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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乃亡或濒失者也。十三个王朝曾选择在长安周围建都，但留下的遗产却并非都是结实的大厦，连摇摇欲坠的红宝石都没有。2012年秋，有家国际媒体刊登了一组西安东郊令人吃惊的照片，背景是韩森寨西光中学的操场。如人所料，用沥青铺就、整洁的篮球场周围是规划好的跑道，高高的十字形篱笆上嵌着一些羽毛球，离地面太高，老师和学生没法取下来。然而，恰恰就是在操场的中间，矗立着一座六层高、倾向一边的石塔，投下来一道危险的阴影。相关的报道说，这座有四百年历史的万寿塔是建于明代的万寿寺最后的遗迹。城市空间的压力迫使校方要么放弃扩建计划，要么就把古塔圈在校内，校方选择了后者。2011年5月，一场大暴雨使古塔的表面脱落，坠到了地基上，在此以前几乎没人认真考虑过这座古塔的安全问题。勾起人们对西安复杂历史好奇心的古塔，现在成了对学校师生有威胁的噩梦。韩森寨对这个“比萨”斜塔的回应是：用一个巨大的钢夹把它安全固定起来。
人类的进步有时的确包含历史，但却有反过来被历史灼伤。西安四周的释、道、儒遗址极为丰富，也许是过于丰富了。佛教禅宗的六大祖庭都在这里，“大慈恩寺”曾经是玄奘的工作室，从西天回来后，他就在那里潜心把印度的佛经翻译为自己的母语，而“兴教寺”则是他的长眠之地。法门寺有释迦牟尼的佛指骨舍利，周至县的楼观台是道教信徒的必到之处，可看到老子当年著《道德经》的地方。写陕西的寺庙，罗列寺名、汇聚事实和数据实乃易事。由于缺乏对宗教遗址进行详细审视的知识，我能做到的就是说一些著名的或独特的寺庙，并对这些寺庙何以从建立之日到现在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做点阐述。这些寺庙依旧是给人启示的静谧绿洲吗？在城市化和物欲的压力下，它们还能给人带来精神启迪吗？
有些人们崇拜的地方已经和周围的环境无缝对接了。西大街明代城隍庙（始建于1387年）的意图与作用就是城里人像乡下人一样，给“土地神”建的一个神龛。城隍庙的中文意思更清楚，因为其作用是主城郭，守疆土。对城隍的阐述和褒贬各种各样，这要看其所庇佑的城市的祸福，以及每一代人对流传下来的民间信仰的接受。老实讲，西安的城隍庙是三原城隍庙的蹩脚兄弟。三原城隍庙及其里面与之相映生辉的钟鼓楼和富有象征意义的悬顶辉煌了不少年头，是该县博物馆的奠基物。西安的城隍庙过了好久才恢复了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还俗的辉煌。好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大约五年前对这里的豪华翻修，更不用说知道祭奠城市亡灵的风俗和礼仪了。人们也许会到城隍庙大街两旁小巷里的商店店来买春节、元宵节和清明节时的用品，然而，在最新的旅游指南中也没有提到对这里的重修。
在城隍庙没法找到真正的静谧，和在湘子庙的情形差不多。湘子庙坐落在一家国际青年旅馆和所谓的“酒吧一条街” （德福巷）之间，其独特的家居模式让人看出，在唐代这里可能是道教“八仙”、擅吹洞箫的韩湘子的家。年轻人拒绝其祖宗政治家和诗人韩愈的教诲，放弃了对儒家思想的崇拜，转向了吃喝。这倒奇妙地符合韩湘子的选择，因为他的酒葫芦总有倒不完的酒。
离开城市的局限，寻找静谧和得到启迪的机会就多了。郊外的香积寺位于长安区一个小村后面的塬上，浪漫的寺名意译为“香成堆”。这个偏僻的地方让我想起了托马斯·格雷的诗句：“众芳吐艳无人见，枉费芬芳旷野中”。（ 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 （1716-1771），是英国新古典主义后期的重要诗人，“墓畔派”代表诗人，此两句引自其代表作“墓畔哀歌”——译者注）。在这位英国诗人于斯托克·波吉斯的墓园旁边写下此句的一千年前，唐代诗人王维就有了他的《过香积寺》感怀：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那时，善导大师的教诲几乎还鲜活地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弟子怀恽为了纪念善导功德所建的这座寺庙，很快就成了佛教净土宗盛极一时的道场。佛教的禅宗提倡顿悟而瑜伽则信“极乐”。唐高宗与皇后武则天以及其儿子中宗曾到此礼佛，并分别赐法器于寺院使“香积寺”声名大振。这一点让人对王维的田园景象描述有些疑问，至少在唐代，这里并非“众芳吐艳无人见”，而是京城达官贵人向往、拜祭和崇敬的地方。
至于今天，香积寺远处秦岭松林茂密的山坡依旧是“无人径”，但天却比城市的上空更加湛蓝。子午大道将这里与南面几乎无法通行的山峦隔开，路上的车水马龙淹没了远处的钟声。很少有人从城里的班车上下来，徒步几公里的土路到“香积寺”来。此乃遗憾也，因为这就错过了领略古迹的气息和一睹乡村空旷风貌的机会。香积寺村似乎没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只有一个用混凝土搭建的公共舞台。那还是在粉碎“四人帮”，邓小平掌握大权之后的1978年修建的。在角落的一个烟草店旁边，有一幅宣传画，用天真的卡通方式讲解误用头顶电线的危险。其中致命的戏剧场面包括一个男人非法乱接电线，一个豁牙妇女在带电的电线上晾衣服。在快接近寺庙的时候，出现了另外的警示标语，说的是要警惕宗教崇拜的不良影响。这种诽谤似乎像一种强制性的装饰，让普通的游客体会不到心灵上的喜悦。
在设备完善的人行道上和修缮后的讲经栏里，我发现自己喜欢的是那些随意的亮点，那是大自然对香积寺的恩赐。在圆寂弟子的墓园里，倾斜的石碑上长满了三叶草，碑文只是依稀可见。这使我想起来沃尔特·惠特曼《自我之歌》中所表达的情感，特别是有一段，因为我的学生有禅宗知识，觉得“相当平淡”。（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美国诗人、散文家、新闻工作者及人文主义者。他身处于超验主义与现实主义间的变革时期，作品兼并了二者的文风。惠特曼是美国文坛中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有自由诗之父的美誉。他的代表作是著名诗集《草叶集》——译者注）诗人认为墓地旺盛的生育力代表的是生物无休止的轮回，其对逝者的赞颂是：
他们还在某个地方活着，并且活得很好，
那最小的幼芽表明世上其实并无死，
即使有，也会导致生命，而不是生的归宿、把生遏止， 而且生一出现，无所谓溃灭。
万物都在前进和扩展，不会隐遁，
死也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而是更加吉利。
——引自沃尔特·惠特曼《自我之歌》
最后这一句，让我的本科学生有点抓耳挠腮。要是我们用佛教的转世来看，那些灵魂被附于其他创造物的人难道就真的被只有选择天堂或地狱的基督徒们的日子好过吗？
我一直想去秦岭的深处，就是登顶秦岭，去寻找那些在偏僻的地方坚守佛家礼仪的信徒。类似的朝圣者已有前人，那就是美国诗人和翻译家赤松，（赤松Red Pine其英文原名为比尔·波 Bill Porter）。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为《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一书搜集素材时，他就采访过部分在秦岭山峦中修炼的隐士。这些隐士大多已年过古稀或更为年长，躲过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几乎是不闻世事。由于担心自己失望，又听说这些圣徒现在滋润着秦岭的花草和植被，我就没有步赤松的足迹去寻隐。
我到过距山顶最近的是户县的草堂寺，在香积寺的西边。这里已没有“草苫”可言，砖瓦水泥都颇有现代气息。后代大师如柳公权的书法，从一直以来都是这里精彩的亮点。鸠摩罗什在这里汉译佛经的伟绩远远早于玄宗。他翻译了《金刚经》和《法华经》等多部佛经，圆寂后，“薪灭形碎，唯舌不坏”，被奉为“舌舍利”。草堂寺的一个神奇传说与地热现象有关，缭绕在寺内古井上空的那层淡淡的薄雾据说是井底有一条卧龙，长安若有险，龙就会抬头。很迷信的唐太宗李世民对此笃信不疑，并用此龙之气来治自己的眼疾。
另外一个翻译佛经的重要场所就是大兴善寺，我对此寺的了解是这里把美食和心灵的慰藉柔和在了一起。我原来的一位同事来自爱荷华州，他好激动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扯淡。即便是如此，在他因自己的胆固醇飙升而觉得烦的时候，也会看见他偷偷地摸自己“保罗衬衣”下的“观音”。他曾发誓说只有在大兴善寺附近的餐厅里吃豆芽的时候，他的身心才最为安逸。那儿的素食都是由佛教区的人士准备的，原材料大部分是未加工或蒸好的，没有一丁点对血管有害的油脂。但这一罕见的待客之道好像也已被取消了，我最近一次去的时候，看到玻璃板下的菜单上出现了价格公道的松鼠鱼和糖醋里脊。
大兴善寺始建于西晋，隋朝和后来都有扩建。现在的全貌，根据石碑上的图载记录完成于1725年。和香积寺一样，大兴善寺在唐代最为辉煌，因皇室弘扬佛法而声名鹊起。印度密宗大师金刚智的弟子不空随师至长安（不空Amoghavajra音译为阿目佉跋折罗，意译为不空金刚，又名不空三藏法师，不空大师，或称不空智，唐玄宗赐号“智藏”——译者注），他在小雁塔的荐福寺短暂旅居过，这位年轻人寿高，一直活到了公元741年和其它外国和尚被中国驱逐出境。五年后，他带着从次大陆收集的佛经返回长安，从那以后，他就成了大兴善寺佛教密宗的领袖人物。
不空的影响非同一般，公元757年，在安禄山起兵反唐，付出沉重代价但却失败了的战争中，不空被通缉并入狱。他想完成自己净化皇室和首都的计划，两年后，他为肃宗授“转轮王”（即佛教中的圣王）。据说他还为代宗带来了神的庇护，通过吟诵《仁王经》，打败了由仆固怀恩率领的二十万叛军，仆固怀恩曾经帮肃宗镇压过安禄山。传说中讲，不空开口吟经，仆固怀恩就倒地而死，而叛军也从没有打到长安。仆固怀恩之死也许是因为征战劳累，当时恰好犯了心肌梗死，而不是因为有神明的干预。
大兴善寺本身给人的震撼在于2006年修缮后的两座殿阁，一个是平安地藏殿，另一个是救苦地藏殿，其里面的整体雕塑群所表现的是阴曹地府里的众生相。在深蓝色、高高的天花板上的凹陷处，众菩萨在迎接一些小小的人儿，这些人代表着忠实的弟子死后其灵魂到了天国。我觉得到这两个殿里来的人没有多少会花时间去看上面的立体模型，除非是人的目光本能地从地板上可怕的景象中往上看。阴曹地府里的酷刑雕塑很逼真，没有必要做简单的介绍，都描述的是对下地狱者的惩罚。“刀山”是把一个人穿在有十几个刀刃的木板上。“啄眼”是一个人被反绑双手跪在地上，肩上站着一只鹰，不停地狠啄其两个眼眶，人的眼里冒血，疼得舌头掉出来老长。不幸下“油锅”的则是一个被恶鬼快煮烂了的人。也许最残酷的是一个人被撕成两半，塞进了“石磨”，底下磨出来的是肉酱。
这些可怕的场景比另一个殿里的天堂景象给人记忆更为深刻。对我来说，第一次看到这些模仿的场景就只是有点不舒服，但再次回忆却让我的确毛骨悚然。又一次回到“地藏殿”后，我身后的门显然是自动关上了。殿里响起来一阵带着敲打木板的微弱音乐，让四周有一种怪异的动画气氛。惊恐之中我落荒而逃，几乎在殿里的木柱过梁上撞断我的鼻梁，此情此景有点像年幼的简·爱被锁进了“红房子”。后来才发现，殿门本来就没有栓，不过是一阵风把门吹成了半开半闭。
鱼和飞禽似乎更加赏识大兴善寺里的宁静，在靠近佛门弟子宿舍的地方有一个满月形的池塘，里面满是金鱼和其他的鲤鱼（也许这里是整个西安观看人们将宠物按佛教习俗放生的最佳之处）。林鸽在啄素食和尚留下来的饼渣和谷物。
有些宗教寺庙的植物优势胜过了其建筑特色。青龙寺的红白建筑虽然显得不古，但其历史却和香积寺差不多。青龙寺里的神龛和殿阁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全部都经过了重建，这儿一直被认为是中日友谊的一个特殊象征。唐朝的时候，一个名为空海的日本和尚在此待过。回到家乡后，他创立了佛教的真言宗。寺里的几十棵樱花树就是日本的失口县在1985年赠送的，每年春天樱花绽放，赏花的当地人远比华盛顿特区欣赏韩国吉野樱花的人多。
在新中国成立前，城里的一些寺院像西方城市里的一些教堂一样，以救济穷人而出名。吴培均的《画说老西安》（2009年出版）记录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西安，其中有对碑林区柏树林街卧龙寺的回忆。在农历十二月八日，住在城墙里边的窑洞和窝棚里的穷人就会到这里来。简单的礼佛仪式一完，和尚就会给每人满满一碗“八宝粥”，也叫 “腊八粥”。“腊”的意思是“月”或“祭奠”的意思，“八”是个数词。“腊八粥”没有具体的标准，故“八”在这里只是一个含混的数字，其基本成分是糯米，里面可以加小米、核桃、大枣、花生、栗子、瓜子、干果和一些红糖。不论是出于宗教联想还是为了冬天取暖，虽然全国各地都吃“腊八”，但“设饭”的习俗却没有延续下来。碑林区的居民依旧在“卧龙寺” 礼佛，2015年据报道说，很多人从大清早一点起来就排队，为的是能得到一碗免费的“腊八粥”。在举行礼佛仪式的日子里，寺里的大烛台上立满了蜡烛，红红的粘稠蜡油都流到了地上。 在我去过的所有关中寺庙中，西安的广仁寺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最为不同。广仁寺位于西安城墙内的西北角，占地十六亩，是陕西唯一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寺院。这里几乎没有树，1931年，寺门外城墙所埋火药爆炸，所有树木被毁掉了。寺院正门两侧有八座白色鎏金的佛祖八宝塔，人沿小巷来到南边，尽管周遭的气氛不同，但宝塔依旧闪闪发光。朝拜者敬献的五彩经幡像彩虹一样斑斓，使人的心境如同来到了香格里拉。寺里面的壮观情景确实让人在西北感受到了视觉中的神秘天堂。那里的其他装饰（如六点六米高的“千手观音”菩萨像，出自浙江的一位雕刻大师）虽然与周围的环境特别吻合，但却闪烁着现代色彩。
中国人有一句古老的话来形容宗教场所的宏伟，那就是——金碧辉煌。广仁寺的主色调是金黄和红色，给人一种崭新的感觉。这是因为保护的好，并非是因为历史根基浅。广仁寺始建于康熙皇帝执政时的1703年，当时的皇帝为了大清国的边陲安危，除了保护喇嘛外，还有意保护藏传佛教，邀请拉萨、青海和西部地区的喇嘛进京。“广仁寺”就是大喇嘛进京路过陕西时的行宫，除了康熙皇帝的御笔题词外，这里还保存有一些其他可与之媲美的古董。就在御碑亭的前面，有一面镶龙的照壁，用的石料好像是和玻璃罩内的汉白玉莲花缸相同。莲花缸厚实，呈乳白色，我好不费事地就看出这和一个世纪前一张发黄的照片上的文物一模一样，这也就证明此物是从城北一家被毁了的寺庙中抢救出来的文物。
说了这么多，要是有外国游客来西安并问我“城里最好”的地方在哪里时，我一般是陪人们去东门外边道家的八仙庵。在二十世纪初，曾有显贵到访此地。当年北京动荡，落魄的慈禧太后来到这里避难，这个安静的场所便成了她落难时画牡丹的消遣地。为了报恩，慈禧赏银千两，这显然是帮了大忙。我的荷兰朋友，艺术家白丽诗（Liz Bijl）几年来一直在这儿学汉语，早在几年前，她就坚持为我介绍这里的牌坊和竹林。据她估计，古迹越宝贵，就越可能被摩天大楼所包围。而被栅栏围起来的东西就不会有此厄运，大兴善寺和小雁塔如此，八仙庵也不例外。
八仙庵最吸引人的是能激起人的热情，哪怕你是不经意间来到这里。香炉里的香灰堆成了山，当人们经过书有道家语录的柱子时，有些字如“康”“升”和“盛”等字已经被人们用手摸得有些看不清了，人们渴望触摸这些字会给自己带来相应的好运。虽然我的教养让我不迷信，不相信算命，但我还是禁不住掺和进去了。我花二十元，抽了一次签，让一位道士给我算命。在听到我要算的是自己的“事业前程”时，坐在桌子后面的道士一动也不动，从他藏在耳朵后边的灰白鬓角里抽出一支笔，在他面前当地报纸的体育报道版面上乱画着（这让我觉得那好像比我的命运重要得多），然后对我说：“多和中国人交往。”再一细问，人家就拒绝回答了。“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一点，用你省下来的二十块钱买午饭。”白丽诗有点恼火地说。
沿着八仙庵，可以到比其小一点的罔极寺去寻找真正的宁静。罔极寺是命运不佳的太平公主于公元705年为给母后武则天祈福而建的，寺名取自《诗经》“欲报以德，昊天罔极”一句。在我写此文的时候，那里已让人感觉是空闲下来了。里面没有吸引游人的石碑和雕像，在苍翠的大院里，碰到的是几个小时前还在进行着的修复工作。孔雀棚的旁边有几堆用来盖新阁楼的灰砖，每一堆上都标有功德者的名字，如李宝玉、吴晓蒙、刘立文、薛玉兰、张鹏，王翠芝等等。这些人都是每人捐五十元，好帮助寺里的姐妹少待在潮湿的地方。
我们的出口把门的是一位小老太婆，注视着我们的白脸庞，她好像是想在镜子里找到她自己，又好像是审视我们的灵魂。她是这里已近耄耋之年的女主持，嘴里只有两颗牙。她一伸左手，手里是两只小香蕉；然后又一伸右手，手里是三颗湿粘的草莓。她说的话，既不是普通话，也不是陕西话，我们两人听不懂。她很快活地嘀咕了几句话，说话的频率好像是有人在敲木鱼。我们不得不吃了，只有在我们吃完了那些水果后，她才匆忙走回了寺里。这种情况我是第一次遇到，这儿没人要我们捐功德钱；这儿的人不管怎样贫穷，但表现出的却是好客。我多想运用佛经上的名言来评价她的举止啊！但我想到的只能是《圣经》上的话：
耶稣面对奉献箱坐着，看众人怎样把钱投入奉献箱里。很多富有的人投进了很多钱。有一个穷寡妇来，投进两个小钱，值一个铜币。耶稣把他的门徒召来，对他们说：“我确实地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入奉献箱的，比所有的人投的更多。因为大家是从自己的富余中拿出来投进去，而这寡妇是从自己的缺乏中，把她所拥有的一切，就是她全部的养生费用都投进去了。
——引自《圣经》马可福音第12节
人类的进步有时的确包含历史，但却有反过来被历史灼伤。西安四周的释、道、儒遗址极为丰富，也许是过于丰富了。佛教禅宗的六大祖庭都在这里，“大慈恩寺”曾经是玄奘的工作室，从西天回来后，他就在那里潜心把印度的佛经翻译为自己的母语，而“兴教寺”则是他的长眠之地。法门寺有释迦牟尼的佛指骨舍利，周至县的楼观台是道教信徒的必到之处，可看到老子当年著《道德经》的地方。写陕西的寺庙，罗列寺名、汇聚事实和数据实乃易事。由于缺乏对宗教遗址进行详细审视的知识，我能做到的就是说一些著名的或独特的寺庙，并对这些寺庙何以从建立之日到现在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做点阐述。这些寺庙依旧是给人启示的静谧绿洲吗？在城市化和物欲的压力下，它们还能给人带来精神启迪吗？
有些人们崇拜的地方已经和周围的环境无缝对接了。西大街明代城隍庙（始建于1387年）的意图与作用就是城里人像乡下人一样，给“土地神”建的一个神龛。城隍庙的中文意思更清楚，因为其作用是主城郭，守疆土。对城隍的阐述和褒贬各种各样，这要看其所庇佑的城市的祸福，以及每一代人对流传下来的民间信仰的接受。老实讲，西安的城隍庙是三原城隍庙的蹩脚兄弟。三原城隍庙及其里面与之相映生辉的钟鼓楼和富有象征意义的悬顶辉煌了不少年头，是该县博物馆的奠基物。西安的城隍庙过了好久才恢复了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还俗的辉煌。好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大约五年前对这里的豪华翻修，更不用说知道祭奠城市亡灵的风俗和礼仪了。人们也许会到城隍庙大街两旁小巷里的商店店来买春节、元宵节和清明节时的用品，然而，在最新的旅游指南中也没有提到对这里的重修。
在城隍庙没法找到真正的静谧，和在湘子庙的情形差不多。湘子庙坐落在一家国际青年旅馆和所谓的“酒吧一条街” （德福巷）之间，其独特的家居模式让人看出，在唐代这里可能是道教“八仙”、擅吹洞箫的韩湘子的家。年轻人拒绝其祖宗政治家和诗人韩愈的教诲，放弃了对儒家思想的崇拜，转向了吃喝。这倒奇妙地符合韩湘子的选择，因为他的酒葫芦总有倒不完的酒。
离开城市的局限，寻找静谧和得到启迪的机会就多了。郊外的香积寺位于长安区一个小村后面的塬上，浪漫的寺名意译为“香成堆”。这个偏僻的地方让我想起了托马斯·格雷的诗句：“众芳吐艳无人见，枉费芬芳旷野中”。（ 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 （1716-1771），是英国新古典主义后期的重要诗人，“墓畔派”代表诗人，此两句引自其代表作“墓畔哀歌”——译者注）。在这位英国诗人于斯托克·波吉斯的墓园旁边写下此句的一千年前，唐代诗人王维就有了他的《过香积寺》感怀：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那时，善导大师的教诲几乎还鲜活地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弟子怀恽为了纪念善导功德所建的这座寺庙，很快就成了佛教净土宗盛极一时的道场。佛教的禅宗提倡顿悟而瑜伽则信“极乐”。唐高宗与皇后武则天以及其儿子中宗曾到此礼佛，并分别赐法器于寺院使“香积寺”声名大振。这一点让人对王维的田园景象描述有些疑问，至少在唐代，这里并非“众芳吐艳无人见”，而是京城达官贵人向往、拜祭和崇敬的地方。
至于今天，香积寺远处秦岭松林茂密的山坡依旧是“无人径”，但天却比城市的上空更加湛蓝。子午大道将这里与南面几乎无法通行的山峦隔开，路上的车水马龙淹没了远处的钟声。很少有人从城里的班车上下来，徒步几公里的土路到“香积寺”来。此乃遗憾也，因为这就错过了领略古迹的气息和一睹乡村空旷风貌的机会。香积寺村似乎没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只有一个用混凝土搭建的公共舞台。那还是在粉碎“四人帮”，邓小平掌握大权之后的1978年修建的。在角落的一个烟草店旁边，有一幅宣传画，用天真的卡通方式讲解误用头顶电线的危险。其中致命的戏剧场面包括一个男人非法乱接电线，一个豁牙妇女在带电的电线上晾衣服。在快接近寺庙的时候，出现了另外的警示标语，说的是要警惕宗教崇拜的不良影响。这种诽谤似乎像一种强制性的装饰，让普通的游客体会不到心灵上的喜悦。
在设备完善的人行道上和修缮后的讲经栏里，我发现自己喜欢的是那些随意的亮点，那是大自然对香积寺的恩赐。在圆寂弟子的墓园里，倾斜的石碑上长满了三叶草，碑文只是依稀可见。这使我想起来沃尔特·惠特曼《自我之歌》中所表达的情感，特别是有一段，因为我的学生有禅宗知识，觉得“相当平淡”。（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美国诗人、散文家、新闻工作者及人文主义者。他身处于超验主义与现实主义间的变革时期，作品兼并了二者的文风。惠特曼是美国文坛中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有自由诗之父的美誉。他的代表作是著名诗集《草叶集》——译者注）诗人认为墓地旺盛的生育力代表的是生物无休止的轮回，其对逝者的赞颂是：
他们还在某个地方活着，并且活得很好，
那最小的幼芽表明世上其实并无死，
即使有，也会导致生命，而不是生的归宿、把生遏止， 而且生一出现，无所谓溃灭。
万物都在前进和扩展，不会隐遁，
死也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而是更加吉利。
——引自沃尔特·惠特曼《自我之歌》
最后这一句，让我的本科学生有点抓耳挠腮。要是我们用佛教的转世来看，那些灵魂被附于其他创造物的人难道就真的被只有选择天堂或地狱的基督徒们的日子好过吗？
我一直想去秦岭的深处，就是登顶秦岭，去寻找那些在偏僻的地方坚守佛家礼仪的信徒。类似的朝圣者已有前人，那就是美国诗人和翻译家赤松，（赤松Red Pine其英文原名为比尔·波 Bill Porter）。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为《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一书搜集素材时，他就采访过部分在秦岭山峦中修炼的隐士。这些隐士大多已年过古稀或更为年长，躲过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几乎是不闻世事。由于担心自己失望，又听说这些圣徒现在滋润着秦岭的花草和植被，我就没有步赤松的足迹去寻隐。
我到过距山顶最近的是户县的草堂寺，在香积寺的西边。这里已没有“草苫”可言，砖瓦水泥都颇有现代气息。后代大师如柳公权的书法，从一直以来都是这里精彩的亮点。鸠摩罗什在这里汉译佛经的伟绩远远早于玄宗。他翻译了《金刚经》和《法华经》等多部佛经，圆寂后，“薪灭形碎，唯舌不坏”，被奉为“舌舍利”。草堂寺的一个神奇传说与地热现象有关，缭绕在寺内古井上空的那层淡淡的薄雾据说是井底有一条卧龙，长安若有险，龙就会抬头。很迷信的唐太宗李世民对此笃信不疑，并用此龙之气来治自己的眼疾。
另外一个翻译佛经的重要场所就是大兴善寺，我对此寺的了解是这里把美食和心灵的慰藉柔和在了一起。我原来的一位同事来自爱荷华州，他好激动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扯淡。即便是如此，在他因自己的胆固醇飙升而觉得烦的时候，也会看见他偷偷地摸自己“保罗衬衣”下的“观音”。他曾发誓说只有在大兴善寺附近的餐厅里吃豆芽的时候，他的身心才最为安逸。那儿的素食都是由佛教区的人士准备的，原材料大部分是未加工或蒸好的，没有一丁点对血管有害的油脂。但这一罕见的待客之道好像也已被取消了，我最近一次去的时候，看到玻璃板下的菜单上出现了价格公道的松鼠鱼和糖醋里脊。
大兴善寺始建于西晋，隋朝和后来都有扩建。现在的全貌，根据石碑上的图载记录完成于1725年。和香积寺一样，大兴善寺在唐代最为辉煌，因皇室弘扬佛法而声名鹊起。印度密宗大师金刚智的弟子不空随师至长安（不空Amoghavajra音译为阿目佉跋折罗，意译为不空金刚，又名不空三藏法师，不空大师，或称不空智，唐玄宗赐号“智藏”——译者注），他在小雁塔的荐福寺短暂旅居过，这位年轻人寿高，一直活到了公元741年和其它外国和尚被中国驱逐出境。五年后，他带着从次大陆收集的佛经返回长安，从那以后，他就成了大兴善寺佛教密宗的领袖人物。
不空的影响非同一般，公元757年，在安禄山起兵反唐，付出沉重代价但却失败了的战争中，不空被通缉并入狱。他想完成自己净化皇室和首都的计划，两年后，他为肃宗授“转轮王”（即佛教中的圣王）。据说他还为代宗带来了神的庇护，通过吟诵《仁王经》，打败了由仆固怀恩率领的二十万叛军，仆固怀恩曾经帮肃宗镇压过安禄山。传说中讲，不空开口吟经，仆固怀恩就倒地而死，而叛军也从没有打到长安。仆固怀恩之死也许是因为征战劳累，当时恰好犯了心肌梗死，而不是因为有神明的干预。
大兴善寺本身给人的震撼在于2006年修缮后的两座殿阁，一个是平安地藏殿，另一个是救苦地藏殿，其里面的整体雕塑群所表现的是阴曹地府里的众生相。在深蓝色、高高的天花板上的凹陷处，众菩萨在迎接一些小小的人儿，这些人代表着忠实的弟子死后其灵魂到了天国。我觉得到这两个殿里来的人没有多少会花时间去看上面的立体模型，除非是人的目光本能地从地板上可怕的景象中往上看。阴曹地府里的酷刑雕塑很逼真，没有必要做简单的介绍，都描述的是对下地狱者的惩罚。“刀山”是把一个人穿在有十几个刀刃的木板上。“啄眼”是一个人被反绑双手跪在地上，肩上站着一只鹰，不停地狠啄其两个眼眶，人的眼里冒血，疼得舌头掉出来老长。不幸下“油锅”的则是一个被恶鬼快煮烂了的人。也许最残酷的是一个人被撕成两半，塞进了“石磨”，底下磨出来的是肉酱。
这些可怕的场景比另一个殿里的天堂景象给人记忆更为深刻。对我来说，第一次看到这些模仿的场景就只是有点不舒服，但再次回忆却让我的确毛骨悚然。又一次回到“地藏殿”后，我身后的门显然是自动关上了。殿里响起来一阵带着敲打木板的微弱音乐，让四周有一种怪异的动画气氛。惊恐之中我落荒而逃，几乎在殿里的木柱过梁上撞断我的鼻梁，此情此景有点像年幼的简·爱被锁进了“红房子”。后来才发现，殿门本来就没有栓，不过是一阵风把门吹成了半开半闭。
鱼和飞禽似乎更加赏识大兴善寺里的宁静，在靠近佛门弟子宿舍的地方有一个满月形的池塘，里面满是金鱼和其他的鲤鱼（也许这里是整个西安观看人们将宠物按佛教习俗放生的最佳之处）。林鸽在啄素食和尚留下来的饼渣和谷物。
有些宗教寺庙的植物优势胜过了其建筑特色。青龙寺的红白建筑虽然显得不古，但其历史却和香积寺差不多。青龙寺里的神龛和殿阁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全部都经过了重建，这儿一直被认为是中日友谊的一个特殊象征。唐朝的时候，一个名为空海的日本和尚在此待过。回到家乡后，他创立了佛教的真言宗。寺里的几十棵樱花树就是日本的失口县在1985年赠送的，每年春天樱花绽放，赏花的当地人远比华盛顿特区欣赏韩国吉野樱花的人多。
在新中国成立前，城里的一些寺院像西方城市里的一些教堂一样，以救济穷人而出名。吴培均的《画说老西安》（2009年出版）记录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西安，其中有对碑林区柏树林街卧龙寺的回忆。在农历十二月八日，住在城墙里边的窑洞和窝棚里的穷人就会到这里来。简单的礼佛仪式一完，和尚就会给每人满满一碗“八宝粥”，也叫 “腊八粥”。“腊”的意思是“月”或“祭奠”的意思，“八”是个数词。“腊八粥”没有具体的标准，故“八”在这里只是一个含混的数字，其基本成分是糯米，里面可以加小米、核桃、大枣、花生、栗子、瓜子、干果和一些红糖。不论是出于宗教联想还是为了冬天取暖，虽然全国各地都吃“腊八”，但“设饭”的习俗却没有延续下来。碑林区的居民依旧在“卧龙寺” 礼佛，2015年据报道说，很多人从大清早一点起来就排队，为的是能得到一碗免费的“腊八粥”。在举行礼佛仪式的日子里，寺里的大烛台上立满了蜡烛，红红的粘稠蜡油都流到了地上。 在我去过的所有关中寺庙中，西安的广仁寺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最为不同。广仁寺位于西安城墙内的西北角，占地十六亩，是陕西唯一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寺院。这里几乎没有树，1931年，寺门外城墙所埋火药爆炸，所有树木被毁掉了。寺院正门两侧有八座白色鎏金的佛祖八宝塔，人沿小巷来到南边，尽管周遭的气氛不同，但宝塔依旧闪闪发光。朝拜者敬献的五彩经幡像彩虹一样斑斓，使人的心境如同来到了香格里拉。寺里面的壮观情景确实让人在西北感受到了视觉中的神秘天堂。那里的其他装饰（如六点六米高的“千手观音”菩萨像，出自浙江的一位雕刻大师）虽然与周围的环境特别吻合，但却闪烁着现代色彩。
中国人有一句古老的话来形容宗教场所的宏伟，那就是——金碧辉煌。广仁寺的主色调是金黄和红色，给人一种崭新的感觉。这是因为保护的好，并非是因为历史根基浅。广仁寺始建于康熙皇帝执政时的1703年，当时的皇帝为了大清国的边陲安危，除了保护喇嘛外，还有意保护藏传佛教，邀请拉萨、青海和西部地区的喇嘛进京。“广仁寺”就是大喇嘛进京路过陕西时的行宫，除了康熙皇帝的御笔题词外，这里还保存有一些其他可与之媲美的古董。就在御碑亭的前面，有一面镶龙的照壁，用的石料好像是和玻璃罩内的汉白玉莲花缸相同。莲花缸厚实，呈乳白色，我好不费事地就看出这和一个世纪前一张发黄的照片上的文物一模一样，这也就证明此物是从城北一家被毁了的寺庙中抢救出来的文物。
说了这么多，要是有外国游客来西安并问我“城里最好”的地方在哪里时，我一般是陪人们去东门外边道家的八仙庵。在二十世纪初，曾有显贵到访此地。当年北京动荡，落魄的慈禧太后来到这里避难，这个安静的场所便成了她落难时画牡丹的消遣地。为了报恩，慈禧赏银千两，这显然是帮了大忙。我的荷兰朋友，艺术家白丽诗（Liz Bijl）几年来一直在这儿学汉语，早在几年前，她就坚持为我介绍这里的牌坊和竹林。据她估计，古迹越宝贵，就越可能被摩天大楼所包围。而被栅栏围起来的东西就不会有此厄运，大兴善寺和小雁塔如此，八仙庵也不例外。
八仙庵最吸引人的是能激起人的热情，哪怕你是不经意间来到这里。香炉里的香灰堆成了山，当人们经过书有道家语录的柱子时，有些字如“康”“升”和“盛”等字已经被人们用手摸得有些看不清了，人们渴望触摸这些字会给自己带来相应的好运。虽然我的教养让我不迷信，不相信算命，但我还是禁不住掺和进去了。我花二十元，抽了一次签，让一位道士给我算命。在听到我要算的是自己的“事业前程”时，坐在桌子后面的道士一动也不动，从他藏在耳朵后边的灰白鬓角里抽出一支笔，在他面前当地报纸的体育报道版面上乱画着（这让我觉得那好像比我的命运重要得多），然后对我说：“多和中国人交往。”再一细问，人家就拒绝回答了。“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一点，用你省下来的二十块钱买午饭。”白丽诗有点恼火地说。
沿着八仙庵，可以到比其小一点的罔极寺去寻找真正的宁静。罔极寺是命运不佳的太平公主于公元705年为给母后武则天祈福而建的，寺名取自《诗经》“欲报以德，昊天罔极”一句。在我写此文的时候，那里已让人感觉是空闲下来了。里面没有吸引游人的石碑和雕像，在苍翠的大院里，碰到的是几个小时前还在进行着的修复工作。孔雀棚的旁边有几堆用来盖新阁楼的灰砖，每一堆上都标有功德者的名字，如李宝玉、吴晓蒙、刘立文、薛玉兰、张鹏，王翠芝等等。这些人都是每人捐五十元，好帮助寺里的姐妹少待在潮湿的地方。
我们的出口把门的是一位小老太婆，注视着我们的白脸庞，她好像是想在镜子里找到她自己，又好像是审视我们的灵魂。她是这里已近耄耋之年的女主持，嘴里只有两颗牙。她一伸左手，手里是两只小香蕉；然后又一伸右手，手里是三颗湿粘的草莓。她说的话，既不是普通话，也不是陕西话，我们两人听不懂。她很快活地嘀咕了几句话，说话的频率好像是有人在敲木鱼。我们不得不吃了，只有在我们吃完了那些水果后，她才匆忙走回了寺里。这种情况我是第一次遇到，这儿没人要我们捐功德钱；这儿的人不管怎样贫穷，但表现出的却是好客。我多想运用佛经上的名言来评价她的举止啊！但我想到的只能是《圣经》上的话：
耶稣面对奉献箱坐着，看众人怎样把钱投入奉献箱里。很多富有的人投进了很多钱。有一个穷寡妇来，投进两个小钱，值一个铜币。耶稣把他的门徒召来，对他们说：“我确实地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入奉献箱的，比所有的人投的更多。因为大家是从自己的富余中拿出来投进去，而这寡妇是从自己的缺乏中，把她所拥有的一切，就是她全部的养生费用都投进去了。
——引自《圣经》马可福音第12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