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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方文坛演进到20世纪，没有哪位作家比卡夫卡更擅长和专注于塑造弱的人物形象。卡夫卡是弱的天才，也是弱者的代表，他把自己以恐惧为特征的内心直觉和体验演绎在小说中，并以富有 “生存意识和处境意识”的个体叙事话语塑造了诸如K等经典的弱者形象，开创了独具特色的存在主义美学叙事。文章从对存在即人的本质的澄明，对世界矛盾性存在的敞开和对传统叙事美学的颠覆三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 弱者；恐惧；存在主义美学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1007305
徐葆耕先生在其著作《西方文学十五讲》中论到：“卡夫卡的文学可以称之为弱的文学。他的作品的主人公无一例外是弱者，逆来顺受，对于异化的现实毫无反抗之力。”[1]卡夫卡的小说展示的是一种弱者的抗争与追求，是弱者的失败与毁灭，演绎的是现代人的普遍困境，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言：“我与生俱来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从这一点上说，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的时代的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了进来，这个时代与我可接近呢，……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倒有资格代表它。”[2]卡夫卡的小说写在存在主义美学兴起之前，但他通过自己和作品中孱弱、孤独、恐惧的个体形象，传达出对非理性和个人直觉的强调，凸显出具有 “生存意识和处境意识”的复杂的个人话语状态，可以被称为存在主义美学的预言家和实践家。他的小说打破了以人为主体的主客两元之间的对立，无论是战战兢兢的小动物的形象，还是那些处于生存困境苦苦挣扎的卑弱者，都成了卡夫卡完整艺术世界的组成部分。卡夫卡把他们当成生命的主体，去体验他们，与他们交流，从而实现了对人的本质的澄明和对世界矛盾性本质的敞开，并颠覆了传统的叙事美学。
一、对存在本质的澄明
对存在本质的追问一直是哲学探讨的话题。希腊爱丽亚学派领袖巴门尼德最早提出存在的基本概念，并把真正永恒的东西规定为实在，后来的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把绝对理念当成了存在的本体，创立了本质论美学。存在主义哲学反对这种空洞的“绝对存在”，要求人们把目光投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以现实里的审美事实为背景，从感性的审美现象中去揭示和探索存在的奥秘。存在主义的思想先驱克尔恺郭尔和尼采把个人的直觉和体验引入存在，引起对生命本身的关注，柏格森的“生命绵延”说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说也为挖掘存在的丰富内容敞开了哲学的大门。20世纪存在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海德格尔反对以往将认识视为对象的客体的超然物外的“观察”，推崇介入对象的“体验”，把存在的本质阐释为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从而完成了存在作为“生命现象”和生命意识“体验”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被视为某个体验的东西，不再只是一种在意识生命之流中短暂即逝的东西”，而是我们的生命本身，“生命就是在体验中所表现的东西。”[3]
希伯来文化早就强调，除希腊式的理智知识外还有另一种非理智的知识。“一个人只能通过生活而不是推理来获得这种知识”，也就是说“他是凭借身体和热血、骨骼和内脏，凭藉信赖和愤慨以及迷惘、热爱和恐惧，凭藉存在的热情而取得这种知识的。”[4]希伯莱文化突出的这非理智所能进入的世界也就是与卡夫卡的生命活动一起生成，并由他的生存行为参与而建构的恐惧的世界，这同时也是一个审美的世界。恐惧是卡夫卡艺术创作的源泉，内心的惶恐和不安是他创作的唯一和根本的理由。卡夫卡以个体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感悟，通过小说创作的艺术形式与人物形象，从形而上的层面对存在进行着诗性之思。卡夫卡的艺术世界中存在着两类具体的形象，一类是扮演统治者与压抑者的强者形象，如高大威严和强横粗暴的父亲、舅舅，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法官、老爷等；但卡夫卡艺术世界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怀着深度抑郁和绝望、感受着自我卑微和弱小的苦难者、弱者和无路可走者，他们像影子一样存活着，任何一种打击都有可能扼住他们细弱的脖颈。他们是孤独、绝望、失落和恐惧的同义词，如被父母驱逐的流浪汉卡尔·罗斯曼，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无法确认身份而焦虑不安的土地测量员K、苦苦表演饥饿而得不到认同的潦倒艺术家、莫名其妙被判死刑的约瑟夫·K、在地洞中整日惶恐不安的小动物等。
卡夫卡的主人公是作为探索存在的一个 “此在”出现的，“弱者”正是卡夫卡对“在外界的规定性已经变得过于沉重从而使人的内在动力已无济于事的世界里，人的可能性是什么”的问题的探索和思考。[5]作为一个失落了身份的精神漂泊者，卡夫卡在孤独中舔舐着恐惧的直觉， 以富有生存意识和处境意识的个人话语书写弱者的生存状态，使存在的本质得以澄明和显现。卡夫卡笔下的“人”再也不是传统价值观念中能够征服一切，无畏面对任何挑战的英雄，而是误入世界的荒谬存在，处在迷惘、焦虑、愤怒、恐惧不安、无所适从的情绪中，有的是永远被放逐的命运和彻骨的悲凉。如《皇帝的御使》中那个成为造化玩偶的御使，为了完成皇帝的命令，不断越过庭院、宫阙，奋勇向前；然而庭院、宫阙循环反复，无穷无尽，几千年也走不完；而下达旨意的皇帝在御使一出发就一命呜乎，注定了御史使命的毫无意义。再如《判决》中的被凄凉放逐的主人公，格奥尔格·本法曼仅仅因为当面指出了父亲的专横和武断行为的不妥之处，就被父亲判处去死；《美国》中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只因少年无知，被一名中年妇女引诱发生了性关系，被父亲无情地放逐他乡，在漂泊的过程中，更是被人无端陷害，身心受尽摧残。但作为完整世界的一部分，弱者不仅仅是认识的客体，而且是存在的主体，他们不可缺失地存在着，是人类必须要捏到的自身的痛处，是人类存在的本然状态。正如《城堡》中的K所感受到的“我的确不是厉害的人，所以在那些呼风唤雨的厉害人面前感到诚惶诚恐……”[6]7 “您不是城堡的人，不是村里的人，您什么都不是。但是可惜的是您又确实是个人，您是一个外乡人，一个多余的人，一个在这里处处碍事的人，一个不断给人找麻烦的人……”[6]50
卡夫卡以弱者作为探索存在本质的入口，丰富了存在的内涵，对存在意义的探索更是他美学叙事的重心。在弱者的形象中，不单看到了卡夫卡自己的心理体验和直觉感悟，更看到了存在自身显现的美学过程。存在的美不在显现的结果，而是“显——现”这个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成了真正的能够反躬自问的个体，打破在日常生活中被遗忘的状态，去争取真正的自由。城堡虽然无法分辨，但K始终没有放弃对自我身份的追问；法的大门虽然始终没有敞开，法门前的农民还是执着于遥遥无期的等待；在观众嘲笑和不信任的目光中，饥饿艺术家无怨无悔的为信仰而献身；在父亲的监视、辱骂和愤怒中，奥尔格·本德曼仍然怀着炽热的爱父之情，坦然赴死。这些如西西弗斯式的弱者的挣扎和奋斗的过程就是存在的澄明和显现的过程，获得美的本质与本源的过程，就是存在者的澄明之光。 二、对世界矛盾性的敞开
20世纪敞开了人与世界的新的对立关系，如果说之前的人类心理还处于平衡状态，还充满着乌托邦的理想和宗教拯救的渴望，那20世纪的现代人在失去了理性的支柱、上帝的搀扶以后，精神陷入彻底的崩溃状态。人类对抗的世界不再是具体的冲突或者是多舛的人生历程，而是一种深深扎根于人类本然存在之中的异己力量。这股力量以其不可理喻的荒诞性，把人类抛入迷茫、焦虑、恐惧和不安的境地，使他们无法言说又无可奈何。卡夫卡是最先感知到这个变化的作家，他在札记中写道，他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囚徒，处处受到排挤，充满忧愁、软弱和不健康的情感，……在这个不自由的粗暴的事实面前……任何安慰也不能使他感到慰藉。这个弱的天才，把目光紧紧盯住人类的灵魂，通过“卑微、琐屑”的人物形象洞察充满危机和困惑的社会。城堡在K的视线中出现，看起来伸手可及，但又那么的遥不可及，因为K要越过层层的障碍才能到达那里。传说中能给K身份确认的卡拉姆先生是个荒诞的神话式的人物，K时刻都能听到关于他的传言，盼望能和他见面，但即使得到克拉姆的确切行程， K的多次的苦心等待都无果而终。农民遵循门警的安排在门外苦苦等待法的大门为其敞开，耗尽了所有的时间和钱财之后，农民还是不能获准进入；乡村医生在深夜如梦游般的被拉去医治病人，却被病人家属捆绑在马车上，赤身裸体在寒冷的冬夜流浪；格里高尔为人正直，充满爱心，却遭无端的变形之祸，最终被家人抛弃而死；清白无辜的约瑟夫·K被法院无端逮捕，在现实中却无处申诉，最后如一条狗一样被判绞刑而死，地洞中那个作为宏大建筑物主人的小动物花费了很多精力把地洞修建得牢不可破，但面对千变万化的世界，终日处于忐忑不安的心情中。
通过弱者的眼睛，卡夫卡带给人们的是对于理性限度和生存状态非理性（即虚无）的震撼和觉醒，正如卡夫卡在观察里所写到的，“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7]， “没有拥有，只有存在，只有一种追求最后的呼吸，追求窒息的存在。”[8]这个世界再也不像传统艺术描绘和安排得那样秩序井然，理性主义信奉下的万物皆有根据、事事确定无疑的信条都只不过是虚妄的神话，混乱、荒诞和不可理解才是它的真面目，残忍、粗暴的事情每天都在身边发生，它赐予人们的只是时时刻刻都在忍受的生活本身。
对世界矛盾性的敞开，也完成了对世界多元性的接纳，昔日被压抑的、处于边缘的脆弱群体也获得了生存的尊严和权利，再也没有绝对的强大的精神引领人类的言行，也没有强大的权威为人类制定统一的标准，先验的、抽象的“人”消失了，呈现在现实世界中的是一个有血有肉、可感可触的身体。这身体犹如一位高傲不屈的君王，即使他暴露出来的是卑微贫贱，是瞬间即逝的光芒，是难以查觉得声音，甚至是对无意义世界的空洞观望，但因为他更接近现实，更接近人的有限经验而被人们欢呼着拥入审美的世界。在这些弱者身上，卡夫卡开始并成功地实现了对传统叙事美学的颠覆。
三、对传统叙事美学的颠覆
传统的文学理论或者在认识论的基础上，把文学当成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如认识论或者反映论美学），或者在价值论的基础上，把文学看成是主体感情的投射（如浪漫主义美学），或者以实践论为指导，把文学看成是主体对客体的征服（如实践美学）。[9]这就形成了传统文学的元叙事模式， “叙事者不可能是局限在自己的传统知识所特有的实证中的人民，也不可能是局限在与自己的专业知识相对应的职业性的全体学者，只可能是一个正在建立经验科学话语的合法性和民间文化机构的合法性的元主体。”[10]这种以逻格斯为中心的权力话语剥夺了叙事者的个人话语权，使叙事者或者成为权威的立法者或者成为“他者”的代言人。存在主义哲学从 “非理性”和“个体的直觉”出发，强调个体存在的价值和以个人式的感悟对抗人生的弊病；存在主义哲学又是一种主体间性哲学，存在被认为是主体间的存在，孤立地个体主体变为交互主体，传统哲学中的“我—它”关系转化为“我—你”关系，对象主体之间相互尊重和同情，通过互相倾诉和倾听的对话，进入对方的内心世界。卡夫卡的小说可以说是存在主义哲学在文学领域的运用，卡夫卡通过对“非理性”和“个人知觉”的强调，呈现出的是一种细微的、零散的、相悖的复杂的个体话语状态。如《城堡》中的K所体验到的“他看城堡时间越长，能辨认出的东西就越少，眼前的一切就愈加陷入一片朦胧混沌之中。”[6]101对于克拉姆的出现，虽然他不抱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无论有多少波折，他也不愿轻易地把这个希望扔掉。“在等待克拉姆的时刻， K觉得他自己斩断了同一切人的联系，似乎他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自由，可以在这块原是禁止他来的地方愿等多久就等多久，而且他是经过奋斗争得的这个自由，这点很少有谁能做到，现在谁也伤不了他一根毫毛或者是把他赶走，甚至谁都难得跟他说上一句话；虽然如此，但同时他觉得——这个想法同上面的感觉一样强烈——世界上再没有比这种自由、这种等待、这种刀枪不入的状态更荒谬、更让人绝望的事了。[6]108也如地洞中的那个对恐惧即惧怕又期待的小动物，对外来危险的恐惧促使小动物不停地改造地洞，使它更安全，更能抵御外界的攻击，但是对危险的想象和抵御设计却达到了一种相互矛盾的地步，地洞无论怎样设计都是有可能被攻破的，城郭作为抵御的中心反而在内心的激烈斗争中成了最危险、最吵闹的地方，而以前比较危险的入口却成了安全之地。
通过对弱者的关照和书写弱者的存在状态，卡夫卡又使文学彻底克服了现实世界中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把主客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弱者的代表，卡夫卡用自身的语言诉说自己在生命中的体验，诉说着灵魂对这个世界的发现，那些弱者形象不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我息息相关的另一个自我，渴望着与自我主体之间的亲密对话。卡夫卡作品中的那些被命运扼住咽喉，无力反抗或者反抗无力，无效甚至可笑荒谬的主人公就是他一生的真实再现。如《城堡》中K锲而不舍地要确认自己土地测量员的身份，是对卡夫卡作为“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的一种写照，《变形记》和《判决》中屈服在父亲权威之下的儿子的悲惨命运是卡夫卡与父亲紧张关系的体现，《地洞》中那个战战兢兢的小动物和无辜受审而成惊弓之鸟的约瑟夫·K所担忧的就是卡夫卡藏在骨子里和在骨子里经历的“蔓延到一切方面的恐惧，对最大事物也对最小事物的恐惧，由于说出一句话而令人痉挛的恐惧……”[11] 四、结论
昆德拉曾说：“卡夫卡作品所揭示的迄今不为人知的关于人的存在的种种面貌，是使艺术的演进改变方向的美学方面的创新。”[12]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里，对存在的追问始终是其小说主题的核心，卡夫卡的小说不再寻找某种具体的自我的存在，而是对人类的存在进行伟大的质询。实际的审美经验早已经表明，无论是以科学分析的眼光还是从理论思辩的立场，以及从世俗功利的角度，我们都不能真正领略到美的魅力。只能从生命体验出发我们才能进入美的王国，因为“美”仅仅属于“生活世界”，它是纯粹的生命活动所绽放出来的花朵。卡夫卡用生命体验生活，把写作当成唯一的存在方式，在他开创的存在主义美学叙事中，传统文学理论中绝对的、永恒的、唯一的美学法则遭到了致命的一击，多元的、网状的、互动的物象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弱者从理性之光无法普照的黑暗角落里站立起来，从以前审美领域里没有立足之地的“他者”进入人们的审美世界，向着人类盲目乐观和自傲的情绪宣战；它让人们注视被遗忘的存在本身，使人们更不矫揉造作地看待世界，开始正视自身的虚弱和匮乏。
卡夫卡的小说更体现了文学作为人学的本质，钱谷融先生在其《论“文学是人学”》中已经说过：“在文艺创作中，一切都以具体感性的形式出现，一切都是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的。”[13]78一切被我们当作宝贵遗产继承下来的过去的文学作品，其所以到今天还能为我们所喜爱，所珍视，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最基本的一点，却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因为他们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13]21巴赫金也说文学创作就是展示对人的认识和发现的过程，就是发现“人身上的人”的过程，即揭示真实的人、本真的人，还人以真面目。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富于道德感和良知的作家，他以甘当弱者、感悟弱者和书写弱者，担当起了探索存在、敞亮存在的职责，并是一个真正的视弱者为你，并和他们进行平等对话的作家。弱者进入文学世界，不再仅仅是客体对象，而是一个有生命有灵魂的主体，在文学文本的世界里，他们不再是沉默的人群，而是拥有实实在在的言说的权利，在与作者和读者的倾情交谈中尽情地展现自己，向世界展示自己真实生命的色彩；在弱者形象的镜子里，呈现出人类心灵的挣扎和灵魂的拷问，弱者无果而终的悲剧性的探索是卡夫卡对如 “迷”般人生的清醒感悟。
[1]徐葆耕. 西方文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09.
[2]叶廷芳.论卡夫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760.
[3]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85.
[4]巴雷特.非理性的人[M].杨照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79.
[5]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M]. 孟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23—24.
[6]弗兰茨·卡夫卡.城堡 [M]. 赵蓉恒，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
[7]卡夫卡全集：第5卷[M].洪天富，叶廷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
[8]卡夫卡全集：第1卷[M].洪天富，叶廷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6.
[9]杨春时.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17—24.
[10]利奥塔.后现代状况[M].车槿山，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97.
[11]FRANZ KAFKA.Letters to Milena，（ed）Willy Haas[M].translated by Tani and James Ster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3：175.
[12]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 孟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0.
[13]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文字编辑：邹红 责任校对：王才章）
关键词： 弱者；恐惧；存在主义美学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1007305
徐葆耕先生在其著作《西方文学十五讲》中论到：“卡夫卡的文学可以称之为弱的文学。他的作品的主人公无一例外是弱者，逆来顺受，对于异化的现实毫无反抗之力。”[1]卡夫卡的小说展示的是一种弱者的抗争与追求，是弱者的失败与毁灭，演绎的是现代人的普遍困境，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言：“我与生俱来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从这一点上说，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的时代的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了进来，这个时代与我可接近呢，……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倒有资格代表它。”[2]卡夫卡的小说写在存在主义美学兴起之前，但他通过自己和作品中孱弱、孤独、恐惧的个体形象，传达出对非理性和个人直觉的强调，凸显出具有 “生存意识和处境意识”的复杂的个人话语状态，可以被称为存在主义美学的预言家和实践家。他的小说打破了以人为主体的主客两元之间的对立，无论是战战兢兢的小动物的形象，还是那些处于生存困境苦苦挣扎的卑弱者，都成了卡夫卡完整艺术世界的组成部分。卡夫卡把他们当成生命的主体，去体验他们，与他们交流，从而实现了对人的本质的澄明和对世界矛盾性本质的敞开，并颠覆了传统的叙事美学。
一、对存在本质的澄明
对存在本质的追问一直是哲学探讨的话题。希腊爱丽亚学派领袖巴门尼德最早提出存在的基本概念，并把真正永恒的东西规定为实在，后来的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把绝对理念当成了存在的本体，创立了本质论美学。存在主义哲学反对这种空洞的“绝对存在”，要求人们把目光投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以现实里的审美事实为背景，从感性的审美现象中去揭示和探索存在的奥秘。存在主义的思想先驱克尔恺郭尔和尼采把个人的直觉和体验引入存在，引起对生命本身的关注，柏格森的“生命绵延”说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说也为挖掘存在的丰富内容敞开了哲学的大门。20世纪存在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海德格尔反对以往将认识视为对象的客体的超然物外的“观察”，推崇介入对象的“体验”，把存在的本质阐释为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从而完成了存在作为“生命现象”和生命意识“体验”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被视为某个体验的东西，不再只是一种在意识生命之流中短暂即逝的东西”，而是我们的生命本身，“生命就是在体验中所表现的东西。”[3]
希伯来文化早就强调，除希腊式的理智知识外还有另一种非理智的知识。“一个人只能通过生活而不是推理来获得这种知识”，也就是说“他是凭借身体和热血、骨骼和内脏，凭藉信赖和愤慨以及迷惘、热爱和恐惧，凭藉存在的热情而取得这种知识的。”[4]希伯莱文化突出的这非理智所能进入的世界也就是与卡夫卡的生命活动一起生成，并由他的生存行为参与而建构的恐惧的世界，这同时也是一个审美的世界。恐惧是卡夫卡艺术创作的源泉，内心的惶恐和不安是他创作的唯一和根本的理由。卡夫卡以个体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感悟，通过小说创作的艺术形式与人物形象，从形而上的层面对存在进行着诗性之思。卡夫卡的艺术世界中存在着两类具体的形象，一类是扮演统治者与压抑者的强者形象，如高大威严和强横粗暴的父亲、舅舅，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法官、老爷等；但卡夫卡艺术世界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怀着深度抑郁和绝望、感受着自我卑微和弱小的苦难者、弱者和无路可走者，他们像影子一样存活着，任何一种打击都有可能扼住他们细弱的脖颈。他们是孤独、绝望、失落和恐惧的同义词，如被父母驱逐的流浪汉卡尔·罗斯曼，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无法确认身份而焦虑不安的土地测量员K、苦苦表演饥饿而得不到认同的潦倒艺术家、莫名其妙被判死刑的约瑟夫·K、在地洞中整日惶恐不安的小动物等。
卡夫卡的主人公是作为探索存在的一个 “此在”出现的，“弱者”正是卡夫卡对“在外界的规定性已经变得过于沉重从而使人的内在动力已无济于事的世界里，人的可能性是什么”的问题的探索和思考。[5]作为一个失落了身份的精神漂泊者，卡夫卡在孤独中舔舐着恐惧的直觉， 以富有生存意识和处境意识的个人话语书写弱者的生存状态，使存在的本质得以澄明和显现。卡夫卡笔下的“人”再也不是传统价值观念中能够征服一切，无畏面对任何挑战的英雄，而是误入世界的荒谬存在，处在迷惘、焦虑、愤怒、恐惧不安、无所适从的情绪中，有的是永远被放逐的命运和彻骨的悲凉。如《皇帝的御使》中那个成为造化玩偶的御使，为了完成皇帝的命令，不断越过庭院、宫阙，奋勇向前；然而庭院、宫阙循环反复，无穷无尽，几千年也走不完；而下达旨意的皇帝在御使一出发就一命呜乎，注定了御史使命的毫无意义。再如《判决》中的被凄凉放逐的主人公，格奥尔格·本法曼仅仅因为当面指出了父亲的专横和武断行为的不妥之处，就被父亲判处去死；《美国》中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只因少年无知，被一名中年妇女引诱发生了性关系，被父亲无情地放逐他乡，在漂泊的过程中，更是被人无端陷害，身心受尽摧残。但作为完整世界的一部分，弱者不仅仅是认识的客体，而且是存在的主体，他们不可缺失地存在着，是人类必须要捏到的自身的痛处，是人类存在的本然状态。正如《城堡》中的K所感受到的“我的确不是厉害的人，所以在那些呼风唤雨的厉害人面前感到诚惶诚恐……”[6]7 “您不是城堡的人，不是村里的人，您什么都不是。但是可惜的是您又确实是个人，您是一个外乡人，一个多余的人，一个在这里处处碍事的人，一个不断给人找麻烦的人……”[6]50
卡夫卡以弱者作为探索存在本质的入口，丰富了存在的内涵，对存在意义的探索更是他美学叙事的重心。在弱者的形象中，不单看到了卡夫卡自己的心理体验和直觉感悟，更看到了存在自身显现的美学过程。存在的美不在显现的结果，而是“显——现”这个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成了真正的能够反躬自问的个体，打破在日常生活中被遗忘的状态，去争取真正的自由。城堡虽然无法分辨，但K始终没有放弃对自我身份的追问；法的大门虽然始终没有敞开，法门前的农民还是执着于遥遥无期的等待；在观众嘲笑和不信任的目光中，饥饿艺术家无怨无悔的为信仰而献身；在父亲的监视、辱骂和愤怒中，奥尔格·本德曼仍然怀着炽热的爱父之情，坦然赴死。这些如西西弗斯式的弱者的挣扎和奋斗的过程就是存在的澄明和显现的过程，获得美的本质与本源的过程，就是存在者的澄明之光。 二、对世界矛盾性的敞开
20世纪敞开了人与世界的新的对立关系，如果说之前的人类心理还处于平衡状态，还充满着乌托邦的理想和宗教拯救的渴望，那20世纪的现代人在失去了理性的支柱、上帝的搀扶以后，精神陷入彻底的崩溃状态。人类对抗的世界不再是具体的冲突或者是多舛的人生历程，而是一种深深扎根于人类本然存在之中的异己力量。这股力量以其不可理喻的荒诞性，把人类抛入迷茫、焦虑、恐惧和不安的境地，使他们无法言说又无可奈何。卡夫卡是最先感知到这个变化的作家，他在札记中写道，他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囚徒，处处受到排挤，充满忧愁、软弱和不健康的情感，……在这个不自由的粗暴的事实面前……任何安慰也不能使他感到慰藉。这个弱的天才，把目光紧紧盯住人类的灵魂，通过“卑微、琐屑”的人物形象洞察充满危机和困惑的社会。城堡在K的视线中出现，看起来伸手可及，但又那么的遥不可及，因为K要越过层层的障碍才能到达那里。传说中能给K身份确认的卡拉姆先生是个荒诞的神话式的人物，K时刻都能听到关于他的传言，盼望能和他见面，但即使得到克拉姆的确切行程， K的多次的苦心等待都无果而终。农民遵循门警的安排在门外苦苦等待法的大门为其敞开，耗尽了所有的时间和钱财之后，农民还是不能获准进入；乡村医生在深夜如梦游般的被拉去医治病人，却被病人家属捆绑在马车上，赤身裸体在寒冷的冬夜流浪；格里高尔为人正直，充满爱心，却遭无端的变形之祸，最终被家人抛弃而死；清白无辜的约瑟夫·K被法院无端逮捕，在现实中却无处申诉，最后如一条狗一样被判绞刑而死，地洞中那个作为宏大建筑物主人的小动物花费了很多精力把地洞修建得牢不可破，但面对千变万化的世界，终日处于忐忑不安的心情中。
通过弱者的眼睛，卡夫卡带给人们的是对于理性限度和生存状态非理性（即虚无）的震撼和觉醒，正如卡夫卡在观察里所写到的，“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7]， “没有拥有，只有存在，只有一种追求最后的呼吸，追求窒息的存在。”[8]这个世界再也不像传统艺术描绘和安排得那样秩序井然，理性主义信奉下的万物皆有根据、事事确定无疑的信条都只不过是虚妄的神话，混乱、荒诞和不可理解才是它的真面目，残忍、粗暴的事情每天都在身边发生，它赐予人们的只是时时刻刻都在忍受的生活本身。
对世界矛盾性的敞开，也完成了对世界多元性的接纳，昔日被压抑的、处于边缘的脆弱群体也获得了生存的尊严和权利，再也没有绝对的强大的精神引领人类的言行，也没有强大的权威为人类制定统一的标准，先验的、抽象的“人”消失了，呈现在现实世界中的是一个有血有肉、可感可触的身体。这身体犹如一位高傲不屈的君王，即使他暴露出来的是卑微贫贱，是瞬间即逝的光芒，是难以查觉得声音，甚至是对无意义世界的空洞观望，但因为他更接近现实，更接近人的有限经验而被人们欢呼着拥入审美的世界。在这些弱者身上，卡夫卡开始并成功地实现了对传统叙事美学的颠覆。
三、对传统叙事美学的颠覆
传统的文学理论或者在认识论的基础上，把文学当成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如认识论或者反映论美学），或者在价值论的基础上，把文学看成是主体感情的投射（如浪漫主义美学），或者以实践论为指导，把文学看成是主体对客体的征服（如实践美学）。[9]这就形成了传统文学的元叙事模式， “叙事者不可能是局限在自己的传统知识所特有的实证中的人民，也不可能是局限在与自己的专业知识相对应的职业性的全体学者，只可能是一个正在建立经验科学话语的合法性和民间文化机构的合法性的元主体。”[10]这种以逻格斯为中心的权力话语剥夺了叙事者的个人话语权，使叙事者或者成为权威的立法者或者成为“他者”的代言人。存在主义哲学从 “非理性”和“个体的直觉”出发，强调个体存在的价值和以个人式的感悟对抗人生的弊病；存在主义哲学又是一种主体间性哲学，存在被认为是主体间的存在，孤立地个体主体变为交互主体，传统哲学中的“我—它”关系转化为“我—你”关系，对象主体之间相互尊重和同情，通过互相倾诉和倾听的对话，进入对方的内心世界。卡夫卡的小说可以说是存在主义哲学在文学领域的运用，卡夫卡通过对“非理性”和“个人知觉”的强调，呈现出的是一种细微的、零散的、相悖的复杂的个体话语状态。如《城堡》中的K所体验到的“他看城堡时间越长，能辨认出的东西就越少，眼前的一切就愈加陷入一片朦胧混沌之中。”[6]101对于克拉姆的出现，虽然他不抱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无论有多少波折，他也不愿轻易地把这个希望扔掉。“在等待克拉姆的时刻， K觉得他自己斩断了同一切人的联系，似乎他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自由，可以在这块原是禁止他来的地方愿等多久就等多久，而且他是经过奋斗争得的这个自由，这点很少有谁能做到，现在谁也伤不了他一根毫毛或者是把他赶走，甚至谁都难得跟他说上一句话；虽然如此，但同时他觉得——这个想法同上面的感觉一样强烈——世界上再没有比这种自由、这种等待、这种刀枪不入的状态更荒谬、更让人绝望的事了。[6]108也如地洞中的那个对恐惧即惧怕又期待的小动物，对外来危险的恐惧促使小动物不停地改造地洞，使它更安全，更能抵御外界的攻击，但是对危险的想象和抵御设计却达到了一种相互矛盾的地步，地洞无论怎样设计都是有可能被攻破的，城郭作为抵御的中心反而在内心的激烈斗争中成了最危险、最吵闹的地方，而以前比较危险的入口却成了安全之地。
通过对弱者的关照和书写弱者的存在状态，卡夫卡又使文学彻底克服了现实世界中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把主客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弱者的代表，卡夫卡用自身的语言诉说自己在生命中的体验，诉说着灵魂对这个世界的发现，那些弱者形象不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我息息相关的另一个自我，渴望着与自我主体之间的亲密对话。卡夫卡作品中的那些被命运扼住咽喉，无力反抗或者反抗无力，无效甚至可笑荒谬的主人公就是他一生的真实再现。如《城堡》中K锲而不舍地要确认自己土地测量员的身份，是对卡夫卡作为“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的一种写照，《变形记》和《判决》中屈服在父亲权威之下的儿子的悲惨命运是卡夫卡与父亲紧张关系的体现，《地洞》中那个战战兢兢的小动物和无辜受审而成惊弓之鸟的约瑟夫·K所担忧的就是卡夫卡藏在骨子里和在骨子里经历的“蔓延到一切方面的恐惧，对最大事物也对最小事物的恐惧，由于说出一句话而令人痉挛的恐惧……”[11] 四、结论
昆德拉曾说：“卡夫卡作品所揭示的迄今不为人知的关于人的存在的种种面貌，是使艺术的演进改变方向的美学方面的创新。”[12]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里，对存在的追问始终是其小说主题的核心，卡夫卡的小说不再寻找某种具体的自我的存在，而是对人类的存在进行伟大的质询。实际的审美经验早已经表明，无论是以科学分析的眼光还是从理论思辩的立场，以及从世俗功利的角度，我们都不能真正领略到美的魅力。只能从生命体验出发我们才能进入美的王国，因为“美”仅仅属于“生活世界”，它是纯粹的生命活动所绽放出来的花朵。卡夫卡用生命体验生活，把写作当成唯一的存在方式，在他开创的存在主义美学叙事中，传统文学理论中绝对的、永恒的、唯一的美学法则遭到了致命的一击，多元的、网状的、互动的物象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弱者从理性之光无法普照的黑暗角落里站立起来，从以前审美领域里没有立足之地的“他者”进入人们的审美世界，向着人类盲目乐观和自傲的情绪宣战；它让人们注视被遗忘的存在本身，使人们更不矫揉造作地看待世界，开始正视自身的虚弱和匮乏。
卡夫卡的小说更体现了文学作为人学的本质，钱谷融先生在其《论“文学是人学”》中已经说过：“在文艺创作中，一切都以具体感性的形式出现，一切都是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的。”[13]78一切被我们当作宝贵遗产继承下来的过去的文学作品，其所以到今天还能为我们所喜爱，所珍视，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最基本的一点，却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因为他们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13]21巴赫金也说文学创作就是展示对人的认识和发现的过程，就是发现“人身上的人”的过程，即揭示真实的人、本真的人，还人以真面目。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富于道德感和良知的作家，他以甘当弱者、感悟弱者和书写弱者，担当起了探索存在、敞亮存在的职责，并是一个真正的视弱者为你，并和他们进行平等对话的作家。弱者进入文学世界，不再仅仅是客体对象，而是一个有生命有灵魂的主体，在文学文本的世界里，他们不再是沉默的人群，而是拥有实实在在的言说的权利，在与作者和读者的倾情交谈中尽情地展现自己，向世界展示自己真实生命的色彩；在弱者形象的镜子里，呈现出人类心灵的挣扎和灵魂的拷问，弱者无果而终的悲剧性的探索是卡夫卡对如 “迷”般人生的清醒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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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卡夫卡全集：第5卷[M].洪天富，叶廷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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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利奥塔.后现代状况[M].车槿山，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97.
[11]FRANZ KAFKA.Letters to Milena，（ed）Willy Haas[M].translated by Tani and James Ster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3：175.
[12]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 孟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0.
[13]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文字编辑：邹红 责任校对：王才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