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已经不能拖延。现在是社会改革的战略机遇期，如果错过了这个机遇期，可能想改也没办法改了。此外，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社会矛盾已经很深，再不改革，稳定可能会出问题。
　　关于要不要改革，整个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分歧不大。关于怎么改，目前争论很大。我认为党应该通过进一步的思想大解放，尽快推动社会形成改革共识，明确未来改革的路线图。
　　回溯历史，在改革早期，因为城市既得利益比较强大，领导层首先进行的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和制度基础。
　　在城市改革开始后，因为国有经济部门既得利益比较强，所以，改革者先不动国有部门。国有部门的改革，只是政府向企业的分权，或者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内部改革。如何培养新利益?领导层就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逐渐发展出非国有部门来，其中既包括私营经济也包括外资经济。随着他们的成长，国有部门自然感到压力，等到时机成熟的1998年，国企开始全面改革。成长起来的非国有部门既可以接受部分破产国有企业的资产，也可以为国企下岗工人提供很多工作岗位。
　　很多人往往认为，既然改革的阻力在于既得利益者，那么就要针对他们，剥夺他们的利益。但是前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先不要急于不切实际地触动既得利益，期望一下打倒既得利益者，甚至断了他们的后路。任何一个层次的改革，如果其操作者持这种思维的话，改革注定要碰壁。这是革命而不是改革的思路。
　　改革是要在现行的既得利益之外，培养出新的利益来，同时对既得利益者要逐步改革，改变他们追逐利益的方式。等到新的利益培养出来之后，再动既得利益，效果就好很多。新利益一方面对既得利益构成了压力，另一方面也能消化改革既得利益所产生的成本。
　　要明确当下和未来5－10年的改革共识是什么，其中包括了改革路线和目标，以及如何执行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都能确定，那么我们就找到了未来改革的顶层设计。
　　我们发现，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的改革围绕着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社会改革的核心在于社会制度建设，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保障等等。和前一阶段相比较，社会制度建设已经成为新一阶段的改革重点。我认为，现阶段和未来十一年的改革应以社会改革为重点。
　　主要原因有四个。
　　首先，通过经济改革，中国逐渐地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村出现了大量的乡镇企业工人。之后，随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又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今天，中国农村已经出现极其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城市，经济改革的成果是，一方面将国有企业原来承担的社会功能去掉，让社会来承担，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非国有部门，而社会就产生于这个过程。因此，社会力量的成长成为社会改革的重要前提体现。
　　其次，通过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第一阶段改革，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得到确立。总体的社会制度要得到改革，就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并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会上下容易取得共识，因此比较容易进行。
　　再者，社会改革是为了“还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自然解体，通过社会改革重建一套新的社会体制是唯一的选择。
　　此外，社会改革也可以为深化经济改革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出口外需驱动型的，现在外部需求萎缩，那么中国建立内需驱动型经济，就显得非常急迫。谈扩大内需谈了很多年，但为什么一直没多大进步?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落后，老百姓不得不通过储蓄来自己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而且新的“三座大山”——住房、医疗和教育，让普通人不敢轻易消费。因此，社会改革的推进，可以减轻城乡居民的压力，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意愿，为内需型经济的成长提供动力。
　　社会改革，已经不能拖延。
　　现在是社会改革的战略机遇期，如果错过了这个机遇期，可能想改也没办法改了。此外，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社会矛盾已经很深，再不改革，稳定可能会出问题。尽管维稳成本已经很高。社会矛盾的问题，还是要通过社会改革来进行，你不改革，就会被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