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说“不行”，爱说“不行”，是邓小平工作中的一大特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共有60篇文稿，其中36篇文稿100多处用了“不行”。该卷中最短的文稿《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全篇只有370多字，用了4个“不行”。 “不行”二字看似简单，却不是轻易能说出口的。
　　是非分明
　　邓小平做人向来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做事干脆利索，从不拖泥带水。他曾经说过：“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邓小平的许多谈话都能体现出他的这种态度和作风。比如，1980年6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谈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的意见，开门见山：“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 ”上来就说“不行”，似乎让人难以接受，但也给人印象深刻。
　　邓小平不仅对下面不对的东西敢于说“不行”，对上面不对的东西也敢于说 “不行”。 1977年5月，邓小平尚未复出，就针对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说法，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坚定立场
　　在外交场合，邓小平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经常用“不行”表达自己坚定的原则立场。1977年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他带来的所谓处理台湾问题的方案实际上比福特、基辛格时代后退了。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后来，万斯却向日本政府和台湾方面通报，说中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有所 “松动”，“表现了灵活性”。 9月10日，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毫不客气地说：美国人想用这样的手法来骗人，怎么行？不行！这是政治问题。 1978年11月28日，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 ”
　　对于一些友好国家提出的善意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邓小平也直截了当用“不行”来答复。 1975年2月2日，邓小平会见冈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利乌·巴达拉·恩吉。当时两极对抗，美苏争霸，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中国当头。邓小平明确说：超级大国不能当。就是人们说的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这也不行，不能当头头。想当头头，本身就居心不良。
　　在许多人的外交辞令中，常常讲究模糊、圆通，邓小平反其道而行之，直来直去，反而在世界上赢得了坦诚、直率、好打交道的赞誉。
　　开拓创新
　　邓小平曾说过：“知道自己不行，就有希望。 ”
　　1977年邓小平刚复出，就自告奋勇要求抓科技教育。他首先看到的是我国在科技领域的不足，因此提出要承认我们在很多方面不行。他多次说：“我们的科学技术很落后，不承认落后不行。”“我们的厂矿、企业，包括大工厂没有多少研究机构，这不行。 ”“科学本身就是老老实实的，一点弄虚作假也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再吹也不行。 ”
　　看到“不行”，勇于否定过去的错误，方能开启新的探索。“不解放思想不行。 ”于是努力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于是有了经济特区的创办和对外开放的实行;“只抓粮食不行。 ”于是有了农村的多种经营的开展……
　　邓小平说 “不行”的警句还有很多，它体现的不仅是一种语言风格，更是一种做人做事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思维方式。
　　（据《老年生活报》 李也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