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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者不愿意被监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愿不愿意是一回事,接不接受是另一回事。网络的发展改变了当今的政治生态。面对着时代潮流,背靠着政治传统,身处在选举体制之中,国外的政要们还是不能不直面和接受网络监督。
网络传播几乎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外国政要也常常面临“网络追问”
网络潮流,浩浩荡荡。国外政要都是弄潮儿,当今世界政治名流中,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俄罗斯总理普京,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奇等,各自都有引人瞩目的“网事”。国外政要触网,一是利用网络了解民意。作为一国之领导人,民意是有效执政的基础。网络提供了通达而节俭的民意新渠道。奥巴马每天回复邮件,直接与民众联系,目的是“让人民知道他在想什么,以及让他知道人民在想什么”。普京开设了个人网站,网民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得到相关的回答。越南总理阮晋勇自己与网民聊天,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和地方的负责人要经常性地与人民进行网上交流,随时倾听人民的呼声。二是利用网络获取支持。奥巴马在竞选总统过程中,使用网络积聚人气,筹措经费。奥巴马的竞选资金中大约87%是通过网络募得的。奥巴马出任总统后推出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为了使计划在议会顺利通过,奥巴马向1300万支持者群发邮件:“亲爱的朋友,我希望在未来数周内将经济刺激方案写进法律,但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然而,网络没有免费的午餐,政要在获得网络利益的同时,也要接受网络的监督。一是政策上的监督。奥巴马刚入主白宫,一家报纸便收集了他在竞选期间许下的约500个承诺,并在网上设立“奥巴马计表”,让成千上万的网民盯着奥巴马是否兑现、何时兑现承诺。普京曾与网民对话,各地、各阶层的民众提出了铺天盖地的涉及到住房、劳资、卫生、社保等棘手的问题。二是操守上的监督。越南总理与网民议政,网民提出的最受关注的问题是越南当局对腐败案件的查处进程。有的网民直截了当质问:“总理先生,为什么查处腐败案件的进展非常缓慢?这使人们对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和能力产生了怀疑。您有什么新办法吗?”美国官员贪污、受贿之类的似乎不多见,但生活不检点的问题常被网络曝光。1998年德拉吉在自己的博客上报道了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暧昧关系,引起了美国乃至全球的巨大轰动,直接导致美国国会对克林顿进行弹劾。法国总统萨科奇平时滴酒不沾,然而在八国峰会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破例喝酒,其有些醉态的视频被百万网民观看,一些法国民众质疑其给国家丢脸。
对于政要们来说,网络曝光和网络追问是令人不快的。网络传播几乎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负面消息往往不胫而走。美国有个所谓的“华盛顿宝贝”杰西卡·卡特勒,在网上发表了她与6个“国会山情人”幽会的日记,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弄得国会脸面无光。网民的构成三教九流,网民的爱好形形色色,有些网民刻意追问和发掘政要的隐私。普京开网上记者招待会,网民提问最多的竟是普京的个人生活问题,问普京为何亲吻、何时初吻等。美国大选中的网络辩论,有的网民问奥巴马:“你够黑吗?”问希拉里:“你是否有足够的女人味?”很显然,提问有些无聊,回答难免尴尬。正是如此,普京对网络敬而远之,奥巴马有意规避网络追问。然而,即使是贵为总统、总理,他们也不能动用权力封住网民的口,更不用说对网民进行惩罚了。因为就政治传统来说,这些现象无非是信息的进一步公开,舆论监督的进一步延展,只能接受。
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的政要们就是透明人,几乎没有个人隐私,互联网只不过让这些公开的信息更容易获取
信息公开是民主政治的常态。美国于1966年就颁布《信息自由法》促进政府信息公开,要求联邦政府的记录和档案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政府机构必须公开本部门的建制和本部门各级组织受理信息咨询、查找的程序、方法和项目,并提供信息分类索引。公民可以向任何一级政府机构提出查询、索取复印件的申请。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的内容包括工资收入、动产和不动产、馈赠和款待,以及个人的买卖交易和社会兼职等。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的政要们就是透明人,几乎没有个人隐私。互联网只不过让这些公开的信息更容易获取,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议论。只要遵从信息公开的规制,就不能不接受网络的监督。
一些政要更是利用互联网主动增加执政的透明度,接受社会更广泛的监督。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俄罗斯能把政府工作情况放入互联网当中,无疑将加强俄罗斯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从而使各种贪污腐败现象大为减少。美国总统奥巴马把所有非紧急的立法提案先公布在网上,让公众评议,然后总统再来决定是否签署。美国国会议员被媒体曝光有公款消费之嫌,消息披露后美国参众两院采取应对措施,在网上公示开支以接受民众的监督。韩国政府还开设“民愿处理在线公开系统”,市民通过上网提出民愿,有关部门公务员在网上接到市民的民愿后,必须把处理的每个过程、直至处理结果在网上公布,使市民能够通过互联网清楚地了解。该系统运行后,公务员的腐败比过去有所减少,业务处理时间明显缩短。
奥巴马们不接受网络监督,就只能自毁网络形象,就可能导致政治生涯的曲折和终结
舆论监督也是民主政治的常态。西方政要们除了受法律监督、权力制衡、政党监督之外,还无时不受到舆论的监督。如今美国有线公共电视(C-SPAN)就终年全天候播放国会议员的国会议政情况,画面不经剪接和编辑,没有旁白和评论,民众可以原汁原味地看到政要的一举一动。美国的传媒被称为第四力量,对政要不时地挑刺和揭丑。尼克松就是因为被媒体揭露出“水门事件”而下野。摄于舆论的监督,美国政要在任内尽量收敛自己,以免授人以柄。网络具有快速、便捷、廉价、有效的特点,是舆论监督的新形式。尽管政要们有时对包括网络在内的舆论监督感到不快,却很难绕过和对之进行限制。美国著名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国会无权立法限制言论自由。面对无法控制的舆论,只能任其言之。
政要们是否接受网络监督,说到底取决于制度体制的安排。在选举政治中,权力的基础是民意、是选票。当权者为了选举的胜利,不能不尊重网络和网民。选举是西方政要政治生命的关键。网络日益影响选举,形成了无“网”不胜的局面。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民众获取的选情信息中,网络已占3成,网络已成为仅次于电视而超过报纸的第二大渠道,并且网络的地位还在上升。马来亚大学一位教授研究表明,该国70%的选举结果受到了博客信息的影响。
网络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政要们不接受网络监督,就只能自毁网络形象,就可能导致政治生涯的曲折和终结。有鉴于此,各国政要们纷纷借助网络塑造亲民形象。奥巴马在大选期间刻意到年轻人的时尚潮流网站主动出击,以拉近自己与年轻人的距离。结果30岁以下选民中有2/3人投票给奥巴马,收效显著。德国总理默克尔早在2006年德国举办世界杯期间,就在自己的网站中大谈世界杯,为自己赢得了超常的人气。她在自己的博客里,不仅记录例行的公务,还提供大量的生活照,营造软性一面的形象。甚至以强硬著称的伊朗总统内贾德,也利用博客等与网民就一些敏感问题进行了直接沟通,改善了民众的印象,还赢得了不少国际网民的好评。(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网络传播几乎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外国政要也常常面临“网络追问”
网络潮流,浩浩荡荡。国外政要都是弄潮儿,当今世界政治名流中,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俄罗斯总理普京,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奇等,各自都有引人瞩目的“网事”。国外政要触网,一是利用网络了解民意。作为一国之领导人,民意是有效执政的基础。网络提供了通达而节俭的民意新渠道。奥巴马每天回复邮件,直接与民众联系,目的是“让人民知道他在想什么,以及让他知道人民在想什么”。普京开设了个人网站,网民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得到相关的回答。越南总理阮晋勇自己与网民聊天,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和地方的负责人要经常性地与人民进行网上交流,随时倾听人民的呼声。二是利用网络获取支持。奥巴马在竞选总统过程中,使用网络积聚人气,筹措经费。奥巴马的竞选资金中大约87%是通过网络募得的。奥巴马出任总统后推出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为了使计划在议会顺利通过,奥巴马向1300万支持者群发邮件:“亲爱的朋友,我希望在未来数周内将经济刺激方案写进法律,但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然而,网络没有免费的午餐,政要在获得网络利益的同时,也要接受网络的监督。一是政策上的监督。奥巴马刚入主白宫,一家报纸便收集了他在竞选期间许下的约500个承诺,并在网上设立“奥巴马计表”,让成千上万的网民盯着奥巴马是否兑现、何时兑现承诺。普京曾与网民对话,各地、各阶层的民众提出了铺天盖地的涉及到住房、劳资、卫生、社保等棘手的问题。二是操守上的监督。越南总理与网民议政,网民提出的最受关注的问题是越南当局对腐败案件的查处进程。有的网民直截了当质问:“总理先生,为什么查处腐败案件的进展非常缓慢?这使人们对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和能力产生了怀疑。您有什么新办法吗?”美国官员贪污、受贿之类的似乎不多见,但生活不检点的问题常被网络曝光。1998年德拉吉在自己的博客上报道了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暧昧关系,引起了美国乃至全球的巨大轰动,直接导致美国国会对克林顿进行弹劾。法国总统萨科奇平时滴酒不沾,然而在八国峰会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破例喝酒,其有些醉态的视频被百万网民观看,一些法国民众质疑其给国家丢脸。
对于政要们来说,网络曝光和网络追问是令人不快的。网络传播几乎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负面消息往往不胫而走。美国有个所谓的“华盛顿宝贝”杰西卡·卡特勒,在网上发表了她与6个“国会山情人”幽会的日记,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弄得国会脸面无光。网民的构成三教九流,网民的爱好形形色色,有些网民刻意追问和发掘政要的隐私。普京开网上记者招待会,网民提问最多的竟是普京的个人生活问题,问普京为何亲吻、何时初吻等。美国大选中的网络辩论,有的网民问奥巴马:“你够黑吗?”问希拉里:“你是否有足够的女人味?”很显然,提问有些无聊,回答难免尴尬。正是如此,普京对网络敬而远之,奥巴马有意规避网络追问。然而,即使是贵为总统、总理,他们也不能动用权力封住网民的口,更不用说对网民进行惩罚了。因为就政治传统来说,这些现象无非是信息的进一步公开,舆论监督的进一步延展,只能接受。
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的政要们就是透明人,几乎没有个人隐私,互联网只不过让这些公开的信息更容易获取
信息公开是民主政治的常态。美国于1966年就颁布《信息自由法》促进政府信息公开,要求联邦政府的记录和档案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政府机构必须公开本部门的建制和本部门各级组织受理信息咨询、查找的程序、方法和项目,并提供信息分类索引。公民可以向任何一级政府机构提出查询、索取复印件的申请。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的内容包括工资收入、动产和不动产、馈赠和款待,以及个人的买卖交易和社会兼职等。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的政要们就是透明人,几乎没有个人隐私。互联网只不过让这些公开的信息更容易获取,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议论。只要遵从信息公开的规制,就不能不接受网络的监督。
一些政要更是利用互联网主动增加执政的透明度,接受社会更广泛的监督。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俄罗斯能把政府工作情况放入互联网当中,无疑将加强俄罗斯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从而使各种贪污腐败现象大为减少。美国总统奥巴马把所有非紧急的立法提案先公布在网上,让公众评议,然后总统再来决定是否签署。美国国会议员被媒体曝光有公款消费之嫌,消息披露后美国参众两院采取应对措施,在网上公示开支以接受民众的监督。韩国政府还开设“民愿处理在线公开系统”,市民通过上网提出民愿,有关部门公务员在网上接到市民的民愿后,必须把处理的每个过程、直至处理结果在网上公布,使市民能够通过互联网清楚地了解。该系统运行后,公务员的腐败比过去有所减少,业务处理时间明显缩短。
奥巴马们不接受网络监督,就只能自毁网络形象,就可能导致政治生涯的曲折和终结
舆论监督也是民主政治的常态。西方政要们除了受法律监督、权力制衡、政党监督之外,还无时不受到舆论的监督。如今美国有线公共电视(C-SPAN)就终年全天候播放国会议员的国会议政情况,画面不经剪接和编辑,没有旁白和评论,民众可以原汁原味地看到政要的一举一动。美国的传媒被称为第四力量,对政要不时地挑刺和揭丑。尼克松就是因为被媒体揭露出“水门事件”而下野。摄于舆论的监督,美国政要在任内尽量收敛自己,以免授人以柄。网络具有快速、便捷、廉价、有效的特点,是舆论监督的新形式。尽管政要们有时对包括网络在内的舆论监督感到不快,却很难绕过和对之进行限制。美国著名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国会无权立法限制言论自由。面对无法控制的舆论,只能任其言之。
政要们是否接受网络监督,说到底取决于制度体制的安排。在选举政治中,权力的基础是民意、是选票。当权者为了选举的胜利,不能不尊重网络和网民。选举是西方政要政治生命的关键。网络日益影响选举,形成了无“网”不胜的局面。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民众获取的选情信息中,网络已占3成,网络已成为仅次于电视而超过报纸的第二大渠道,并且网络的地位还在上升。马来亚大学一位教授研究表明,该国70%的选举结果受到了博客信息的影响。
网络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政要们不接受网络监督,就只能自毁网络形象,就可能导致政治生涯的曲折和终结。有鉴于此,各国政要们纷纷借助网络塑造亲民形象。奥巴马在大选期间刻意到年轻人的时尚潮流网站主动出击,以拉近自己与年轻人的距离。结果30岁以下选民中有2/3人投票给奥巴马,收效显著。德国总理默克尔早在2006年德国举办世界杯期间,就在自己的网站中大谈世界杯,为自己赢得了超常的人气。她在自己的博客里,不仅记录例行的公务,还提供大量的生活照,营造软性一面的形象。甚至以强硬著称的伊朗总统内贾德,也利用博客等与网民就一些敏感问题进行了直接沟通,改善了民众的印象,还赢得了不少国际网民的好评。(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