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总习惯于教育儿子，现在倒是常常要受儿子教育。一次在上海四川北路过马路，迎面亮着“红灯”，车子川流不息。妻子等不及，躲躲闪闪地就从车流的缝隙中扎过去了。儿子则停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我站在快车道旁，看着马路两边的两个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恰好这时车子过完，但“绿灯”还没有亮。我一面招呼儿子，一面乘机赶快冲过了马路。儿子却对我的招呼充耳不闻，仍站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与我们隔着无车的马路相望。直到“绿灯”亮起，才向我们走了过来。事后，妻曾多次向我谈及此事，我们都有些佩服儿子，一致都认为儿子其实是对的。
　　表面上看，闯不闯“红灯”，只是一个“安全问题”。以此而言，妻属于“激进派”，有些冒险；儿子属于“保守派”，稳扎稳打；我则像个“机会主义者”，首鼠两端。但究其实质，这却是一个“法制意识问题”。红绿灯是“交通规则”的体现，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规范并制约人们行为的“法”。“红灯”禁行，“绿灯”通行，这属于“小学生应知应会”的问题，是“必须遵守”的规定。从这个层面上看，似乎妻的“法制意识”较差，习惯于我行我素；儿子的“法制意识”较强，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而我尚能遵守“合理的”红灯（确实有车辆在通过，应该禁行），却不能遵守“自以为不合理”的红灯（并无车辆通过，似乎无须禁行）。看上去，我的这种“实用主义”好像更加“合理”：既然“无车通过”，就不应该亮“红灯”。但细细思考之后，以此为理由并不充分。
　　在这个世界上，由于人们所处的位置不同，对一件事的看法往往也会不同。张三认为该“禁行”的事，李四可能主张应“放行”。如果允许各说各话，那就乱了套。为了不乱套，张三与李四就得求同存异，达成妥协：在某种前提下禁行，在某种情况下放行。对此双方都必须遵守，都必须承认对方的一部分权益并牺牲自己的一部分权益，使事情能够有序地进行。这就是“法的作用”和“立法的原则”。
　　柏拉图说过的著名故事“苏格拉底之死”，非常鲜明地向我们解析了这样一个道理：恶法胜于无法。苏格拉底因主张无神论和言论自由，而被诬陷引诱青年、亵渎神圣，最后被由501人组成的审判团以280票对221票的微弱多数判处服毒自杀。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痛斥对自己的指控，为捍卫那比生命更重要的神圣使命毫不退让。但当弟子们为苏格拉底逃往国外避难多次提供机会的时候，却遭到他严正的拒绝，并当着弟子们的面从容服下了毒药。苏格拉底说：“我要守护政治和法律的尊严，批评雅典政治和法律的弊端是我的职责所在。我怀着满腔的热忱去追求一种富有灵魂的法律，我要为正义的法律而斗争；我必须遵守这个城邦的法律，我也曾经享受过这个的律所给予我的利益。这是所有的雅典人所必须遵守的法律。我愿意接受这个不公正的判决，饮下这杯毒酒。”为什么呢？因为法律的权威，是从高贵的理性精神上建立起来的，这种精神的实质在于，有法律社会才有规矩，依法行事社会才有秩序可言。因此，哪怕是糟糕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要好。因为毕竟还有这么一部糟糕的法律，我们还有改进它的可能。如果因为这个法律糟糕我们就不去遵守它，那么人人可能都会找到借口来逃避法律的约束，从而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而且，当某些人认为这个法律公正，而另一些人持相反看法时，我们能否找到一个公认的标准来判定谁是谁非呢？恐怕不可能。因此，对待任何法律，我们都必须持非常慎重的态度，都必须在“维护法律权威”的前提下谋求“法律内容的完善”，而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作者为上海三联书店资深编辑）
　　本栏目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