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反对传统文化遗产是一股贯穿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强大思想潮流，“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其中的关键节点，就广度深度而言在整个世界现代史中都极为罕见。充分探讨“五四”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至今意义非凡，本文从一个往常被忽略的视角出发，以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为起点，对“五四”反传统思想的根源进行一次尝试性探究。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思想;传统思维模式
一、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中国传统文化展开猛烈冲击。“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这些激进的反传统思想反映出当时知识界在意识认同方面的深刻危机，也是此后几十年间各种反传统主义的出发点，甚至不同程度的影响到了诸多保守思潮。但首先必须弄清一点，所谓的“五四”反传统，主要反对的是以礼教为核心的儒学，这其中包含深刻的思想认识与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尤其与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尊孔搞帝制复辟，以及康有为要求北洋政府“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的孔教运动颇有关系。“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后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用政府法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却不知道此种高压的手段恰好排起一种怀疑的反攻，因此民国四、五年间孔教会的活动最大，反对孔教的人也最多。”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断言，任何一种人类文化都有持久性和独立性，一种文化现象的断裂与被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相当漫长的时期，并且要有相当的社会变革基础。若以此出发分析本文论题，“五四”激烈反传统思想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不难想见，尽管五四知识分子从西方思想理论中找到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然而他们使用更多也更为得心应手的还是中国传统思想，甚至整个“五四”时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思维。
二、作为反传统思想根源的传统思维模式
所谓传统思维模式，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演变和形成的相对定型的思维方式，历史跨度大，涉及范围广。单从学理层面分析，传统的整体观与一元论思维均是五四激烈反传统的思维模式根源。
首先，万物相通、大化流行的整体观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哲学观念。所谓“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朱熹语），这种观念方法把宇宙万物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无限过程，强调万物存在变化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不仅使中国在社会、政治、伦理、美学等方面发展出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亦在管理、生产、军事、艺术、科技等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总体上自有其长处。但整体观思维模式也包含缺乏对不同层次的规律性研究，对具体事物的本质性分析等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而这些恰恰是西方近代科学研究的重点。
其次，儒家“仁”的思想及其一元论思维模式对整个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秦朝以来帝制的建立与其推崇的儒家宇宙论形成一种正统的世界观：作为王朝时代核心的皇权，其合法性与宇宙天道、规则礼节、文化习俗、日常生活完全融合，形成彼此相关的整体性结构。由此不难推断，当近代知识界在探讨未来中国该如何时，其基本思路依旧是在延续传统，“他们受了主知主义整体观的思想模式的影响，‘发现’他们所厌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符号及传统社会中的一切设施，是与传统中基本思想有一必然的有机式因果关系。” 而这一做法本身实因他们未能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有机式一元论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的缘故。
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三位新文化运动旗手为例，尽管立场不同，但他们在激烈反传统问题上态度出奇一致，反映出五四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共同特性：把拥有几千年复杂历史的中国社会简化成为一个整体，它的内部存在一些文化思想的根本漏洞，只要将其攻击、打垮、改变，整个国家、民族、文化就会面目一新——这种逻辑本身就是典型的传统整体观与一元论思维。
三、“五四”激烈反传统之反思
今天我们当然可以更为理性客观的分析，“所谓传统，是历史的沿袭和沉积，内涵广泛。它是一个中性词汇，不含褒贬。……因此，笼统地提‘反传统’，并不确切，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以为传统全是坏的，统统都要反掉”。但对于“五四”激烈的反传统，我们不能仅从学理层面理解，还必须把它放在辛亥革命后复辟与反复辟，尊孔与反尊孔的政治文化斗争中加以考察。“在社会与历史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反崇拜的冲动在各个社会中是经常出现的，因为人们掌握了新的规范和价值，这就使得很多在传统上由约定俗成所认可的箴言和惯例变得格格不入和难以忍受，所以便常会要求将它们摧毁。” 如果离开了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而抽象地谈论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问题，指责其激烈的批判态度，就不可能全面正确地理解它，包括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的合理性及其历史意义。
“五四”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出入孔孟程朱，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旧学功底深厚。虽然对比身着长袍马褂的士大夫阶层来说，他们多数出洋留学，属于标准的西化知识分子，但这并不能改变自身浸染其中的文化传统。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同传统本身就是一种形离神合的微妙关系，不可能对旧的文化和传统造成破坏性后果，其原因恰恰就在于它远不具备这样的时间和基础。
“迈出五四以光大五四”，我们必须对新文化运动激进的反传统倾向从思想观念层次作深入的反思，从根本上克服其限制与偏执，使其所楬橥的民主科学精神真正根植中国文化土壤。正是中国人民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进行的推翻旧社会秩序的革命，正是今天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才是对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才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模式的真正突破与超越。
【参考文献】
[1]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原刊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
[2]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原刊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
[3]胡适，《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M〕，葛懋春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页。
[4]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M〕，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10页。
[5]龚书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J〕，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第24页。
[6]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增订再版本）》〔M〕，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绪论第6页。
作者简介：夏舒洋（1986.08—）女，汉族，河南新乡人，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方向。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思想;传统思维模式
一、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中国传统文化展开猛烈冲击。“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这些激进的反传统思想反映出当时知识界在意识认同方面的深刻危机，也是此后几十年间各种反传统主义的出发点，甚至不同程度的影响到了诸多保守思潮。但首先必须弄清一点，所谓的“五四”反传统，主要反对的是以礼教为核心的儒学，这其中包含深刻的思想认识与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尤其与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尊孔搞帝制复辟，以及康有为要求北洋政府“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的孔教运动颇有关系。“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后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用政府法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却不知道此种高压的手段恰好排起一种怀疑的反攻，因此民国四、五年间孔教会的活动最大，反对孔教的人也最多。”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断言，任何一种人类文化都有持久性和独立性，一种文化现象的断裂与被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相当漫长的时期，并且要有相当的社会变革基础。若以此出发分析本文论题，“五四”激烈反传统思想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不难想见，尽管五四知识分子从西方思想理论中找到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然而他们使用更多也更为得心应手的还是中国传统思想，甚至整个“五四”时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思维。
二、作为反传统思想根源的传统思维模式
所谓传统思维模式，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演变和形成的相对定型的思维方式，历史跨度大，涉及范围广。单从学理层面分析，传统的整体观与一元论思维均是五四激烈反传统的思维模式根源。
首先，万物相通、大化流行的整体观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哲学观念。所谓“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朱熹语），这种观念方法把宇宙万物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无限过程，强调万物存在变化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不仅使中国在社会、政治、伦理、美学等方面发展出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亦在管理、生产、军事、艺术、科技等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总体上自有其长处。但整体观思维模式也包含缺乏对不同层次的规律性研究，对具体事物的本质性分析等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而这些恰恰是西方近代科学研究的重点。
其次，儒家“仁”的思想及其一元论思维模式对整个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秦朝以来帝制的建立与其推崇的儒家宇宙论形成一种正统的世界观：作为王朝时代核心的皇权，其合法性与宇宙天道、规则礼节、文化习俗、日常生活完全融合，形成彼此相关的整体性结构。由此不难推断，当近代知识界在探讨未来中国该如何时，其基本思路依旧是在延续传统，“他们受了主知主义整体观的思想模式的影响，‘发现’他们所厌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符号及传统社会中的一切设施，是与传统中基本思想有一必然的有机式因果关系。” 而这一做法本身实因他们未能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有机式一元论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的缘故。
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三位新文化运动旗手为例，尽管立场不同，但他们在激烈反传统问题上态度出奇一致，反映出五四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共同特性：把拥有几千年复杂历史的中国社会简化成为一个整体，它的内部存在一些文化思想的根本漏洞，只要将其攻击、打垮、改变，整个国家、民族、文化就会面目一新——这种逻辑本身就是典型的传统整体观与一元论思维。
三、“五四”激烈反传统之反思
今天我们当然可以更为理性客观的分析，“所谓传统，是历史的沿袭和沉积，内涵广泛。它是一个中性词汇，不含褒贬。……因此，笼统地提‘反传统’，并不确切，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以为传统全是坏的，统统都要反掉”。但对于“五四”激烈的反传统，我们不能仅从学理层面理解，还必须把它放在辛亥革命后复辟与反复辟，尊孔与反尊孔的政治文化斗争中加以考察。“在社会与历史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反崇拜的冲动在各个社会中是经常出现的，因为人们掌握了新的规范和价值，这就使得很多在传统上由约定俗成所认可的箴言和惯例变得格格不入和难以忍受，所以便常会要求将它们摧毁。” 如果离开了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而抽象地谈论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问题，指责其激烈的批判态度，就不可能全面正确地理解它，包括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的合理性及其历史意义。
“五四”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出入孔孟程朱，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旧学功底深厚。虽然对比身着长袍马褂的士大夫阶层来说，他们多数出洋留学，属于标准的西化知识分子，但这并不能改变自身浸染其中的文化传统。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同传统本身就是一种形离神合的微妙关系，不可能对旧的文化和传统造成破坏性后果，其原因恰恰就在于它远不具备这样的时间和基础。
“迈出五四以光大五四”，我们必须对新文化运动激进的反传统倾向从思想观念层次作深入的反思，从根本上克服其限制与偏执，使其所楬橥的民主科学精神真正根植中国文化土壤。正是中国人民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进行的推翻旧社会秩序的革命，正是今天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才是对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才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模式的真正突破与超越。
【参考文献】
[1]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原刊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
[2]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原刊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
[3]胡适，《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M〕，葛懋春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页。
[4]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M〕，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10页。
[5]龚书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J〕，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第24页。
[6]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增订再版本）》〔M〕，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绪论第6页。
作者简介：夏舒洋（1986.08—）女，汉族，河南新乡人，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