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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28日，东北少帅张学良因患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调养。
也就在这一天，他得到了来自东北屯垦军的报告：处决了包括1名日军大尉在内的4名日本间谍。
日本对东北的情报侦察其实从未中断过。一般使用的幌子为“旅游”或“考察”。
最直接的后果是，国民政府交通局没做的工作，日本“驴友”们全都给做好了，而且做得相当到位。在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上，据说连乡村里的每口井都标注得一清二楚。
后来阎锡山的晋绥军伏击日军，首先抢的不是武器辎重，而是一张张日版的中国军用地图。
再来说处决日本间谍的事，这次活动组办方是日本参谋本部情报课。领衔主演是该课情报人员中村震太郎大尉。他饰演的角色是农学家，一名退伍返聘人员友情出演。两名向导：一个蒙古人，一个白俄人。
活动的主要区域是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
一路上，他们没怎么顾得上游览兴安岭的大好风光，而是忙着制作各类标记，对所有重要桥梁、涵洞等设施都进行了测绘。
当然，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兴安区的中国东北屯垦军。
说起来也真不容易，几天下来，这帮人竟然把屯垦军的原始档案都拷贝下来，连将校叫什么名字、营房是否坚固都有详细记录。
但他们忘了自己在观察屯垦军，屯垦军也在观察他们。于是人赃俱获。
这地方是军事禁区，对各国领事馆早有照会：“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
4个人身上什么都有，有枪，有望远镜，还有早就画好的各种情报，就是没有护照。
逮住这4个小子的是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团长是关玉衡。
据他回忆，事发时他并不在团部，前期的审讯工作主要是他的一个团副董昆吾负责的。
接报后，关团长连夜赶回进行处理，在确证对方身份的情况下，召集连以上军官开了个会。大家一致决定按照董昆吾的意见，将4名日谍全部予以秘密处死。
这件事情的处理，虽然当时看来比较解气，但在东北形势如此紧张，日本人做着梦都想找点挑衅借口出来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谨慎和适当的。
3天后，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得到了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报告。
少帅的复电很简单也很迅速，一共4个字：灭迹保密。
在处决中村等4人后，关玉衡当场“约法八章”，就是告诉大家，谁都不准把这事给捅出去，否则的话就不得好死（“凡有泄露者，祸灭九族”）。
除了间谍罪证予以上交外，中村等人的尸首及衣物也均被“灭迹”。
看起来，篱笆扎得很紧。可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
一种说法，是说这事是由东北屯垦军一个军官的情妇率先给说出去的。
可日本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原因很简单，这军官的情妇也是个日本人。日本女人跟日本女人咬耳朵，她就把这件事当做一件秘闻告诉了满铁一名雇员的老婆，而雇员从他老婆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又赶紧如获至宝地报告给了关东军特务机关处。
这个说法似乎与关玉衡的“约法八章”相抵触，所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秘密的最终暴露源于一块手表。
中村出发前，本来预定是先在东北兴安岭刺探情报，然后再到吉林洮南，并由当地的日本领事负责接待。
眼看着离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天，这个日本领事望穿秋水，还是没等到中村一行，心里就有点着急了。
中村虽然只是个大尉，但却是京城里的官，领事不敢不重视，便派了人，沿着中村出来的路线一路找过去。
就是在这一趟的“寻找之旅”中，他们无意中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前不久在兴安岭的军事禁区内，曾抓住几个日本间谍，中间还有一个日本的大官，都被东北屯垦军抓住杀掉了。
消息的来源是一个修铁路的王姓工头。
旁边的人当然不信：还日本大官呢，别是你信口胡吹的吧。
王工头说，他这话绝不是吹牛，因为他有证据。
穿着便装的日本人听到此处，赶紧把耳朵贴上去。
所谓证据就是一块手表，一块牌子叫“三道梁”的手表，而这块手表现在的主人是他的朋友，一个叫李德保的人。
“三道梁”手表为当时的日本军官所流行配置，没点档次的人别说戴，就连见都没见过，所以王工头一说，日本人马上心里一动，认定他不是随便乱说的。
再一打听，手表也已不在李德保手上，而是被押在一家当铺里。
日本领事听手下报告此事，当即按图索骥，赶到那家当铺，找出这块手表，并确认典主正是李德保。
李德保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是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团部司务长！
原来在审讯中村的过程中，他开始还想耍两下武士道，结果被众人打翻在地。就在搏斗的过程中，中村手上所佩带的手表被打飞了，落在门后。
当时在场人等谁也没注意。怎么就那么巧，正好李德保来送夜宵，看到就认为奇货可居，不声不息地拾起藏了起来。
不久，这厮耐不住寂寞，跑到城里去喝花酒，银子不够，便把这块“三道梁”取出来，押在了当铺内。
到此为止，日本人认为他们找到了“中村事件”的铁证。
民国二十年（1931年）8月17日，日本政府以陆军省的名义，公布了“中村事件”的调查情况。
在他们所公布的所谓事件真相中，中村等人进行间谍活动的实情已全部被隐瞒，展示给公众的只是一个到中国来旅游兼考察的4人团，被“暴虐”的东北军“谋财害命”的全过程。
那块“三道梁”牌手表成了关键“物证”。
此事一出，日本国内各大政党和团体，甭管在朝的，还是在野的，一个个唾沫星子乱飞，都纷纷鼓噪要对张学良和东北军予以“膺惩”。
（摘自武汉出版社《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作者：关河五十州）
也就在这一天，他得到了来自东北屯垦军的报告：处决了包括1名日军大尉在内的4名日本间谍。
日本对东北的情报侦察其实从未中断过。一般使用的幌子为“旅游”或“考察”。
最直接的后果是，国民政府交通局没做的工作，日本“驴友”们全都给做好了，而且做得相当到位。在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上，据说连乡村里的每口井都标注得一清二楚。
后来阎锡山的晋绥军伏击日军，首先抢的不是武器辎重，而是一张张日版的中国军用地图。
再来说处决日本间谍的事，这次活动组办方是日本参谋本部情报课。领衔主演是该课情报人员中村震太郎大尉。他饰演的角色是农学家，一名退伍返聘人员友情出演。两名向导：一个蒙古人，一个白俄人。
活动的主要区域是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
一路上，他们没怎么顾得上游览兴安岭的大好风光，而是忙着制作各类标记，对所有重要桥梁、涵洞等设施都进行了测绘。
当然，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兴安区的中国东北屯垦军。
说起来也真不容易，几天下来，这帮人竟然把屯垦军的原始档案都拷贝下来，连将校叫什么名字、营房是否坚固都有详细记录。
但他们忘了自己在观察屯垦军，屯垦军也在观察他们。于是人赃俱获。
这地方是军事禁区，对各国领事馆早有照会：“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
4个人身上什么都有，有枪，有望远镜，还有早就画好的各种情报，就是没有护照。
逮住这4个小子的是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团长是关玉衡。
据他回忆，事发时他并不在团部，前期的审讯工作主要是他的一个团副董昆吾负责的。
接报后，关团长连夜赶回进行处理，在确证对方身份的情况下，召集连以上军官开了个会。大家一致决定按照董昆吾的意见，将4名日谍全部予以秘密处死。
这件事情的处理，虽然当时看来比较解气，但在东北形势如此紧张，日本人做着梦都想找点挑衅借口出来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谨慎和适当的。
3天后，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得到了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报告。
少帅的复电很简单也很迅速，一共4个字：灭迹保密。
在处决中村等4人后，关玉衡当场“约法八章”，就是告诉大家，谁都不准把这事给捅出去，否则的话就不得好死（“凡有泄露者，祸灭九族”）。
除了间谍罪证予以上交外，中村等人的尸首及衣物也均被“灭迹”。
看起来，篱笆扎得很紧。可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
一种说法，是说这事是由东北屯垦军一个军官的情妇率先给说出去的。
可日本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原因很简单，这军官的情妇也是个日本人。日本女人跟日本女人咬耳朵，她就把这件事当做一件秘闻告诉了满铁一名雇员的老婆，而雇员从他老婆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又赶紧如获至宝地报告给了关东军特务机关处。
这个说法似乎与关玉衡的“约法八章”相抵触，所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秘密的最终暴露源于一块手表。
中村出发前，本来预定是先在东北兴安岭刺探情报，然后再到吉林洮南，并由当地的日本领事负责接待。
眼看着离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天，这个日本领事望穿秋水，还是没等到中村一行，心里就有点着急了。
中村虽然只是个大尉，但却是京城里的官，领事不敢不重视，便派了人，沿着中村出来的路线一路找过去。
就是在这一趟的“寻找之旅”中，他们无意中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前不久在兴安岭的军事禁区内，曾抓住几个日本间谍，中间还有一个日本的大官，都被东北屯垦军抓住杀掉了。
消息的来源是一个修铁路的王姓工头。
旁边的人当然不信：还日本大官呢，别是你信口胡吹的吧。
王工头说，他这话绝不是吹牛，因为他有证据。
穿着便装的日本人听到此处，赶紧把耳朵贴上去。
所谓证据就是一块手表，一块牌子叫“三道梁”的手表，而这块手表现在的主人是他的朋友，一个叫李德保的人。
“三道梁”手表为当时的日本军官所流行配置，没点档次的人别说戴，就连见都没见过，所以王工头一说，日本人马上心里一动，认定他不是随便乱说的。
再一打听，手表也已不在李德保手上，而是被押在一家当铺里。
日本领事听手下报告此事，当即按图索骥，赶到那家当铺，找出这块手表，并确认典主正是李德保。
李德保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是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团部司务长！
原来在审讯中村的过程中，他开始还想耍两下武士道，结果被众人打翻在地。就在搏斗的过程中，中村手上所佩带的手表被打飞了，落在门后。
当时在场人等谁也没注意。怎么就那么巧，正好李德保来送夜宵，看到就认为奇货可居，不声不息地拾起藏了起来。
不久，这厮耐不住寂寞，跑到城里去喝花酒，银子不够，便把这块“三道梁”取出来，押在了当铺内。
到此为止，日本人认为他们找到了“中村事件”的铁证。
民国二十年（1931年）8月17日，日本政府以陆军省的名义，公布了“中村事件”的调查情况。
在他们所公布的所谓事件真相中，中村等人进行间谍活动的实情已全部被隐瞒，展示给公众的只是一个到中国来旅游兼考察的4人团，被“暴虐”的东北军“谋财害命”的全过程。
那块“三道梁”牌手表成了关键“物证”。
此事一出，日本国内各大政党和团体，甭管在朝的，还是在野的，一个个唾沫星子乱飞，都纷纷鼓噪要对张学良和东北军予以“膺惩”。
（摘自武汉出版社《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作者：关河五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