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基层减负年”，最近一段时间，政府职能部门多次下社区排查登记各类形式主义问题，感觉到基层减负正在扎扎实实地推进过程中。落实是最好的重视，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也特别希望能以此为契机，切实将中央“基层减负年”各项部署落实到位，真正为基层干部卸下枷锁，更好地开展工作、用更多的时间服务居民。
　　就社区而言，超职能、超权限、超负荷运转是负担过重的主要表现。电子政务多。一些职能部门在基层实施治理创新时，往往从自身角度出发，给基层下达指标、任务。据统计，仅一个社区需要注册的电子政务（包括App、QQ群等）达92个，种类繁多，为提高注册率，部分电子App要求社区居民全部注册，脱离社区实际。会议考核多。现阶段，各方面都在讲工作“进社区”，从而导致社区成了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上面有什么精神，都要通知社区开会、学习，使社区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文山会海”。此外，多种形式的检查考核也使社区无暇顾及本职工作，忙于座谈、考核、活动等。硬性任务多。压力的层层传导，使基层职能部门深陷其中，大量繁重的行政性事务分摊到社区，为确保社区完成任务指标，在下沉工作任务时，常常附上“小尾巴”（此项工作与年底考核挂钩），这严重影响了社区自主工作的开展，社区实际成了职能部门不可缺少的“腿”和“脚”。

　　深入探究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数据台账相对繁杂。基层职能部门之间，部门与社区之间缺乏有效沟通，重复性事务较多。例如，一个部门收集完社区人员信息后，另一部门又来收集最新社区人员信息。检查或考核内容多有交叉和重叠，部分检查形式上过于讲究“排场”，社区需要根据检查目录准备相关台账，有些甚至要装订成册，费时费力，部分台账内容重复。二是专业人员较为缺乏。社区专业工作者频繁被上级职能部门借调，导致社区普遍缺乏人力，现有社区工作者之间专业化程度差异较大，招聘新社区工作者比较困难。据调查，某社区公开招聘时，无一位符合条件的应聘者前来报名，部分群众表示，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在社区工作，觉得辛苦，待遇不高，没有工作荣誉感。三是行政的主导性过强。按照规定，社区应该协助上级职能部门工作，但在实际运作中，部分职能部门通过转嫁责任的方式，将“社区协助”变为“社区负责”，导致社区功能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部分社区工作者工作责任混淆，认为上级职能部门安排的工作是自己的本职工作，服务群众经常被“放一放”或“等一等”。
　　推进与做实社区减负增效，提升社区治理水平，需要在贯彻落实江苏为基层减负20条等政策的基础上，经历三个阶段的转变和提升：数量精减、组织优化、治理体系建设，其中数量精减是基础，组织优化是途径，治理体系建设是核心。
　　数量上减负，力戒形式主义。多数社区工作者认为现在社区工作不好干，其实并非是工作本身，而是多种形式主义让工作变的难以入手。这就需要从社区电子政务、会议、考核等多个角度全面排查，精确理出形式主义问题，严格控制，及时清理。加强沟通，协调配合，通过协同办公、联合考核等方式，对社区的考核、检查主体进行整合，从源头上控制社区数据台账等相对过剩的势头。制定标准，长效管理，结合社区实际，制定社区工作准入标准，把形式主义拒之门外，在工作量上减轻社区负担，让社区工作者把工作重心落到管理社区事务、服务社区群众上。
　　专业上提升，优化组织配置。提升社区工作者专业能力，有效整合资源，综合開展专业化培训，提高服务技能，转变传统工作思路，探索具有可操作性的社区创新治理之路。营造良好的社区工作环境，建立和完善薪酬保障制度，提供相应的鼓励政策和激励机制，增强外界对社区工作岗位的认同感，扩大社区工作者来源渠道，将优秀人才吸引到社区工作岗位上来。联动多元化参与主体，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吸收社会组织中有能力的社会工作者来承接一部分社区公共服务。例如，社区联合居家养老中心提供的“助老送餐服务”，使社区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送餐需求得到满足，通过联动互补，进一步服务群众。
　　关系上理顺，强化治理体系建设。社区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多边运行的管理过程，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需在党全面领导的基础上，完善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治理体系。一是加强党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地位。突出党是社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二是发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理顺基层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定位，厘清双方的责任边界，做到责任明确、治理有序，保证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有更多获得感。同时，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进一步对社区治理进行补充和调节。三是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强化其作为社区主体的自我意识、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积极投身到社区治理中。
　　（作者单位：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高华社区）
　　责任编辑：李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