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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政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范畴，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权力之一。而财政权力的实现也是与公民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一种形式，这也就决定了财政权力也是最容易异化的权力。继而导致其在运行中出现脱离民主统制的倾向。所以，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民主与财政权力二者成为关键，而民主也是防止财政权力异化的关键要素。
【关键词】财政民主 财政权力 异化 防范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在现代社会中，公权力对于社会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社会个体也越来越依赖公权力所提供的服务，但与此同时，伴随着权力扩张，公权力异化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因此需要进行防范。财政权是一国公权力的具体形式，它关系到其他公权力职能的发挥。没有财政，政府便失去了相应权力。众所周知，财政是国家自上而下进行社会干预的重要手段。而民主发挥作用的途径是自下而上，对权力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民主与财政权力二者成为关键，而民主也是防止财政权力异化的关键要素。
财政权力异化的概念与表现
马克思首先提出了异化的概念，并认为它是自由的对立面，权力的异化也是与自由相对，所以财政权力的异化是指财政权力的运用违背了财政权力的公共性，即与自由相违背，也就是走向了民主和权利的对立面。财政权力的异化最终将导致财政权力失去本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财政权力异化的最直观表现是财政预算的最大化，即为履行公共职能而不断增加财政支出，而实际上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已经超出了社会需求，最终导致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财政权力异化的具体表现有：
一是决策失误。即财政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结果与目标有所差异。造成决策失误往往是因为决策程序并不能准确反映公众需求而导致的。在非民主决策过程中，由于缺乏公众向上表达意见的渠道，决策者可能是在良善动机下推测或想象公众需求，进而产生错误决策；在民主决策过程中，公众通过各种形式具有一定的参与权，但即便是在民主规则下，决策结果也可能会偏离社会大众的真正需求，从而产生决策失误。
二是权力寻租。所谓权力寻租就是指利用所掌控的权力来获取非生产性谋利的行为。在国家运行过程中，财政权力能够对部分资源进行配置和再分配，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不法者便通过行贿财政掌权者而获取利益。在财政权力寻租这一过程中，行贿是成本，而通过行贿所获取的利益是租金，当租金利益大于成本之时，便会激励潜在的寻租者进行寻租。财政权力寻租必然导致财政权力的异化，带来公共资源配置扭曲，使得社会公共产品供给错位。财政权力的寻租往往伴随着财政预算的最大化，因为这与寻租所获取的收益呈正相关关系。
三是腐败。腐败产生往往伴随着权力寻租，但除了寻租之外，权力腐败还包括借助职务权力来挪用、侵吞公共资产，这属于非寻租性腐败。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异化，寻租性的腐败导致公共资源供给缺位或错位，而非寻租性的腐败则可能带来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缺少权力防范机制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财政民主对防范权力异化的作用机制
首先，民主本身具有限制权力的功能。民主具有控制权力的价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认为自由是通过民主的控权功能而获得的，民主是个人获得自由的保障。哈耶克指出在任何社会，权力集中于某些人手中是不可能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但在很多社会形态中，总是某些人掌握强制权力，要维护多数人的权力就要防止强制权力的拥有者不滥用权力，如果让被服从权力的对象拥有撤销某些人强制权力的功能，那么便能够防止权力滥用，而民主机制正是具有哈耶克所提的这种功能，它能够让权力的服从者撤销某些人的强制权力。
其次，财政本身也具有控权意义。马克思主义指出，赋税是一国政府运作的经济基础，因此财政可以通过财政资源的供给来影响政府行政权力，这也就意味着财政具备了控权功能。在现代社会，财政也一直被看作是约束政府行政权力的关键力量。在现代国家中，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受到财政的制约，财政原本是为了支持政府的行政权力而存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越来越成为制约政府行为重要因素，是大众获得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保障。因此，要防止权力异化，不能不重视财政对权力的制约作用。
最后，财政民主具有防范财政权力异化的作用。财政民主主要表现为租税民主与预算民主。租税民主主要是指在课征租税过程中运用民主的原理和机制，让租税体现民主性。预算民主则是将民主机制运用于国家财政支出领域。财政民主通过对国家租税、预算进行限制来达到防止权力异化的目的。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民租税，这可以看作是国民将部分资金信托于国家，因此当国家要使用这部分资金时，必然经过人民的代表机构来决定。而且财政对一国经济运行十分重要，财政计划是一国经济政策的反映，而这些政策必然又要影响社会个体的生活。财政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之应受民主统制，让主权者国民参与其中。财政民主与立法民主是并行的两大民主统制机制，对于民主国家的运行缺一不可。
要防范权力异化，这三個方面的控制是环环相扣的，民主本身是保障权力处于合法性之内，对于权力限制有统筹性作用；财政则主要限制政府的行政权力；财政民主主要控制具体的财政权力。这三者通过密切配合，形成民主控制财政权力，财政权力进而限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权力制衡体系。
财政民主防范权力异化的防范举措分析
培养公民的公共权利意识。公共权利主要包括言论自由、知情权、监督权。公民通过公共权利干预公共决策，制约财政权力。因此要防止权力异化，便需要培养公民的公共权利意识。公共权利意识的培养有两种路径，一种是通过制度建设，让大众意识到积极利用自己的公共权利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为自己带来一定收益，从而激发大众公共参与的积极性；另一种路径则是进行道德建设，即让个体为维护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而积极使用公共权利。但人的本性决定其在做出选择时带有利己性，往往很难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完全重合，因此通过道德路径实现公共权利觉醒较为困难，因此目前我国可以通过制度建设来培养人们的公共权利意识。 建设财政透明与纳税人诉讼制度。要想公共权利发挥作用促成财政民主，还需要一定的制度保证，而财政透明制度与纳税人诉讼制度为财政民主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国目前的《预算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财政透明制度建设搭建了基本框架，但在具体实施上还应该细化。在财政信息公开上应注意时效性，公众只有及时获得有效的财政信息，才有可能进行财政决策参与并提升参与质量，若财政公开的信息滞后，那么信息的有效性将减弱甚至是无效，财政透明度也将下降。同时，财政透明建设还要注重降低群众获取信息的成本性。此外，财政透明制度建设还要搭建多种信息公开平台，让公众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获得财政信息，消除信息歧视，实现大众知情权的平等。
纳税人诉讼制度主要是指有关财政过程的司法参与，这是实现预算民主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还有许多因素阻碍这一制度的建立。在观念上，纳税人诉讼属于“民告官”，而我国官本位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很难动摇。二是立法上也存在一定障碍，纳税人诉讼是个体对政府违法财政行为的监督，一般很难获得法院立案。纳税人诉讼制度让非权力主体获得维护公共利益的资格，打破了政府权力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的垄断地位，因此它的建设必然遭受政府权力的抵制。要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必须逐步消除传统文化中官本位因素的影响，清除立法上的障碍，这一制度建设也便随着社会的进步水到渠成。
改进给付行政制度。财政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预算民主，而与预算民主相对应的便是给付行政。所谓给付行政主要是指政府为社会大众提供日程生活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政府要施行给付行政功能，需要编制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预算，并对预算进行执行。给付行政中的权力异化体现在国家为扩大职能而增加行政给付规模，当财政支出超出财政收入之后便会出现通货膨胀等问题，不仅影响社会大众的基本生活，还会威胁整个国家的稳定。财政民主机制能够有效避免给付行政出现权力异化，具体来说可以将竞争机制引入行政給付，让地方政府与其他社会团体机构进行竞争，而纳税人是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因而具有通过择优消费而限制政府权力异化的功能。
借用现代信息技术防范权力异化。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人们能够更加便捷、廉价地获取信息，这也意味着人们的知情权得到保障，这有利于实现财政民主。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出现，促使公共舆论权由政府过渡到社会大众，从而形成了更为民主的舆论环境。现代信息技术让政府更便捷地公布各类信息，降低大众获取信息的难度，促进了财政透明建设，也保证了财政民主的运作。因此，现代信息技术极大地保障了大众的信息权利，打破了信息垄断，让民众及时参与社会公共决策，监督政府行为，从而防止权力异化。
（作者分别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太原理工大学党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工程师，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许国荣（实习）
【关键词】财政民主 财政权力 异化 防范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在现代社会中，公权力对于社会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社会个体也越来越依赖公权力所提供的服务，但与此同时，伴随着权力扩张，公权力异化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因此需要进行防范。财政权是一国公权力的具体形式，它关系到其他公权力职能的发挥。没有财政，政府便失去了相应权力。众所周知，财政是国家自上而下进行社会干预的重要手段。而民主发挥作用的途径是自下而上，对权力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民主与财政权力二者成为关键，而民主也是防止财政权力异化的关键要素。
财政权力异化的概念与表现
马克思首先提出了异化的概念，并认为它是自由的对立面，权力的异化也是与自由相对，所以财政权力的异化是指财政权力的运用违背了财政权力的公共性，即与自由相违背，也就是走向了民主和权利的对立面。财政权力的异化最终将导致财政权力失去本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财政权力异化的最直观表现是财政预算的最大化，即为履行公共职能而不断增加财政支出，而实际上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已经超出了社会需求，最终导致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财政权力异化的具体表现有：
一是决策失误。即财政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结果与目标有所差异。造成决策失误往往是因为决策程序并不能准确反映公众需求而导致的。在非民主决策过程中，由于缺乏公众向上表达意见的渠道，决策者可能是在良善动机下推测或想象公众需求，进而产生错误决策；在民主决策过程中，公众通过各种形式具有一定的参与权，但即便是在民主规则下，决策结果也可能会偏离社会大众的真正需求，从而产生决策失误。
二是权力寻租。所谓权力寻租就是指利用所掌控的权力来获取非生产性谋利的行为。在国家运行过程中，财政权力能够对部分资源进行配置和再分配，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不法者便通过行贿财政掌权者而获取利益。在财政权力寻租这一过程中，行贿是成本，而通过行贿所获取的利益是租金，当租金利益大于成本之时，便会激励潜在的寻租者进行寻租。财政权力寻租必然导致财政权力的异化，带来公共资源配置扭曲，使得社会公共产品供给错位。财政权力的寻租往往伴随着财政预算的最大化，因为这与寻租所获取的收益呈正相关关系。
三是腐败。腐败产生往往伴随着权力寻租，但除了寻租之外，权力腐败还包括借助职务权力来挪用、侵吞公共资产，这属于非寻租性腐败。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异化，寻租性的腐败导致公共资源供给缺位或错位，而非寻租性的腐败则可能带来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缺少权力防范机制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财政民主对防范权力异化的作用机制
首先，民主本身具有限制权力的功能。民主具有控制权力的价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认为自由是通过民主的控权功能而获得的，民主是个人获得自由的保障。哈耶克指出在任何社会，权力集中于某些人手中是不可能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但在很多社会形态中，总是某些人掌握强制权力，要维护多数人的权力就要防止强制权力的拥有者不滥用权力，如果让被服从权力的对象拥有撤销某些人强制权力的功能，那么便能够防止权力滥用，而民主机制正是具有哈耶克所提的这种功能，它能够让权力的服从者撤销某些人的强制权力。
其次，财政本身也具有控权意义。马克思主义指出，赋税是一国政府运作的经济基础，因此财政可以通过财政资源的供给来影响政府行政权力，这也就意味着财政具备了控权功能。在现代社会，财政也一直被看作是约束政府行政权力的关键力量。在现代国家中，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受到财政的制约，财政原本是为了支持政府的行政权力而存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越来越成为制约政府行为重要因素，是大众获得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保障。因此，要防止权力异化，不能不重视财政对权力的制约作用。
最后，财政民主具有防范财政权力异化的作用。财政民主主要表现为租税民主与预算民主。租税民主主要是指在课征租税过程中运用民主的原理和机制，让租税体现民主性。预算民主则是将民主机制运用于国家财政支出领域。财政民主通过对国家租税、预算进行限制来达到防止权力异化的目的。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民租税，这可以看作是国民将部分资金信托于国家，因此当国家要使用这部分资金时，必然经过人民的代表机构来决定。而且财政对一国经济运行十分重要，财政计划是一国经济政策的反映，而这些政策必然又要影响社会个体的生活。财政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之应受民主统制，让主权者国民参与其中。财政民主与立法民主是并行的两大民主统制机制，对于民主国家的运行缺一不可。
要防范权力异化，这三個方面的控制是环环相扣的，民主本身是保障权力处于合法性之内，对于权力限制有统筹性作用；财政则主要限制政府的行政权力；财政民主主要控制具体的财政权力。这三者通过密切配合，形成民主控制财政权力，财政权力进而限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权力制衡体系。
财政民主防范权力异化的防范举措分析
培养公民的公共权利意识。公共权利主要包括言论自由、知情权、监督权。公民通过公共权利干预公共决策，制约财政权力。因此要防止权力异化，便需要培养公民的公共权利意识。公共权利意识的培养有两种路径，一种是通过制度建设，让大众意识到积极利用自己的公共权利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为自己带来一定收益，从而激发大众公共参与的积极性；另一种路径则是进行道德建设，即让个体为维护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而积极使用公共权利。但人的本性决定其在做出选择时带有利己性，往往很难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完全重合，因此通过道德路径实现公共权利觉醒较为困难，因此目前我国可以通过制度建设来培养人们的公共权利意识。 建设财政透明与纳税人诉讼制度。要想公共权利发挥作用促成财政民主，还需要一定的制度保证，而财政透明制度与纳税人诉讼制度为财政民主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国目前的《预算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财政透明制度建设搭建了基本框架，但在具体实施上还应该细化。在财政信息公开上应注意时效性，公众只有及时获得有效的财政信息，才有可能进行财政决策参与并提升参与质量，若财政公开的信息滞后，那么信息的有效性将减弱甚至是无效，财政透明度也将下降。同时，财政透明建设还要注重降低群众获取信息的成本性。此外，财政透明制度建设还要搭建多种信息公开平台，让公众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获得财政信息，消除信息歧视，实现大众知情权的平等。
纳税人诉讼制度主要是指有关财政过程的司法参与，这是实现预算民主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还有许多因素阻碍这一制度的建立。在观念上，纳税人诉讼属于“民告官”，而我国官本位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很难动摇。二是立法上也存在一定障碍，纳税人诉讼是个体对政府违法财政行为的监督，一般很难获得法院立案。纳税人诉讼制度让非权力主体获得维护公共利益的资格，打破了政府权力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的垄断地位，因此它的建设必然遭受政府权力的抵制。要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必须逐步消除传统文化中官本位因素的影响，清除立法上的障碍，这一制度建设也便随着社会的进步水到渠成。
改进给付行政制度。财政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预算民主，而与预算民主相对应的便是给付行政。所谓给付行政主要是指政府为社会大众提供日程生活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政府要施行给付行政功能，需要编制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预算，并对预算进行执行。给付行政中的权力异化体现在国家为扩大职能而增加行政给付规模，当财政支出超出财政收入之后便会出现通货膨胀等问题，不仅影响社会大众的基本生活，还会威胁整个国家的稳定。财政民主机制能够有效避免给付行政出现权力异化，具体来说可以将竞争机制引入行政給付，让地方政府与其他社会团体机构进行竞争，而纳税人是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因而具有通过择优消费而限制政府权力异化的功能。
借用现代信息技术防范权力异化。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人们能够更加便捷、廉价地获取信息，这也意味着人们的知情权得到保障，这有利于实现财政民主。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出现，促使公共舆论权由政府过渡到社会大众，从而形成了更为民主的舆论环境。现代信息技术让政府更便捷地公布各类信息，降低大众获取信息的难度，促进了财政透明建设，也保证了财政民主的运作。因此，现代信息技术极大地保障了大众的信息权利，打破了信息垄断，让民众及时参与社会公共决策，监督政府行为，从而防止权力异化。
（作者分别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太原理工大学党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工程师，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许国荣（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