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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中旬，我到青城外山看望青峰书院主人、作家何洁。何洁系清朝名臣、两江总督何桂清之后，父亲是“左联”诗人何小石。其间我们谈到巴金。何洁说：“巴金逝世时我从不讲这些，是怕被人误会，以为自己在利用什么。‘巴金热’早已烟消云散，现在我可以说了。”她走进书房，找出一封夹在笔记本里的信件递给我，一看竟是巴老的亲笔信！字迹娟秀，二十开本的航空信封上的落款是“上海文联巴金”，邮戳上可以看到，平信寄出的时间是1991年5月9日。我想，漫长的邮路上，幸好没有被爱好者发现截留，不然的话，很多细微、绵长的情感不但难以得到续接和播散，而且会湮没一段值得记录的心史。
何洁对我指出，她母亲郑雪华多次讲到过，李尧棠（巴金的原名）的生母陈淑芬是何家的姑妈，何家与李家算是老亲戚，巴金的两个妹妹淑英、淑华旧时在成都电报局充当译电员，与何洁的母亲是同事。何洁幼年患眼病，看不到任何东西。几岁时，她家住在成都红墙巷，听到母亲在家里招呼来访的“四姻伯”巴金，她也喊“巴伯伯好”，巴金伸手摸摸她的头。对这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巴伯伯，幼年的何洁充满了好奇……
何洁能够第一次亲眼看到巴金伯伯，已经是十年以后的1957年春季。上海的街面，就像黄浦江春涛那样，动荡而明丽。
据相关资料记载，武康路全长一一八三米，宽十二米至十六米。道路的北端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花园，路的南首是宋庆龄故居。两边遍布上海知名的洋人和达官名人、商贾富豪住宅。1957年，十六岁的何洁随成都川剧团到上海“天蟾大舞台”演出，她除了参与剧团事务，一有空闲就往武康路跑，那是巴金的家。何洁回忆，当时巴金的住宅门牌编号是武康路一号，后来才反过来重新编号，成为了一一三号。
这是沿街的第一座庭院，系一幢英式乡野花园洋房，拥有陡峭的红瓦屋顶，赭色细卵石贴面，岁月又褪去了墙体的矜持，显得朴素而厚重。因为坡顶的关系，三层楼房看上去像是两层带阁楼的房屋，阁楼窗台呈半圆形，窗架为木头制就，下设十个小孔以使室内空气得以对流。南立面底层设有敞廊，北立面入口设置代券心石的半圆形拱券。小楼始建于1923年，曾为苏联商务代表处，从1955年起，巴金夫妇和女儿李小林一家就住在这幢三层小洋楼，也是巴金在上海栖身得最久的地址，共四十多年，他在此他完成《创作追思录》、《往事与随想》、《永夜》、《一双标致的眼睛》等译作及小说。
学者周立民指出，这套别墅1955年经陈毅市长特批给巴金使用，院里有两棵高大的广玉兰，枝繁叶茂，开始萧珊嫌光线太暗，而巴金偏爱这两棵广玉兰，于是就住了下来。一楼是会见客人和记者采访的地方，二楼是巴金的书房和卧室。巴金是当时唯一不拿薪金的体制内作家，住这样一幢租金不菲的洋房，他不要国家任何补贴。
何洁生于1940年，我采访她时刚好满过七十岁，她的记忆力就像嵌满卵石的小径，她不但可以触摸到每一块石头的棱角，她还知道石头的纹理所掀起的水浪和火焰，已把那些水渍和热力，匿在了石头背光一面。
触摸到这样的石头，她就摸到了火柴。
何洁拍打深色的铁门，为何洁开门的是巴金的岳母，何洁叫她阿婆。阿婆个子矮小，满脸笑意，可惜何洁听不懂她满口的宁波话。她也见到了淑英、淑华姐妹，何洁称呼她们“大孃、二孃”。廊道两侧花架上摆满了一盆盆的七里香，庭院里有一个五十平方米的草坪，几把藤椅，围绕一个小桌子，那是文人雅士聚会的场所。何洁清楚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就见到巴伯伯和几个人在谈天。何洁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只闻其声的巴伯伯，她觉得，那只曾经抚摸自己的脑门的手，现在正握着自己，好像有点别样，但手的温度让她确认了同一的温和。这个满脸笑意的中年人，好像从来就是这个样子：稳重，轻言细语，根本无法察觉他的喜怒，就连挥手的动作也透着一种四川人罕有的轻与慢。
巴金知道这是来自成都的小姑娘何洁，他亲热地向在座各位介绍：“这是我们李家的老亲戚，来自成都。她母亲雪华是成都青年会的著名票友，现在女儿也喜欢上了川剧。”然后他为何洁逐一介绍在座各位：作家张恨水、靳以，巴金指着一位胖胖的中年人：“这是大戏剧家曹禺先生。”何洁简直不敢相信，大名鼎鼎的《雷雨》作者就坐在自己眼前！
长头发的曹禺一听何洁会唱戏，高兴得直甩头发，热情地把小姑娘拉近，坐到自己腿上：“你会唱戏？可以唱一段给叔叔听听吗？”在巴金的眼神鼓励下，何洁站起身，拿了一个身段，唱了川剧《贵妃醉酒》片段，赢得满堂喝彩。怯意一去，何洁的本性就亮出了光彩。她意犹未尽，说，我还可以唱沪剧呢。曹禺不大相信：你初来上海，如何会唱呢？其实是何洁刚在“天蟾大舞台”学到的，她热炒热卖唱了一段《罗汉钱》，不料得到曹禺的高度评价：有味道，有味道！
曹禺说，宗华、文牧、幸之根据赵树理短篇小说《登记》创作了这出现代剧，由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丁是娥主演，盛况空前。这出戏的剧情并不曲折离奇，描写建国初期一对青年男女自主婚姻的故事。李小晚与张艾艾相恋，以罗汉钱为定情物。听到这里，十六岁的何洁一脸鬼笑，鼓起大眼睛扫视大家，这眼神惹得各位大笑起来，笑声惊起了树梢上的几只鸟，它们停在空中，再从笑声的间隙回到树巢。
曹禺话锋一转，突然谈到了《雷雨》。初出茅庐的何洁大声说：“我不喜欢《雷雨》，因为我害怕打雷！”巴金笑得前仰后合，藤椅被摇晃得吱吱呀呀。曹禺拍拍何洁的肩头，他很喜欢何洁的率真，由此开始了与之通信，谈表演，谈人物，长达两年。
巴金问何洁平时看些什么文学书。那个年代，喜欢文学几乎就是青春期的唯一合法选择。何洁对巴伯伯说，自己也不喜欢《激流三部曲》，觉得读起来像翻译小说，只喜欢《憩园》，理由在于此篇文风才是巴金独有的。“伯伯，你是用《憩园》告诉读者，祖宗的财产是套在子孙颈上的枷锁，只会使其坐享其成，最终丧失独立的能力沦为悲剧”。巴金哦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他沉思的目光里闪过一丝惊异，镜片上是一片白光和树影。何洁估计，可能觉得她这个大胆的小姑娘过早地看懂了小说，未必是好事啊。 临走，巴伯伯亲自送何洁出门。这是古礼，尤其是长辈送晚辈。何洁记得，巴金那时走路的姿势十分凝重，动作缓慢，就像一个脚杆上套了铁沙袋的僧人。他问及何洁妈妈和姊妹们的生活情况，语速很慢，他站在武康路一号大门前向何洁挥手告别，送来的是一股股暖到心田的和煦之风。这时，恰有几个小学生从门前经过，他们向巴金行礼，巴金也客气地点头致谢。
这难忘的一幕，时隔五十多年，何洁依然历历在目。她哪里会知道，紧跟着而来的“反右”雷声，就炸响在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头上了。而且，自己和钦点的大右派流沙河竟然海誓山盟。
一晃，十五年过去了。
1972年，命运多舛的何洁到上海治病，自然也要去看望巴伯伯。她当时处境非常困难，与下放监督劳动的流沙河住在金堂县城厢镇，她是借了几十元钱来上海治病。她不好意思去打搅巴金，自己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最后还是决定去看看巴金伯伯。她心目中的文学圣地——武康路一号，可惜已经面目全非了，落叶满地，学生们斗志昂扬地从落叶上踩过，发出碎裂的巨响，听上去有点惊心动魄。
为她开门的是一个中年人，穿中山服，戴眼镜，模样很像巴金，何洁心头一惊。后来才知道，这是李小林的丈夫祝鸿生，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
见何洁来了，巴金已经认不出那个满嘴戏词的小姑娘了，他仔细端详了好久。他很高兴，与何洁在草坪上一边走，一边摆龙门阵。
何洁一直觉得那个阔达的草坪，现在发现变得很小了。周围已经耸起一些高楼，武康路一号深陷钢筋水泥的包围之中。巴金的书房早已经被查封，所有藏书被搬到庭院一侧的一间小房子里，两张封条十字交叉，封死了阅读、思考的空间。
何洁本来有一肚皮的话要对巴伯伯讲，讲自己没有工作如何苦苦挣扎，讲自己的婚姻，讲大右派流沙河就是自己的丈夫，讲女儿余蝉和儿子鲲鲲，目睹眼前一切，她把话生生咽回去了。
巴金的腰身已经不大灵便，身形有点佝偻，深勾着头，陪着何洁在庭院慢慢散步，一圈又一圈。巴金讲到何洁父亲何小石：在北方“左联”作家中，何小石主要写诗，偶尔也从事翻译和小说写作，可惜保存下来的太少。何小石是一个绝顶的天才，胡琴、笛子、提琴样样都好，还会唱京戏，可惜天不假年，弃世太早了……老人偶尔斜睨一下那被查封的书库，叹一口气，一言不发地走着。何洁很快明白了这里的一切，她不怕，她说：“巴伯伯，我要把封条撕了！”巴金急忙制止：“不要动！不要动！二天（以后）就会慢慢好起来的……”当时，何洁甚至产生了将巴金接走、弄到一个安全地方的惊人念头。可惜普天之下，哪里还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啊。
来到厅堂里，何洁看到桌子上只有一本当时流行的时政刊物《学习与实践》，那是家里唯一被容许阅读的书刊。巴金不再说话，慢慢坐在桌子前，何洁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堆拆开的打火机零件，各种牌子的都有。巴金戴起袖套，从抽屉里摸出一本修理指导书，他竟然在学习修理打火机！巴金叹口气，说：“唉，无事可干，学门手艺也好哇！”
何洁不说话，看着巴金伯伯动作迟缓地摆弄零件，渐渐发现他很精于此道。他是好不容易组装好了一只打火机，擦擦擦掀动磨轮，火光四溅，然后他又慢慢拆开，拆得七零八落，然后又开始试着组装，并且把不同型号的打火机零件相互组合……一代巨匠，他的生命被改刀、螺丝肢解，他就是用这种“无用功”，来打发难熬的时光。
何洁觉得，那个修打火机的巴金，比印象里的巴金还要慢。他彻彻底底慢下来了，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骨头也会适应这一节律。他慢下来，像木质纹理那样慢，像绿叶回到枯枝那样慢。他听得见金蝉脱壳的声音，也听见土拨鼠分娩的呻吟。但是，他不是一只懵懂的蜗牛，因为他知道，慢是镶嵌在生死之间的细腰。一个思想者与打火机相恋，就像是在煤矿中挑选出矸石，一方面是从金属器具里剔除不合理的东西，让团结紧张滴水不漏成为运动的和谐主义；另外一方面，他又仿佛是从黑中选美——那是他的寄托吗？他还有寄托吗？
一个人在做一件事的过程中，他非常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必将失败。那么，他还会停下来吗？这无疑是他人生中“严重的时刻”。我想，绝大多数人会奋力一搏，渴望金石为开奇迹光临，转危为安；悲观者会明智地罢手，枯木一样等候天意的摆布；还有极少数者，会一点一点去损耗，一点一点去失败。就像伍尔夫那样，口袋里装满石头，缓慢走向河心。
即便失败，也可以这样从容不迫。
在萧珊阿姨生命的最后几年，可谓备受摧残，她整天处于对丈夫的担惊受怕之中。1972年夏季，萧珊死于肺癌。临终前，巴金没能赶到她的床前，她的葬礼也很冷清，萧珊的死是巴金性格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巴金对一切横加的事端均可以沉默待之，那主要是他背后的萧珊，温情可以疗伤，温情可以洗去屈辱。一旦这个温情失去了，他已经看不到后背上被人涂鸦的东西了。夫妻之间，即便在后来的岁月里也有大量信件往返，至今还保存有近四百封之多。1956年12月8日，萧珊寄给出差在外的巴金的信里就说：“告诉我多一些，让我也可以追随你遥远的眼睛。”而巴金在《怀念萧珊》里，刻意提到了马克思夫人燕妮的那双明眸……这都不是偶然。
1972年，李小林已经怀孕。一天，大家谈到了一些伤感的事，何洁指着她的肚子说：“宝宝快点出生吧，好为家里分担一点事情！”话一出口，小林的眼泪就下来了，何洁也哭，但大家立即止住了声音。她们不敢再哭，一哭的话巴金就控制不住了。何洁确实咬牙止住了哭泣。李小林说，记得母亲逝世时，爸爸一直见到萧珊的灵床推出来了，他五官挪动，真是想捶胸顿足地痛哭一场，但也憋住了。何洁觉得，巴金的抑制力到了惊人程度。
她看到一个五斗橱顶部放着一个坛子，那是萧珊的骨灰。巴金颤巍巍地站在一个小凳子上用抹布去擦拭。何洁抢过抹布说我来擦，巴金轻声说：“我来，我来，我每天都要擦一遍！”
他的动作极慢，一遍一遍地擦，坛子光洁如新，反射着室内的灯光，也把巴金的身影印在上面。他擦拭了足有十几分钟，好像觉得累了，又伸腰站了一会儿才从小凳子上下来，一言不发地凝视着骨灰，他没有流泪。但镜片灰蒙蒙的，何洁看不清他的眼睛！ 何洁后来才知道，萧珊固然患有癌症，但在发病前，作协一批人到巴金家里抄家，萧珊跑到三楼上与之发生争执，她被人猛推了一把，顺着楼梯滚下了三楼。当夜萧珊就便血了。
知道何洁要回去了，巴金拿出一些工业券和副食品票证，让何洁去买些内地紧俏的服装、食品，何洁拒绝了，因为她身上根本没有钱。巴金觉得奇怪，最后叫女儿买回一大盒奶糖送给何洁。何洁一直不敢向巴老提到自己的婚姻，害怕再让老人增加不必要的压力。她鼓起无数次勇气，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只是说，自己的丈夫是一个老家的工人。巴金点头，那就好，那就好……
当时巴金就睡一张小床，但他每天休息之前，总是在床边要再铺一张小床，床单、枕头均是他亲自打理。巴金说：“儿子在外地，万一他突然从回来了，就可以休息了。唉，儿子……”
听说沙汀的夫人患了癌症，巴金让何洁把萧珊走后剩下的大量珍贵进口药带给沙汀。文学与亲情是巴金感知世界的窗口，也是唯一的窗口。
为了让暮气沉沉的家里有一点生气，何洁又为巴金唱戏，《情探》、《考红》、《归舟》一个接一个，这是怎样一种演唱啊！还有1957年第一次在武康路一号放声高歌那种气韵吗？那是一种带着泪声的演唱，小林夫妇在一旁拍手叫好。巴金静静听着，他低垂着头，偶尔抬起头来，看看何洁，渐渐地眼神里泛起了锦江的波涛……
何洁知道，巴金伯伯顺着乡音回家了。
一个人虚弱到无力把痛苦“拧成一股绳”而扔出体外，那就只好把痛苦收拾好，堆成一堆柴，寄放行李一样放置到能够承担得起的部位。
一个虚弱的人抱着痛苦取暖，倒在命运的十字街头。但是，像种子那样信仰头顶的星光。
将所有的梦蜷缩如种子，将所有的锈在刃口上打开，艳帜高涨，只要它们尚未被厄运磨灭，那就无须回到土地与熔炉。它们在那里，运行如云的命运，就可能看到大地上的阴影，终于出现了缺口！
为了彻底摆脱烦恼，一如巴金曾经所言，“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到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请让我安静”。2005年10月25日，巴金家人将巴金和萧珊的骨灰一起撒向大海。
多年以后的八十年代中期，何洁已经写作出不少文学作品，她的中篇小说《落花时节》在1987年第一期的《十月》杂志发表了，获得了“十月文学奖”。她才鼓起勇气给巴伯伯写信，第一次和盘托出，告诉他自己的真实生活情况以及写作状态，并寄去了发表自己作品的当期《十月》杂志。
几个月后，巴金挥笔回信：
何洁同志：
从北京回来读到你的信。谢谢你的照片。你的事我也知道了。好些人夸奖你，你做得对。你上次到我家的情况，我还记得一些，但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来了。我家里人都好，只是我的小妹（今年六十五了），去年小中风后至今手脚不大灵便。我近几个月来身体也不好，写字很吃力，因此不多写了。请替我问候流沙河同志，这些年吃够苦了。但比起刘盛亚同志来，他能活到今天，还是幸福的。我看过影片《巴山夜雨》，看到那位诗人就想起你的丈夫。希望他勤奋地写下去。愿你们过得幸福。
祝好
巴金
五月九日
巴金信中提到的刘盛亚是重庆籍作家，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下册）和《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部分”均失载。1948年巴金主编的“现代小说丛书”收录他的《夜雾》，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全书厚达七二一页，在当时堪称长篇巨制。刘盛亚1958年受批判，流放峨边农场劳改。1960年病故。
这是何洁保存至今的巴金伯伯唯一的手迹。当何洁在1994年3月再度来到武康路一一三号时，坐在轮椅上的巴金，拿着何洁送来的五通桥豆腐乳，感慨地说：“你十几年前送的那床四川凉席，搭上补丁我还在用！谢谢你了……”其实，巴金就连平时使用的卫生纸，也是从成都买去的草纸。
谈到那场浩劫，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对于这个问题，一次作家沙汀曾对何洁转述自己与巴金的一次对话：“我在接受审查时，身上所有的鞋带、裤带被收走，老保姆给我送饭来，我是提着裤子跳过去，一只手接饭盒，一只手拧着裤腰。你说，是悲剧还是喜剧？”
听完这段转述，正处于写作《随想录》篇章的巴金沉思半晌，说：“他说得对！”
陈思和在《巴金写完〈随想录〉以后》一文里分析道：巴金“的感情似乎总是陷在那一团噩梦中挣扎不开。巴金的疑虑来自于他对中国的政治斗争有过于丰富的经验，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言论连同那种表达言语的形式，都是出自他的肺腑深处，沉重感反而增加了老年巴金的魅力，这是一种深谙中国社会，充满东方人智慧的生存与斗争的艺术”。
在何洁看来，巴金伯伯好像从来就没有年轻过。他的行动不但是持重、缓慢的，而且他的内心也在一种“推刃”一般的慢性中，不停割伤自己。沉默，未必就充满东方式的智慧；长久的沉默，未必就是爆发的前兆。有些燃烧，无须带焰飞行。
何洁告诉我这些往事，不禁想起2012年初我采访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龚明德（他担任过《巴金的一个世纪——庆贺巴金百岁华诞》等多种图书的责任编辑），他对我说，百年来新文学有两大划时代人物：鲁迅让人们看到了皇权与生存权的关系；巴金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灾难，并上升到人性思考。他的忏悔意识，他早年翻译的大量作品至今未受重视；他对“十二月党”人的倾情也是值得深思的。记得我一次去上海他家，恰好他收到一笔稿费八万元，他找儿女们借了二万元，凑十万整数就捐出去。他捐款用的是名字是李芾甘，别人也不会在意。我写过数十篇文章谈巴金的人与文，做得远远不够。他的一生，完全印证了他的真话：“我做了我可能做的事。我做了我能够做的事。”这样的话，几个人敢说？真是黄钟大吕之声。
1999年2月，巴老的病情突然恶化，巴老拒绝治疗，拒绝手术，要求安乐死，上方自然不会同意。结果巴金屈服了，一如他几十年一贯那样，最后说的是：“好吧，从今天起，我为了你们大家活着。”
一个人固然不能决定自己的生，看来更无法决定自己的死。觊觎者渴望的东西，在那个植物人的躯体内，俨然已经被彻底置换了。
所以，何洁说，我们至今都没有读懂巴金。
何洁对我指出，她母亲郑雪华多次讲到过，李尧棠（巴金的原名）的生母陈淑芬是何家的姑妈，何家与李家算是老亲戚，巴金的两个妹妹淑英、淑华旧时在成都电报局充当译电员，与何洁的母亲是同事。何洁幼年患眼病，看不到任何东西。几岁时，她家住在成都红墙巷，听到母亲在家里招呼来访的“四姻伯”巴金，她也喊“巴伯伯好”，巴金伸手摸摸她的头。对这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巴伯伯，幼年的何洁充满了好奇……
武康路一一三号
何洁能够第一次亲眼看到巴金伯伯，已经是十年以后的1957年春季。上海的街面，就像黄浦江春涛那样，动荡而明丽。
据相关资料记载，武康路全长一一八三米，宽十二米至十六米。道路的北端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花园，路的南首是宋庆龄故居。两边遍布上海知名的洋人和达官名人、商贾富豪住宅。1957年，十六岁的何洁随成都川剧团到上海“天蟾大舞台”演出，她除了参与剧团事务，一有空闲就往武康路跑，那是巴金的家。何洁回忆，当时巴金的住宅门牌编号是武康路一号，后来才反过来重新编号，成为了一一三号。
这是沿街的第一座庭院，系一幢英式乡野花园洋房，拥有陡峭的红瓦屋顶，赭色细卵石贴面，岁月又褪去了墙体的矜持，显得朴素而厚重。因为坡顶的关系，三层楼房看上去像是两层带阁楼的房屋，阁楼窗台呈半圆形，窗架为木头制就，下设十个小孔以使室内空气得以对流。南立面底层设有敞廊，北立面入口设置代券心石的半圆形拱券。小楼始建于1923年，曾为苏联商务代表处，从1955年起，巴金夫妇和女儿李小林一家就住在这幢三层小洋楼，也是巴金在上海栖身得最久的地址，共四十多年，他在此他完成《创作追思录》、《往事与随想》、《永夜》、《一双标致的眼睛》等译作及小说。
学者周立民指出，这套别墅1955年经陈毅市长特批给巴金使用，院里有两棵高大的广玉兰，枝繁叶茂，开始萧珊嫌光线太暗，而巴金偏爱这两棵广玉兰，于是就住了下来。一楼是会见客人和记者采访的地方，二楼是巴金的书房和卧室。巴金是当时唯一不拿薪金的体制内作家，住这样一幢租金不菲的洋房，他不要国家任何补贴。
何洁生于1940年，我采访她时刚好满过七十岁，她的记忆力就像嵌满卵石的小径，她不但可以触摸到每一块石头的棱角，她还知道石头的纹理所掀起的水浪和火焰，已把那些水渍和热力，匿在了石头背光一面。
触摸到这样的石头，她就摸到了火柴。
何洁拍打深色的铁门，为何洁开门的是巴金的岳母，何洁叫她阿婆。阿婆个子矮小，满脸笑意，可惜何洁听不懂她满口的宁波话。她也见到了淑英、淑华姐妹，何洁称呼她们“大孃、二孃”。廊道两侧花架上摆满了一盆盆的七里香，庭院里有一个五十平方米的草坪，几把藤椅，围绕一个小桌子，那是文人雅士聚会的场所。何洁清楚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就见到巴伯伯和几个人在谈天。何洁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只闻其声的巴伯伯，她觉得，那只曾经抚摸自己的脑门的手，现在正握着自己，好像有点别样，但手的温度让她确认了同一的温和。这个满脸笑意的中年人，好像从来就是这个样子：稳重，轻言细语，根本无法察觉他的喜怒，就连挥手的动作也透着一种四川人罕有的轻与慢。
巴金知道这是来自成都的小姑娘何洁，他亲热地向在座各位介绍：“这是我们李家的老亲戚，来自成都。她母亲雪华是成都青年会的著名票友，现在女儿也喜欢上了川剧。”然后他为何洁逐一介绍在座各位：作家张恨水、靳以，巴金指着一位胖胖的中年人：“这是大戏剧家曹禺先生。”何洁简直不敢相信，大名鼎鼎的《雷雨》作者就坐在自己眼前！
长头发的曹禺一听何洁会唱戏，高兴得直甩头发，热情地把小姑娘拉近，坐到自己腿上：“你会唱戏？可以唱一段给叔叔听听吗？”在巴金的眼神鼓励下，何洁站起身，拿了一个身段，唱了川剧《贵妃醉酒》片段，赢得满堂喝彩。怯意一去，何洁的本性就亮出了光彩。她意犹未尽，说，我还可以唱沪剧呢。曹禺不大相信：你初来上海，如何会唱呢？其实是何洁刚在“天蟾大舞台”学到的，她热炒热卖唱了一段《罗汉钱》，不料得到曹禺的高度评价：有味道，有味道！
曹禺说，宗华、文牧、幸之根据赵树理短篇小说《登记》创作了这出现代剧，由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丁是娥主演，盛况空前。这出戏的剧情并不曲折离奇，描写建国初期一对青年男女自主婚姻的故事。李小晚与张艾艾相恋，以罗汉钱为定情物。听到这里，十六岁的何洁一脸鬼笑，鼓起大眼睛扫视大家，这眼神惹得各位大笑起来，笑声惊起了树梢上的几只鸟，它们停在空中，再从笑声的间隙回到树巢。
曹禺话锋一转，突然谈到了《雷雨》。初出茅庐的何洁大声说：“我不喜欢《雷雨》，因为我害怕打雷！”巴金笑得前仰后合，藤椅被摇晃得吱吱呀呀。曹禺拍拍何洁的肩头，他很喜欢何洁的率真，由此开始了与之通信，谈表演，谈人物，长达两年。
巴金问何洁平时看些什么文学书。那个年代，喜欢文学几乎就是青春期的唯一合法选择。何洁对巴伯伯说，自己也不喜欢《激流三部曲》，觉得读起来像翻译小说，只喜欢《憩园》，理由在于此篇文风才是巴金独有的。“伯伯，你是用《憩园》告诉读者，祖宗的财产是套在子孙颈上的枷锁，只会使其坐享其成，最终丧失独立的能力沦为悲剧”。巴金哦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他沉思的目光里闪过一丝惊异，镜片上是一片白光和树影。何洁估计，可能觉得她这个大胆的小姑娘过早地看懂了小说，未必是好事啊。 临走，巴伯伯亲自送何洁出门。这是古礼，尤其是长辈送晚辈。何洁记得，巴金那时走路的姿势十分凝重，动作缓慢，就像一个脚杆上套了铁沙袋的僧人。他问及何洁妈妈和姊妹们的生活情况，语速很慢，他站在武康路一号大门前向何洁挥手告别，送来的是一股股暖到心田的和煦之风。这时，恰有几个小学生从门前经过，他们向巴金行礼，巴金也客气地点头致谢。
这难忘的一幕，时隔五十多年，何洁依然历历在目。她哪里会知道，紧跟着而来的“反右”雷声，就炸响在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头上了。而且，自己和钦点的大右派流沙河竟然海誓山盟。
手艺人巴金
一晃，十五年过去了。
1972年，命运多舛的何洁到上海治病，自然也要去看望巴伯伯。她当时处境非常困难，与下放监督劳动的流沙河住在金堂县城厢镇，她是借了几十元钱来上海治病。她不好意思去打搅巴金，自己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最后还是决定去看看巴金伯伯。她心目中的文学圣地——武康路一号，可惜已经面目全非了，落叶满地，学生们斗志昂扬地从落叶上踩过，发出碎裂的巨响，听上去有点惊心动魄。
为她开门的是一个中年人，穿中山服，戴眼镜，模样很像巴金，何洁心头一惊。后来才知道，这是李小林的丈夫祝鸿生，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
见何洁来了，巴金已经认不出那个满嘴戏词的小姑娘了，他仔细端详了好久。他很高兴，与何洁在草坪上一边走，一边摆龙门阵。
何洁一直觉得那个阔达的草坪，现在发现变得很小了。周围已经耸起一些高楼，武康路一号深陷钢筋水泥的包围之中。巴金的书房早已经被查封，所有藏书被搬到庭院一侧的一间小房子里，两张封条十字交叉，封死了阅读、思考的空间。
何洁本来有一肚皮的话要对巴伯伯讲，讲自己没有工作如何苦苦挣扎，讲自己的婚姻，讲大右派流沙河就是自己的丈夫，讲女儿余蝉和儿子鲲鲲，目睹眼前一切，她把话生生咽回去了。
巴金的腰身已经不大灵便，身形有点佝偻，深勾着头，陪着何洁在庭院慢慢散步，一圈又一圈。巴金讲到何洁父亲何小石：在北方“左联”作家中，何小石主要写诗，偶尔也从事翻译和小说写作，可惜保存下来的太少。何小石是一个绝顶的天才，胡琴、笛子、提琴样样都好，还会唱京戏，可惜天不假年，弃世太早了……老人偶尔斜睨一下那被查封的书库，叹一口气，一言不发地走着。何洁很快明白了这里的一切，她不怕，她说：“巴伯伯，我要把封条撕了！”巴金急忙制止：“不要动！不要动！二天（以后）就会慢慢好起来的……”当时，何洁甚至产生了将巴金接走、弄到一个安全地方的惊人念头。可惜普天之下，哪里还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啊。
来到厅堂里，何洁看到桌子上只有一本当时流行的时政刊物《学习与实践》，那是家里唯一被容许阅读的书刊。巴金不再说话，慢慢坐在桌子前，何洁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堆拆开的打火机零件，各种牌子的都有。巴金戴起袖套，从抽屉里摸出一本修理指导书，他竟然在学习修理打火机！巴金叹口气，说：“唉，无事可干，学门手艺也好哇！”
何洁不说话，看着巴金伯伯动作迟缓地摆弄零件，渐渐发现他很精于此道。他是好不容易组装好了一只打火机，擦擦擦掀动磨轮，火光四溅，然后他又慢慢拆开，拆得七零八落，然后又开始试着组装，并且把不同型号的打火机零件相互组合……一代巨匠，他的生命被改刀、螺丝肢解，他就是用这种“无用功”，来打发难熬的时光。
何洁觉得，那个修打火机的巴金，比印象里的巴金还要慢。他彻彻底底慢下来了，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骨头也会适应这一节律。他慢下来，像木质纹理那样慢，像绿叶回到枯枝那样慢。他听得见金蝉脱壳的声音，也听见土拨鼠分娩的呻吟。但是，他不是一只懵懂的蜗牛，因为他知道，慢是镶嵌在生死之间的细腰。一个思想者与打火机相恋，就像是在煤矿中挑选出矸石，一方面是从金属器具里剔除不合理的东西，让团结紧张滴水不漏成为运动的和谐主义；另外一方面，他又仿佛是从黑中选美——那是他的寄托吗？他还有寄托吗？
一个人在做一件事的过程中，他非常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必将失败。那么，他还会停下来吗？这无疑是他人生中“严重的时刻”。我想，绝大多数人会奋力一搏，渴望金石为开奇迹光临，转危为安；悲观者会明智地罢手，枯木一样等候天意的摆布；还有极少数者，会一点一点去损耗，一点一点去失败。就像伍尔夫那样，口袋里装满石头，缓慢走向河心。
即便失败，也可以这样从容不迫。
每天擦拭妻子的骨灰
在萧珊阿姨生命的最后几年，可谓备受摧残，她整天处于对丈夫的担惊受怕之中。1972年夏季，萧珊死于肺癌。临终前，巴金没能赶到她的床前，她的葬礼也很冷清，萧珊的死是巴金性格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巴金对一切横加的事端均可以沉默待之，那主要是他背后的萧珊，温情可以疗伤，温情可以洗去屈辱。一旦这个温情失去了，他已经看不到后背上被人涂鸦的东西了。夫妻之间，即便在后来的岁月里也有大量信件往返，至今还保存有近四百封之多。1956年12月8日，萧珊寄给出差在外的巴金的信里就说：“告诉我多一些，让我也可以追随你遥远的眼睛。”而巴金在《怀念萧珊》里，刻意提到了马克思夫人燕妮的那双明眸……这都不是偶然。
1972年，李小林已经怀孕。一天，大家谈到了一些伤感的事，何洁指着她的肚子说：“宝宝快点出生吧，好为家里分担一点事情！”话一出口，小林的眼泪就下来了，何洁也哭，但大家立即止住了声音。她们不敢再哭，一哭的话巴金就控制不住了。何洁确实咬牙止住了哭泣。李小林说，记得母亲逝世时，爸爸一直见到萧珊的灵床推出来了，他五官挪动，真是想捶胸顿足地痛哭一场，但也憋住了。何洁觉得，巴金的抑制力到了惊人程度。
她看到一个五斗橱顶部放着一个坛子，那是萧珊的骨灰。巴金颤巍巍地站在一个小凳子上用抹布去擦拭。何洁抢过抹布说我来擦，巴金轻声说：“我来，我来，我每天都要擦一遍！”
他的动作极慢，一遍一遍地擦，坛子光洁如新，反射着室内的灯光，也把巴金的身影印在上面。他擦拭了足有十几分钟，好像觉得累了，又伸腰站了一会儿才从小凳子上下来，一言不发地凝视着骨灰，他没有流泪。但镜片灰蒙蒙的，何洁看不清他的眼睛！ 何洁后来才知道，萧珊固然患有癌症，但在发病前，作协一批人到巴金家里抄家，萧珊跑到三楼上与之发生争执，她被人猛推了一把，顺着楼梯滚下了三楼。当夜萧珊就便血了。
知道何洁要回去了，巴金拿出一些工业券和副食品票证，让何洁去买些内地紧俏的服装、食品，何洁拒绝了，因为她身上根本没有钱。巴金觉得奇怪，最后叫女儿买回一大盒奶糖送给何洁。何洁一直不敢向巴老提到自己的婚姻，害怕再让老人增加不必要的压力。她鼓起无数次勇气，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只是说，自己的丈夫是一个老家的工人。巴金点头，那就好，那就好……
当时巴金就睡一张小床，但他每天休息之前，总是在床边要再铺一张小床，床单、枕头均是他亲自打理。巴金说：“儿子在外地，万一他突然从回来了，就可以休息了。唉，儿子……”
听说沙汀的夫人患了癌症，巴金让何洁把萧珊走后剩下的大量珍贵进口药带给沙汀。文学与亲情是巴金感知世界的窗口，也是唯一的窗口。
为了让暮气沉沉的家里有一点生气，何洁又为巴金唱戏，《情探》、《考红》、《归舟》一个接一个，这是怎样一种演唱啊！还有1957年第一次在武康路一号放声高歌那种气韵吗？那是一种带着泪声的演唱，小林夫妇在一旁拍手叫好。巴金静静听着，他低垂着头，偶尔抬起头来，看看何洁，渐渐地眼神里泛起了锦江的波涛……
何洁知道，巴金伯伯顺着乡音回家了。
一个人虚弱到无力把痛苦“拧成一股绳”而扔出体外，那就只好把痛苦收拾好，堆成一堆柴，寄放行李一样放置到能够承担得起的部位。
一个虚弱的人抱着痛苦取暖，倒在命运的十字街头。但是，像种子那样信仰头顶的星光。
将所有的梦蜷缩如种子，将所有的锈在刃口上打开，艳帜高涨，只要它们尚未被厄运磨灭，那就无须回到土地与熔炉。它们在那里，运行如云的命运，就可能看到大地上的阴影，终于出现了缺口！
为了彻底摆脱烦恼，一如巴金曾经所言，“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到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请让我安静”。2005年10月25日，巴金家人将巴金和萧珊的骨灰一起撒向大海。
巴金的回信
多年以后的八十年代中期，何洁已经写作出不少文学作品，她的中篇小说《落花时节》在1987年第一期的《十月》杂志发表了，获得了“十月文学奖”。她才鼓起勇气给巴伯伯写信，第一次和盘托出，告诉他自己的真实生活情况以及写作状态，并寄去了发表自己作品的当期《十月》杂志。
几个月后，巴金挥笔回信：
何洁同志：
从北京回来读到你的信。谢谢你的照片。你的事我也知道了。好些人夸奖你，你做得对。你上次到我家的情况，我还记得一些，但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来了。我家里人都好，只是我的小妹（今年六十五了），去年小中风后至今手脚不大灵便。我近几个月来身体也不好，写字很吃力，因此不多写了。请替我问候流沙河同志，这些年吃够苦了。但比起刘盛亚同志来，他能活到今天，还是幸福的。我看过影片《巴山夜雨》，看到那位诗人就想起你的丈夫。希望他勤奋地写下去。愿你们过得幸福。
祝好
巴金
五月九日
巴金信中提到的刘盛亚是重庆籍作家，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下册）和《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部分”均失载。1948年巴金主编的“现代小说丛书”收录他的《夜雾》，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全书厚达七二一页，在当时堪称长篇巨制。刘盛亚1958年受批判，流放峨边农场劳改。1960年病故。
这是何洁保存至今的巴金伯伯唯一的手迹。当何洁在1994年3月再度来到武康路一一三号时，坐在轮椅上的巴金，拿着何洁送来的五通桥豆腐乳，感慨地说：“你十几年前送的那床四川凉席，搭上补丁我还在用！谢谢你了……”其实，巴金就连平时使用的卫生纸，也是从成都买去的草纸。
谈到那场浩劫，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对于这个问题，一次作家沙汀曾对何洁转述自己与巴金的一次对话：“我在接受审查时，身上所有的鞋带、裤带被收走，老保姆给我送饭来，我是提着裤子跳过去，一只手接饭盒，一只手拧着裤腰。你说，是悲剧还是喜剧？”
听完这段转述，正处于写作《随想录》篇章的巴金沉思半晌，说：“他说得对！”
陈思和在《巴金写完〈随想录〉以后》一文里分析道：巴金“的感情似乎总是陷在那一团噩梦中挣扎不开。巴金的疑虑来自于他对中国的政治斗争有过于丰富的经验，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言论连同那种表达言语的形式，都是出自他的肺腑深处，沉重感反而增加了老年巴金的魅力，这是一种深谙中国社会，充满东方人智慧的生存与斗争的艺术”。
在何洁看来，巴金伯伯好像从来就没有年轻过。他的行动不但是持重、缓慢的，而且他的内心也在一种“推刃”一般的慢性中，不停割伤自己。沉默，未必就充满东方式的智慧；长久的沉默，未必就是爆发的前兆。有些燃烧，无须带焰飞行。
何洁告诉我这些往事，不禁想起2012年初我采访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龚明德（他担任过《巴金的一个世纪——庆贺巴金百岁华诞》等多种图书的责任编辑），他对我说，百年来新文学有两大划时代人物：鲁迅让人们看到了皇权与生存权的关系；巴金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灾难，并上升到人性思考。他的忏悔意识，他早年翻译的大量作品至今未受重视；他对“十二月党”人的倾情也是值得深思的。记得我一次去上海他家，恰好他收到一笔稿费八万元，他找儿女们借了二万元，凑十万整数就捐出去。他捐款用的是名字是李芾甘，别人也不会在意。我写过数十篇文章谈巴金的人与文，做得远远不够。他的一生，完全印证了他的真话：“我做了我可能做的事。我做了我能够做的事。”这样的话，几个人敢说？真是黄钟大吕之声。
1999年2月，巴老的病情突然恶化，巴老拒绝治疗，拒绝手术，要求安乐死，上方自然不会同意。结果巴金屈服了，一如他几十年一贯那样，最后说的是：“好吧，从今天起，我为了你们大家活着。”
一个人固然不能决定自己的生，看来更无法决定自己的死。觊觎者渴望的东西，在那个植物人的躯体内，俨然已经被彻底置换了。
所以，何洁说，我们至今都没有读懂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