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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在物质层面上，资本主义全球化空前高涨，伴随着便捷的交通与物流，人与物的流动无远弗届。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伊始阶段“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全球化的资本、信息、人口流动比资本主义初期更甚。互联网使全球日渐成为一个信息化的整体，即时性的跨文化交往成为现实，“侨易”作为生命的源初经验（Ur-Erlebnis）得以可能。“东方”“西方”的“对立”正日渐式微，一个真正的属于世界的时代正在来临。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所提倡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亦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当此之时，叶隽教授携《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一书，“启创辟之学，聚四方之智，乃能别开天地而为中国文化开新景，为世界文明寻出路”；主编《侨易》辑刊“以求知焉，以向真理”。毫无疑问，叶隽教授开启的“侨易学”因其独具特色的思想性和包罗万象的兼容性，为中国学人的言说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也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侨易学既非西方社会与学术语境中诞生的生涩理论，也非经过西方理论改造、重写的“中国”学说，而是关注当下现实社会的资本语境之下一种切切实实的侨易现象，继承发扬前辈的侨学概念与阐发回溯《易经》的大道智慧，进而构建一种全新的研究理论。《侨易》辑刊的问世本身就代表了诸学者对侨易学理念的基本肯定，亦是侨易学理论进入文本实践的有益尝试。
在这一意义上，侨易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观念或者科学的方法论，而是关于生命的可能性。侨易之“易”，即思想层面的“易”一定始于那个遭遇变动时的惊讶和诧异，对陌生、未知感袭来的恐惧和慌乱等等。侨易之易打开的不仅是一个向着异文化的敞开空间，也是对本己的躬身自省，“易”之惊讶开启了哲学与反思的追问。同时，这些人类的情感也是独有文学文本才可能涵纳的。
作为对生命源初经验的探讨，侨易学甫一出世就受到了跨文化研究的诸多学者的追捧。毋庸置疑，侨易学的理论触碰到了一些跨文化研究中的核心范畴与根本问题。无论是比较文学还是比较诗学研究，“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范畴都是极为重要的概念。简而言之，根据时代、地点、语言、思维、习俗等的不同，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阵营”：“一是有着理性、科学、个体主义思维的西方人，一是有着感性、诗意、同感思维的东方人。”要之，西方人与东方人在文化上不仅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中西比较诗学的重要研究者叶维廉在其《比较诗学》中提出“文化模子”的概念。其落脚点固然在于寻求“共同诗学”（Common Poetics），但是他已然预设了两个不可通约的“文化模子”，僵化、固定又不可更改，首先将中西两大文明之间设立界限，然后再试图寻求共相，弥合异质文明的差距。然而，张隆溪在其《不期的契合：跨文化阅读》（Unexpected Affinities： Reading Across Culture）则直接指出了文化间不可通约的谬误：东西方的二元对立概念非常粗糙，完全是为了便利的目的建立起来的；要之，东西方文本“都是同一种类，只是程度不同”。为了更加彻底地破除“东方”和“西方”等这对“伪”概念，何重谊在《语言不可通约性之谬》一文回溯了东西方的认识论，文化差异的核心就在于语言的不可通约性。“通过对洪堡（Alexander Humboldt， 1769-1859）‘民族精神’（Volkgeist）与‘皮萨尔—沃尔夫的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关联，从而解构了语言和文化铁板一块的存在主义思想”。因而，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差异也不再因其语言的不可通约性而成立。因此，跨文化研究应当放弃传统、庸俗的以地域文化为划分范畴来解释不同思想家之间的思维差异，转而探寻那些“中国和欧洲、中世纪和当代共有的跨文化的认知方式”。
侨易学所采取的姿态本身——不可还原的生命源初经验为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抽空了东西对立的任何种族的语言的文化的基础。在人类生命经验的意义上，无论何种民族何种国家的文化，只要是人即共有此种经验。一方面，侨易作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一种共同的思路。另一方面，侨易学又研究“如何通过‘相交’，尤其在物质位移导致的‘异质’相交过程，发生精神层面的质性变易过程”。这一进路从根源上抽空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和东方主义（实际上仍是西方本质主义）的存在前提，进而提供了除西方中心主义和反抗西方中心的边缘立场以外的“第三条道路”，同时也消解了跨文化研究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模式。“侨—易”的方法论意义正在于此。
只有当一种盲目、局限的区域性的跨文化研究日渐消逝，而“东方”“西方”不再作为固有的文化偏见与研究者的潜意识存在，一种真正地属于世界的、世界性的文学才能产生。“东方”、“西方”等概念的无力不是跨文化研究的结论与终结，而恰恰是跨文化研究的真正开端，是世界文学的诞生。这意味着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种研究并不局限于单一时间、单一地区、单一民族、单一文化，而是致力于研究更为宽泛的普适的人类生命经验——“侨易”。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已然形成，物质极大繁荣的背后是商品与资本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里的暗流涌动，其结果就是各个民族的物质生产活动已经深刻地整合为一体。经过“东方”、“西方”等区域概念划分的文学显然并非真正的“世界文学”，依然具有很强的局限性与狭隘性。然而，全球即将形成歌德所呼吁的真正的世界文学。侨易学的诞生使得文学研究中摒弃各民族间既有的旧观念成为可能。西方中心主义或者东方主义在侨易学的视域中都无法维系其原有的文化核心地位，因为侨易学重视的乃是“交易”、“交感”，是异质文化间的沟通、交流与变异，更是现代人类生命本有的可能性。因此，冲破狭隘的旧观念、形成属于世界的“世界文学”即将成为现实，侨易学作为生命的源初经验亦使生命有了新的可能性。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叶隽主编：《侨易》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当此之时，叶隽教授携《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一书，“启创辟之学，聚四方之智，乃能别开天地而为中国文化开新景，为世界文明寻出路”；主编《侨易》辑刊“以求知焉，以向真理”。毫无疑问，叶隽教授开启的“侨易学”因其独具特色的思想性和包罗万象的兼容性，为中国学人的言说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也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侨易学既非西方社会与学术语境中诞生的生涩理论，也非经过西方理论改造、重写的“中国”学说，而是关注当下现实社会的资本语境之下一种切切实实的侨易现象，继承发扬前辈的侨学概念与阐发回溯《易经》的大道智慧，进而构建一种全新的研究理论。《侨易》辑刊的问世本身就代表了诸学者对侨易学理念的基本肯定，亦是侨易学理论进入文本实践的有益尝试。
在这一意义上，侨易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观念或者科学的方法论，而是关于生命的可能性。侨易之“易”，即思想层面的“易”一定始于那个遭遇变动时的惊讶和诧异，对陌生、未知感袭来的恐惧和慌乱等等。侨易之易打开的不仅是一个向着异文化的敞开空间，也是对本己的躬身自省，“易”之惊讶开启了哲学与反思的追问。同时，这些人类的情感也是独有文学文本才可能涵纳的。
作为对生命源初经验的探讨，侨易学甫一出世就受到了跨文化研究的诸多学者的追捧。毋庸置疑，侨易学的理论触碰到了一些跨文化研究中的核心范畴与根本问题。无论是比较文学还是比较诗学研究，“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范畴都是极为重要的概念。简而言之，根据时代、地点、语言、思维、习俗等的不同，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阵营”：“一是有着理性、科学、个体主义思维的西方人，一是有着感性、诗意、同感思维的东方人。”要之，西方人与东方人在文化上不仅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中西比较诗学的重要研究者叶维廉在其《比较诗学》中提出“文化模子”的概念。其落脚点固然在于寻求“共同诗学”（Common Poetics），但是他已然预设了两个不可通约的“文化模子”，僵化、固定又不可更改，首先将中西两大文明之间设立界限，然后再试图寻求共相，弥合异质文明的差距。然而，张隆溪在其《不期的契合：跨文化阅读》（Unexpected Affinities： Reading Across Culture）则直接指出了文化间不可通约的谬误：东西方的二元对立概念非常粗糙，完全是为了便利的目的建立起来的；要之，东西方文本“都是同一种类，只是程度不同”。为了更加彻底地破除“东方”和“西方”等这对“伪”概念，何重谊在《语言不可通约性之谬》一文回溯了东西方的认识论，文化差异的核心就在于语言的不可通约性。“通过对洪堡（Alexander Humboldt， 1769-1859）‘民族精神’（Volkgeist）与‘皮萨尔—沃尔夫的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关联，从而解构了语言和文化铁板一块的存在主义思想”。因而，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差异也不再因其语言的不可通约性而成立。因此，跨文化研究应当放弃传统、庸俗的以地域文化为划分范畴来解释不同思想家之间的思维差异，转而探寻那些“中国和欧洲、中世纪和当代共有的跨文化的认知方式”。
侨易学所采取的姿态本身——不可还原的生命源初经验为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抽空了东西对立的任何种族的语言的文化的基础。在人类生命经验的意义上，无论何种民族何种国家的文化，只要是人即共有此种经验。一方面，侨易作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一种共同的思路。另一方面，侨易学又研究“如何通过‘相交’，尤其在物质位移导致的‘异质’相交过程，发生精神层面的质性变易过程”。这一进路从根源上抽空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和东方主义（实际上仍是西方本质主义）的存在前提，进而提供了除西方中心主义和反抗西方中心的边缘立场以外的“第三条道路”，同时也消解了跨文化研究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模式。“侨—易”的方法论意义正在于此。
只有当一种盲目、局限的区域性的跨文化研究日渐消逝，而“东方”“西方”不再作为固有的文化偏见与研究者的潜意识存在，一种真正地属于世界的、世界性的文学才能产生。“东方”、“西方”等概念的无力不是跨文化研究的结论与终结，而恰恰是跨文化研究的真正开端，是世界文学的诞生。这意味着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种研究并不局限于单一时间、单一地区、单一民族、单一文化，而是致力于研究更为宽泛的普适的人类生命经验——“侨易”。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已然形成，物质极大繁荣的背后是商品与资本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里的暗流涌动，其结果就是各个民族的物质生产活动已经深刻地整合为一体。经过“东方”、“西方”等区域概念划分的文学显然并非真正的“世界文学”，依然具有很强的局限性与狭隘性。然而，全球即将形成歌德所呼吁的真正的世界文学。侨易学的诞生使得文学研究中摒弃各民族间既有的旧观念成为可能。西方中心主义或者东方主义在侨易学的视域中都无法维系其原有的文化核心地位，因为侨易学重视的乃是“交易”、“交感”，是异质文化间的沟通、交流与变异，更是现代人类生命本有的可能性。因此，冲破狭隘的旧观念、形成属于世界的“世界文学”即将成为现实，侨易学作为生命的源初经验亦使生命有了新的可能性。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叶隽主编：《侨易》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