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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诺芬在古典世界作为堪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比肩的一流史家获得了几乎异口同声的赞誉，从波里比乌斯、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奥尼索斯到普鲁塔克、吕西安，得地道的阿提卡散文著作滋养的历代史家莫不承认归其名下的《希腊志》(Helleniea)主题高贵、文辞质朴，足堪垂范后世。但到18－19世纪实证主义的现代史学确立以后，奉修昔底德的理性、客观为治史圭臬的现代史家们迫切地想要“重现”、“还原”历史，他们对《希腊志》中不可原谅的重大史实疏漏、显而易见的亲斯巴达立场极其失望以至于愤怒，各种近乎谩骂的批评随之而来。德国学者尼布尔(Niebuhr)可以说是对《希腊志》史学价值进行全面清算的始作俑者。他断言，色诺芬相信斯巴达的称霸将有益于希腊，因而在叙述中掩饰斯巴达的恶行，却对自己的母邦极尽中伤和诽谤，这位“伟大的普鲁士爱国者”愤怒地质问：“一位雅典人怎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尼布尔之后应声者众，连同情色诺芬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不具备史家应有的客观、真实的治史精神。
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无论是从史学还是古典学的路径开始《希腊志》研究的学者都绕不开两百多年来由批评者罗织的一系列所谓《希腊志》的“写作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系列：(1)《希腊志》的第一部分是为补续修昔底德的《战争志》而作吗?《希腊志》与色诺芬其他作品尤其是《远征记》、《阿格西劳》的关系如何?(2)《希腊志》史学上的种种“缺陷”是其史才的不足还是有意为之?如何理解他对阿格西劳以及斯巴达的美化和对伊帕米浓达以及底比斯的轻视?他对雅典和斯巴达政制的真实态度是什么?亨瑞(W，P，Henry)的《古希腊史述——色诺芬的<希腊志>研究评述》试图对所有尝试解答这些问题的各种理论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评论，他的结论并不乐观，却正确地评价了这些理论的价值：“我们尚未做好理解古代史书的准备，比如《希腊志》。”在他看来，上述《希腊志》的写作问题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仍然可以说是一无所获。那么，或许应如亨瑞所期望的那样，“在确定古人怎样、为何以及何时何地写作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探究他们写了什么”。《希腊志》所述史事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第21年(公元前411年秋)始，止于曼提尼亚战役结束(公元前362年夏)。这些跨度近半个世纪的记述并非完成于一时一地，大多数学者认同第一部分止于2，3，11(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并且相信这是色诺芬最早完成的部分①，本文将从这一部分的文本(以下皆称《希腊志》第一部分)和它引发的一些问题出发，来讨论色诺芬最初写作《希腊志》的意图。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希腊志》的所有最原始的抄件不仅都缺乏一篇希罗多德式抑或修昔底德式的自述其志的前言，其开头也迥异于通常的叙事作品，而由于其所述事件的时间起点几乎恰好在修昔底德的断笔处，冈此占典时代的人们普遍把它当做诸多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篇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问题在于色诺芬与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仅以一部作品乖世不同，他同时也是四部所谓“苏格托底作品(Socratie writing)”的作者：他冠之以“回忆录”的作品，给读者献上的全然是对苏格拉底言行的记述，《会饮》与《申辩》被认为是与苏格托底的那位更有名的学生柏拉图对着干而写下的同名同题材的作品，《家政》则讲述的是苏格拉底与一位农夫讨论持家的技艺。他最为人称道的历史小说《居鲁士的教育》和自传体小说《远征记》里面都提到了苏格拉底，那么，苏格拉底在《希腊志》第一部分的出场是否意味着这部作品可能与色诺芬自己的一系列苏格拉底写作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呢?虽然批评者们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不同寻常之处，但是他们却痛心于“除了这一笔轻描淡写外，在这整个事件中色诺芬都不再提及这位伟大哲人的言行……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关注之少，(事实上)以至于最终提到他时，要冠以‘索福罗尼斯库斯之子’的称谓，仿佛并不曾期望读者应该明了这是指的哪一个苏格拉底”[4](P242)。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希腊志》第一部分看做一个整体来考察，就会发现苏格拉底出现的段落在色诺芬的叙事中处于一个意味深长的位置，同时，苏格拉底没有出现的段落也并不意味着与他无涉，而是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与前者形成一种对应关系，最后，这种对应关系使得色诺芬的写作显示出一种结构上的精心设计，从而使它真正地与“修昔底德式的修昔底德续作”[5](P346)区别开来。
一、《希腊志》第一部分的情节结构
《希腊志》第一部分包括前两卷共九章半的内容，处理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七年也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后胜负的决定时刻。在这些章节中，色诺芬采用了修昔底德式的编年体叙事体例，初看之下，他的叙述受这种体例的束缚显得拘谨、琐碎，“甚至会觉得它们混乱不堪——可以说，与一场胜负未卜的战争一样混乱”[4](P250)。但是当我们仔细揣摩色诺芬在叙述中的笔墨浓淡和人物情节的安排，就会发现它所呈现出来的清晰而又严谨的戏剧结构。
前五章总共22页的篇幅时间跨度差不多是五年(前411年秋至前406年春)，其间大大小小的战役接连不断，雅典、斯巴达和波斯的各路英雄纷纷粉墨登场，斗智斗勇，被修昔底德指控为野心家的阿尔喀比亚德是唯一贯穿这五章的风云人物。开篇，他一出场便以气势威震敌军，让苦战中的雅典军队大获全胜；继而，重新得到雅典人信任的他运筹帷幄，扭转战局，为雅典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高潮是他重返故乡，雅典人倾城相迎，色诺芬用了近三页的篇幅来描写这一盛况：第五章以阿尔喀比亚德因战事不利再次遭到放逐结尾，而他的黯然退场和悲情将军科农(Conon)的接任似乎已经预示了两年后雅典最终失败的悲惨命运。
第六、七章色诺芬用了整整16页浓墨重彩地描写公元前406年发生的阿吉努斯亚(Argi—nusae)海战以及战后对雅典将军们的审判。离开了阿尔喀比亚德的雅典还能选出十将军，但是当这些将军艰难地赢得阿吉努斯海战的胜利后。却在雅典的法庭上被判处死刑。在第七章中，除了那些倒霉的将军、居心叵测的煽动家和群情激奋的雅典公民们，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最令人费解的恐怕就是被色诺芬以“索福罗尼斯库斯之子”来指称的苏格拉底的短暂出场了。面对暴民的威胁，主席团(prytaneis)的其他成员选择了屈从，唯有苏格拉底一人拒绝，“他不愿意做任何不符合律法的事”(《希腊志》I，7，15，以下只标行码)。这就是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全部记述，但之后他却让阿尔喀比亚德的堂兄欧里普托勒摩斯(Euryptolemus)发表了长达四页的演说为将军们辩护。苏格拉底的英勇行为和欧里普托勒摩斯的慷慨陈词都没能拯救无辜的将军们于这场不正义的审判，最终有六位身在雅典的将军被处死。
最后两章半13页的内容包括伯罗奔尼撒战 争的最后决战——羊河战役、雅典之围和战争的最终结局。雅典人一再自毁长城，羊河一役，再无人能与得波斯王子居鲁士倾力相助的吕山德抗衡，已失将权的阿尔喀比亚德最后一次出场，只是他的军事天才再也不能影响历史的进程，愚蠢的雅典将军们拒绝接受他的建议。战败的消息传来的那个夜晚，雅典城中无人入睡。吕山德最终让雅典人接受了屈辱的条件向他投降，流亡者跟随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驶入比雷埃夫斯港，音乐声中，雅典城墙轰然倒塌，伯里克利一手缔造的雅典帝国消散在历史烟尘之中，雅典人即将迎来“三十僭主”的血腥统治，色诺芬最初的写作就此止笔。
在这个结构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是第六、七章，而相对阿尔喀比亚德个人的功业和阿吉努斯亚海战的胜负本身，无疑最后的羊河决战以及战后雅典的政治变动似乎应该更具史学意义上的重要性，那么，色诺芬如此布局用意何在呢?如果色诺芬写作之初就打算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停笔，那么是否意味着他关注的确乎是这场战争的结局——雅典的彻底失败，进而，是否意味着他这部分的写作正是为了探究雅典失败的原因——无论是直接的抑或是间接的原因。在他看来，颇具野心但却深谙战争艺术的阿尔喀比亚德为雅典人所弃，以及无辜的将军们遭受不公正的审判，才是导致雅典最终于羊河惨败的真正原因。这样，苏格拉底正好出现在将军审判的第七章看来就并非如批评家所言仅仅是“轻描淡写”的一笔了。至于阿尔喀比亚德，联想到所谓的苏格拉底派传统中的“阿尔喀比亚德论题”，色诺芬给予他在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把他塑造成悲剧英雄似的角色，不言而喻地成为他对阿尔喀比亚德与苏格拉底关系的辩护。难道色诺芬《希腊志》第一部分的主题竟不是这场战争，而是他的良师益友苏格拉底?
二、苏格拉底问题
事实上，柏拉图和色诺芬都曾在他们的“苏格拉底作品”中援用苏格拉底在将军审判中的行动为苏格拉底辩护，有意思的是，两人用这同一件事反驳是两个不同的指控。在柏拉图的《申辩》(31c5，ff)中，苏格拉底开始回应针对他的第二种批评——他整日介忙于跟人辩论，却不是一个热心公共事务的人，也就是伯里克利批评的所谓对城邦无用之人。苏格拉底先是辩称，是他那著名的精灵反对他参与政事，接着他说：“我认为反对得漂亮……如果我很早以前就试图参与政事，我早就死了。”于是他就举了这个例子，以证明他为了反对雅典人做违法的事而险些丧命，这里的苏格拉底一方面把守法与正义等同起来，一方面坚称自己是一个不“违背正义”的人，也即遵守城邦律法的人。色诺芬在《回忆录》的开篇就引用了检察官们的起诉书中针对苏格拉底的两大指控——不敬城邦神且引入新神以及败坏青年。为了驳斥第一个指控，色诺芬提起了这件“人所共知的事”，他说，苏格拉底“认为遵守誓词比违反正义以满足群众的要求，或在威胁之下委曲求全更为重要”E61(PS)，以此证明苏格拉底从未说过或做过对神不虔敬的事。那么，色诺芬在《希腊志》中颇费心思地把这场审判的前因后果再次讲述一遍①，并让苏格拉底在已经被他的叙事打上了悲情色彩的历史舞台上再现他庄重而决绝地投下反对票的时刻。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这一次他可能又试图反驳某个针对苏格拉底的指控呢?
这场审判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阶段的战局所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羊河决战。雅典一方上阵的是既不能采纳阿尔喀比亚德的建议也不能让全军听令的无名之辈。斯巴达却召回了与居鲁士交好的名将吕山德，数百年之后的奈波斯(Nepos)不甘地说吕山德赢得这最后胜利“靠的是运气”[7](P69)，而在色诺芬看来，正是雅典公民“非正义”的审判才让命运之神不再眷顾雅典。有趣的是，这场审判和七年后那场更加臭名昭著的审判一样都在民主制下的雅典法庭完成，但当时，对谁应为战争失利负责却有不同的说法。
贵族或寡头反动势力反对民主政制，苏格拉底则与它们的一些头面人物交往过密，这在雅典早已家喻户晓。甚至可以认为，苏格拉底及其朋友，应为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惨败负责，接受谴责，这场战争不仅让雅典帝国几乎分崩离析，而且造成雅典民主制的垮台，并一时恢复了寡头统治。[8](P96)如果说色诺芬以苏格拉底在将军审判中勇敢且合乎城邦正义的行为，暗示了对不惜牺牲城邦利益而操纵民众的民主派的谴责。那么他对阿尔喀比亚德个人功绩的颂扬则是更为显白的辩护。
据珂娄斯特(Anton-Hermann Chroust)说，阿尔喀比亚德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1，3，1-4，8，11和《会饮》中的原因是，“色诺芬力图避免同时提及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因为色诺芬受所谓早期苏格拉底派的“阿尔喀比亚德传统”影响，为了回应波吕克拉底的指控，他干脆把明显涉及阿尔喀比亚德或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交谈的文字统统加以铲除。而波吕克拉底的指控其实就是前述法庭对苏格拉底提出的第二个罪名——败坏青年，阿尔喀比亚德正是指控者所说的“使国家蒙受了大量祸害”的人之一，如果珂娄斯特的解释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显然色诺芬的《希腊志》不属于这一“阿尔喀比亚德传统”，因为他不但让两人都出现在作品中，还让阿尔喀比亚德成为《希腊志》第一卷前五章绝对的主要人物，尤其重要的是，《希腊志》中的阿尔喀比亚德与指控者所形容的那个“最放纵、最傲慢、最强横的人”截然不同。让我们看看他在《希腊志》中的出场：
(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在赫勒斯庞海峡遭遇了，从清晨到傍晚打得天昏地暗不分胜负。)这时，阿尔喀比亚德带着十八艘战舰驶来，见此拉凯戴蒙人方即逃往阿比多斯(Abydos)；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于是赶来救援，他迅速驱马入海加入战斗。并向他的骑兵和步兵呐喊。(《希腊志》，I.1，5—6)阿尔喀比亚德的到来仿佛战神降临，令敌人闻风丧胆，高贵的波斯总督在他面前也如同小丑一般惊慌失措。对阿尔喀比亚德英明神武的戏剧化的夸张描写反复出现在前五章中。而在阿尔喀比亚德重返雅典的段落里，色诺芬更是不惜笔墨地描写他的衣锦还乡：他还在返回雅典的路上，已经被选举为将军；当他抵达比雷埃夫斯港，人们争相前来迎接希望一睹他的风采；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在元老院和议事会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洗脱自己渎神的罪名；最终，他被宣布为最高统帅，拥有超过其他将军的权力，因为他被认为是唯一有能力重振雅典雄风的人。
至于阿尔喀比亚德再次被放逐的经过，色诺芬是这样描述的：伯罗奔尼撒人因为其新上任的将军吕山德与波斯王子小居鲁士的友谊，得到了后者的慷慨资助因而士气大振。雅典人得知后很气馁，试图结好于小居鲁士却碰了钉子。阿尔喀比亚德为了会见波斯总督提萨佛涅斯(Tissa—phernes)要暂时离开舰队驻地，他把指挥权委托给了他的舵手安提科斯(Antiochus)。并嘱咐他不要与吕山德的舰队遭遇。但是，安提科斯却贸然前往伯罗奔尼撒舰队停泊的港口，在吕山德的指挥下伯罗奔尼撒人取得胜利并夺取了雅典人的战船。战败消息传来，雅典人归咎于阿尔喀比亚德，他们另选出了十位将军，阿尔喀比亚德只得黯然离开舰队，归隐于他在乡间的城堡(15，10—17)。按照色诺芬的叙述，阿尔喀比亚德显得与阿吉努斯亚海战中的将军们一样无辜，他的遭遇暗示并非因为他的野心或是时运不济，毋宁说是他的敌人对他的嫉恨才让城邦最终陷入困境。
《希腊志》巾的阿尔喀比亚德完全不像个野心家、叛国者，他骁勇善战，以谋略胆识尽忠于城邦，甚至在为城邦抛弃后，仍然不愿坐视其毁于庸才之手。羊河决战前，当他发现雅典人的战略部署有重大的隐患时，他立即前往营中献策，傲慢的将军们当面拒绝采纳他的建议，终于断绝了他为国效力的最后希望(II，1，25—26)。阿尔喀比亚德在色诺芬的笔下更像一位悲剧英雄，他的命运正好印证了苏格拉底的预言：“他们也许还会攻击你以及我的朋友阿尔喀比亚德”(《高尔吉亚》，519b)，与所有的悲剧英雄一样，他那令人扼腕叹息的命运往往跟更为宏大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战争的胜负、城邦的荣辱。
让“索福罗尼斯库斯之子”，亦即履行普通公民职责的苏格拉底与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天才将领阿尔喀比亚德同时出现在《希腊志》第一部分，无疑是色诺芬以自己独特的写作方式对波吕克拉底所作的回应。我们只有从这一背景及由此引发的“苏格拉底问题”入手，才有可能真正拨开《希腊志》“写作问题”的迷雾，享受到阅读色诺芬史书写作的乐趣。
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无论是从史学还是古典学的路径开始《希腊志》研究的学者都绕不开两百多年来由批评者罗织的一系列所谓《希腊志》的“写作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系列：(1)《希腊志》的第一部分是为补续修昔底德的《战争志》而作吗?《希腊志》与色诺芬其他作品尤其是《远征记》、《阿格西劳》的关系如何?(2)《希腊志》史学上的种种“缺陷”是其史才的不足还是有意为之?如何理解他对阿格西劳以及斯巴达的美化和对伊帕米浓达以及底比斯的轻视?他对雅典和斯巴达政制的真实态度是什么?亨瑞(W，P，Henry)的《古希腊史述——色诺芬的<希腊志>研究评述》试图对所有尝试解答这些问题的各种理论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评论，他的结论并不乐观，却正确地评价了这些理论的价值：“我们尚未做好理解古代史书的准备，比如《希腊志》。”在他看来，上述《希腊志》的写作问题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仍然可以说是一无所获。那么，或许应如亨瑞所期望的那样，“在确定古人怎样、为何以及何时何地写作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探究他们写了什么”。《希腊志》所述史事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第21年(公元前411年秋)始，止于曼提尼亚战役结束(公元前362年夏)。这些跨度近半个世纪的记述并非完成于一时一地，大多数学者认同第一部分止于2，3，11(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并且相信这是色诺芬最早完成的部分①，本文将从这一部分的文本(以下皆称《希腊志》第一部分)和它引发的一些问题出发，来讨论色诺芬最初写作《希腊志》的意图。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希腊志》的所有最原始的抄件不仅都缺乏一篇希罗多德式抑或修昔底德式的自述其志的前言，其开头也迥异于通常的叙事作品，而由于其所述事件的时间起点几乎恰好在修昔底德的断笔处，冈此占典时代的人们普遍把它当做诸多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篇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问题在于色诺芬与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仅以一部作品乖世不同，他同时也是四部所谓“苏格托底作品(Socratie writing)”的作者：他冠之以“回忆录”的作品，给读者献上的全然是对苏格拉底言行的记述，《会饮》与《申辩》被认为是与苏格托底的那位更有名的学生柏拉图对着干而写下的同名同题材的作品，《家政》则讲述的是苏格拉底与一位农夫讨论持家的技艺。他最为人称道的历史小说《居鲁士的教育》和自传体小说《远征记》里面都提到了苏格拉底，那么，苏格拉底在《希腊志》第一部分的出场是否意味着这部作品可能与色诺芬自己的一系列苏格拉底写作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呢?虽然批评者们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不同寻常之处，但是他们却痛心于“除了这一笔轻描淡写外，在这整个事件中色诺芬都不再提及这位伟大哲人的言行……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关注之少，(事实上)以至于最终提到他时，要冠以‘索福罗尼斯库斯之子’的称谓，仿佛并不曾期望读者应该明了这是指的哪一个苏格拉底”[4](P242)。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希腊志》第一部分看做一个整体来考察，就会发现苏格拉底出现的段落在色诺芬的叙事中处于一个意味深长的位置，同时，苏格拉底没有出现的段落也并不意味着与他无涉，而是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与前者形成一种对应关系，最后，这种对应关系使得色诺芬的写作显示出一种结构上的精心设计，从而使它真正地与“修昔底德式的修昔底德续作”[5](P346)区别开来。
一、《希腊志》第一部分的情节结构
《希腊志》第一部分包括前两卷共九章半的内容，处理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七年也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后胜负的决定时刻。在这些章节中，色诺芬采用了修昔底德式的编年体叙事体例，初看之下，他的叙述受这种体例的束缚显得拘谨、琐碎，“甚至会觉得它们混乱不堪——可以说，与一场胜负未卜的战争一样混乱”[4](P250)。但是当我们仔细揣摩色诺芬在叙述中的笔墨浓淡和人物情节的安排，就会发现它所呈现出来的清晰而又严谨的戏剧结构。
前五章总共22页的篇幅时间跨度差不多是五年(前411年秋至前406年春)，其间大大小小的战役接连不断，雅典、斯巴达和波斯的各路英雄纷纷粉墨登场，斗智斗勇，被修昔底德指控为野心家的阿尔喀比亚德是唯一贯穿这五章的风云人物。开篇，他一出场便以气势威震敌军，让苦战中的雅典军队大获全胜；继而，重新得到雅典人信任的他运筹帷幄，扭转战局，为雅典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高潮是他重返故乡，雅典人倾城相迎，色诺芬用了近三页的篇幅来描写这一盛况：第五章以阿尔喀比亚德因战事不利再次遭到放逐结尾，而他的黯然退场和悲情将军科农(Conon)的接任似乎已经预示了两年后雅典最终失败的悲惨命运。
第六、七章色诺芬用了整整16页浓墨重彩地描写公元前406年发生的阿吉努斯亚(Argi—nusae)海战以及战后对雅典将军们的审判。离开了阿尔喀比亚德的雅典还能选出十将军，但是当这些将军艰难地赢得阿吉努斯海战的胜利后。却在雅典的法庭上被判处死刑。在第七章中，除了那些倒霉的将军、居心叵测的煽动家和群情激奋的雅典公民们，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最令人费解的恐怕就是被色诺芬以“索福罗尼斯库斯之子”来指称的苏格拉底的短暂出场了。面对暴民的威胁，主席团(prytaneis)的其他成员选择了屈从，唯有苏格拉底一人拒绝，“他不愿意做任何不符合律法的事”(《希腊志》I，7，15，以下只标行码)。这就是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全部记述，但之后他却让阿尔喀比亚德的堂兄欧里普托勒摩斯(Euryptolemus)发表了长达四页的演说为将军们辩护。苏格拉底的英勇行为和欧里普托勒摩斯的慷慨陈词都没能拯救无辜的将军们于这场不正义的审判，最终有六位身在雅典的将军被处死。
最后两章半13页的内容包括伯罗奔尼撒战 争的最后决战——羊河战役、雅典之围和战争的最终结局。雅典人一再自毁长城，羊河一役，再无人能与得波斯王子居鲁士倾力相助的吕山德抗衡，已失将权的阿尔喀比亚德最后一次出场，只是他的军事天才再也不能影响历史的进程，愚蠢的雅典将军们拒绝接受他的建议。战败的消息传来的那个夜晚，雅典城中无人入睡。吕山德最终让雅典人接受了屈辱的条件向他投降，流亡者跟随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驶入比雷埃夫斯港，音乐声中，雅典城墙轰然倒塌，伯里克利一手缔造的雅典帝国消散在历史烟尘之中，雅典人即将迎来“三十僭主”的血腥统治，色诺芬最初的写作就此止笔。
在这个结构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是第六、七章，而相对阿尔喀比亚德个人的功业和阿吉努斯亚海战的胜负本身，无疑最后的羊河决战以及战后雅典的政治变动似乎应该更具史学意义上的重要性，那么，色诺芬如此布局用意何在呢?如果色诺芬写作之初就打算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停笔，那么是否意味着他关注的确乎是这场战争的结局——雅典的彻底失败，进而，是否意味着他这部分的写作正是为了探究雅典失败的原因——无论是直接的抑或是间接的原因。在他看来，颇具野心但却深谙战争艺术的阿尔喀比亚德为雅典人所弃，以及无辜的将军们遭受不公正的审判，才是导致雅典最终于羊河惨败的真正原因。这样，苏格拉底正好出现在将军审判的第七章看来就并非如批评家所言仅仅是“轻描淡写”的一笔了。至于阿尔喀比亚德，联想到所谓的苏格拉底派传统中的“阿尔喀比亚德论题”，色诺芬给予他在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把他塑造成悲剧英雄似的角色，不言而喻地成为他对阿尔喀比亚德与苏格拉底关系的辩护。难道色诺芬《希腊志》第一部分的主题竟不是这场战争，而是他的良师益友苏格拉底?
二、苏格拉底问题
事实上，柏拉图和色诺芬都曾在他们的“苏格拉底作品”中援用苏格拉底在将军审判中的行动为苏格拉底辩护，有意思的是，两人用这同一件事反驳是两个不同的指控。在柏拉图的《申辩》(31c5，ff)中，苏格拉底开始回应针对他的第二种批评——他整日介忙于跟人辩论，却不是一个热心公共事务的人，也就是伯里克利批评的所谓对城邦无用之人。苏格拉底先是辩称，是他那著名的精灵反对他参与政事，接着他说：“我认为反对得漂亮……如果我很早以前就试图参与政事，我早就死了。”于是他就举了这个例子，以证明他为了反对雅典人做违法的事而险些丧命，这里的苏格拉底一方面把守法与正义等同起来，一方面坚称自己是一个不“违背正义”的人，也即遵守城邦律法的人。色诺芬在《回忆录》的开篇就引用了检察官们的起诉书中针对苏格拉底的两大指控——不敬城邦神且引入新神以及败坏青年。为了驳斥第一个指控，色诺芬提起了这件“人所共知的事”，他说，苏格拉底“认为遵守誓词比违反正义以满足群众的要求，或在威胁之下委曲求全更为重要”E61(PS)，以此证明苏格拉底从未说过或做过对神不虔敬的事。那么，色诺芬在《希腊志》中颇费心思地把这场审判的前因后果再次讲述一遍①，并让苏格拉底在已经被他的叙事打上了悲情色彩的历史舞台上再现他庄重而决绝地投下反对票的时刻。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这一次他可能又试图反驳某个针对苏格拉底的指控呢?
这场审判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阶段的战局所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羊河决战。雅典一方上阵的是既不能采纳阿尔喀比亚德的建议也不能让全军听令的无名之辈。斯巴达却召回了与居鲁士交好的名将吕山德，数百年之后的奈波斯(Nepos)不甘地说吕山德赢得这最后胜利“靠的是运气”[7](P69)，而在色诺芬看来，正是雅典公民“非正义”的审判才让命运之神不再眷顾雅典。有趣的是，这场审判和七年后那场更加臭名昭著的审判一样都在民主制下的雅典法庭完成，但当时，对谁应为战争失利负责却有不同的说法。
贵族或寡头反动势力反对民主政制，苏格拉底则与它们的一些头面人物交往过密，这在雅典早已家喻户晓。甚至可以认为，苏格拉底及其朋友，应为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惨败负责，接受谴责，这场战争不仅让雅典帝国几乎分崩离析，而且造成雅典民主制的垮台，并一时恢复了寡头统治。[8](P96)如果说色诺芬以苏格拉底在将军审判中勇敢且合乎城邦正义的行为，暗示了对不惜牺牲城邦利益而操纵民众的民主派的谴责。那么他对阿尔喀比亚德个人功绩的颂扬则是更为显白的辩护。
据珂娄斯特(Anton-Hermann Chroust)说，阿尔喀比亚德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1，3，1-4，8，11和《会饮》中的原因是，“色诺芬力图避免同时提及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因为色诺芬受所谓早期苏格拉底派的“阿尔喀比亚德传统”影响，为了回应波吕克拉底的指控，他干脆把明显涉及阿尔喀比亚德或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交谈的文字统统加以铲除。而波吕克拉底的指控其实就是前述法庭对苏格拉底提出的第二个罪名——败坏青年，阿尔喀比亚德正是指控者所说的“使国家蒙受了大量祸害”的人之一，如果珂娄斯特的解释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显然色诺芬的《希腊志》不属于这一“阿尔喀比亚德传统”，因为他不但让两人都出现在作品中，还让阿尔喀比亚德成为《希腊志》第一卷前五章绝对的主要人物，尤其重要的是，《希腊志》中的阿尔喀比亚德与指控者所形容的那个“最放纵、最傲慢、最强横的人”截然不同。让我们看看他在《希腊志》中的出场：
(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在赫勒斯庞海峡遭遇了，从清晨到傍晚打得天昏地暗不分胜负。)这时，阿尔喀比亚德带着十八艘战舰驶来，见此拉凯戴蒙人方即逃往阿比多斯(Abydos)；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于是赶来救援，他迅速驱马入海加入战斗。并向他的骑兵和步兵呐喊。(《希腊志》，I.1，5—6)阿尔喀比亚德的到来仿佛战神降临，令敌人闻风丧胆，高贵的波斯总督在他面前也如同小丑一般惊慌失措。对阿尔喀比亚德英明神武的戏剧化的夸张描写反复出现在前五章中。而在阿尔喀比亚德重返雅典的段落里，色诺芬更是不惜笔墨地描写他的衣锦还乡：他还在返回雅典的路上，已经被选举为将军；当他抵达比雷埃夫斯港，人们争相前来迎接希望一睹他的风采；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在元老院和议事会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洗脱自己渎神的罪名；最终，他被宣布为最高统帅，拥有超过其他将军的权力，因为他被认为是唯一有能力重振雅典雄风的人。
至于阿尔喀比亚德再次被放逐的经过，色诺芬是这样描述的：伯罗奔尼撒人因为其新上任的将军吕山德与波斯王子小居鲁士的友谊，得到了后者的慷慨资助因而士气大振。雅典人得知后很气馁，试图结好于小居鲁士却碰了钉子。阿尔喀比亚德为了会见波斯总督提萨佛涅斯(Tissa—phernes)要暂时离开舰队驻地，他把指挥权委托给了他的舵手安提科斯(Antiochus)。并嘱咐他不要与吕山德的舰队遭遇。但是，安提科斯却贸然前往伯罗奔尼撒舰队停泊的港口，在吕山德的指挥下伯罗奔尼撒人取得胜利并夺取了雅典人的战船。战败消息传来，雅典人归咎于阿尔喀比亚德，他们另选出了十位将军，阿尔喀比亚德只得黯然离开舰队，归隐于他在乡间的城堡(15，10—17)。按照色诺芬的叙述，阿尔喀比亚德显得与阿吉努斯亚海战中的将军们一样无辜，他的遭遇暗示并非因为他的野心或是时运不济，毋宁说是他的敌人对他的嫉恨才让城邦最终陷入困境。
《希腊志》巾的阿尔喀比亚德完全不像个野心家、叛国者，他骁勇善战，以谋略胆识尽忠于城邦，甚至在为城邦抛弃后，仍然不愿坐视其毁于庸才之手。羊河决战前，当他发现雅典人的战略部署有重大的隐患时，他立即前往营中献策，傲慢的将军们当面拒绝采纳他的建议，终于断绝了他为国效力的最后希望(II，1，25—26)。阿尔喀比亚德在色诺芬的笔下更像一位悲剧英雄，他的命运正好印证了苏格拉底的预言：“他们也许还会攻击你以及我的朋友阿尔喀比亚德”(《高尔吉亚》，519b)，与所有的悲剧英雄一样，他那令人扼腕叹息的命运往往跟更为宏大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战争的胜负、城邦的荣辱。
让“索福罗尼斯库斯之子”，亦即履行普通公民职责的苏格拉底与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天才将领阿尔喀比亚德同时出现在《希腊志》第一部分，无疑是色诺芬以自己独特的写作方式对波吕克拉底所作的回应。我们只有从这一背景及由此引发的“苏格拉底问题”入手，才有可能真正拨开《希腊志》“写作问题”的迷雾，享受到阅读色诺芬史书写作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