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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76年7月28日那天下午，上海的天气格外晴朗。我正在华山医院脑外科看门诊，突然接到医院党委办公室的通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你们要去前线参加抗震救灾。
当天，我们医院紧急组织了三支抗震救灾医疗队，每支队伍15人。那年我37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我当时只穿着白大褂和短裤，下面一双塑料凉鞋，就问能不能回家换身衣服，得到的答复是情况紧急，马上会有飞机来接大家，让我们不要离开。后来考虑到口袋里没有钱，我还是回去拿了10元。我们医院有个党委副书记是从沙家浜地区的新四军部队里出来的，他说当年打游击的时候都配鞋子，所以给我们每个人都配了一双。
我们在办公室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原来准备载我们去唐山的飞机机翼撞到房子坏掉了，恰巧哈尔滨到上海的火车回不去了，我们就改坐这趟火车赶赴唐山。
当时每个医疗队配备一辆大卡车，车上插了很大的红十字旗帜。几十辆卡车集结在上海人民广场，车上密密麻麻都是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车队浩浩荡荡，从人民广场出发，开往老北站。老百姓看到这个场景，有的还以为要打仗了。
火车上有电风扇，但还是很热。那个晚上，大家都迷迷糊糊没有睡。第二天凌晨，火车到了天津的杨村，路就不通了，我们便在旁边的杨村机场待命。
救援队里有军宣队员和工宣队员，军宣队员的联络沟通能力比较强，跟杨村机场的军人说明了情况，机场的军人有经验，说最要紧的是盐，于是每个小组各买了三斤盐，买了肥皂等生活必需品，每人还买了顶草帽。当时是盛夏，太阳暴晒，机场开阔，我们没有地方去，就都躲在飞机下面。一会儿就有驾驶员过来说：“老乡，我们飞机要飞了。”我们就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下面去。另一架飞机又要起飞的时候，我们就继续转移。
下午，终于来了两架运八飞机。我们每个医务救援人员都带了很多东西。我作为脑外科大夫，带了必需的手术器械、B超仪器、盐水包等，后面背得像山一样。但是我们精神振奋，力气也变得很大。
飞机里面什么都没有，地板上空荡荡的。我们把东西堆放在当中，大家围坐在地板上。飞机起飞后，飞得很低。一出杨村机场，我们就看到下面的村庄化为了一片废墟。其实，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包括北京通县、天津郊区也都遭受了很严重的损失。我们在飞机里感到闷热，就跑到了驾驶室，驾驶室里的飞行员都打着赤膊，穿着短裤。我们问有没有水喝，他们说没有水，只有牛奶，我们就喝了一点牛奶。
飞机降落在唐山机场。唐山机场很乱，塔台也垮了，是人拿着报话机和红灯来指挥飞机降落的。我们暂时还没有接到任务，就在原地休息。北京的消防车送水来了，我们就去取水。喝完后用塑料袋把水扎起来存着。
天亮以后，指挥部派人来通知：“你们的任务在丰南，那里是震中。但是现在铁路不通，北京方向不通，东北方向也不通，桥梁也拆了，唐山火车站也毁了。只能用汽车送你们过去，但是也不知道路上是什么情况。”
一筹莫展之际，我们看到旁边有解放军驻守的大帐篷，猜想应该是抗震救灾指挥部，就去那里找领导。我们身佩红十字标志，一路通行无阻，解放军对我们也很客气。抗震救灾中央指挥组成员、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杨富珍听见乡音，出现在大家面前，用上海话对我们表示欢迎。她询问我们的情况，我们向她作了汇报。她告诉大家，陈永贵副总理也在这里，他是抗震救灾总指挥。通过她的引见，陈永贵接见了我们上海医疗队。他一身北方老农装束，沉重地向大家介绍了唐山的灾情，也对我们表示了欢迎。他说了很多，我记得最清楚的两句话是：“唐山地震是毁灭性的！灾情太严重了，至今我们都还不敢和毛主席讲。”
在陈永贵的安排下，我们医疗队乘坐直升飞机赶赴丰南地区。飞机上没有空调，也没有地面指挥，驾驶员也都是光着膀子，短裤赤脚。座位全部拆除，大家坐在两边的地板上，中间放着医疗器械。
到了丰南机场，驾驶员关照我们，下了飞机以后背着东西赶紧往后跑，不要向前跑。因为广场上聚集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围着飞机往上送伤员。对那些还没有送上飞机就已经死去的伤员，他们也没有力气再送回去，就把尸体放置在机场边上。我们这些人做了十几年的医生倒没什么，一些刚毕业的医学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心里难免害怕。我们就安慰他们，还把他们护在身后。
我们先到了丰南中学。地震发生后，交通、通信全断，县城已经与外界隔绝三天了，更严重的是还没有电。当时天气很热，我们就去水里冲凉。其实水里也有死尸，但天太热，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没有饮用水，就把沟里的水取上来，煮开了再喝。
丰南县城是不能住的，余震不断，非常危险，我们就乘拖拉机到了胥各庄，在一大片菜园子旁边支起帐篷，插上旗帜。我们自己带了一顶帐篷，杨村机场送了我们一顶。拉帐篷是平时的专业训练，我们都很习惯。两顶帐篷，大的用来睡觉，小的用来存放医疗器械。
马上就有伤员送来，我们当即投入了抢救工作。
唐山地震的伤亡是很惨重的。第一批送来的多是截瘫病人，伤情常常使随队的医学生害怕得叫出声来。很多截瘫病人有尿潴留，小便尿不出来，导尿管用完了，我们就剪下倒塌房屋的电线，抽出铜芯，再用二锅头消毒，当导尿管用，解决了很多尿潴留的问题。病人如果生命体征稳定的话，就暂时安置在当地老百姓家中。
有些危重病人需要开刀抢救，手术包括脑外科、骨科等。当时根本没有适合开刀的外部条件，余震不停，没有人敢进房子，只能在露天开刀。消毒物资也很紧缺，我们就去问生产大队有没有酒，他们很慷慨地给了我们，我们就把老北京二锅头和当地老白干当作消毒酒精用。我们还将装肥田粉的塑料袋子洗干净，剪三个洞，消毒后套在身上当手术衣。天气炎热，动手术时护士就在身后擦汗打扇降温。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医疗队共做了五六台脑外科手术和几十台外科手术。在上海做此类手术时还有感染的情况，但在唐山做的手术却没有发生感染的。 当时伤病员很多，大家深知抢救时机对于生命的重要性，所以从早忙到晚不停息地工作，工作强度非常大。另一些队员则冒着酷暑，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巡回，轻伤员当场治疗，重症病人则拉回医疗队治疗。
丰南没有平坦通畅的马路，路上都是一堆堆的瓦砾，救护车只得在瓦砾上开，我们也只得在瓦砾上走，不晓得地震前这里是马路是田地还是人家，反正认准方向往前走就是了，根本看不见路，高高低低像爬山一样。
上厕所是一个大问题。刚好我们驻地旁边有一个菜园子，我们就自己动手在菜园子旁边挖厕所。睡觉也成问题，男男女女挤在一个大帐篷里怎么行？我们就想办法，将男女分开，中间用行李隔开。酷暑难熬，洗澡更成了大问题。男同志不要紧，晚上黑灯瞎火，弄点水来洗洗就可以了，女同志怎么办？我们也不放心女同志独自外出洗澡。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男同志背对女同志在外面围一圈，女同志自己在里面围一圈，一个接一个在中间洗澡。
吃的方面，一开始我们是吃压缩饼干，自己煮水喝。我们这支医疗队吃蔬菜是没问题的，因为旁边就是菜园子，茄子、长豇豆之类的蔬菜都有。考虑到我们平时工作量特别大，当地老百姓就拿来了锅，帮我们做饭。三天以后通电了，可以打水了。老百姓派一个小同志每天骑着毛驴来给我们送水。
不久，电话也通了，公路也通了，我们可以直接将截瘫、脑外伤等危重病人送火车站转运，就联系了解放军。解放军对我们很好，时常给我们送来大米、盐，还有筷子、铁锅等生活物资，缺什么都尽量供应。
解放军派来了两部车子，把重伤员送到火车站，男同志随着去送伤员。由于地震，“唐山站”三个大字都掉落在了地上。火车站旁边的房子倒塌了，挡住了轨道，我们就帮着清理了一个晚上。当晚突遇狂风暴雨，没有人敢进房，只得在露天用四个棍子支一块塑料布，在下面待着。因为又冷又湿又饿，到处都是哭声。那段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我们找到火车站解放军指挥部，说明了情况，并说午饭和晚饭都没吃，解放军就送来一大箱饼干，我们边吃饼干边用军用水壶喝水。天亮后，火车通了。我们出来这么久，一直没办法和家里联系，趁着这个机会，都抓紧时间写家信。信封好，和邮资一起给了火车上的解放军工作人员。等以后回到家才发现，这些信都是从哈尔滨寄出的，因为当时唐山火车只能通往东北方向。
回到医疗队，发现我们自己的帐篷也在头天晚上的狂风暴雨中毁坏了。天放晴后，我们重新把帐篷支了起来。
在救援过程中，解放军战士的火气都很大，经常和当地老百姓吵架，因为任务紧迫，不容辩解，但是服务特别好。好多战士还被感染，得了病。我在送病人的过程中，看到一座六层楼被地震摧毁，像一座山一样堆着。北京方面的解放军开来了很多吊车，把尸体从废墟中一个接一个吊出，简单地包一包，放在卡车上。当时处理尸体很简单，包好后，挖一个坑，把尸体放进去，埋点石灰，打上消毒药水。尸体就是这样一批一批处理的。后来发现这种方法不对，许多年以后大量尸体在地下不会腐烂怎么办？于是就把尸体挖出来重新处理。上海运来了一批尸体袋，可把尸体放进去慢慢腐烂。
这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抢救伤员，护送病人。
第二个阶段就是预防传染病。地震过后，疫病很有可能流行，有时候死于疫病的人数比死于地震的还多。针对这种情况，唐山采取了三种办法。一是用农用飞机喷洒敌敌畏。喷洒之前会通知民众，把饮用水等东西盖好。但飞机喷洒难以全面覆盖灾区，于是采用了第二种方法：在汽车后面装一个水兜，像洒水车一样沿着马路喷洒。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打预防针，这种方法是最彻底的。
打预防针，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针筒和针头。我们找当地医院，他们说有，但是医院的断壁残垣随时有倒塌的危险，没人敢进去拿。我们医疗队员组成了“敢死队”，一个接一个，憋住一口气冲到预定地点，拿到了东西就赶紧往外跑。场面真是惊心动魄。大家也没有考虑如果发生意外怎么办，就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而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当地老百姓也很配合。以前打预防针要每家每户动员，有时候还会出现骂人打架的情况，这次，经过前期动员，老百姓都自觉地排队。大概用了一个星期，打完了预防针。
经过努力，这次地震后，整个夏天都没有因疫病死人。这样，第二个阶段也结束了。
之后，我们从丰南搬到唐山师范学校。那时天气已经冷了，当地造起了简易房。稻草房顶，四面墙内是空的，门口烧火，热气从另一个口中冒出来，这就是火墙。老百姓每家就是一个大炕，家里有几代人的话，就用一块布隔开。这种火炕睡时很热，不能穿衣服，否则浑身都是汗，但天亮就冷了。
我们住不惯炕，就改烧煤取暖。一开始给的北京鑫龙煤烧不着，后来给的开滦煤就很好，像汽油一样，拿张纸引着，就冒出了蓝色的火焰，等开滦煤烧旺了以后，再把鑫龙煤加上去。
晚上温度实在太低，我下面铺了几层棉毯，上面盖了三层，还压了两件衣服，才勉强挺得住。因为卫生条件差，我们身上都长出了跳蚤，需要天天晒被子，晒太阳。后来上海送来了很多樟脑丸，我们就把樟脑丸放在床上，跳蚤少了许多。
在吃的方面，后来有大师傅来给我们烧饭，主要吃馒头、面条和油条等。虽然条件仍然艰苦，跟上海家中不可比，但是大家苦中有乐，还是很开心的。所以我体会，打仗最要紧的是吃饱，后勤保障是不可少的。
唐山的余震很多。我们在房上挂了马口铁，地震的时候马口铁会铛铛作响，一天会响很多次。有时候人在上厕所时，地震就发生了，都来不及提裤子就从厕所跑出来，然后抓牢一件物体，保持身体平衡。晚上有时也发生余震，大家穿着棉毛衫、棉毛裤从房子里面跑出来，外面又特别冷，短时间内也不敢回去睡觉，只得在风中挨冷受冻。
我经历过的最厉害的一次余震，是在广场看电影时。突然间，好像有几十架甚至上百架飞机飞过，发出很响很闷的“嗡嗡”声。人和石头都被震得跳了起来，感觉眼前所有东西都在动，人根本站不住。震后一分钟，周围没有一点声音，一片死寂。大家都吓蒙了。不知过了多久，才有人尖叫、哭喊起来。后来听人说，这次余震很厉害。这也是我人生中经历的最惊险的一次地震。
当地的医院基本上垮了，我们就在唐山师范学校里面建了一座抗震救灾医院。这是以华山医院和中山医院为主、上海多家医院联合建成的。很长一段时间，唐山的医疗就靠我们在那里撑着。为了避免频繁的余震造成伤害，我们用原木搭了房子。从倒塌的医院中，我们还找到了一台X光机。医院各个部门都有了病房，复杂的手术都可以做了。中山医院的医生做了心脏两尖瓣方面的手术，我也做了脑血管造影、脑瘤等手术。这些手术都是三级医院的水平。
第三个阶段是治疗破伤风。当时破伤风的情况很严重，整个大礼堂都是破伤风病人，骨科和传染科医生奋战在第一线。我们要给10万个单位的人员打破伤风针，分配给我的1500个单位都不止。针药的用量很大，全院的医务人员都被动员起来，一天到晚都在锯安瓿。
上海派来的医疗队都是实实在在有能力做事的，所以老百姓对我们反映很好，很感谢我们。在抗震救灾的日子里，基本上天天都有外地来的直升机，扔下《人民日报》、各种通告、整包的衣服、大饼等东西。一次飞机来的时候，我们队里有个骨科医生正在给病人看病，飞机扔下一包大饼，打开一摸，大饼还是热的，听说都是山东做的。上海方面对唐山的支援也是很多的，每天都有飞机飞来。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每人还都可以分到一个苹果。
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在唐山。消息传来，大家都哭了，觉得不得了了，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可怎么办？我们医疗队和县上的百姓一起，参加了追悼会。
此间，我曾回上海短暂休假，其他的医疗队员还在当地坚持着。“四人帮”被打倒后的一天，单位党委书记突然来我家，说有事情需要我赶回到唐山。他说，在唐山的医疗队需要对打倒“四人帮”表态，他们情况不明，消息不通，不知道应该怎么表态。他要我下午就动身去唐山，传达中央文件。但文件只能用脑子记，不能写下来。
我们华山医院轮流派去的医疗队在唐山工作了三年。我也在唐山工作了一年后才回来。
医疗队撤回上海后，唐山派了两名医生来上海进修，其中一个是唐山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他曾在地震中受伤，被送到外地治疗。来上海进修时，他和我住在一起。他感叹，唐山救援，就是一场没有枪炮和硝烟的战争。
（此为唐山大地震40周年“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课题组的阶段成果）
当天，我们医院紧急组织了三支抗震救灾医疗队，每支队伍15人。那年我37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我当时只穿着白大褂和短裤，下面一双塑料凉鞋，就问能不能回家换身衣服，得到的答复是情况紧急，马上会有飞机来接大家，让我们不要离开。后来考虑到口袋里没有钱，我还是回去拿了10元。我们医院有个党委副书记是从沙家浜地区的新四军部队里出来的，他说当年打游击的时候都配鞋子，所以给我们每个人都配了一双。
我们在办公室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原来准备载我们去唐山的飞机机翼撞到房子坏掉了，恰巧哈尔滨到上海的火车回不去了，我们就改坐这趟火车赶赴唐山。
当时每个医疗队配备一辆大卡车，车上插了很大的红十字旗帜。几十辆卡车集结在上海人民广场，车上密密麻麻都是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车队浩浩荡荡，从人民广场出发，开往老北站。老百姓看到这个场景，有的还以为要打仗了。
辗转赴唐山
火车上有电风扇，但还是很热。那个晚上，大家都迷迷糊糊没有睡。第二天凌晨，火车到了天津的杨村，路就不通了，我们便在旁边的杨村机场待命。
救援队里有军宣队员和工宣队员，军宣队员的联络沟通能力比较强，跟杨村机场的军人说明了情况，机场的军人有经验，说最要紧的是盐，于是每个小组各买了三斤盐，买了肥皂等生活必需品，每人还买了顶草帽。当时是盛夏，太阳暴晒，机场开阔，我们没有地方去，就都躲在飞机下面。一会儿就有驾驶员过来说：“老乡，我们飞机要飞了。”我们就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下面去。另一架飞机又要起飞的时候，我们就继续转移。
下午，终于来了两架运八飞机。我们每个医务救援人员都带了很多东西。我作为脑外科大夫，带了必需的手术器械、B超仪器、盐水包等，后面背得像山一样。但是我们精神振奋，力气也变得很大。
飞机里面什么都没有，地板上空荡荡的。我们把东西堆放在当中，大家围坐在地板上。飞机起飞后，飞得很低。一出杨村机场，我们就看到下面的村庄化为了一片废墟。其实，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包括北京通县、天津郊区也都遭受了很严重的损失。我们在飞机里感到闷热，就跑到了驾驶室，驾驶室里的飞行员都打着赤膊，穿着短裤。我们问有没有水喝，他们说没有水，只有牛奶，我们就喝了一点牛奶。
飞机降落在唐山机场。唐山机场很乱，塔台也垮了，是人拿着报话机和红灯来指挥飞机降落的。我们暂时还没有接到任务，就在原地休息。北京的消防车送水来了，我们就去取水。喝完后用塑料袋把水扎起来存着。
天亮以后，指挥部派人来通知：“你们的任务在丰南，那里是震中。但是现在铁路不通，北京方向不通，东北方向也不通，桥梁也拆了，唐山火车站也毁了。只能用汽车送你们过去，但是也不知道路上是什么情况。”
一筹莫展之际，我们看到旁边有解放军驻守的大帐篷，猜想应该是抗震救灾指挥部，就去那里找领导。我们身佩红十字标志，一路通行无阻，解放军对我们也很客气。抗震救灾中央指挥组成员、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杨富珍听见乡音，出现在大家面前，用上海话对我们表示欢迎。她询问我们的情况，我们向她作了汇报。她告诉大家，陈永贵副总理也在这里，他是抗震救灾总指挥。通过她的引见，陈永贵接见了我们上海医疗队。他一身北方老农装束，沉重地向大家介绍了唐山的灾情，也对我们表示了欢迎。他说了很多，我记得最清楚的两句话是：“唐山地震是毁灭性的！灾情太严重了，至今我们都还不敢和毛主席讲。”
在陈永贵的安排下，我们医疗队乘坐直升飞机赶赴丰南地区。飞机上没有空调，也没有地面指挥，驾驶员也都是光着膀子，短裤赤脚。座位全部拆除，大家坐在两边的地板上，中间放着医疗器械。
到了丰南机场，驾驶员关照我们，下了飞机以后背着东西赶紧往后跑，不要向前跑。因为广场上聚集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围着飞机往上送伤员。对那些还没有送上飞机就已经死去的伤员，他们也没有力气再送回去，就把尸体放置在机场边上。我们这些人做了十几年的医生倒没什么，一些刚毕业的医学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心里难免害怕。我们就安慰他们，还把他们护在身后。
我们先到了丰南中学。地震发生后，交通、通信全断，县城已经与外界隔绝三天了，更严重的是还没有电。当时天气很热，我们就去水里冲凉。其实水里也有死尸，但天太热，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没有饮用水，就把沟里的水取上来，煮开了再喝。
丰南县城是不能住的，余震不断，非常危险，我们就乘拖拉机到了胥各庄，在一大片菜园子旁边支起帐篷，插上旗帜。我们自己带了一顶帐篷，杨村机场送了我们一顶。拉帐篷是平时的专业训练，我们都很习惯。两顶帐篷，大的用来睡觉，小的用来存放医疗器械。
马上就有伤员送来，我们当即投入了抢救工作。
用老白干消毒，在露天做手术
唐山地震的伤亡是很惨重的。第一批送来的多是截瘫病人，伤情常常使随队的医学生害怕得叫出声来。很多截瘫病人有尿潴留，小便尿不出来，导尿管用完了，我们就剪下倒塌房屋的电线，抽出铜芯，再用二锅头消毒，当导尿管用，解决了很多尿潴留的问题。病人如果生命体征稳定的话，就暂时安置在当地老百姓家中。
有些危重病人需要开刀抢救，手术包括脑外科、骨科等。当时根本没有适合开刀的外部条件，余震不停，没有人敢进房子，只能在露天开刀。消毒物资也很紧缺，我们就去问生产大队有没有酒，他们很慷慨地给了我们，我们就把老北京二锅头和当地老白干当作消毒酒精用。我们还将装肥田粉的塑料袋子洗干净，剪三个洞，消毒后套在身上当手术衣。天气炎热，动手术时护士就在身后擦汗打扇降温。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医疗队共做了五六台脑外科手术和几十台外科手术。在上海做此类手术时还有感染的情况，但在唐山做的手术却没有发生感染的。 当时伤病员很多，大家深知抢救时机对于生命的重要性，所以从早忙到晚不停息地工作，工作强度非常大。另一些队员则冒着酷暑，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巡回，轻伤员当场治疗，重症病人则拉回医疗队治疗。
丰南没有平坦通畅的马路，路上都是一堆堆的瓦砾，救护车只得在瓦砾上开，我们也只得在瓦砾上走，不晓得地震前这里是马路是田地还是人家，反正认准方向往前走就是了，根本看不见路，高高低低像爬山一样。
上厕所是一个大问题。刚好我们驻地旁边有一个菜园子，我们就自己动手在菜园子旁边挖厕所。睡觉也成问题，男男女女挤在一个大帐篷里怎么行？我们就想办法，将男女分开，中间用行李隔开。酷暑难熬，洗澡更成了大问题。男同志不要紧，晚上黑灯瞎火，弄点水来洗洗就可以了，女同志怎么办？我们也不放心女同志独自外出洗澡。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男同志背对女同志在外面围一圈，女同志自己在里面围一圈，一个接一个在中间洗澡。
吃的方面，一开始我们是吃压缩饼干，自己煮水喝。我们这支医疗队吃蔬菜是没问题的，因为旁边就是菜园子，茄子、长豇豆之类的蔬菜都有。考虑到我们平时工作量特别大，当地老百姓就拿来了锅，帮我们做饭。三天以后通电了，可以打水了。老百姓派一个小同志每天骑着毛驴来给我们送水。
不久，电话也通了，公路也通了，我们可以直接将截瘫、脑外伤等危重病人送火车站转运，就联系了解放军。解放军对我们很好，时常给我们送来大米、盐，还有筷子、铁锅等生活物资，缺什么都尽量供应。
解放军派来了两部车子，把重伤员送到火车站，男同志随着去送伤员。由于地震，“唐山站”三个大字都掉落在了地上。火车站旁边的房子倒塌了，挡住了轨道，我们就帮着清理了一个晚上。当晚突遇狂风暴雨，没有人敢进房，只得在露天用四个棍子支一块塑料布，在下面待着。因为又冷又湿又饿，到处都是哭声。那段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我们找到火车站解放军指挥部，说明了情况，并说午饭和晚饭都没吃，解放军就送来一大箱饼干，我们边吃饼干边用军用水壶喝水。天亮后，火车通了。我们出来这么久，一直没办法和家里联系，趁着这个机会，都抓紧时间写家信。信封好，和邮资一起给了火车上的解放军工作人员。等以后回到家才发现，这些信都是从哈尔滨寄出的，因为当时唐山火车只能通往东北方向。
回到医疗队，发现我们自己的帐篷也在头天晚上的狂风暴雨中毁坏了。天放晴后，我们重新把帐篷支了起来。
在救援过程中，解放军战士的火气都很大，经常和当地老百姓吵架，因为任务紧迫，不容辩解，但是服务特别好。好多战士还被感染，得了病。我在送病人的过程中，看到一座六层楼被地震摧毁，像一座山一样堆着。北京方面的解放军开来了很多吊车，把尸体从废墟中一个接一个吊出，简单地包一包，放在卡车上。当时处理尸体很简单，包好后，挖一个坑，把尸体放进去，埋点石灰，打上消毒药水。尸体就是这样一批一批处理的。后来发现这种方法不对，许多年以后大量尸体在地下不会腐烂怎么办？于是就把尸体挖出来重新处理。上海运来了一批尸体袋，可把尸体放进去慢慢腐烂。
这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抢救伤员，护送病人。
给10万个单位的人打破伤风针
第二个阶段就是预防传染病。地震过后，疫病很有可能流行，有时候死于疫病的人数比死于地震的还多。针对这种情况，唐山采取了三种办法。一是用农用飞机喷洒敌敌畏。喷洒之前会通知民众，把饮用水等东西盖好。但飞机喷洒难以全面覆盖灾区，于是采用了第二种方法：在汽车后面装一个水兜，像洒水车一样沿着马路喷洒。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打预防针，这种方法是最彻底的。
打预防针，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针筒和针头。我们找当地医院，他们说有，但是医院的断壁残垣随时有倒塌的危险，没人敢进去拿。我们医疗队员组成了“敢死队”，一个接一个，憋住一口气冲到预定地点，拿到了东西就赶紧往外跑。场面真是惊心动魄。大家也没有考虑如果发生意外怎么办，就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而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当地老百姓也很配合。以前打预防针要每家每户动员，有时候还会出现骂人打架的情况，这次，经过前期动员，老百姓都自觉地排队。大概用了一个星期，打完了预防针。
经过努力，这次地震后，整个夏天都没有因疫病死人。这样，第二个阶段也结束了。
之后，我们从丰南搬到唐山师范学校。那时天气已经冷了，当地造起了简易房。稻草房顶，四面墙内是空的，门口烧火，热气从另一个口中冒出来，这就是火墙。老百姓每家就是一个大炕，家里有几代人的话，就用一块布隔开。这种火炕睡时很热，不能穿衣服，否则浑身都是汗，但天亮就冷了。
我们住不惯炕，就改烧煤取暖。一开始给的北京鑫龙煤烧不着，后来给的开滦煤就很好，像汽油一样，拿张纸引着，就冒出了蓝色的火焰，等开滦煤烧旺了以后，再把鑫龙煤加上去。
晚上温度实在太低，我下面铺了几层棉毯，上面盖了三层，还压了两件衣服，才勉强挺得住。因为卫生条件差，我们身上都长出了跳蚤，需要天天晒被子，晒太阳。后来上海送来了很多樟脑丸，我们就把樟脑丸放在床上，跳蚤少了许多。
在吃的方面，后来有大师傅来给我们烧饭，主要吃馒头、面条和油条等。虽然条件仍然艰苦，跟上海家中不可比，但是大家苦中有乐，还是很开心的。所以我体会，打仗最要紧的是吃饱，后勤保障是不可少的。
唐山的余震很多。我们在房上挂了马口铁，地震的时候马口铁会铛铛作响，一天会响很多次。有时候人在上厕所时，地震就发生了，都来不及提裤子就从厕所跑出来，然后抓牢一件物体，保持身体平衡。晚上有时也发生余震，大家穿着棉毛衫、棉毛裤从房子里面跑出来，外面又特别冷，短时间内也不敢回去睡觉，只得在风中挨冷受冻。
我经历过的最厉害的一次余震，是在广场看电影时。突然间，好像有几十架甚至上百架飞机飞过，发出很响很闷的“嗡嗡”声。人和石头都被震得跳了起来，感觉眼前所有东西都在动，人根本站不住。震后一分钟，周围没有一点声音，一片死寂。大家都吓蒙了。不知过了多久，才有人尖叫、哭喊起来。后来听人说，这次余震很厉害。这也是我人生中经历的最惊险的一次地震。
当地的医院基本上垮了，我们就在唐山师范学校里面建了一座抗震救灾医院。这是以华山医院和中山医院为主、上海多家医院联合建成的。很长一段时间，唐山的医疗就靠我们在那里撑着。为了避免频繁的余震造成伤害，我们用原木搭了房子。从倒塌的医院中，我们还找到了一台X光机。医院各个部门都有了病房，复杂的手术都可以做了。中山医院的医生做了心脏两尖瓣方面的手术，我也做了脑血管造影、脑瘤等手术。这些手术都是三级医院的水平。
第三个阶段是治疗破伤风。当时破伤风的情况很严重，整个大礼堂都是破伤风病人，骨科和传染科医生奋战在第一线。我们要给10万个单位的人员打破伤风针，分配给我的1500个单位都不止。针药的用量很大，全院的医务人员都被动员起来，一天到晚都在锯安瓿。
上海派来的医疗队都是实实在在有能力做事的，所以老百姓对我们反映很好，很感谢我们。在抗震救灾的日子里，基本上天天都有外地来的直升机，扔下《人民日报》、各种通告、整包的衣服、大饼等东西。一次飞机来的时候，我们队里有个骨科医生正在给病人看病，飞机扔下一包大饼，打开一摸，大饼还是热的，听说都是山东做的。上海方面对唐山的支援也是很多的，每天都有飞机飞来。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每人还都可以分到一个苹果。
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在唐山。消息传来，大家都哭了，觉得不得了了，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可怎么办？我们医疗队和县上的百姓一起，参加了追悼会。
此间，我曾回上海短暂休假，其他的医疗队员还在当地坚持着。“四人帮”被打倒后的一天，单位党委书记突然来我家，说有事情需要我赶回到唐山。他说，在唐山的医疗队需要对打倒“四人帮”表态，他们情况不明，消息不通，不知道应该怎么表态。他要我下午就动身去唐山，传达中央文件。但文件只能用脑子记，不能写下来。
我们华山医院轮流派去的医疗队在唐山工作了三年。我也在唐山工作了一年后才回来。
医疗队撤回上海后，唐山派了两名医生来上海进修，其中一个是唐山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他曾在地震中受伤，被送到外地治疗。来上海进修时，他和我住在一起。他感叹，唐山救援，就是一场没有枪炮和硝烟的战争。
（此为唐山大地震40周年“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课题组的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