的是，我回乡当农民，表现很好，两次被推荐去短期培训学习，然后到公社中学教书，领导们是信任我的。我虽然当老师，但仍然是生产队的人，拿的是工分加补贴。我要上大学，就必须由我所在的范湖公社金水三大队七生产队推荐。
生产队长袁福胜的儿子和我是小学中学的同学，就是因为这点，袁福胜给我写了份很差的鉴定书，说我不爱劳动，追求名利，骄傲自满，这样的人不能上大学。袁福胜写好鉴定书后，找贫协组长陈正中盖章，陈盖了，他找另一贫协组长刘善咸盖章时，刘坚决不盖，说袁队长你这样做不好，会毁了一个年轻人的前途的。鉴定书送到大队后，遭到大队干部们的彻底否定，他们说了袁福胜一顿。袁队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主要是我要是上了大学，会超过他的儿子。当时他儿子在金水街棉花收购站工作。我能体会到袁福胜队长的心情，事后除了我母亲找他吵了一次外，我们家都没与他计较。大队干部们重新帮我写了推荐鉴定书，实事求是地给予评价，我的名字报到公社教育组。范湖公社有十多个大队，县里只分了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每个大队推荐一人，就有十多人，十多人争一个名额，其中的工作量大呢！现在想来，夏光钊组长，我小学的老师是成竹在胸，他要把这个名额给我，他觉得给我最合适。各大队推荐来的人到了四选一的时候，还有我。另三个一是公社党委书记的儿子；一是公社妇联主任的女儿；一是全县有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儿子，而且是全省重点高中咸宁高中高三的学生，他是因为文化革命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要不然大学都毕业了。我最感惋惜是这第三位老兄，不知他后来情况如何？四个人中，论背景与实力我是最差的，能不能上大学，我是一点底都没有。最后奇迹还真的出现了，那有背景的三个都没有上成，那个名额给我了。这中间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我一直没弄清楚。但夏光钊老师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我在范湖小学读书时，作文成绩很好，他是喜欢我的。我得到了1971年范湖公社上大学的唯一指标。第二年，指标多些了，公社党委书记的儿子和妇联主任的女儿也都上了大学。
当我从夏光钊老师手上接到正式上大学的通知时，现在回忆当时的心情，好像并没有激动万分热泪盈眶。当然我要感谢夏老师，可只是口头的，连一包香烟都没送一顿饭也没请他吃，不像如今人家帮了忙，总得请吃一顿饭表示感谢总得送点烟呀酒的礼物吧！但那时真不兴这一套。
我能够上大学了，在我满20岁时实现了这一目标，是在毫无希望的情景下实现的，真可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得到这个上大学的通知不容易，有多少双眼晴盯得流血啊！但我为什么不是激动得不得了不是高兴得要发狂呢？这是因为在最苦最难熬的日子里我在坚持，我还在学习，我有自信，我自信总有一天我会做些更有用的事情。生产队长袁福胜在我的鉴定表上写我骄傲，大概就是指的这种自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但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在我苦了心志劳了筋骨后，大任就会降临。我觉得范湖公社唯一上大学的指标就应该给我，我上大学比别人上大学更合适，我会比别人学得更好，将来报效祖国与乡亲。我没高兴我没激动，我默默地在做到大学里去学得最好的准备。
1971年1月底2月初，春节刚过完，武昌县30多个上大学的青年在县城集中学习几天，然后省里招生老师将我们带到武汉的各个大学。
问题又出现了。我们在县城集中后，分配学校与专业，我被分配到华中师范学院生物系。把我分到这个学校与专业，应该是合理的，因为我是民办教师，在咸宁地区教育革命学习班学了三个月的生物。但我得知这个分配结果后，心里却感到十分郁闷。我对生物专业中那些动植物微生物细胞及农业机械（我在咸宁学习班的生物班上就学了“三机一泵”，这好像不属生物专业）等，一点都不感兴趣。我要上中文系，将来搞文学。我找到县教育局负责分配学校与专业的领导，希望能让我上中文系。这个领导对我说：“能让你上大学就不容易了，你怎么能挑专业呢？要服从分配，不要有其他的私心杂念。”这领导不像我的老师夏光钊，我碰了壁。
我有些闷闷不乐。我打听到了，武昌县这30多个上大学的名额中，只有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学院各1个中文系指标，分配到这两个中文系学习的都是我武昌县一中的高中班的校友，而他们对上什么专业好像无所谓。上武汉大学中文系的那徐姓学兄，毕业后果然没有从文，分到中组部，后来当一名副司级的官员。可我欲进中文系却不得！
眼看没有希望了，我做好了去学生物专业那些东西的准备时，一道黎明的曙光出现在我的面前，机遇来临了。
武昌县新屋公社有位叫程光桃的妇女，是位很好的老人，她的经历就像鲁迅先生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解放前嫁人，丈夫死了，再嫁人，生了个孩子。祥林嫂的儿子阿毛是被狼吃了，程光桃的孩子是睡在摇窝里被母猪拱翻，然后咬死了。程光桃老人是个很苦很善良的不识字的老人，土改时，毛主席的夫人江青跑到当时的新屋乡当土改工作队员，住在最苦的贫农程光桃家。程光桃后来结婚生了个儿子，江青把程光桃接到北京，毛主席还抱着程光桃的儿子照了张像，这张像后来就挂在程光桃家的堂屋正中。文化革命开始，江青红得发紫，程光桃被说成是江青当年培养的土改根子，当了新屋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类的官。
我们在县城集中学习时，我才知我们这些学生叫工农兵学员，工农兵上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对于新生事物要宣传，武昌县有程光桃这样一个典型，程光桃对工农兵上大学是个什么态度呢？把程光桃如何支持工农兵上大学，给工农兵学员寄予革命希望写出来，不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点子么？于是招生的老师和县教育局的领导召集全体学员开会，说了怎么宣传程光桃与工农兵上大学的明确意图，然后问：“你们谁去写？”问了几声，没人敢回答。
我的脑子中有一道闪光，这是机遇，机遇来了，要抓住。我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说：“老师，我去写！”
招生老师与县教育局的领导考虑得很周全，派新屋公社的一名学员江祥必陪着我一起去找程光桃，江祥必与程光桃是一个村。我们到了新屋公社后，找到程光桃的家。
程光桃老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对我谈了她的经历和江青当年土改时在村里的一些情况。程光桃老人真是好人，她并没有借助当时红得发紫的江青的势力而颐指气使，就和普通农妇一样，接受我的采访。后来我上了华师中文系后，老师讲鲁迅小说《祝福》时，还把程光桃作为兼职老师请到课堂上，现身说法。
与程光桃交谈是我平生的第一次采访，我很感谢江祥必对我生活上的照顾。江祥必与我同年上学，他上的是武汉医学院咸宁分院，毕业后分到医院工作，后来当了咸宁地区卫生局副局长兼咸宁医院院长。
从新屋公社回到县城，我很快写出了采访程光桃的报道，交给了招生老师。这个报道后来发在哪里我不知道，发表时也肯定不会署我的名字，但我想这个报道一定发表了。报道交上去的第二天，决定我命运及人生发展方向的转折出现了，我被调整到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原来上中文系的熊姓学兄调到华师数学系，数学系的那位张姓学兄调到华师生物系。熊姓学兄毕业后做了大学老师，张姓学兄毕业后回武昌县一中我们的母校当了中学教员，这都是因为我的原因而变动的。我对张姓学兄有些抱歉。
啊，我要长舒一口气了，我终于到了大学中文系上学，我终于可以一门心思学我的文学了。事后我常想，一个人的命运真是奇怪，有许多不可捉摸的东西，就拿上大学我调换专业这事来说，如果武昌县没有一个程光桃，或者有程光桃却没有江青到武昌县搞土改的事，招生的老师就不会派人去采访程光桃，我也就没机会写文章，那我只有去上生物系，最后就到一个中学里去教书了。但这一切却又是存在的，这种机遇来到我的面前，我及时紧住了，我的命运得到改变。但是如果我不是从小就喜爱文学，喜欢读书，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在采写程光桃的机遇虽然降临时，我或者因底气不足不敢去写，或者去写了，却写不好，机遇也就过去了。事后我听县教育局知情者说，我写成了程光桃支持工农兵上大学的报道后，华中师范学院招生的老师看了，说这孩子文笔不错，应该让他上中文系学文学。我没有去查找当年在武昌县招生的这位老师，但我是要永远感激他的，是他把我由生物系改到中文系，他也是改变我命运的元素之一。也许有人会说，你干嘛把这个改系的事说得这么重要？你就是学了生物还不是一样可以当作家编辑吗？只要你有这个天分。《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主编杨晓升就是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的，他不是把作家与主编当得好好的么！我的回答是，我绝对不是我那个师弟杨晓升，我如果去了生物系，是不可能在后来搞文学的。
每个人一生都有许多机遇，只要你肯努力能坚持，在机遇来临之前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作好充分的准备。当机遇来到你的面前时，你就能紧紧抓住，抓得很有力量，机遇就跑不掉。如果你没有准备好，机遇到来时，你想抓都抓不住，因为你没有力量，机遇很快就远去了。这就是我写我上大学这段经历所要说的一点感悟。
1971年2月，我们被带到武汉上学，各大学领走了各自的学员。在华中师范学院，在那美丽的桂子山，在那桂花林里，在那阶梯教室里，在那绿色琉璃瓦的校舍中，我生活了将近三年。我在大学里怎么样学习应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这里再稍稍要说的几句是：我在华师中文系读书还真是读书，我没有热心去参加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政治运动，那时简称“上管改”。我在认真读书，第一个暑假时，我从图书馆借了20多部文学书籍，背回乡下读完。在华师中文系学员中，我是第一个在《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发表文章的人，那两篇文章都是有关学习鲁迅先生的。三年书读完，我的考试每门功课都是优，临毕业时，我入了党。1973年10月下旬，我被分配到湖北省文艺创作室，在《湖北文艺》（后来恢复文革前的名称《长江文艺》）当诗歌编辑，后来又当小说散文编辑，主持杂志社的工作也快20年了。36年在一个杂志蹲着，看来我得蹲到退休。“把编辑工作进行到底！”在我当编辑30年时，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马竹、徐鲁等人专门写文章，在各报刊发表，方方、熊召政等送书题诗纪念，这样号召我，其实这也是我的想法。
我除了作文学编辑，创作也略有收获，这里就不太好意思提了。
我是终于遂了心愿，上了大学，圆了我的文学梦。
从初中开始，我的理想就是上大学中文系，将来当个作家。现在看来，我的理想基本实现，出版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一本老牌文学杂志《长江文艺》（1949年6月创刊）当了36年编辑，为作家们服务了一辈子。现在回忆一下我上大学的过程，是因为我从那过程中间悟出了一些做人的道理与体会。
比如说人生的机遇与准备。比如说人的努力与坚信。
我是1950年12月出生在武昌县乡下的。我的祖父是乡间的一个裁缝。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祖父腋下夹一只灰布包袱，包袱里是剪刀尺子线粉（用来在布上画线然后裁剪），还有针线。祖父早出晚归，到四乡农家给人缝制新衣。祖父略识些字，能读《封神榜》、《薛仁贵征东》、《五虎平南》等旧小说，他在四乡八井做裁缝，还听到许多的民间故事与各种传闻。我自小依恋祖父，祖父用他的旧小说与民间故事和乡间传说熏陶了我，以至我小学五年级时，就读完了我们那个村及亲戚中能找到的旧小说。除了前面说的那几本书外，我还读了《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说岳全传》、《粉妆楼》、《小八义》、《施公案》等一批小说。我出生的乡村叫八大家，在长江边，属金口区管辖，中山舰就沉落在那片江面上，1998年长江大抗洪时，溃口的簰洲湾离我家只几里地。如今中山舰已打捞起来，中山舰纪念馆建在金口镇，大约还有一两年就可以对全国开放。我那个村叫八大家，是因最早从鄂州、沔阳、汉川逃荒到那片沼泽地开荒种田八家人家而得名。那八家人先到，把湖滩沼泽地开完了，后来的人家就种他们的土地交租子，土改时，这八家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八大家村是个大村，有七个生产队。我在这村里放牛、拾粪、割猪草长大。这里的人喜欢听楚剧，喜欢在冬闲请说书人说书，一说就是一个月。在那些时候，我总是伸着脖子或是站在凳子上把那些传统的楚戏看完；在冬夜，在听书人的堆子中，我是最小的听众，而且天天准时到，至到说书人把鼓板收起，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是我的祖父和我的乡村给了我最早的文学种子，这种子在心中发芽，成长终生。
高小毕业，我以优异的语文成绩考上了武昌县一中。那时上中学很难，一个公社就考上几个中学生。我到县城上中学，家离学校百多里路，是父亲挑着被子，我用网兜提着木脸盆，随父亲一步步走去的。那是1963年，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走出大饥饿的阴影。在中学，我第一学期参加全校作文竞赛，得了个第三名。我到校图书馆借一本厚厚的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管图书的老师惊讶的口气问我，你个初一的新生，能读懂这书么？学校的图书馆有阅览室，中午开放。我不睡午觉，在阅览室里读《少年文艺》、《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以及我现在当主编的《长江文艺》。那时，学校高三的哥哥姐姐们考上大学的很多，还有一个被派到阿尔及利亚留学。那些喜报贴在学校的宣传栏上，我崇敬得不得了，并决心一定要上大学，上大学中文系，将来当作家。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16岁，背着床棉布被子去串连，到北京赶上了毛主席第11次接见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激动得热泪盈眶。串连回来，把背去的棉被弄丢了，身上长了一身的虱子。武昌县离武汉很近，武汉的两派搞武斗，钢二司与百万雄师对打，死了不少人。我们学校也分成两大派，我是钢二司的小红卫兵。武昌县一中的造反派们，把附近一个兵工厂的枪抢了，用手枪跟武汉的造反派换了卡车回来，县城的武斗也开始了，一中有几个高中学生被打死了。我是乡下孩子，胆子小，害怕打仗，就跑回乡下躲起来。后来毛主席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回乡知识青年，在生产队里当上了社员。
我要说到我上大学的理想和作家梦了。
回到乡下生产队，先是到水利工地，然后修江堤，还到咸宁向阳湖围垦造田，为后来的中国一批国宝文人到咸宁向阳湖干校改造做前期准备。我读过到向阳湖干校劳动过的文化人写的诗文与回忆录，但他们不知道，在1967年冬天，湖北咸宁地区9县十多万民工，在风雪天里踩着半尺深的泥巴筑堤坝，冻饿交加，最后发展到在地里挖老鼠吃的情景。那是一段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因大雪封住了陆路水路交通，十几万人在工棚里没吃的，还要拼命抢进度挖土方，人饿得在泥土里爬，各县带队的县长看到这些情况都哭了。我后来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梦泽深深》记述当年的生活与感受。我被生产队派出去当民工，常常被安排做宣传工作，我是一边劳动，一边写表扬稿，写快板顺口溜三句半对口词之类的东西做宣传。很苦，但有些乐趣。最苦的是这些工程搞完了，回到生产队和劳力们一起出工，我劲头小，挑担子不如人家，许多农活不会做，每天拿最少的工分，受大人和同辈人的取笑。双抢时节，早晨5点钟起来扯秧，秧把子挑到田里，又插秧。早稻割了，就插晚稻，一日三顿在田边吃，夜里忙到转钟两三点，然后睡两个小时又起来干活。我们家乡是大面积的水稻产区，夏天双抢那一两个月，把人累得都要趴下。这种时候我的上大学理想，我的作家梦从脑子中无形地消失了。但在我很快地适应了当农民，后来还当了生产队的民兵排长之后，加之农活只是忙那一阵子，也有农闲时间，我的作家梦又在脑子中出现了。我除了白天劳动外，晚上就凑在煤油灯下读书，常常读到鸡叫，在母亲的一遍遍催促下才睡觉。我从县城中学回家时，背了好多本书回来，那是造反派同学抢了图书馆的书看了后扔掉的。武汉市二十七中学不知怎么回事，送了好几纸箱图书到我们大队，书在民兵连长家，民兵连长的爱人以一毛钱一斤卖给我几十斤。这些书中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播火记》等等。在农村，除了劳动外，我像饥饿的囚徒扑向面包一样地扑向书籍。当时想，大学已经没有了，我连高中都没上，那个上大学的理想暂时收起吧！但是文学却是不可丢的，高尔基是小学生，他在社会大学里学习，后来成了文豪。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是文化也不高吗，但他写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本多么令我虔敬的书啊！还有《牛虻》这本书，也是让我反复阅读的书。保尔·柯察金和亚瑟这两个人物，是我在乡下四年生活的楷模，是我立下奋斗决心，坚信未来一定会干出点什么来的精神支撑。
当时我们大队来了一批武汉知识青年，甚至还有广州来的投亲靠友的知青，他们中有一个来自金口镇张姓知青，带了一大木箱书。我找上门去与小张交朋友，我们谈得很投机，他读了我写的一些短诗，我也读了他写的律诗绝句。小张的父亲是老红军，他的哥哥是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在他的书籍中有一整套华师中文系的教材。如文学史、文艺理论、语法修辞、汉语写作、大学语文、古代文学选讲等等。我对这套书大感兴趣。我用帮小张这个知青户挑柴、挑水干活来取得阅读这套书的认可。我非常认真仔细地把这些大学中文系的教材学了一遍，并且作了笔记。小张的同屋知青小李，是我县一中高一届的同学，他父亲是武昌县的驻军。小李有一个很厚的硬壳子笔记本，每页都贴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诗歌，整整齐齐。那些诗真美啊！小李说，那是他父亲送给他的。我把这些诗也读了，小李见我喜爱，干脆就把这个本子送给我。这个本子前些年还在，后来不知怎么就不见了，我好懊丧。我在上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后，老师给我们讲课，我听着听着，竟然是和那些我在乡下读的教材一样的东西。后来在华师，我学得不费力，比那些从基层推荐上来当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当过大队或公社干部的同学学得轻松许多，是因为我自学过。虽然我在乡下与下乡知青们交了朋友，读了不少书，但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要上大学。我和小张一起写诗，为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写节目，别人称赞我写得好，特别是有一次我写的庆祝建国20周年的诗在《武昌文艺》发表时，我很有些自得其乐。那天，我在大田里劳动，乡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到田边，给我一只卷成筒子的邮件，我拆开一看，是武昌县文化馆编印的《武昌文艺》，那是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小册子上刻着我的名字和我写的诗，那是1969年。天哪，我竟然发表作品了，我已经摸到作家梦的边缘了。我的目标一定要实现，我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从此，我更加努力地阅读，我更加坚信自己的目标的伟大与实现的可能。
慢慢地，我在我们那个公社小有名气了。先是大队学校让我给一个生孩子的女老师代课，女老师满月上班后，大队又推荐我到武昌县教育革命学习班学习三个月。这是个培养民办教师的训练班，我分在初中语文班，班主任叫杨合鸣，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杨老师后来用武文驹的笔名写了首长诗《邢远长之歌》，歌颂武昌县大桥公社老农社员邢远长为了救火车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事迹。长诗先在《长江日报》发表，后来出了单行本。再后来，杨合鸣老师回到武汉大学当了教授。在当年那个培训班上，杨老师很看重我，对我的文学水平的提高很有帮助。从武昌县教育革命学习班回到大队后，又接到公社教育革命组的通知，让我参加咸宁地区教育革命学习班学习，我被分配到生物班，学的是微生物菌种兽医农作物林业农业机构包括开手扶拖拉机。学习班在蒲圻县羊楼洞镇的原蒲圻师范学校内。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有很古老的羊楼洞镇，旧时的砖茶名扬海外，号称小汉口。蒲圻师范还是诗人叶文福的母校。我在这个学校学了三个月的所谓生物，了解了一些常识，却没有兴趣。到这个教育学习班当老师的，大部分是华中师范学院的中青年教师，也有华中农学院的。学习班有中文班，我对自己没上中文班，深感遗憾，常在中文班的教室外站一会，羡慕坐在里面的学员。从咸宁教育革命学习班回县后，先到金口区教育革命组帮一个叫胡宜南的老师搞了一段时间的外调，跑了沙市、洪湖、武汉等地，了解区里受审查老师的历史问题。外调搞完，区教育组让我到范湖中学教书，这已到1970年底了。范湖中学是由原范湖小学升格而成的，是我读小学的母校。学校领导让我当初中一年级留级班的班主任，我把那些小调皮蛋们整得有些听话了。范湖中学还有个高中班，我和那班上的学生搞得很好，那班上后来出了几个教授与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之类的人物，他们在武汉碰到我，总还是要喊我刘老师，虽说我没直接教他们，年龄也只比他们大两三岁。
我在努力当教师时，把上大学的理想忘得差不多了，但当作家的梦想还是坚定地存在着，我边教书边记录生活，基本上每期的《武昌文艺》上都有我的诗歌作品，有的是长诗。
我在范湖小学读书时，校长是夏光钊。我在范湖中学教书时，夏校长在当范湖公社教育组负责人。有天夏校长找到我，说省里的大学马上招生，不用考试，要由贫下中农推荐，范湖公社分了一个指标。夏校长问我想不想上大学。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心里在说，刘益善呀刘益善，你怎么把自己的理想忘了呢？上大学不是你的理想吗？你怎么就失望了呢？看，大学现在不是在招生吗？你怎么办？夏校长见我半天不做声，以为我不愿去，就说：你再考虑考虑吧！说完就要走。我立时醒悟过来，马上拉着夏校长说：“我愿上大学，我要上大学。”夏校长笑了笑说：“那我们一起努力吧，你先回你们大队去，报个名，然后由贫下中农推荐。”
我当天就回到村里，找了生产队长袁福胜，说了我要报名上大学，希望队里推荐我。队长与我父亲叔父关系都不错，当时答应得很好。这里要交代的是，我回乡当农民，表现很好，两次被推荐去短期培训学习，然后到公社中学教书，领导们是信任我的。我虽然当老师，但仍然是生产队的人，拿的是工分加补贴。我要上大学，就必须由我所在的范湖公社金水三大队七生产队推荐。
生产队长袁福胜的儿子和我是小学中学的同学，就是因为这点，袁福胜给我写了份很差的鉴定书，说我不爱劳动，追求名利，骄傲自满，这样的人不能上大学。袁福胜写好鉴定书后，找贫协组长陈正中盖章，陈盖了，他找另一贫协组长刘善咸盖章时，刘坚决不盖，说袁队长你这样做不好，会毁了一个年轻人的前途的。鉴定书送到大队后，遭到大队干部们的彻底否定，他们说了袁福胜一顿。袁队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主要是我要是上了大学，会超过他的儿子。当时他儿子在金水街棉花收购站工作。我能体会到袁福胜队长的心情，事后除了我母亲找他吵了一次外，我们家都没与他计较。大队干部们重新帮我写了推荐鉴定书，实事求是地给予评价，我的名字报到公社教育组。范湖公社有十多个大队，县里只分了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每个大队推荐一人，就有十多人，十多人争一个名额，其中的工作量大呢！现在想来，夏光钊组长，我小学的老师是成竹在胸，他要把这个名额给我，他觉得给我最合适。各大队推荐来的人到了四选一的时候，还有我。另三个一是公社党委书记的儿子；一是公社妇联主任的女儿；一是全县有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儿子，而且是全省重点高中咸宁高中高三的学生，他是因为文化革命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要不然大学都毕业了。我最感惋惜是这第三位老兄，不知他后来情况如何？四个人中，论背景与实力我是最差的，能不能上大学，我是一点底都没有。最后奇迹还真的出现了，那有背景的三个都没有上成，那个名额给我了。这中间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我一直没弄清楚。但夏光钊老师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我在范湖小学读书时，作文成绩很好，他是喜欢我的。我得到了1971年范湖公社上大学的唯一指标。第二年，指标多些了，公社党委书记的儿子和妇联主任的女儿也都上了大学。
当我从夏光钊老师手上接到正式上大学的通知时，现在回忆当时的心情，好像并没有激动万分热泪盈眶。当然我要感谢夏老师，可只是口头的，连一包香烟都没送一顿饭也没请他吃，不像如今人家帮了忙，总得请吃一顿饭表示感谢总得送点烟呀酒的礼物吧！但那时真不兴这一套。
我能够上大学了，在我满20岁时实现了这一目标，是在毫无希望的情景下实现的，真可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得到这个上大学的通知不容易，有多少双眼晴盯得流血啊！但我为什么不是激动得不得了不是高兴得要发狂呢？这是因为在最苦最难熬的日子里我在坚持，我还在学习，我有自信，我自信总有一天我会做些更有用的事情。生产队长袁福胜在我的鉴定表上写我骄傲，大概就是指的这种自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但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在我苦了心志劳了筋骨后，大任就会降临。我觉得范湖公社唯一上大学的指标就应该给我，我上大学比别人上大学更合适，我会比别人学得更好，将来报效祖国与乡亲。我没高兴我没激动，我默默地在做到大学里去学得最好的准备。
1971年1月底2月初，春节刚过完，武昌县30多个上大学的青年在县城集中学习几天，然后省里招生老师将我们带到武汉的各个大学。
问题又出现了。我们在县城集中后，分配学校与专业，我被分配到华中师范学院生物系。把我分到这个学校与专业，应该是合理的，因为我是民办教师，在咸宁地区教育革命学习班学了三个月的生物。但我得知这个分配结果后，心里却感到十分郁闷。我对生物专业中那些动植物微生物细胞及农业机械（我在咸宁学习班的生物班上就学了“三机一泵”，这好像不属生物专业）等，一点都不感兴趣。我要上中文系，将来搞文学。我找到县教育局负责分配学校与专业的领导，希望能让我上中文系。这个领导对我说：“能让你上大学就不容易了，你怎么能挑专业呢？要服从分配，不要有其他的私心杂念。”这领导不像我的老师夏光钊，我碰了壁。
我有些闷闷不乐。我打听到了，武昌县这30多个上大学的名额中，只有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学院各1个中文系指标，分配到这两个中文系学习的都是我武昌县一中的高中班的校友，而他们对上什么专业好像无所谓。上武汉大学中文系的那徐姓学兄，毕业后果然没有从文，分到中组部，后来当一名副司级的官员。可我欲进中文系却不得！
眼看没有希望了，我做好了去学生物专业那些东西的准备时，一道黎明的曙光出现在我的面前，机遇来临了。
武昌县新屋公社有位叫程光桃的妇女，是位很好的老人，她的经历就像鲁迅先生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解放前嫁人，丈夫死了，再嫁人，生了个孩子。祥林嫂的儿子阿毛是被狼吃了，程光桃的孩子是睡在摇窝里被母猪拱翻，然后咬死了。程光桃老人是个很苦很善良的不识字的老人，土改时，毛主席的夫人江青跑到当时的新屋乡当土改工作队员，住在最苦的贫农程光桃家。程光桃后来结婚生了个儿子，江青把程光桃接到北京，毛主席还抱着程光桃的儿子照了张像，这张像后来就挂在程光桃家的堂屋正中。文化革命开始，江青红得发紫，程光桃被说成是江青当年培养的土改根子，当了新屋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类的官。
我们在县城集中学习时，我才知我们这些学生叫工农兵学员，工农兵上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对于新生事物要宣传，武昌县有程光桃这样一个典型，程光桃对工农兵上大学是个什么态度呢？把程光桃如何支持工农兵上大学，给工农兵学员寄予革命希望写出来，不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点子么？于是招生的老师和县教育局的领导召集全体学员开会，说了怎么宣传程光桃与工农兵上大学的明确意图，然后问：“你们谁去写？”问了几声，没人敢回答。
我的脑子中有一道闪光，这是机遇，机遇来了，要抓住。我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说：“老师，我去写！”
招生老师与县教育局的领导考虑得很周全，派新屋公社的一名学员江祥必陪着我一起去找程光桃，江祥必与程光桃是一个村。我们到了新屋公社后，找到程光桃的家。
程光桃老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对我谈了她的经历和江青当年土改时在村里的一些情况。程光桃老人真是好人，她并没有借助当时红得发紫的江青的势力而颐指气使，就和普通农妇一样，接受我的采访。后来我上了华师中文系后，老师讲鲁迅小说《祝福》时，还把程光桃作为兼职老师请到课堂上，现身说法。
与程光桃交谈是我平生的第一次采访，我很感谢江祥必对我生活上的照顾。江祥必与我同年上学，他上的是武汉医学院咸宁分院，毕业后分到医院工作，后来当了咸宁地区卫生局副局长兼咸宁医院院长。
从新屋公社回到县城，我很快写出了采访程光桃的报道，交给了招生老师。这个报道后来发在哪里我不知道，发表时也肯定不会署我的名字，但我想这个报道一定发表了。报道交上去的第二天，决定我命运及人生发展方向的转折出现了，我被调整到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原来上中文系的熊姓学兄调到华师数学系，数学系的那位张姓学兄调到华师生物系。熊姓学兄毕业后做了大学老师，张姓学兄毕业后回武昌县一中我们的母校当了中学教员，这都是因为我的原因而变动的。我对张姓学兄有些抱歉。
啊，我要长舒一口气了，我终于到了大学中文系上学，我终于可以一门心思学我的文学了。事后我常想，一个人的命运真是奇怪，有许多不可捉摸的东西，就拿上大学我调换专业这事来说，如果武昌县没有一个程光桃，或者有程光桃却没有江青到武昌县搞土改的事，招生的老师就不会派人去采访程光桃，我也就没机会写文章，那我只有去上生物系，最后就到一个中学里去教书了。但这一切却又是存在的，这种机遇来到我的面前，我及时紧住了，我的命运得到改变。但是如果我不是从小就喜爱文学，喜欢读书，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在采写程光桃的机遇虽然降临时，我或者因底气不足不敢去写，或者去写了，却写不好，机遇也就过去了。事后我听县教育局知情者说，我写成了程光桃支持工农兵上大学的报道后，华中师范学院招生的老师看了，说这孩子文笔不错，应该让他上中文系学文学。我没有去查找当年在武昌县招生的这位老师，但我是要永远感激他的，是他把我由生物系改到中文系，他也是改变我命运的元素之一。也许有人会说，你干嘛把这个改系的事说得这么重要？你就是学了生物还不是一样可以当作家编辑吗？只要你有这个天分。《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主编杨晓升就是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的，他不是把作家与主编当得好好的么！我的回答是，我绝对不是我那个师弟杨晓升，我如果去了生物系，是不可能在后来搞文学的。
每个人一生都有许多机遇，只要你肯努力能坚持，在机遇来临之前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作好充分的准备。当机遇来到你的面前时，你就能紧紧抓住，抓得很有力量，机遇就跑不掉。如果你没有准备好，机遇到来时，你想抓都抓不住，因为你没有力量，机遇很快就远去了。这就是我写我上大学这段经历所要说的一点感悟。
1971年2月，我们被带到武汉上学，各大学领走了各自的学员。在华中师范学院，在那美丽的桂子山，在那桂花林里，在那阶梯教室里，在那绿色琉璃瓦的校舍中，我生活了将近三年。我在大学里怎么样学习应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这里再稍稍要说的几句是：我在华师中文系读书还真是读书，我没有热心去参加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政治运动，那时简称“上管改”。我在认真读书，第一个暑假时，我从图书馆借了20多部文学书籍，背回乡下读完。在华师中文系学员中，我是第一个在《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发表文章的人，那两篇文章都是有关学习鲁迅先生的。三年书读完，我的考试每门功课都是优，临毕业时，我入了党。1973年10月下旬，我被分配到湖北省文艺创作室，在《湖北文艺》（后来恢复文革前的名称《长江文艺》）当诗歌编辑，后来又当小说散文编辑，主持杂志社的工作也快20年了。36年在一个杂志蹲着，看来我得蹲到退休。“把编辑工作进行到底！”在我当编辑30年时，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马竹、徐鲁等人专门写文章，在各报刊发表，方方、熊召政等送书题诗纪念，这样号召我，其实这也是我的想法。
我除了作文学编辑，创作也略有收获，这里就不太好意思提了。
我是终于遂了心愿，上了大学，圆了我的文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