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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已经成为公认的“天下第一考”的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一路攀升。其趋热的原因有哪些?该现象是否折射出目前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某些缺陷?如何促进“考公”行为回归理性?
新闻背景:
200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约为25万人,到2009年这一数字已创纪录地狂飙至105万人,更令人惊叹的是甚至出现4723人竞争中残联1个职位的火爆场面。据统计,浙江省2009年公务员招考的4482个职位报名数也已突破26万,其中报名超过千人的职位有28个。“考公热”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为什么考公务员这么热?博士、硕士,学外语、学化学的,都在机关里做些收收发发的工作。600万大学生都去考公务员,都吃财政,不创造生产力,这意味着社会的倒退。”2009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全国人代会浙江代表团小组审议会上发表言论,称现在的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不创造生产力,其实是社会的倒退。刘锡荣的言论在网上引起网友的强烈反响,在网站一项调查中,有近九成的网友支持刘锡荣的观点。
“考公热”的背后
□当下,“天下第一考”的公务员考试十分火爆。对于这一现象您是怎么看待的?
■徐珣“公务员热”的数字表象的背后首先是社会就业压力。近些年,大学招生一直呈扩招的态势,由此带来了毕业人数的陡升。据统计,2009年,求职的大学毕业生总数超过了600万。毕业生人数逐年的增加必然带来公务员报考数字的攀升。再加上国际性金融危机对广大中小企业的冲击,使得大学生就业选择的空间又大幅缩窄。于是,更多的毕业生涌入“公考”的大军。另外,公务员相对于其他职业的稳定性也让它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中更具吸引力,公务员的“铁饭碗”使大家都趋之若鹜。
总而言之,这种不断升温的现象当然有其非正常的因素。然而这种非正常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就业公共政策的缺陷,其他社会行业发展的不景气,社会的价值取向的单一性等。
□您认为这一现象是不是我国所特有的?
■李力东 这也应该算是我国国情下的特有现象。尽管像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目前经济危机形势下也出现了暂时的“公务员热”现象,不过是和我国持续飙升的状况不一样的。美国目前的经济危机导致的市场失灵使政府部门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它只是一种短暂的制度失灵,而我们则是持续性地面对这个问题。我国人口基数大的基本国情、长期的高校扩招所形成的“大水管、小出口”状况以及“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背景和从传统文化继承而来的“官本位”思想,使我们在选择职业时对稳定性高的职业更加青睐。“考公”、“入仕”这一“精英化”情结成为主流理想追求,从而演绎了这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此外,在我国,公务员与其他行业待遇的鲜明反差等因素共同促成了现在的“公务员热”现象。
折射出的制度缺陷
□有人认为,目前公务员考试其影响力绝不亚于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这样固然更加有利于政府吸纳精英人才,但是否也折射出我国存在着一些制度缺陷?
■徐 珣 “公务员热”一方面意味着政府可以挑选精英的范围更大,从而为政府治理提供较好的人力资源条件,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也有利于公务员队伍的知识化、年轻化和专业化;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我国多方面的制度缺陷。然而,具体论及何种制度缺陷,这又是一个开放的话题。我们可以说教育制度有欠缺:高等教育应该更多地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人文精神,从而可以使高校学生能够有能力在社会中谋求职业,而不是一味地以考试谋求“饭碗”;高等教育还应该更多地发展职业教育,适应市场的需求等等。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就业制度有缺陷:政府应该创造更多其他的就业机会,健全就业服务机制。这其中当然也折射出我们国家与社会结构的不合理的制度缺陷:大量的社会知识阶层趋向于公务员的国家岗位,这其实是国家强势而公民社会孱弱的客观现实之下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
□对“公务员热”现象,有人认为是“公务员工资高了”,也有人讲是公务员有灰色收入和权力寻租——“工资基本不动,抽烟喝酒靠送”。您认为这是否与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本身有关?
■徐珣这应该分别看待。“公务员工资高”这确实增加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然而这并不一定是公务员制度的缺陷。在国外,公务员也是中上收入阶层。通过高薪促进廉政和效率,我想是有必要的。设想要使一个自身体面生活都无法维持的人去很好地为公众服务、很好地运用手中的公权力,这是很不现实的。至于中国目前的公务员收入是否畸高,以至于影响了社会公正,我想这要经过论证,还不能轻易下结论。而“官本位”、“工资基本不动,抽烟喝酒靠送”则属于官僚体制的腐败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属于整个政府行政制度建构范畴,并不能单纯地在公务员制度上找原因。
“公务员热”现象反映在公务员制度层面上的缺陷,主要在公务员群体内部竞争机制的缺乏和对权力运行机制监督的缺失方面。在竞争机制方面,据人事部统计资料,从1996年实行辞职辞退制度以来到2003年的8年间,平均每年被辞退的公务员不到2500人,约占公务员总数的0.05%左右,而企业的人才流动却在10%以上。一方面公务员队伍需要一定稳定性,另一方面如果只进不出,则严重影响了公务员队伍整体的廉洁和效率。所以加强公务员群体内部的优胜劣汰、强化竞争机制,推行竞争上岗和“能上能下”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助于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健康发展。
■李力东 “公务员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权力因素,很多人认为考上公务员就掌握了权力,这反映了我国在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方面的严重缺失。在人们心中,我国公务员之所以有那么大权重,在于权力和利益的结合在心理和现实中仍然存在,孟德斯鸠也讲,“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特别在我国这样的强国家、弱社会状况下,社会的监督权处于弱势地位,行政权在整个权力体系中的强势影响使其他形式的监督都可能被俘获。所以应该进一步加强权力的透明化运作,不断完善各种形式的监督机制。
如何理性回归?
□“考公热”现象早就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也有人提到过一些对策。您认为人们的“考公”行为如何回归理性?
■徐珣 在目前金融危机状况下,连美国这样拥有完善的竞争制度的国度也出现“公务员热”,因此如果从“公务员热”只是人们在特定社会状况下的理性选择这一角度来看,我们要重视的应该是深层次的由“公务员热”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我们不是为了使“公务员不热”而解决问题的,只是为了完善我们现行的各种制度、政策。所以,我们应该主要致力于教育制度、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以及公务员制度层面的完善,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公务员热”降温本身不是理性回归的最终诉求。
□那么,应该采取哪些政策措施?
■李力东 总体而言,教育制度要改革,政府要创造就业机会,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加大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制,为全体社会成员编织一张“安全网”,还要完善公务员制度,健全竞争机制。
□从公务员制度这一层面来看,目前一些地方采取的聘任制是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一个热点。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制度的?
■徐 珣 采取聘任制来降低“公务员热”也是有利有弊的。如果说考试的公平性是大家对公务员考试趋之若鹜的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因素,那么以取消这种公平的考试而采取聘任制来降低“公务员热”无疑是一种倒退。或许在小范围或某些专业性较强的领域采取聘任制会给公务员体制带来活力,不过行业进入公平这一因素还是要考虑的,而考试在还没找到更公平的方式时还是不容易被替代的。再看实行聘任制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灵活的考试和面试形式,其活力是一方面,但是可以想见这种形式下,如有内部人员推荐,更容易被录用。这样看来,考试的公平性也许是更多人选择它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削弱它的优点,而是应该保证其他行业的进入更公平,增强其他行业的吸引力。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应该着眼于体制内公务员的优胜劣汰,打破传统的金饭碗,加大体制内公务员的流动性。而相对于增强体制内公务员的竞争性,更好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多元性的就业真正具有活力。
总的来说,我们应该将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增强其他行业的吸引力,比如增加待遇及加大社会保障力度等方面。
■李力东 我想补充的是,目前的公务员报考群体中,刚从“象牙塔”里走出的大学生、研究生占很大一部分,这一群体的特点就是缺乏社会经验、书生气十足,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关的就业政策对其进行合理引导。大学生就业应该是多元化趋向,不应该对公务员职业盲目迷信,选择职业时要考虑自己的专业,努力做到学有所用,真正发挥自己的专长。
(徐 珣: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公共政策等。李力东:浙江理工大学教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政府管理等。)
新闻背景:
200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约为25万人,到2009年这一数字已创纪录地狂飙至105万人,更令人惊叹的是甚至出现4723人竞争中残联1个职位的火爆场面。据统计,浙江省2009年公务员招考的4482个职位报名数也已突破26万,其中报名超过千人的职位有28个。“考公热”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为什么考公务员这么热?博士、硕士,学外语、学化学的,都在机关里做些收收发发的工作。600万大学生都去考公务员,都吃财政,不创造生产力,这意味着社会的倒退。”2009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全国人代会浙江代表团小组审议会上发表言论,称现在的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不创造生产力,其实是社会的倒退。刘锡荣的言论在网上引起网友的强烈反响,在网站一项调查中,有近九成的网友支持刘锡荣的观点。
“考公热”的背后
□当下,“天下第一考”的公务员考试十分火爆。对于这一现象您是怎么看待的?
■徐珣“公务员热”的数字表象的背后首先是社会就业压力。近些年,大学招生一直呈扩招的态势,由此带来了毕业人数的陡升。据统计,2009年,求职的大学毕业生总数超过了600万。毕业生人数逐年的增加必然带来公务员报考数字的攀升。再加上国际性金融危机对广大中小企业的冲击,使得大学生就业选择的空间又大幅缩窄。于是,更多的毕业生涌入“公考”的大军。另外,公务员相对于其他职业的稳定性也让它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中更具吸引力,公务员的“铁饭碗”使大家都趋之若鹜。
总而言之,这种不断升温的现象当然有其非正常的因素。然而这种非正常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就业公共政策的缺陷,其他社会行业发展的不景气,社会的价值取向的单一性等。
□您认为这一现象是不是我国所特有的?
■李力东 这也应该算是我国国情下的特有现象。尽管像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目前经济危机形势下也出现了暂时的“公务员热”现象,不过是和我国持续飙升的状况不一样的。美国目前的经济危机导致的市场失灵使政府部门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它只是一种短暂的制度失灵,而我们则是持续性地面对这个问题。我国人口基数大的基本国情、长期的高校扩招所形成的“大水管、小出口”状况以及“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背景和从传统文化继承而来的“官本位”思想,使我们在选择职业时对稳定性高的职业更加青睐。“考公”、“入仕”这一“精英化”情结成为主流理想追求,从而演绎了这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此外,在我国,公务员与其他行业待遇的鲜明反差等因素共同促成了现在的“公务员热”现象。
折射出的制度缺陷
□有人认为,目前公务员考试其影响力绝不亚于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这样固然更加有利于政府吸纳精英人才,但是否也折射出我国存在着一些制度缺陷?
■徐 珣 “公务员热”一方面意味着政府可以挑选精英的范围更大,从而为政府治理提供较好的人力资源条件,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也有利于公务员队伍的知识化、年轻化和专业化;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我国多方面的制度缺陷。然而,具体论及何种制度缺陷,这又是一个开放的话题。我们可以说教育制度有欠缺:高等教育应该更多地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人文精神,从而可以使高校学生能够有能力在社会中谋求职业,而不是一味地以考试谋求“饭碗”;高等教育还应该更多地发展职业教育,适应市场的需求等等。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就业制度有缺陷:政府应该创造更多其他的就业机会,健全就业服务机制。这其中当然也折射出我们国家与社会结构的不合理的制度缺陷:大量的社会知识阶层趋向于公务员的国家岗位,这其实是国家强势而公民社会孱弱的客观现实之下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
□对“公务员热”现象,有人认为是“公务员工资高了”,也有人讲是公务员有灰色收入和权力寻租——“工资基本不动,抽烟喝酒靠送”。您认为这是否与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本身有关?
■徐珣这应该分别看待。“公务员工资高”这确实增加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然而这并不一定是公务员制度的缺陷。在国外,公务员也是中上收入阶层。通过高薪促进廉政和效率,我想是有必要的。设想要使一个自身体面生活都无法维持的人去很好地为公众服务、很好地运用手中的公权力,这是很不现实的。至于中国目前的公务员收入是否畸高,以至于影响了社会公正,我想这要经过论证,还不能轻易下结论。而“官本位”、“工资基本不动,抽烟喝酒靠送”则属于官僚体制的腐败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属于整个政府行政制度建构范畴,并不能单纯地在公务员制度上找原因。
“公务员热”现象反映在公务员制度层面上的缺陷,主要在公务员群体内部竞争机制的缺乏和对权力运行机制监督的缺失方面。在竞争机制方面,据人事部统计资料,从1996年实行辞职辞退制度以来到2003年的8年间,平均每年被辞退的公务员不到2500人,约占公务员总数的0.05%左右,而企业的人才流动却在10%以上。一方面公务员队伍需要一定稳定性,另一方面如果只进不出,则严重影响了公务员队伍整体的廉洁和效率。所以加强公务员群体内部的优胜劣汰、强化竞争机制,推行竞争上岗和“能上能下”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助于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健康发展。
■李力东 “公务员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权力因素,很多人认为考上公务员就掌握了权力,这反映了我国在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方面的严重缺失。在人们心中,我国公务员之所以有那么大权重,在于权力和利益的结合在心理和现实中仍然存在,孟德斯鸠也讲,“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特别在我国这样的强国家、弱社会状况下,社会的监督权处于弱势地位,行政权在整个权力体系中的强势影响使其他形式的监督都可能被俘获。所以应该进一步加强权力的透明化运作,不断完善各种形式的监督机制。
如何理性回归?
□“考公热”现象早就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也有人提到过一些对策。您认为人们的“考公”行为如何回归理性?
■徐珣 在目前金融危机状况下,连美国这样拥有完善的竞争制度的国度也出现“公务员热”,因此如果从“公务员热”只是人们在特定社会状况下的理性选择这一角度来看,我们要重视的应该是深层次的由“公务员热”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我们不是为了使“公务员不热”而解决问题的,只是为了完善我们现行的各种制度、政策。所以,我们应该主要致力于教育制度、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以及公务员制度层面的完善,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公务员热”降温本身不是理性回归的最终诉求。
□那么,应该采取哪些政策措施?
■李力东 总体而言,教育制度要改革,政府要创造就业机会,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加大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制,为全体社会成员编织一张“安全网”,还要完善公务员制度,健全竞争机制。
□从公务员制度这一层面来看,目前一些地方采取的聘任制是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一个热点。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制度的?
■徐 珣 采取聘任制来降低“公务员热”也是有利有弊的。如果说考试的公平性是大家对公务员考试趋之若鹜的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因素,那么以取消这种公平的考试而采取聘任制来降低“公务员热”无疑是一种倒退。或许在小范围或某些专业性较强的领域采取聘任制会给公务员体制带来活力,不过行业进入公平这一因素还是要考虑的,而考试在还没找到更公平的方式时还是不容易被替代的。再看实行聘任制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灵活的考试和面试形式,其活力是一方面,但是可以想见这种形式下,如有内部人员推荐,更容易被录用。这样看来,考试的公平性也许是更多人选择它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削弱它的优点,而是应该保证其他行业的进入更公平,增强其他行业的吸引力。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应该着眼于体制内公务员的优胜劣汰,打破传统的金饭碗,加大体制内公务员的流动性。而相对于增强体制内公务员的竞争性,更好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多元性的就业真正具有活力。
总的来说,我们应该将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增强其他行业的吸引力,比如增加待遇及加大社会保障力度等方面。
■李力东 我想补充的是,目前的公务员报考群体中,刚从“象牙塔”里走出的大学生、研究生占很大一部分,这一群体的特点就是缺乏社会经验、书生气十足,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关的就业政策对其进行合理引导。大学生就业应该是多元化趋向,不应该对公务员职业盲目迷信,选择职业时要考虑自己的专业,努力做到学有所用,真正发挥自己的专长。
(徐 珣: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公共政策等。李力东:浙江理工大学教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政府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