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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上经济稳定发展的国家，只有几十个国家能够逐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都容易掉入“陷阱”，比如拉美的部分国家。在2017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8500美元，虽然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但我国也面临着诸多困难，本文选择韩国作为参照物，在分析总结韩国跨越“陷阱”经验的基础上，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指明我国在经济发展上的优势和不足，并提出建议和对策。
一、引言
2006年“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3000-10000美元）的概念首先被世界银行提出，主要指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逐渐坠入了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社会失业增加、环境加速恶化、社會矛盾积聚的恶性循环，经济增长停滞。这种现象被定义为“陷阱”。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经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进阶的决胜阶段，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任务都比较重，在这个背景下，我国既要实现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结构继续优化等目标;同时也出现了诸如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行不通，国民收入水平两极分化严重等现实问题。基于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如何更好的发展以跨越“陷阱”就显得特别关键，本文的研究也因此展开。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创新驱动力不足。这些不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基础薄弱，缺乏研发型、技术型人才，所以很难与发达国家相抗衡，原有依赖低成本优势竞争的产业现在又因为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又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相抗衡。最终这些国家两头受到冲击，导致经济停滞不前。
经济增长模式未及时调整。一些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不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阶段快速调整改善产业生产结构，往往误判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从而造成国内市场供需不平衡，经济增速放缓。
收入分配不合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相互联系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从两个方面制约经济增长：一是不发达国家在土地、资本、人力、保险和信贷等领域信息获取不全面，市场失灵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和机会;二是经济发展与政府改革不同步，往往会出现利益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现象。从而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陷阱”。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不协调。工业化推进与城市化建设不匹配，就会出现大量农村人口无序涌入城市，造成城市发展难题。这些劳动力通常由于受教育年限不足，技能素质偏低，又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最终他们不仅不能满足城市空缺的劳动力需求，反而成为城市的贫困人口，使得社会矛盾积聚，制约社会发展。
政府政策不稳定和管理制度的缺失。一些国家由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足，国家缺乏中长期的经济规划和指导，造成民间投资信心缺失，导致资金和人才大量流失，从而削弱了本国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三、韩国成功跨越“陷阱”的经验
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年到20世纪末，韩国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持续改革，创造了世界瞩目的“汉江奇迹”。大致经历了5个主要阶段：一是从1962年-1971年奠定自主经济发展基础期;二是从1972年-1978年大力发展重工业时期;三是从1979年-1989年着重调整经济结构时期;四是从1990年-1997年提高贸易自由化与国际化时期;五是从1998年至今的经济继续改革与重新调整时期。其中，韩国人均GDP由1987年约3000美元，发展到1995年约11000美元，经过8年时间跨越了“陷阱”，进入较高收入国家行列。
执政稳定造就长期繁荣。中央政府特别是总统的强权政治是韩国政治的最大特点。1948-1987年的韩国，总统掌握非常大的权力，可以说民主只是国家的表象，实质上是权威政府。在这40年里，朴正熙总统确立的“经济第一主义”、“科学治国”等思想带领韩国经济迅速起飞，快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家的政策具有连续性，保持总体稳定。
推动经济持续创新。韩国工业基础比较差，缺乏自我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国家，韩国实行“引进-模仿-改进-创新”之路。20世纪80年代以前，政府主导科技创新活动。在1987年，韩国政府为了转变创新体系发展方式，逐渐减弱直接干预私人部门，实施了民主化制度改革，使创新体系发展方式从政府主导向企业主导转变。使韩国企业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迅速进步。
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防止某些短板领域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拖后腿”，韩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改善措施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社会矛盾。比如，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陆续建立三大公共救助制度和五大社会福利体系，覆盖了大部分社会弱势群体。在农业方面，韩国政府实行农产品价格保护、贸易保护政策，并对农产品进行大量价格补贴等措施，缩小了城乡区域间差距。
重视与大国改善关系。韩美关系是韩国对外关系的基础。对于韩日关系，韩国政府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努力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从而吸引了日本大量的援助资金并承接了日本部分产业。对于韩中关系。冷战期间，由于意识形态不同，两国一直处于对立关系，随着20世纪后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美关系破冰以及中日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韩中关系也开始走向和解，并于1992年建交，之后韩中两国贸易额逐年增加，两国交流越发频繁，前景一片光明。
四、结语
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化，我国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加深，经济发展不仅受到发达国家的挑战，还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同时，我国仍具有诸多其他掉入“陷阱”国家所不具备的发展优势。比如：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经济改革成效显著;国内市场需求潜力极大;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高;第三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城镇化水平依旧有提升空间等。
政治上保持高度统一，同时要发挥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周边环境十分复杂，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尚未解决。十九大报告曾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完美结合，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不仅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还可以为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源泉，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之际，我国要提高在科技方面的创新能力并且协同其他国家共同进行研发创新，以推动共享发展成果、共建繁荣世界。
实施公平有效的社会政策。为此，我国在推动社会转型变革过程中，要积极促进城乡区域平衡发展，防止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一步两极分化。在改善社会公共政策的同时，也要特别注意福利支出部分既要符合本国经济增长速度也要与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相匹配。努力将发展成果公正有效平等地分享给全体人民。
创造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要想持续壮大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综合国力，就要适时地抓住机遇，努力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条件。中国通过发起“一带一路”战略为沿线许多参与国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也要乘此机会对外界抛出橄榄枝，努力建设好与沿线各国之间的关系。通过倡导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道义上占领制高点，为本国持续发展创造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条件。（作者单位：国际研究生学院）
一、引言
2006年“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3000-10000美元）的概念首先被世界银行提出，主要指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逐渐坠入了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社会失业增加、环境加速恶化、社會矛盾积聚的恶性循环，经济增长停滞。这种现象被定义为“陷阱”。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经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进阶的决胜阶段，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任务都比较重，在这个背景下，我国既要实现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结构继续优化等目标;同时也出现了诸如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行不通，国民收入水平两极分化严重等现实问题。基于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如何更好的发展以跨越“陷阱”就显得特别关键，本文的研究也因此展开。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创新驱动力不足。这些不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基础薄弱，缺乏研发型、技术型人才，所以很难与发达国家相抗衡，原有依赖低成本优势竞争的产业现在又因为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又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相抗衡。最终这些国家两头受到冲击，导致经济停滞不前。
经济增长模式未及时调整。一些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不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阶段快速调整改善产业生产结构，往往误判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从而造成国内市场供需不平衡，经济增速放缓。
收入分配不合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相互联系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从两个方面制约经济增长：一是不发达国家在土地、资本、人力、保险和信贷等领域信息获取不全面，市场失灵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和机会;二是经济发展与政府改革不同步，往往会出现利益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现象。从而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陷阱”。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不协调。工业化推进与城市化建设不匹配，就会出现大量农村人口无序涌入城市，造成城市发展难题。这些劳动力通常由于受教育年限不足，技能素质偏低，又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最终他们不仅不能满足城市空缺的劳动力需求，反而成为城市的贫困人口，使得社会矛盾积聚，制约社会发展。
政府政策不稳定和管理制度的缺失。一些国家由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足，国家缺乏中长期的经济规划和指导，造成民间投资信心缺失，导致资金和人才大量流失，从而削弱了本国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三、韩国成功跨越“陷阱”的经验
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年到20世纪末，韩国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持续改革，创造了世界瞩目的“汉江奇迹”。大致经历了5个主要阶段：一是从1962年-1971年奠定自主经济发展基础期;二是从1972年-1978年大力发展重工业时期;三是从1979年-1989年着重调整经济结构时期;四是从1990年-1997年提高贸易自由化与国际化时期;五是从1998年至今的经济继续改革与重新调整时期。其中，韩国人均GDP由1987年约3000美元，发展到1995年约11000美元，经过8年时间跨越了“陷阱”，进入较高收入国家行列。
执政稳定造就长期繁荣。中央政府特别是总统的强权政治是韩国政治的最大特点。1948-1987年的韩国，总统掌握非常大的权力，可以说民主只是国家的表象，实质上是权威政府。在这40年里，朴正熙总统确立的“经济第一主义”、“科学治国”等思想带领韩国经济迅速起飞，快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家的政策具有连续性，保持总体稳定。
推动经济持续创新。韩国工业基础比较差，缺乏自我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国家，韩国实行“引进-模仿-改进-创新”之路。20世纪80年代以前，政府主导科技创新活动。在1987年，韩国政府为了转变创新体系发展方式，逐渐减弱直接干预私人部门，实施了民主化制度改革，使创新体系发展方式从政府主导向企业主导转变。使韩国企业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迅速进步。
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防止某些短板领域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拖后腿”，韩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改善措施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社会矛盾。比如，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陆续建立三大公共救助制度和五大社会福利体系，覆盖了大部分社会弱势群体。在农业方面，韩国政府实行农产品价格保护、贸易保护政策，并对农产品进行大量价格补贴等措施，缩小了城乡区域间差距。
重视与大国改善关系。韩美关系是韩国对外关系的基础。对于韩日关系，韩国政府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努力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从而吸引了日本大量的援助资金并承接了日本部分产业。对于韩中关系。冷战期间，由于意识形态不同，两国一直处于对立关系，随着20世纪后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美关系破冰以及中日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韩中关系也开始走向和解，并于1992年建交，之后韩中两国贸易额逐年增加，两国交流越发频繁，前景一片光明。
四、结语
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化，我国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加深，经济发展不仅受到发达国家的挑战，还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同时，我国仍具有诸多其他掉入“陷阱”国家所不具备的发展优势。比如：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经济改革成效显著;国内市场需求潜力极大;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高;第三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城镇化水平依旧有提升空间等。
政治上保持高度统一，同时要发挥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周边环境十分复杂，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尚未解决。十九大报告曾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完美结合，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不仅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还可以为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源泉，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之际，我国要提高在科技方面的创新能力并且协同其他国家共同进行研发创新，以推动共享发展成果、共建繁荣世界。
实施公平有效的社会政策。为此，我国在推动社会转型变革过程中，要积极促进城乡区域平衡发展，防止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一步两极分化。在改善社会公共政策的同时，也要特别注意福利支出部分既要符合本国经济增长速度也要与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相匹配。努力将发展成果公正有效平等地分享给全体人民。
创造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要想持续壮大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综合国力，就要适时地抓住机遇，努力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条件。中国通过发起“一带一路”战略为沿线许多参与国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也要乘此机会对外界抛出橄榄枝，努力建设好与沿线各国之间的关系。通过倡导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道义上占领制高点，为本国持续发展创造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条件。（作者单位：国际研究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