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曾为非典型性肺炎付出惨痛代价的中国，其防控甲型H1N1流感的表现受到全球关注。
　　
　　连日来，“甲型H1N1流感”这个医学术语,突然成了全球性热门词汇。而检疫、隔离、留验、医学观察等防疫专用术语更持续见诸报端。
　　6年前曾为非典型性肺炎付出惨痛代价的中国，其防控甲型H1N1流感的表现受到了全球的关注。
　　截至25日12时，中国内地确认11例甲流病例，其中两人已经治愈出院，香港、台湾病例皆在个位数。目前看来，似乎甲流很温和，与当年气势汹汹、夺人性命的“SARS”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但是，截止记者发稿，甲型H1N1疫情已经蔓延到了全球34个国家。
　　那么，中国这次在危机面前表现如何？从当年的“SARS”防治中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中国对流感是否“反应过度”？
　　
　　政府从容应对
　　
　　“‘SARS’的教训重大啊，我们这次抗击甲流就是从抗击‘SARS’中学习的。”曾光提起6年来的变化，仍很激动。
　　曾光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中疾控”)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是当年抗击“SARS”和今天防治甲流的主要专家之一。
　　今年2月，卫生部原党组书记高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03年抗击“SARS”中存在四个方面的教训。一是判断不准，处置不当；二是信息不准，传递不畅；三是未及时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四是缺乏有效国际合作。
　　回顾当年，中国政府在应对“SARS”上，显现出严重的准备不足。当年第一例“SARS”病人出现在广东佛山时(2002年11月)，公众毫不知晓。直到2003年4月21日，卫生部才建立每日疫情发布制度。两天后，国务院才成立防治“SARS”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SARS”的防治工作。之后，抗击“SARS”工作才走上正轨。
　　而这次抗击甲流，反应就迅速得多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主任李立明评价说：“感觉他们很从容，工作有条不紊，可见确实从‘SARS’事件中收获了许多经验教训。”
　　据中疾控办公室主任兼抗击甲流综合协调组组长王健介绍，早在4月22日，中疾控工作人员就在美国的一家专业网站上看到加利福尼亚“猪流感”(当时称谓)消息，23日上报给卫生部，24日请了3位院士会同中疾控的专家一起研判局势，大家一致认为此事要小心对待，要做慎重准备。
　　4月25日，卫生部首次公开提及此次流感疫情，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密切沟通，正组织专家分析病毒序列，研判疫情影响。
　　随后，有关疫情信息在卫生部网站逐日更新。
　　4月30日，卫生部发布公告，将甲型H1N1流感纳入法定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同时，还将其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
　　从5月3日起，卫生部要求各地对甲型H1N1流感密切接触者实施隔离观察，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
　　自4月28日至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两次就此作重要指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三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
　　《华盛顿邮报》称，中国在确认境内第一起甲型H1N1流感病例后，立即全面展开和实施精心策划的防控计划。而即使是在这起病例被证实之前，中国最高领导人就已采取了一系列高姿态步骤，表明中国将认真对待，尽一切努力遏制疫情。
　　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相关机构亦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防控事宜，召开视频工作会议部署防控，并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安排集中采访等形式，向社会及时传递有关信息。
　　在短时间内，中国政府迅速建立了多部门参加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在出现确诊病例后，全力救治患者，追踪密切接触者，及时通报和发布有关信息；在继续坚持边境口岸的严格检疫的同时，加强了人群流感监测工作并启动了网络直报；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高科技与常识的平衡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每天发布的报告，我做了两张趋势图。我搞了半辈子传染病，还没见过一个病的流行进展有这么迅猛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说，除了在公开透明信息方面的进步外，“进步的表现还包括科学的防治措施。”
　　他认为，防控非典型性肺炎期间，有关部门强调高科技，寄望疫苗、药物等实现有效防控。“但远水不解近渴，疫苗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和普遍接种是否现实等都是很大的问题。”
　　在他看来，21世纪传染病的应对策略，主要还应该是依靠传统的公共卫生手段，回到常识。比如，保证清洁的空气、干净的饮用水、安全的食品、足够的营养、健康的住房、科学的污水和废物处理、建立正确可靠的疾病爆发监测和控制系统、提高全民健康素质、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等。
　　“我很高兴地看到几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传统的公共卫生手段，同时也兼顾了疫苗、药物等‘高科技’硬件，这非常科学、理性和务实。”黄建始评论道。
　　他还注意到，非典型性肺炎期间，媒体往往援引专家的话作为证据，现在则是用数据说话。“比如，猪肉究竟有没有问题，主流声音不再说某某专家说猪肉没有问题，而是说现在没有证据表明食用猪肉有问题。这种用证据说话、依靠证据作决策的态度反映出大家更为成熟，更为理性。”
　　成都传染病医院副院长田明说，医院专门为首例确诊患者病配备了心理疏导师安抚其情绪，“患者是四川内江人，偏爱吃辣，医护人员根据他的口味，在不影响治疗效果的前提下，特意为他制作了营养餐。由于患者病情稳定，身体状况好转，进食也增加了。早晨能吃两个鸡蛋和一个面包。”
　　5月11日，李克强受胡锦涛、温家宝委托，到医院看望这位患者、医务人员和接受医学观察的人员。
　　国内不少媒体刊发的评论称，与6年前非典型性肺炎时相比，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政府在及时公布信息、报告疫情、科学防控、部门协作等方面大有进展。
　　
　　“反应过度”了吗？
　　
　　近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一直有声音质疑中国政府的防控措施“反应过度”。
　　由于中国对墨西哥AM098航班乘客实施隔离医学观察、暂时停止往来墨西哥的航班、停止进口墨西哥猪肉等措施，甚至引发了墨西哥的一场“外交抗议”。
　　有关专家表示，外交口角的背后折射出各国政府对疫情判断、防疫观念等问题的不同看法：
　　比如，疫情发生后，中国高度重视并立即采取接近最高级别的预防措施；而墨西哥以世界卫生组织尚未把预防级别提高到最高级为理由，反对限制进口猪肉等，美国、加拿大政府也持同样看法。
　　又如，中国强调首先保障公共利益和安全，而西方更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在防疫观念上，他们认为在一个人没有出现染病症状时，他就有权自由行动，即使这个人已经感染了病毒，并可能传染给他人，也只能依法限制其自由和权利。
　　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目前疫情最严重的美国显然已向海外国家“输出病人”，但美国却以“半放任”的状态对待疫情，从国际协同防控疫情角度来说是不负责任的。
　　6年前被许多国家像防范洪水猛兽般躲避、隔绝的中国，第一个向墨西哥提供了5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紧急援助。
　　可是，“现在没有人记得中国是第一个向墨西哥提供援助的国家。”“在华拉美人”网站的负责人罗德里戈·席尔瓦说。
　　全球经济正在艰难爬坡，金融危机的阴影挥散不去，甲型H1N1流感疫情无疑加重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据世界卫生组织测算，2003年爆发的非典型性肺炎，造成全球3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当时疫情的持续时间是相对较短的6个月，蔓延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导致近万人感染，死亡近千人。
　　尽管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还不是预测疫情对经济影响程度的时候，因为疫情的规模、持续的时间等尚不明朗，但依然有经济学家判断，甲型H1N1流感对全球经济的危害可能高于非典型性肺炎。
　　摆在中国面前的，是疫情防控、经济提振和灾区重建三道难题。在甲型H1N1流感侵入中国之时，中国将如何答卷令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