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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试图证明，你不用去这么多交际，你只跟自己喜欢的人交往也是可以的，不一定成功，但也是可以能够养活自己。
我写了给清华那一封信之后，批评了学校里的一些现象，会有一些同学来鬼鬼祟祟的跟我说，其实我们想的跟你一样，对里面提到很多现象都有同感。其实当时是一篇约稿，因为稿费给的还不错，我当时又特别穷困潦倒，所以就写了。这都是平凡文章，写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天将降大任的悲壮感。人长大了，视野必然要变大。
高中我完全把自己洗脑成一个应试教育机器，所以对大学并没抱有期待，只是想能上大学就可以了。只不过累积到了一些我觉得可以用“震恐”去形容的情绪，包括刚上大学第一年那些意识形态的围追堵截。你发现你必须在一些大是大非上又红又专，必须做出选择，就这样累积了一些心灵感受。
有一个叫“审美的历程”的课，选这门课是因为比较好混，那个审美就是审社会主义之美，整个课最后得出的结论一定是“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价值”，批判文艺复兴，批判西方的艺术，批判西方电影。批判所有的东西，只是为了证明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价值。我有点就吓到了，已经在审美上接受不了，所以就夺门而出。
考试都是临时抱佛脚。之前以为中文系很闲，但其实中文系特别辛苦，曾经花了大概一周的时间没怎么睡觉把《春秋》全部看完，而且要达到能背的程度。比较痛苦的还有大学数学，我本身数学就烂到了极点，还是要被迫学习。所以大概也用了两周时间，每天不停做题，又回到高三备考那个阶段，最后还是60分。那时甚至想过说要不要出卖色相去找一个师兄之类的辅导一下。
我觉得很多(同学的)焦虑其实也是莫须有的，包括以后怎么在北京活下来。我就一直跟他们说，人要饿死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你都能够活下来。还是因为大家有太多期待吧——对高学历或者高智力都有一个期待，所以总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觉得我不能过得比我原来的小学同学，不能比这些成绩不如我的同学差。
我没办法忍受见面打电话时聊的都是“吃了什么、吃得怎么样、吃胖了没有”这一类没有信息量的话。坚持不谈恋爱是觉得人不能庸俗，但是后来觉得，如果人生中一定要庸俗一次的话，那就在恋爱中庸俗，倒还是最不坏的选择。喜欢善良正直有担当的男生，最好不是文化圈的人。
我觉得我的朋友都是用钱买来的，过生日就会送很贵的礼物，或者吃饭买单之类的。因为我平常没有太多工夫去跟大家搞好关系，而我爸在我上大学之前告诉我的唯一一条原则就是和大家都搞好关系，所以这变成一个紧箍咒，无时无刻不想要跟大家搞好关系。
刚来北京多少有点拜山头的心态，觉得这个人也好厉害，那个人也好厉害。现在很少这样的交际的活动了。需要露脸的节目我也推掉了80％左右，因为我是不太善言词的人，后来发现我的爱好真的特别简单，能让我写东西就行了。
大家在饭局上拼凑着一些道听途说来的耸人听闻的政治上的小道消息，每个人都假装自己很灵通，每个人都假装自己消息源是最准确的，每个人都假装自己对未来局势是最有预测的，每次饭局都是一个下很大一盘棋的心态。
去年听到最可怕的词一个是盈利模式，一个是资源整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跟你谈这两个词。所有人在跟你谈整合资源，谈这个人我认识，我可以把他怎么利用起来，那个人我认识，我可以怎么利用起来。我觉得把人叫做资源是一个特别可怕、而且不正常和变态的现象。我特别怕被别人当做资源来整合。
之前认识写东西写得很好的90后，他快毕业也想来北京，问我不混圈子是不是就不能成功，他总想的是一个水很深的地方。我就试图证明，你不用去这么多交际，你只跟自己喜欢的人交往也是可以的，不一定成功，但也是可以能够养活自己。所以我试图证明不混圈子也是能成功的。
我对世界的判断永远是基于人性的审美，而非意识形态。给清华写的信或者纪事2011，都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人性角度写的。我要对抗的不是政权，而是丑恶。我不觉得自己是公知，我对自己的期待一直是个“写小说的”。如果仅仅是政治正确——甚至仅仅是“微博政治正确”，就可以当公知的话，那公知的门槛未免也太低了。
我没那么多对生活的不满足和抱怨，我内心充实，每天可以给自己的日程表安排得很满，我要读完哪本书，要写多少东西。虽然没什么野心，但还是有干劲、有活力。金钱已经不是我的动力。因为写东西比较早，也看到韩寒老师、郭敬明老师很快就挣到很多钱，但自己还一直没什么成绩。所以自己心态也比较好。
大概2014年的时候会出国读书，读一、两年之后回来。出去肯定会很苦，所以我也会选一个相对轻松的专业去读，还是想接触不一样的文化观和世界观吧。同时，真的想脱离现有的生活、现有的人，特别想摆脱这种所谓文化圈混圈子的彼此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想把这个彻底斩断，所以还是想去逃一、两年吧。
我写了给清华那一封信之后，批评了学校里的一些现象，会有一些同学来鬼鬼祟祟的跟我说，其实我们想的跟你一样，对里面提到很多现象都有同感。其实当时是一篇约稿，因为稿费给的还不错，我当时又特别穷困潦倒，所以就写了。这都是平凡文章，写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天将降大任的悲壮感。人长大了，视野必然要变大。
高中我完全把自己洗脑成一个应试教育机器，所以对大学并没抱有期待，只是想能上大学就可以了。只不过累积到了一些我觉得可以用“震恐”去形容的情绪，包括刚上大学第一年那些意识形态的围追堵截。你发现你必须在一些大是大非上又红又专，必须做出选择，就这样累积了一些心灵感受。
有一个叫“审美的历程”的课，选这门课是因为比较好混，那个审美就是审社会主义之美，整个课最后得出的结论一定是“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价值”，批判文艺复兴，批判西方的艺术，批判西方电影。批判所有的东西，只是为了证明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价值。我有点就吓到了，已经在审美上接受不了，所以就夺门而出。
考试都是临时抱佛脚。之前以为中文系很闲，但其实中文系特别辛苦，曾经花了大概一周的时间没怎么睡觉把《春秋》全部看完，而且要达到能背的程度。比较痛苦的还有大学数学，我本身数学就烂到了极点，还是要被迫学习。所以大概也用了两周时间，每天不停做题，又回到高三备考那个阶段，最后还是60分。那时甚至想过说要不要出卖色相去找一个师兄之类的辅导一下。
我觉得很多(同学的)焦虑其实也是莫须有的，包括以后怎么在北京活下来。我就一直跟他们说，人要饿死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你都能够活下来。还是因为大家有太多期待吧——对高学历或者高智力都有一个期待，所以总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觉得我不能过得比我原来的小学同学，不能比这些成绩不如我的同学差。
我没办法忍受见面打电话时聊的都是“吃了什么、吃得怎么样、吃胖了没有”这一类没有信息量的话。坚持不谈恋爱是觉得人不能庸俗，但是后来觉得，如果人生中一定要庸俗一次的话，那就在恋爱中庸俗，倒还是最不坏的选择。喜欢善良正直有担当的男生，最好不是文化圈的人。
我觉得我的朋友都是用钱买来的，过生日就会送很贵的礼物，或者吃饭买单之类的。因为我平常没有太多工夫去跟大家搞好关系，而我爸在我上大学之前告诉我的唯一一条原则就是和大家都搞好关系，所以这变成一个紧箍咒，无时无刻不想要跟大家搞好关系。
刚来北京多少有点拜山头的心态，觉得这个人也好厉害，那个人也好厉害。现在很少这样的交际的活动了。需要露脸的节目我也推掉了80％左右，因为我是不太善言词的人，后来发现我的爱好真的特别简单，能让我写东西就行了。
大家在饭局上拼凑着一些道听途说来的耸人听闻的政治上的小道消息，每个人都假装自己很灵通，每个人都假装自己消息源是最准确的，每个人都假装自己对未来局势是最有预测的，每次饭局都是一个下很大一盘棋的心态。
去年听到最可怕的词一个是盈利模式，一个是资源整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跟你谈这两个词。所有人在跟你谈整合资源，谈这个人我认识，我可以把他怎么利用起来，那个人我认识，我可以怎么利用起来。我觉得把人叫做资源是一个特别可怕、而且不正常和变态的现象。我特别怕被别人当做资源来整合。
之前认识写东西写得很好的90后，他快毕业也想来北京，问我不混圈子是不是就不能成功，他总想的是一个水很深的地方。我就试图证明，你不用去这么多交际，你只跟自己喜欢的人交往也是可以的，不一定成功，但也是可以能够养活自己。所以我试图证明不混圈子也是能成功的。
我对世界的判断永远是基于人性的审美，而非意识形态。给清华写的信或者纪事2011，都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人性角度写的。我要对抗的不是政权，而是丑恶。我不觉得自己是公知，我对自己的期待一直是个“写小说的”。如果仅仅是政治正确——甚至仅仅是“微博政治正确”，就可以当公知的话，那公知的门槛未免也太低了。
我没那么多对生活的不满足和抱怨，我内心充实，每天可以给自己的日程表安排得很满，我要读完哪本书，要写多少东西。虽然没什么野心，但还是有干劲、有活力。金钱已经不是我的动力。因为写东西比较早，也看到韩寒老师、郭敬明老师很快就挣到很多钱，但自己还一直没什么成绩。所以自己心态也比较好。
大概2014年的时候会出国读书，读一、两年之后回来。出去肯定会很苦，所以我也会选一个相对轻松的专业去读，还是想接触不一样的文化观和世界观吧。同时，真的想脱离现有的生活、现有的人，特别想摆脱这种所谓文化圈混圈子的彼此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想把这个彻底斩断，所以还是想去逃一、两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