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而言,这是指清末立宪运动时梁启超的政治学和民初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的政治学。如果《新青年》的政治学成为20世纪一百年来的政治学主流,那么,梁启超的政治学因其梁氏“保皇”之名,早已被历史亦即一百年的革命史弃之如敝屣。当然,梁启超的落败,不在《新青年》时代,而是在清末。面对满清专制,以梁氏为代表的立宪派和同盟会的革命派在日本的东京和横滨两地彼此颉颃、相互辩驳,听众就是当时留日近万人的青年留学生。结果这些热血青年以赴汤蹈火的姿态纷纷倒向同盟会,走上了民主革命之途。于是,时代从满清变成了民初,《新青年》是民初政治混乱和政治失望的产物,和当年同盟会一样,《新青年》面对北洋专制,依然是以民主的口号鼓舞青年。于是,无数青年抛头颅洒热血,从而铸就了20世纪血与火的历史。
　　从同盟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青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构成了一个百年来的政治学谱系。这个谱系如果可以用一句话化约,即张民主而反专制。直到今天,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依然是我们在政治学上牢不可破的认知,以民主反专制也依然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百年未变的制度诉求。这样一种政治学模型已经凝固化了我们的思维,以致我们很难再接受与之不同的声音。但,这种声音依然存在,固然它早已被冻结在历史的深处,这就是梁氏的立宪政治学。如果我们可以耐心听听他的声音,没准可以获得百年历史解读的一把新钥。
　　先抄录一下《新青年》关于民主与专制的表述,它来自该刊1919年7卷1号上的《实行民治的基础》:“民治主义(Democracy),欧洲古代单是做‘自由民’(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cracy)相反。”不但相反,而且“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这里的民治即民主,《新青年》又称德先生。
　　就20世纪而言,《新青年》是一种后来居上的政治学。但,在它十多年以前的世纪初,知识界执牛耳地位的则是梁任公的政治学。还是在1900年,27岁的梁启超立宪思想逐步成型,写于此年的《立宪法议》,可以让我们看到和后来《新青年》远为不同的思想风貌,而且这种思想在那个时代被广泛接受;尽管从功利角度,它在历史上是也仅是未结果实的智慧之花。
　　“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家。世界之国有二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设制度施号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谓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宪法之政,一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这是《立宪法议》的开篇,其中涉及政治学上的两对范畴国体与政体。如果以《新青年》作比,可以看到,专制与民主无以构成对立,真正对立的倒是国体意义上的民主与君主。道理很显然,国家权力在君主之手,则谓君主国,国家权力在民众之手则为民主国。于是,国体问题很明了,就是看国家权力握于谁手。但,不问权力握于谁手,都有一个比它更重要的问题,即权力如何运用。这个问题在梁氏政治学那里属于政体范畴,由此区划出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立宪与非立宪。前者为宪政体制,后者则专制体制。这两种体制的区别:“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与无限的标准是宪法:“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于是,梁启超的思路清晰了,以宪法为其限制,无论该权力是君主还是民主,都是宪政体制。如果不受宪法限制,无论该权力是民主还是君主,都是专制政体。
　　也许,习惯了《新青年》政治学模型的我们,面对梁氏不免有点吃惊。民主不但和专制无以构成对立;而且民主本身就有专制的可能。然而,梁氏政治学自有其来路,其元典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君主民主之分,正是从亚氏开始,而亚氏在讨论当时民主政治时,却也分明指出:“他们为政既不以‘法律’为依归,就包含着专制君主的性质。这就会渐趋于专制……”相形之下,《新青年》虽然火力十足、尽管一味向西,但却缺乏梁氏这样的西方古典政治学的底蕴。延至今天,受《新青年》思想定型的我们,听到梁氏的声音不但舌挢不下,还从心理上排斥德先生居然有专制的可能(笔者介绍过任公这一思想,也听到了不少批评,其知识理路盖来自《新青年》)。
　　以上两种不同的政治理论,并非仅仅属于知识学,问题更在于它们将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当同盟会以民主革命反满清专制时,结果迎来的却是他们自己认为的北洋专制。同样,当《新青年》以民主革命反北洋专制时,反出的居然是国民党专制……历史一节节地循环往复,我们读懂了它所传递的隐秘信息吗?回到世纪之初,梁启超反专制的政治起点,就不是与君主对立的民主,而是和专制对立的宪政。梁氏看得逼真,宪政,只有宪政才是专制制度的致命之扼。同样,只有宪政先行,才能获得可以避免专制制度的民主。
　　然而,百年历史,我们没有选择梁任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