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去年A股牛市引发“全民参与”一样，今年的大城市房地产市场，也成为了全民关注焦点。
　　此番房价上涨，是在去年股市下行、货币宽松和国家主导去库存的综合作用下引发。去年上半年深圳、上海率先上涨，今年年初一线城市加强限购后，资金迅速涌入库存不高且人口净流入的厦门、合肥、南京、苏州等二线城市。
　　在房价轮番上涨之下，各大城市纷纷出台限购政策，一线城市外，南京、苏州等热点二线城市在近期重启了2014年左右已取消的限购政策。昨日，厦门、武汉这两个房价上涨过快的二线城市，也重启了限购。其中厦门国土局发布公告称，自9月5日起暂停三种类型居民家庭在厦门区域内购买144平方米及以下的普通商品住房。
　　二线城市重启房产限购的背景是近期房价的非理性上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7月合肥、厦门、南京3个二线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涨幅领跑，同比涨幅达到30%以上，环比涨幅达到3%甚至4%以上，而这样的涨幅，南京、厦门等城市已经持续十几个月。根据中国房价行情平台数据，7月厦门房价均价为 32537元/平方米，高居全国第四。
　　按照国际惯例，房价收入比和租售比是衡量一个地区房地产运行良好的重要指标。其中租售比指每平方米月租金与房价之间的比值，截至今年5月，房屋租赁回报周期最长的是厦门，租售比高达1∶756，也就是说，需要出租房屋756个月（约63年）才能收回购房的成本。
　　此背景下，在房价过热的二线城市重启限购、限贷，以遏制房价非理性上涨，就显得十分必要。同时，这也符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因城施策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因为，大城市房价的非理性上涨，对中国经济和改革大局负面影响已十分明显。
　　首先，房地产市场热情重燃，不利于经济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663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与之相对应的是民间投资增速下滑，且民间投资增速上升的广东等地，亦主要流入房地产行业。而这对其他行业，尤其是制造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且由于房地产再度造就的繁荣，延缓了中国结构性改革与经济转型。
　　其次，根据央行发布的信贷数据，7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4636亿元，这其中住户部门贷款增加4575亿元，几乎全部来自房贷。房价上涨引发民众争先购房，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
　　再者，库存本已很低的大城市房价上涨和成交激增，对库存高企的三四线中小城市也构成不利影响。因为大城市房价较高，对于一般年轻工薪阶层而言，难以企及，此时大部分三四線城市父母则采取售出当地房产以驰援大城市首付，这就引发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当然，抑制大城市房价非理性上涨，单纯限购以抑制需求，非长久之策。还需多措并举形成合力，如对信贷增速过高需采取谨慎态度。大城市房价交替上涨，与货币供应宽松关系较大。正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所言，“货币供应过多了，不是带来物价的上涨，就是带来资产价格的上涨”。这在近期热点城市“地王”频现，提高房价上涨预期表现颇为明显。
　　此外，应拓宽居民正规投资渠道。如今，房地产外，居民主要投资为股市和理财产品，A股估值一直居高不下自不必言，理财产品则是富裕阶层的“嫁衣”，因为主要流向金融市场的结构性产品。
　　总之，遏制大城市房价非理性上涨重要性凸显，限购、限贷作为抑制需要的手段，十分必要。但维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还需多方发力，因为这关乎中国经济的转型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