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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更好地与马克思的历史观作对比，考茨基摘录《〈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性的表述”，分别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三分册和第五分册里逐句进行分析。第三分册主要从“社会静力学”角度切入，通过分析经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常态关系，展现社会结构的一般机制；第五分册则重点从“社会动力学”角度切入，主要通过分析社会发展动力，展现社会发展的动态图景。在考茨基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论述社会发展动力与规律的社会动力学，以及阐释社会基本结构的社会静力学。
关键词：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动力学；社会静力学
中图分类号：D1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6-0032-06
在晚年的哲学总结性著作《唯物主义历史观》中，考茨基承认虽然自己很早就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决定性影响，但是在建构唯物主义历史观所经历的道路方面，却与马克思、恩格斯有着很大的不同，加之个人禀赋、知识经验和时代背景等差异，使得考茨基逐渐离开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基础，特别是在有机界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法方面。不过考茨基同时也强调，在运用历史观所采用的方法和所取得的结果上，自己与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一致”[1]。本文主要立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文本解读，在对比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基础上，试图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对考茨基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做一个整体概览，还原考茨基在经典原著基础上为他自身历史观所建构的宏大体系。
一、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基本矛盾关系的阐述
针对当时存在着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解，考茨基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呈现，主要是从人的意志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本身的生产与生活的生产，以及自然观与社会观等方面展开：
（一）对人的意志与生产方式之间关系的阐述
一些人将唯物主义历史观理解为每个时期的生产关系都是由当时的物质生产力自行形成而与人的意志无关。对此，考茨基指出，生产关系即人们为了生产而相互发生的关系，它以人们自觉而合乎目的的共同劳动为前提，而如果没有自觉指向一定目的的意志，就决不可能有共同勞动[1]336。不过，考茨基也指出，这种意志不是纯然主观性的，它也有被决定的一面。首先，在现存的生产关系中，意志具有先天的被决定性。这一方面因为人的需要和认识能力等主观因素具有先天性，但更多地取决于作为意志中的客观因素即社会环境的给定性。其次，意志也取决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状况。考茨基再次强调，不能将物质生产力等同于作为外部世界总和的物质自然界，因为相对于不断变化的社会而言，自然界几乎处于不变的状态。所以，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仅仅在自然界中，而应该更多地从人关于自然的知识以及利用自然的能力等社会因素中查找原因。考茨基总结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决不使生产关系的发生同以此为基础而产生的历史发展与意向、知识等精神因素截然分开，决不能否认人的意志的力量；相反，“唯物主义历史观以意向和知识为必要的前提，但是要限定它们的作用范围，指出在一定条件下由一定意向和知识必然产生的结果，以及这种意向和知识是怎样作为一定条件的结果而必然产生的。”[1]370考茨基对意志与生产关系问题的考察，主要观点继承了他早年的著作《取得政权的道路》中“经济发展和意志”章节，二者一道回击了因为片面理解而导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释。不过，考茨基所理解的意志“归根到底不外是一切有意识机体的天赋的求生保种的意志”[1]369，这实际上就把人降格成了受自我保存欲和环境支配的动物。而这整个论证过程，也不过是利用生物学和史学等知识证明意志参与生产关系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却没能具体分析二者在历史发展中的相互作用。
（二）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阐述
考茨基指出，作为经济与意识之间矛盾运动的比喻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表述方式虽然给人深刻印象，但也造成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误解和解释”[1]370。第一，这容易使人认为，只有立法者才能设计和建造更为完善的社会建筑，甚至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草拟出一套可以应对一切困难的未来国家方案。这是一种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不相容的空想主义思维方式，唯物主义历史观谨守为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界限，认为社会不能被主观地建造，只能自己成长和发展。第二，不能很好地反映社会的运动和变化，容易使人从静止而非运动角度来考察社会，而这是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倡的从联系、运动的角度认识事物的辩证法相违背的。第三，容易使人以“粗糙的唯物主义”将二者截然分开，即认为经济基础仅仅是物质，而上层建筑纯粹是精神。实际上，经济基础中也掺有人的需要和认识等精神因素，而艺术、哲学和宗教等意识形态也只有通过物质的媒介，才能获得社会意义。在澄清了这一比喻可能遭致的诘难之后，考茨基着重强调，不能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彼此经常处在因果关系之中，而应该看到它们只是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中彼此影响，政治等意识形态有时也对经济生活发生“决定性作用”[1]376。不过，考茨基也强调这种“辩证”的观点，并不证明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够全面和没有用处，而只是说明了它的任务主要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阐明新事物的形成。在这里，考茨基再次强调决不能根据一定的经济关系说明当时社会状况下出现的一切思想，而必须把那些从以往时代继承下来的旧思想，同这个时代本身产生的新思想区别开来，只有这些新思想才能在这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中得到说明。考茨基搁置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这一核心的问题，主要针对此比喻所带来的歧义予以澄清，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确实就马克思精炼而形象的话语在传播过程中的局限性做了很好的说明。不过也应看到，他的很多观点直接来自于晚年的恩格斯。
（三）对人本身的生产和生活的生产问题的阐述
考茨基承认，写作《唯物主义历史观》这部分手稿时，尚没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因而很长一段时间他和很多人一样，都将两种生产理论完全归功于恩格斯。所以，考茨基虽然在后面章节附加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大段引文，但实际上真正分析的只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在人本身的生产方面，考茨基虽然赞同库诺夫反对恩格斯将两种生产等量齐观的做法，但是同时也认为，库诺夫的理解没能把握恩格斯关注的中心，即恩格斯关注的主要是婚姻和家庭的不同形式，而非纯粹的生殖行为。不过，考茨基不同意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初期人本身的生产是社会发展中的独立因素并与生活的生产一样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论断，而认为人本身的生产并不与生活的生产并立，而是以之为转移。他说：“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社会的发展也象它决定于生产资料的生产那样决定于人的生产的变化。”[1]410这样，考茨基就得出了与库诺夫一样的结论：引入人的生产来扩大生产方式的概念，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毫无意义。这其实是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误解，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是通过对人类早期历史的澄清，主要证明在原始阶段人本身的生产恰恰处于主导地位，而物质生产则处于从属地位。在生活的生产方面，考茨基认为不能将之仅仅理解为满足人类一切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还必须包含社会结合和社会保证等社会职能。因此，如果不把为了保护个人和集体的安全而对敌人的武装斗争纳入生活的生产之中，那么就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范围缩小了。无疑，战争是人类发展史中的重要事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因而社会考察时不能弃之不顾。但是，战争毕竟为社会生产所决定，而非是社会生产中的一个部分，考茨基对战争的不恰当抬高，实际上不过是将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逻辑纳入社会分析之中的结果。 （四）对自然观和社会观问题的阐释
考茨基认为，以上三个方面完成了对社会静力学部分的注释，不过还必须谈谈认识自然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而如果不说明这个问题，唯物主义历史观就会出现一个漏洞。考茨基强调，对自然的认识贯穿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中。与自然力相比，对自然的认识是生产力中一个可变性很强的因素，决定前者能多大程度转化为生产力。因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实质上只不过是对自然的知识发展的另一种说法而已”[1]424。但是，考茨基并不认为对自然的认识有其不以社会发展为转移的内在规律，而认为它是由推动社会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所决定的。考茨基接着说，如果以上的考察用自然观进行统领，那么还涉及一个相关的因素，即社会观。在此问题上考茨基着重研究了自然科学思维范式对社会观的影响问题。考茨基指出，社会科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不过二者也存在明显的区别。考茨基不同意一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无条件的适用性，而后者起作用是有条件的观点，考茨基指出，这种理解容易让人误以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组织生产，而不以一切经济法则为转移。考茨基甚至直接批评布尔什维克不顾客观规律随意妄为，强调应该遵照生产力发展的自然规律。[1]337通过以上的陈述，考茨基认为他阐明了自然科学和一般的自然知识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地位。这其中表现出考茨基克服经济决定论的努力，但却有些矫枉过正，以至于他竟在一定程度上赞同阿德勒将精神“决定于”物质改写成精神“适应于”物质[1]424-428。这同时也表现出考茨基的自然主义倾向，因为在考茨基眼里，“物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外界环境同义的。
二、社会动力学和历史条件的附加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分册只涉及“经典表述”的前几句，也就是关于社会静力学的部分，而关于历史发展动力和过程的陈述则被搁置一边。主要原因在于后面这些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是以“社会生产过程的对抗（以矛盾为基础的）形式”[1]448为前提的，因而等到详细考察了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过程（第四分册）之后，考茨基才在第五分册中，就社会动力学部分的历史条件做了细致的测度。主要内容有：
（一）关于阶级斗争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审视
考茨基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社会革命规律的部分与第三分册讨论的部分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因为后者适用于一切社会；而前者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仅仅是迄今为止人类“史前时期”的发展规律，它建立在《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之上。不过，考茨基认为这个前提已经滞后于科學的发展，需要予以修正。考茨基在书中多处强调恩格斯晚年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即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添加的附注——“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不过，他认为仅此还不够，因为随着人们对古代史和东方史等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结果显示，“就连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范围以内，社会革命这条规律也不是普遍适用的，甚至即使在具有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的传统的地方，也不是总能适用的”[3]。从这一关节点出发，考茨基对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范式提出质疑，指出在古代社会中阶级斗争甚至是社会革命，也有可能并不导致新的生产关系的发生，这时摆脱历史循环的力量往往不再是内部的革命而是外来的征服。基于此，他认为历史在这个阶段就不再是通过社会革命而不断上升的过程，而是既有上升也有下降，而且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获得推动力的开放型的循环。进而，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社会革命的思想，也只能算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以来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不能将之泛化为整个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考茨基这里关于阶级斗争的限制，与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社会基础的指认是合拍的，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研究路径的正确认识。但是，他所谓的外族征服，实际上是把达尔文主义的种族竞争挪用到人类发展史，结果导致他看不到历史演进过程中量变背后的质变过程，最终用历史的循环置换历史的革命理论。而马克思基于社会本质层面的表述，并没有排除异族征服等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只不过是考茨基将之作了机械、狭隘的理解。
（二）关于“两个决不会”理论的审视
考茨基认为，前一个“决不会”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阶级社会，而不能推广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阶级社会不能通过社会革命打破生产力的桎梏而走向崩溃，而资本主义却采取了剥夺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所以能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他由此得出结论，不能寄希望于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必然生长出使生产力发展趋于停滞的倾向。所以，当面对资本主义现实扩展所遭遇的诸如经济危机等界限时，考茨基只能求助于早年的《土地问题》等研究成果，认为这只是因为工业片面发展而农业相对滞后（比例不协调）的结果，而这可以通过对土地私有制的改革和工业支持农业等调节措施得到解决。进而他认为《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相关论述也应该有所限定，也就是不能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要到垄断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才到来，“这个末日将会更早地到来”[3]330。关于后一个“决不会”，考茨基认为它是最不可动摇的原则之一，是预防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做法的坚固堤坝，但却不能对之作太机械地理解。第一，这并不意味着只要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条件没有全然具备，无产阶级政党就应该放弃取得政权的机会，而是说在未取得政权的时候应该考察新社会的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胚胎中已经生长到什么程度，并据此安排实践以服务于劳动阶级。第二，对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也不能过分唯物地理解。不能把这里的“物质条件”仅仅理解为有机的和无机的材料和工具，而应该把人这最重要的生产力纳入其中进行考察。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不难发现考茨基关于“两个决不会”的限定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等现实境遇以及当时普遍存在的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经济宿命论等错误理解所做出的回应。可以看出，考茨基对他自己早些年死守经济客观条件的观点有所松动。然而，没有构筑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上的阶级斗争作为力量源泉，他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末日”的提前到来只不过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空想。 除了以上对《序言》条分缕析式的条件附加，考茨基还对另一些规律的普遍适用性进行了说明。例如，考茨基指出，社会革命带来意识形态变革的规律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这些理解共同构成了他基于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对社会静力学部分的细致挖掘，也确实从马克思言简意赅的论述中分析出一些隐含内容，但是其中也存在诸多误解和纰漏。
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视域下的社会历史演进
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内容分布来看，第四卷“阶级和国家”篇幅最长，远远超过其他四卷。原因主要在于当时革命的中心工作，就是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因而，考茨基写作该书时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就有，清算民主与暴力等社会政治问题上的片面性；同时，国家和阶级等政治哲学的内容是当时很多人“探求马克思主义时所注意的唯一领域”[4]。考茨基指出，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德文第三版序言》中依据马克思思想所表述的国家观是他分析国家问题的基础[5]，不过，从书中也能看出考茨基还重点参考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资本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总体上，考茨基在没有注意到其他文本依据的情况下，基本上赞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同时，考茨基立足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重点关注的主要是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
得益于人类学、生物学和考古学等最新研究成果，考茨基将视阈从马克思、恩格斯着重透析的资本主义社会，拓展为整个人类演进的大历史，因而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发的基本原理起作用的条件和时限有了更为精细的把握。同时，虽然写作《唯物主义历史观》时考茨基越来越处于孤立状态，但他仍然以理论权威的自信试图澄清当时存在着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误解，并且在行文过程中贯穿着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意向。在第三、四分册中，考茨基着重关照了无阶级社会的种族、技术和经济等发展状况以及阶级和国家的起源过程，这为还原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在分析了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问题之后，考茨基以“史”的视野简要梳理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谱系，并一直延伸到未来社会（“无产阶级社会”）的大门口。考茨基如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将重心落脚在阶级社会，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之上。在这一过程中，考茨基对古代东方社会的独特性予以相当的关注，并在西方与东方、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对比中，深化了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国家消亡与未来社会等问题的理解。
（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
针对一些社会主义者将经济全面崩溃看成是无产阶級胜利的必要因素，早在1919年《制定社会主义行动纲领的准则》中考茨基就指出，“比生产方式的问题还更为迫切的，是生产本身的问题”[3]295。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他再次重申，社会主义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的“崩溃”“失灵”和“衰败”中产生，而是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之上。他一方面指出，不能机械地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上还有生命力，就是不可战胜的，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须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才有可能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主要包括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隶属社会革命范畴）和无产阶级的成熟（隶属政治革命范畴），而后者在归根结底意义上被前者所决定。这里，考茨基的革命逻辑清晰地反映为“从社会革命到政治革命的线性历史过程，而不是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拔苗助长的历史过程”[6]。十月革命之后，考茨基更加认定他这种方式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革命逻辑。同时，针对一些人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的机械理解，考茨基也强调，政治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变得比纯经济因素更有力，因此考茨基也倡导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统一组织议会斗争等政治行动，并强调以和平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他特别反对不顾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是否成熟而盲目暴力革命的做法，他甚至宣称社会民主党是革命的政党，而不是制造革命的政党[7]。不过，这与伯恩施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又有比较明显的不同，考茨基并没有完全排除暴力革命在非常条件下的可能性。总之，考茨基的革命逻辑在防止布朗基主义等盲目的武装斗争，减少不必要的流血牺牲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必然性的理解仍显机械，突出地体现在他对俄国革命“早产”的非难。
（二）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考茨基一生中对无产阶级专政、议会斗争和工人罢工等问题，态度变化很大，而且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断裂表现明显。1919年开始动笔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著作中的思想，认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只是偶然地说过的，他并没有说明他心目中所指的这种政治状态是什么样的国家体制”[3]161。考茨基同时认为，马克思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专政是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须经历的阶段。进而，考茨基着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精神的不兼容性：第一，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不需要一个统治、指挥工人的独裁政府。第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将国家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器官，变成完全从属于社会的器官，而专政却把国家之凌驾于社会之上推至极端。因此，考茨基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政权交替过程中的暂时应急“状态”，而非一种长期的“政体”；而且，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废除民主，而是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最为广泛地应用民主。针对魏特林之流认为“民主作为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手段是不中用的”，而主张“用一次突然的袭击来取得国家政权，并从而给无产阶级带来社会主义”[7]10的观点，考茨基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作为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是无可替代的，它为无产阶级提供思想启蒙和政治操练的机会，促进无产阶级最快地趋于成熟；虽然当民主受到暴力威胁时可以用暴力来保卫，但是斗争的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民主抛弃。显然，考茨基所看重的“绝对民主”“纯粹民主”充满了抽象和理想的意味，但相比伯恩施坦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看成是彻头彻尾的布朗基主义，考茨基并没有因为强调民主就简单地否定暴力的作用。不过，晚年的他在实践上却越来越受革命的“软骨病”所支配。 （三）国家消亡与未来社会问题
考茨基对国家消亡理论的阐释主要基于《反杜林论》。考茨基承认虽然社会民主党与无政府主义者在力求达到的最终结局上是一致的，但是社会民主党并不认为废除国家是消灭剥削的先决条件，也不要求“在一晚上废除”国家，而是认为国家消亡是剥削消灭之后的必然结果，并且这是个缓慢的过程。同时，考茨基强调不能笼统地理解国家消亡的过程：一方面，随着阶级的消灭，终结的只是国家作为剥削统治工具的历史，但是国家在共同体这个意义上将继续存在下去。另一方面，国家机器本身将逐步地不复存在、不复行使职能，这只对部分国家机器而言的，一些如社会服务部门等却有可能扩展它们至今的职能。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考茨基认为，国家“消亡”更应该说成是国家“机能的变化”。[3]321考茨基同意马克思将国家消亡之前的历史叫做人类的史前时期，并认同人类的真正历史将从这时开始的观点。关于未来社会，考茨基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大功绩就在于，用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斗争代替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方案，因此他反对就未来社会进行细致的理论建构，强调“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的一个一成不变的图像，而毋宁只意味着社会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向前发展时将会采取的一个方向”[3]237。鉴于这一认识，考茨基着重分析了《反杜林论》中关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思想。他指出，恩格斯在这里并不是說未来社会就不受因果律等规律的制约，而是说自由建立在对必然性的洞察以及依照必然性行动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遵从客观规律。此外，考茨基也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永恒发展的过程，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文化，以实现向自由、人道、健康和幸福等方向逐渐上升。考茨基最后得出结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无产阶级争取社会、科学和制度进步的最强有力的助力。
可以看出，考茨基关于人类社会及其演进的论述，主要针对的是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观点，包括无政府主义和合作社会主义等。这其中由于对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改造等的非难，《唯物主义历史观》一经面世就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抵制。而今看来，该书虽然有很多历史误判和错误结论，但也不乏值得社会主义建设者警醒的真知灼见，这尚待后人细细甄别。
参考文献：
[1]卡尔·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64-36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
[3]卡尔·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五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323.
[4]卡尔·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序言4.
[5]卡尔·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四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62-63.
[6]孙关宏，王向民，梁莉.民主与社会主义：历史与逻辑的考察[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1）：156.
[7]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M].叶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3：61.
关键词：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动力学；社会静力学
中图分类号：D1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6-0032-06
在晚年的哲学总结性著作《唯物主义历史观》中，考茨基承认虽然自己很早就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决定性影响，但是在建构唯物主义历史观所经历的道路方面，却与马克思、恩格斯有着很大的不同，加之个人禀赋、知识经验和时代背景等差异，使得考茨基逐渐离开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基础，特别是在有机界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法方面。不过考茨基同时也强调，在运用历史观所采用的方法和所取得的结果上，自己与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一致”[1]。本文主要立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文本解读，在对比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基础上，试图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对考茨基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做一个整体概览，还原考茨基在经典原著基础上为他自身历史观所建构的宏大体系。
一、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基本矛盾关系的阐述
针对当时存在着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解，考茨基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呈现，主要是从人的意志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本身的生产与生活的生产，以及自然观与社会观等方面展开：
（一）对人的意志与生产方式之间关系的阐述
一些人将唯物主义历史观理解为每个时期的生产关系都是由当时的物质生产力自行形成而与人的意志无关。对此，考茨基指出，生产关系即人们为了生产而相互发生的关系，它以人们自觉而合乎目的的共同劳动为前提，而如果没有自觉指向一定目的的意志，就决不可能有共同勞动[1]336。不过，考茨基也指出，这种意志不是纯然主观性的，它也有被决定的一面。首先，在现存的生产关系中，意志具有先天的被决定性。这一方面因为人的需要和认识能力等主观因素具有先天性，但更多地取决于作为意志中的客观因素即社会环境的给定性。其次，意志也取决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状况。考茨基再次强调，不能将物质生产力等同于作为外部世界总和的物质自然界，因为相对于不断变化的社会而言，自然界几乎处于不变的状态。所以，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仅仅在自然界中，而应该更多地从人关于自然的知识以及利用自然的能力等社会因素中查找原因。考茨基总结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决不使生产关系的发生同以此为基础而产生的历史发展与意向、知识等精神因素截然分开，决不能否认人的意志的力量；相反，“唯物主义历史观以意向和知识为必要的前提，但是要限定它们的作用范围，指出在一定条件下由一定意向和知识必然产生的结果，以及这种意向和知识是怎样作为一定条件的结果而必然产生的。”[1]370考茨基对意志与生产关系问题的考察，主要观点继承了他早年的著作《取得政权的道路》中“经济发展和意志”章节，二者一道回击了因为片面理解而导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释。不过，考茨基所理解的意志“归根到底不外是一切有意识机体的天赋的求生保种的意志”[1]369，这实际上就把人降格成了受自我保存欲和环境支配的动物。而这整个论证过程，也不过是利用生物学和史学等知识证明意志参与生产关系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却没能具体分析二者在历史发展中的相互作用。
（二）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阐述
考茨基指出，作为经济与意识之间矛盾运动的比喻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表述方式虽然给人深刻印象，但也造成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误解和解释”[1]370。第一，这容易使人认为，只有立法者才能设计和建造更为完善的社会建筑，甚至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草拟出一套可以应对一切困难的未来国家方案。这是一种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不相容的空想主义思维方式，唯物主义历史观谨守为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界限，认为社会不能被主观地建造，只能自己成长和发展。第二，不能很好地反映社会的运动和变化，容易使人从静止而非运动角度来考察社会，而这是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倡的从联系、运动的角度认识事物的辩证法相违背的。第三，容易使人以“粗糙的唯物主义”将二者截然分开，即认为经济基础仅仅是物质，而上层建筑纯粹是精神。实际上，经济基础中也掺有人的需要和认识等精神因素，而艺术、哲学和宗教等意识形态也只有通过物质的媒介，才能获得社会意义。在澄清了这一比喻可能遭致的诘难之后，考茨基着重强调，不能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彼此经常处在因果关系之中，而应该看到它们只是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中彼此影响，政治等意识形态有时也对经济生活发生“决定性作用”[1]376。不过，考茨基也强调这种“辩证”的观点，并不证明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够全面和没有用处，而只是说明了它的任务主要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阐明新事物的形成。在这里，考茨基再次强调决不能根据一定的经济关系说明当时社会状况下出现的一切思想，而必须把那些从以往时代继承下来的旧思想，同这个时代本身产生的新思想区别开来，只有这些新思想才能在这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中得到说明。考茨基搁置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这一核心的问题，主要针对此比喻所带来的歧义予以澄清，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确实就马克思精炼而形象的话语在传播过程中的局限性做了很好的说明。不过也应看到，他的很多观点直接来自于晚年的恩格斯。
（三）对人本身的生产和生活的生产问题的阐述
考茨基承认，写作《唯物主义历史观》这部分手稿时，尚没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因而很长一段时间他和很多人一样，都将两种生产理论完全归功于恩格斯。所以，考茨基虽然在后面章节附加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大段引文，但实际上真正分析的只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在人本身的生产方面，考茨基虽然赞同库诺夫反对恩格斯将两种生产等量齐观的做法，但是同时也认为，库诺夫的理解没能把握恩格斯关注的中心，即恩格斯关注的主要是婚姻和家庭的不同形式，而非纯粹的生殖行为。不过，考茨基不同意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初期人本身的生产是社会发展中的独立因素并与生活的生产一样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论断，而认为人本身的生产并不与生活的生产并立，而是以之为转移。他说：“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社会的发展也象它决定于生产资料的生产那样决定于人的生产的变化。”[1]410这样，考茨基就得出了与库诺夫一样的结论：引入人的生产来扩大生产方式的概念，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毫无意义。这其实是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误解，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是通过对人类早期历史的澄清，主要证明在原始阶段人本身的生产恰恰处于主导地位，而物质生产则处于从属地位。在生活的生产方面，考茨基认为不能将之仅仅理解为满足人类一切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还必须包含社会结合和社会保证等社会职能。因此，如果不把为了保护个人和集体的安全而对敌人的武装斗争纳入生活的生产之中，那么就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范围缩小了。无疑，战争是人类发展史中的重要事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因而社会考察时不能弃之不顾。但是，战争毕竟为社会生产所决定，而非是社会生产中的一个部分，考茨基对战争的不恰当抬高，实际上不过是将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逻辑纳入社会分析之中的结果。 （四）对自然观和社会观问题的阐释
考茨基认为，以上三个方面完成了对社会静力学部分的注释，不过还必须谈谈认识自然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而如果不说明这个问题，唯物主义历史观就会出现一个漏洞。考茨基强调，对自然的认识贯穿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中。与自然力相比，对自然的认识是生产力中一个可变性很强的因素，决定前者能多大程度转化为生产力。因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实质上只不过是对自然的知识发展的另一种说法而已”[1]424。但是，考茨基并不认为对自然的认识有其不以社会发展为转移的内在规律，而认为它是由推动社会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所决定的。考茨基接着说，如果以上的考察用自然观进行统领，那么还涉及一个相关的因素，即社会观。在此问题上考茨基着重研究了自然科学思维范式对社会观的影响问题。考茨基指出，社会科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不过二者也存在明显的区别。考茨基不同意一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无条件的适用性，而后者起作用是有条件的观点，考茨基指出，这种理解容易让人误以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组织生产，而不以一切经济法则为转移。考茨基甚至直接批评布尔什维克不顾客观规律随意妄为，强调应该遵照生产力发展的自然规律。[1]337通过以上的陈述，考茨基认为他阐明了自然科学和一般的自然知识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地位。这其中表现出考茨基克服经济决定论的努力，但却有些矫枉过正，以至于他竟在一定程度上赞同阿德勒将精神“决定于”物质改写成精神“适应于”物质[1]424-428。这同时也表现出考茨基的自然主义倾向，因为在考茨基眼里，“物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外界环境同义的。
二、社会动力学和历史条件的附加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分册只涉及“经典表述”的前几句，也就是关于社会静力学的部分，而关于历史发展动力和过程的陈述则被搁置一边。主要原因在于后面这些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是以“社会生产过程的对抗（以矛盾为基础的）形式”[1]448为前提的，因而等到详细考察了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过程（第四分册）之后，考茨基才在第五分册中，就社会动力学部分的历史条件做了细致的测度。主要内容有：
（一）关于阶级斗争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审视
考茨基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社会革命规律的部分与第三分册讨论的部分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因为后者适用于一切社会；而前者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仅仅是迄今为止人类“史前时期”的发展规律，它建立在《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之上。不过，考茨基认为这个前提已经滞后于科學的发展，需要予以修正。考茨基在书中多处强调恩格斯晚年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即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添加的附注——“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不过，他认为仅此还不够，因为随着人们对古代史和东方史等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结果显示，“就连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范围以内，社会革命这条规律也不是普遍适用的，甚至即使在具有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的传统的地方，也不是总能适用的”[3]。从这一关节点出发，考茨基对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范式提出质疑，指出在古代社会中阶级斗争甚至是社会革命，也有可能并不导致新的生产关系的发生，这时摆脱历史循环的力量往往不再是内部的革命而是外来的征服。基于此，他认为历史在这个阶段就不再是通过社会革命而不断上升的过程，而是既有上升也有下降，而且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获得推动力的开放型的循环。进而，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社会革命的思想，也只能算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以来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不能将之泛化为整个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考茨基这里关于阶级斗争的限制，与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社会基础的指认是合拍的，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研究路径的正确认识。但是，他所谓的外族征服，实际上是把达尔文主义的种族竞争挪用到人类发展史，结果导致他看不到历史演进过程中量变背后的质变过程，最终用历史的循环置换历史的革命理论。而马克思基于社会本质层面的表述，并没有排除异族征服等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只不过是考茨基将之作了机械、狭隘的理解。
（二）关于“两个决不会”理论的审视
考茨基认为，前一个“决不会”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阶级社会，而不能推广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阶级社会不能通过社会革命打破生产力的桎梏而走向崩溃，而资本主义却采取了剥夺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所以能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他由此得出结论，不能寄希望于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必然生长出使生产力发展趋于停滞的倾向。所以，当面对资本主义现实扩展所遭遇的诸如经济危机等界限时，考茨基只能求助于早年的《土地问题》等研究成果，认为这只是因为工业片面发展而农业相对滞后（比例不协调）的结果，而这可以通过对土地私有制的改革和工业支持农业等调节措施得到解决。进而他认为《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相关论述也应该有所限定，也就是不能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要到垄断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才到来，“这个末日将会更早地到来”[3]330。关于后一个“决不会”，考茨基认为它是最不可动摇的原则之一，是预防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做法的坚固堤坝，但却不能对之作太机械地理解。第一，这并不意味着只要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条件没有全然具备，无产阶级政党就应该放弃取得政权的机会，而是说在未取得政权的时候应该考察新社会的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胚胎中已经生长到什么程度，并据此安排实践以服务于劳动阶级。第二，对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也不能过分唯物地理解。不能把这里的“物质条件”仅仅理解为有机的和无机的材料和工具，而应该把人这最重要的生产力纳入其中进行考察。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不难发现考茨基关于“两个决不会”的限定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等现实境遇以及当时普遍存在的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经济宿命论等错误理解所做出的回应。可以看出，考茨基对他自己早些年死守经济客观条件的观点有所松动。然而，没有构筑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上的阶级斗争作为力量源泉，他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末日”的提前到来只不过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空想。 除了以上对《序言》条分缕析式的条件附加，考茨基还对另一些规律的普遍适用性进行了说明。例如，考茨基指出，社会革命带来意识形态变革的规律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这些理解共同构成了他基于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对社会静力学部分的细致挖掘，也确实从马克思言简意赅的论述中分析出一些隐含内容，但是其中也存在诸多误解和纰漏。
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视域下的社会历史演进
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内容分布来看，第四卷“阶级和国家”篇幅最长，远远超过其他四卷。原因主要在于当时革命的中心工作，就是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因而，考茨基写作该书时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就有，清算民主与暴力等社会政治问题上的片面性；同时，国家和阶级等政治哲学的内容是当时很多人“探求马克思主义时所注意的唯一领域”[4]。考茨基指出，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德文第三版序言》中依据马克思思想所表述的国家观是他分析国家问题的基础[5]，不过，从书中也能看出考茨基还重点参考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资本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总体上，考茨基在没有注意到其他文本依据的情况下，基本上赞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同时，考茨基立足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重点关注的主要是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
得益于人类学、生物学和考古学等最新研究成果，考茨基将视阈从马克思、恩格斯着重透析的资本主义社会，拓展为整个人类演进的大历史，因而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发的基本原理起作用的条件和时限有了更为精细的把握。同时，虽然写作《唯物主义历史观》时考茨基越来越处于孤立状态，但他仍然以理论权威的自信试图澄清当时存在着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误解，并且在行文过程中贯穿着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意向。在第三、四分册中，考茨基着重关照了无阶级社会的种族、技术和经济等发展状况以及阶级和国家的起源过程，这为还原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在分析了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问题之后，考茨基以“史”的视野简要梳理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谱系，并一直延伸到未来社会（“无产阶级社会”）的大门口。考茨基如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将重心落脚在阶级社会，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之上。在这一过程中，考茨基对古代东方社会的独特性予以相当的关注，并在西方与东方、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对比中，深化了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国家消亡与未来社会等问题的理解。
（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
针对一些社会主义者将经济全面崩溃看成是无产阶級胜利的必要因素，早在1919年《制定社会主义行动纲领的准则》中考茨基就指出，“比生产方式的问题还更为迫切的，是生产本身的问题”[3]295。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他再次重申，社会主义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的“崩溃”“失灵”和“衰败”中产生，而是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之上。他一方面指出，不能机械地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上还有生命力，就是不可战胜的，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须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才有可能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主要包括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隶属社会革命范畴）和无产阶级的成熟（隶属政治革命范畴），而后者在归根结底意义上被前者所决定。这里，考茨基的革命逻辑清晰地反映为“从社会革命到政治革命的线性历史过程，而不是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拔苗助长的历史过程”[6]。十月革命之后，考茨基更加认定他这种方式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革命逻辑。同时，针对一些人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的机械理解，考茨基也强调，政治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变得比纯经济因素更有力，因此考茨基也倡导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统一组织议会斗争等政治行动，并强调以和平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他特别反对不顾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是否成熟而盲目暴力革命的做法，他甚至宣称社会民主党是革命的政党，而不是制造革命的政党[7]。不过，这与伯恩施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又有比较明显的不同，考茨基并没有完全排除暴力革命在非常条件下的可能性。总之，考茨基的革命逻辑在防止布朗基主义等盲目的武装斗争，减少不必要的流血牺牲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必然性的理解仍显机械，突出地体现在他对俄国革命“早产”的非难。
（二）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考茨基一生中对无产阶级专政、议会斗争和工人罢工等问题，态度变化很大，而且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断裂表现明显。1919年开始动笔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著作中的思想，认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只是偶然地说过的，他并没有说明他心目中所指的这种政治状态是什么样的国家体制”[3]161。考茨基同时认为，马克思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专政是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须经历的阶段。进而，考茨基着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精神的不兼容性：第一，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不需要一个统治、指挥工人的独裁政府。第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将国家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器官，变成完全从属于社会的器官，而专政却把国家之凌驾于社会之上推至极端。因此，考茨基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政权交替过程中的暂时应急“状态”，而非一种长期的“政体”；而且，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废除民主，而是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最为广泛地应用民主。针对魏特林之流认为“民主作为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手段是不中用的”，而主张“用一次突然的袭击来取得国家政权，并从而给无产阶级带来社会主义”[7]10的观点，考茨基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作为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是无可替代的，它为无产阶级提供思想启蒙和政治操练的机会，促进无产阶级最快地趋于成熟；虽然当民主受到暴力威胁时可以用暴力来保卫，但是斗争的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民主抛弃。显然，考茨基所看重的“绝对民主”“纯粹民主”充满了抽象和理想的意味，但相比伯恩施坦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看成是彻头彻尾的布朗基主义，考茨基并没有因为强调民主就简单地否定暴力的作用。不过，晚年的他在实践上却越来越受革命的“软骨病”所支配。 （三）国家消亡与未来社会问题
考茨基对国家消亡理论的阐释主要基于《反杜林论》。考茨基承认虽然社会民主党与无政府主义者在力求达到的最终结局上是一致的，但是社会民主党并不认为废除国家是消灭剥削的先决条件，也不要求“在一晚上废除”国家，而是认为国家消亡是剥削消灭之后的必然结果，并且这是个缓慢的过程。同时，考茨基强调不能笼统地理解国家消亡的过程：一方面，随着阶级的消灭，终结的只是国家作为剥削统治工具的历史，但是国家在共同体这个意义上将继续存在下去。另一方面，国家机器本身将逐步地不复存在、不复行使职能，这只对部分国家机器而言的，一些如社会服务部门等却有可能扩展它们至今的职能。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考茨基认为，国家“消亡”更应该说成是国家“机能的变化”。[3]321考茨基同意马克思将国家消亡之前的历史叫做人类的史前时期，并认同人类的真正历史将从这时开始的观点。关于未来社会，考茨基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大功绩就在于，用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斗争代替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方案，因此他反对就未来社会进行细致的理论建构，强调“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的一个一成不变的图像，而毋宁只意味着社会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向前发展时将会采取的一个方向”[3]237。鉴于这一认识，考茨基着重分析了《反杜林论》中关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思想。他指出，恩格斯在这里并不是說未来社会就不受因果律等规律的制约，而是说自由建立在对必然性的洞察以及依照必然性行动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遵从客观规律。此外，考茨基也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永恒发展的过程，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文化，以实现向自由、人道、健康和幸福等方向逐渐上升。考茨基最后得出结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无产阶级争取社会、科学和制度进步的最强有力的助力。
可以看出，考茨基关于人类社会及其演进的论述，主要针对的是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观点，包括无政府主义和合作社会主义等。这其中由于对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改造等的非难，《唯物主义历史观》一经面世就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抵制。而今看来，该书虽然有很多历史误判和错误结论，但也不乏值得社会主义建设者警醒的真知灼见，这尚待后人细细甄别。
参考文献：
[1]卡尔·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64-36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
[3]卡尔·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五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323.
[4]卡尔·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序言4.
[5]卡尔·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四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62-63.
[6]孙关宏，王向民，梁莉.民主与社会主义：历史与逻辑的考察[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1）：156.
[7]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M].叶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