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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广州城中村的改造一直是个城市顽疾。亚运之前,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是否可以解决存在多年的难题?另外,正在试行的改造样本是否值得广泛借鉴?
在珠江新城,广州新商务中心一排排三四十层新大厦边,有着偏安一隅的低矮冼村,在广州“中关村”——人流密集的天河电脑城背后,有着满地烂菜不见阳光的石牌村,在广州大道,繁忙的城市道路边,同样有着楼贴楼的扬箕村。
城中村已经成为广州城市化进程中一块扎眼的“牛皮癣”。2009年7月29日,该市市长张广宁再次明确:要在亚运开幕之前,完成冼村、新塘村等8个村的整体拆迁工作。
這是多年来,广州市政府一再表达的决心。只是这一次,城中村的改造有了明确的期限——2010年11月的亚运会之前。
如今,城中村里的出租客开始搬出,不情愿地告别这个地方。而城中村的村民开始索取权益,想在祖祖辈辈居住的这块宅基地上赚取最后的利润。
城中村的研究者——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蓝宇蕴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城中村村民不愿意拆迁有几大原因:自家的宅基地、当年政府给每个村的自留地问题、经济实业公司的分红、还有城中村人‘根’的意识。”
“土可生财,地能出金”
年过六十的卢秀芹,从20世纪70年代初嫁到冼村,已经在冼村住了大半辈子。她本不姓卢,但早已习惯了随丈夫的姓氏,这也是冼村除了冼姓之外的第二大姓氏。
卢秀芹刚嫁到冼村的时候,这里大多是平房,家家有院子,村路开阔,现在的黄埔大道和维家思广场还是绿油油的菜地。站在自家的院子里,能看见远处自家的农田。日子忙碌艰苦却也安心踏实。村子里人的成分也尤其简单,除了外嫁而来的,全是同宗的本村人。
20世纪80年代初,广州市确定建设重点东移,石牌村、冼村、猎德村都处于原广州城区的东郊,统统纳入了扩展规划。
起先的扩展还是在规划上。与卢秀芹同村的卢佑民,在1983年奔着商品粮做城里人去了,后来当了工人。那几年,冼村许多村民都被招工走了。
城中村研究者蓝宇蕴解释:“1978年前小规模的征用土地,农民非常欢迎,国家会给征地农民分配城镇户口,得到城镇户口就意味着有商品粮吃,能够到工厂就业。一直到1985年前,征地都很少,农民的积极性也很高。”
1985年,冼村的农田开始被征用,这里被规划为广州的新CBD。冼村的村民代表冼世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85年开始征收土地,只剩下460亩自留地,那是留给冼村的养命地。”
“农田征用比较顺利,但是宅基地上有房,不容易被征用,所以在最初的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只征农地,不征村。而随着城市化的推动,土地升值,到了后来宅基地的征用就更加困难。”蓝宇蕴说。
没了农田,村里人开始想着新的生财之路。“80年代末,村里就开始拼命地加盖房子。”卢佑民说,“当时每个社员有45平米的宅基地。像搭积木一样盖成四层五层,每加盖一层都会多几平米房子。”
村民们在利益驱动下不肯浪费一寸土地。走在城中村里,就像是夹在两扇门里行走,即便阳光充足的正午,村内也是昏暗阴森,仰首只见一线天。
据《城市化中的石牌村》一书的调查,广州市区最大的城中村一石牌村,街巷宽的地方约2～3米,窄的地方只有0.7米。而在0.7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却盖了总面积90万平方米的自建楼房。
密集的城中村里房租低廉,从每月200元到800元,村民有一套自己的经济学。根据楼层、面积、房间的阳光强度、空气质量,制定不同的房租价格。“城中村里窄窄黑黑的巷子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这样的房子一间月租200元。”卢秀芹说。租客也都很精明,看房时打手机,没信号就走人。
当时,广州市政府为了遏制村民加盖房子的做法,规定每栋楼只能盖三层半。“多盖的按每平米300元处以罚款,和村委会关系好点的就罚200元,再好一点的就罚100元。”卢佑民说。
但蓝宇蕴研究后称:“广州规定城中村的房子不能超过3层半,但在利益的驱动下,往往越盖越高,因为罚款远远低于出租屋的收益。政府部门监督成本也高,一般无暇顾及。”
卢秀芹的两个儿子如今都三十多岁,和大部分冼村人一样,没有工作。一家七口就守着两栋出租楼,一个月平平稳稳赚3000多元的租金。
集体所有的宅基地是域中村人的养命地。以至于在每栋积木似的楼里,村民都会供着土地神,每天插两炷香,对联毫不含蓄——“土可生财,地能出金。”
城中村人的土地崇拜,在拆迁消息下达之后,开始被逐渐打破。“很多租客在看到拆迁通告后都赶紧搬走了,现在每间房子的月租普遍降了50元。”卢秀芹说。
分红年代
卢佑民家的房子有四层,第三层用来自住,因为这一层比一二层空气好,也有些许阳光,又没有顶层的曝晒。另外三层楼用来出租。
冼村的农地被征收后,村民们开始靠收租过日子,卢佑民也不再出去工作,回村里“守家业”,他什么活都不干,连收房租都觉得累。“那是女人的活,男人什么都不用干。”
天河区第二任区长梁家良说:“原来农民都是种菜,后来国家发展要征地,要村民一部分留下,一部分迁出去。招工的时候去工厂,原来农民没什么技术,就靠体力,工厂待遇比较低。留下继续搞农业的,同时可以开商店、旅馆、酒家等等,收益就多了。在分配上,留下来的就多了,出去的就少了。针对这个问题,天河区政府想到了股份制的办法,来评定每个人占多少股份,出去的也有点补偿。”
就这样,卢佑民靠着村里的补偿歇了下来。每天早上八九点钟醒来,卢佑民就到村里的大排档去喝“早茶”,一份肠粉,一壶免费的茶水,喝饱了就到祠堂边和村里人“打三公”“斗地主”。卢佑民这样的日子已然过了十多年。
农田征用之后,随即是城中村的改制。1988年,城中村开始搞股份制,村委会改制成为股份公司。经济职能增加了,行政职能开始减弱。“事实上,前者实质多于形式,后者形式多于实质。”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一书中称。
开始,在没有对集体经济进行全面评估状况下,村委会将全村集体资产折股,享有村民待遇者,人头股每人一股。按照1966年1月1日至1988年12月31日期间,每人劳动两年折一劳动股,每股300元分红。
村委会改制后成了公司,村支书摇身一变成了董事长,但他并没有拥有更多的股权,和村民一样,折算人头股和劳动股。梁家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搞股份制,按这样一条章程,解决了分配的矛盾问题。”
卢秀芹两个儿子各自有十几股股份。丈夫有42股,加上自己的40股,全家每个月有3000多元的分红。
但冼村村民并不满足。冼世元说:“村民的平均收入是每月450元,已经到了城市最低收入。我们到外面找工作,工厂老板听说是冼村人,城市中心地段的人,都推说‘你们是老板,我们怎么敢雇用你们。’结果,80%的冼村村民都成了无业游民。”
冼世元和村民们的普遍看法是:“村委会干部把物业分红的大头占了。”但村干部对此否认。蓝宇蕴在广州大多数城中村调查后发现:“城中村最普遍的问题是集体经济的透明度,每个村的村民都对公司领导有质疑。”
广州市杨箕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原杨箕村委会改制)董事长张建好对《中国新闻周刊》大吐苦水:“我们村干部每天忙里忙外搞经济,赚来钱给全村人分红,村民们什么都不干,天天闲着还不信任我们,说我们贪污了。”
一村一策
2009年5月,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天河区区长徐汉添在冼村召开了两次改造工作会。会上明确以“市、区政府为主导,村为实施主体”给予土地融资、税费减免等政府优惠。
在珠江新城,广州新商务中心一排排三四十层新大厦边,有着偏安一隅的低矮冼村,在广州“中关村”——人流密集的天河电脑城背后,有着满地烂菜不见阳光的石牌村,在广州大道,繁忙的城市道路边,同样有着楼贴楼的扬箕村。
城中村已经成为广州城市化进程中一块扎眼的“牛皮癣”。2009年7月29日,该市市长张广宁再次明确:要在亚运开幕之前,完成冼村、新塘村等8个村的整体拆迁工作。
這是多年来,广州市政府一再表达的决心。只是这一次,城中村的改造有了明确的期限——2010年11月的亚运会之前。
如今,城中村里的出租客开始搬出,不情愿地告别这个地方。而城中村的村民开始索取权益,想在祖祖辈辈居住的这块宅基地上赚取最后的利润。
城中村的研究者——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蓝宇蕴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城中村村民不愿意拆迁有几大原因:自家的宅基地、当年政府给每个村的自留地问题、经济实业公司的分红、还有城中村人‘根’的意识。”
“土可生财,地能出金”
年过六十的卢秀芹,从20世纪70年代初嫁到冼村,已经在冼村住了大半辈子。她本不姓卢,但早已习惯了随丈夫的姓氏,这也是冼村除了冼姓之外的第二大姓氏。
卢秀芹刚嫁到冼村的时候,这里大多是平房,家家有院子,村路开阔,现在的黄埔大道和维家思广场还是绿油油的菜地。站在自家的院子里,能看见远处自家的农田。日子忙碌艰苦却也安心踏实。村子里人的成分也尤其简单,除了外嫁而来的,全是同宗的本村人。
20世纪80年代初,广州市确定建设重点东移,石牌村、冼村、猎德村都处于原广州城区的东郊,统统纳入了扩展规划。
起先的扩展还是在规划上。与卢秀芹同村的卢佑民,在1983年奔着商品粮做城里人去了,后来当了工人。那几年,冼村许多村民都被招工走了。
城中村研究者蓝宇蕴解释:“1978年前小规模的征用土地,农民非常欢迎,国家会给征地农民分配城镇户口,得到城镇户口就意味着有商品粮吃,能够到工厂就业。一直到1985年前,征地都很少,农民的积极性也很高。”
1985年,冼村的农田开始被征用,这里被规划为广州的新CBD。冼村的村民代表冼世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85年开始征收土地,只剩下460亩自留地,那是留给冼村的养命地。”
“农田征用比较顺利,但是宅基地上有房,不容易被征用,所以在最初的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只征农地,不征村。而随着城市化的推动,土地升值,到了后来宅基地的征用就更加困难。”蓝宇蕴说。
没了农田,村里人开始想着新的生财之路。“80年代末,村里就开始拼命地加盖房子。”卢佑民说,“当时每个社员有45平米的宅基地。像搭积木一样盖成四层五层,每加盖一层都会多几平米房子。”
村民们在利益驱动下不肯浪费一寸土地。走在城中村里,就像是夹在两扇门里行走,即便阳光充足的正午,村内也是昏暗阴森,仰首只见一线天。
据《城市化中的石牌村》一书的调查,广州市区最大的城中村一石牌村,街巷宽的地方约2～3米,窄的地方只有0.7米。而在0.7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却盖了总面积90万平方米的自建楼房。
密集的城中村里房租低廉,从每月200元到800元,村民有一套自己的经济学。根据楼层、面积、房间的阳光强度、空气质量,制定不同的房租价格。“城中村里窄窄黑黑的巷子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这样的房子一间月租200元。”卢秀芹说。租客也都很精明,看房时打手机,没信号就走人。
当时,广州市政府为了遏制村民加盖房子的做法,规定每栋楼只能盖三层半。“多盖的按每平米300元处以罚款,和村委会关系好点的就罚200元,再好一点的就罚100元。”卢佑民说。
但蓝宇蕴研究后称:“广州规定城中村的房子不能超过3层半,但在利益的驱动下,往往越盖越高,因为罚款远远低于出租屋的收益。政府部门监督成本也高,一般无暇顾及。”
卢秀芹的两个儿子如今都三十多岁,和大部分冼村人一样,没有工作。一家七口就守着两栋出租楼,一个月平平稳稳赚3000多元的租金。
集体所有的宅基地是域中村人的养命地。以至于在每栋积木似的楼里,村民都会供着土地神,每天插两炷香,对联毫不含蓄——“土可生财,地能出金。”
城中村人的土地崇拜,在拆迁消息下达之后,开始被逐渐打破。“很多租客在看到拆迁通告后都赶紧搬走了,现在每间房子的月租普遍降了50元。”卢秀芹说。
分红年代
卢佑民家的房子有四层,第三层用来自住,因为这一层比一二层空气好,也有些许阳光,又没有顶层的曝晒。另外三层楼用来出租。
冼村的农地被征收后,村民们开始靠收租过日子,卢佑民也不再出去工作,回村里“守家业”,他什么活都不干,连收房租都觉得累。“那是女人的活,男人什么都不用干。”
天河区第二任区长梁家良说:“原来农民都是种菜,后来国家发展要征地,要村民一部分留下,一部分迁出去。招工的时候去工厂,原来农民没什么技术,就靠体力,工厂待遇比较低。留下继续搞农业的,同时可以开商店、旅馆、酒家等等,收益就多了。在分配上,留下来的就多了,出去的就少了。针对这个问题,天河区政府想到了股份制的办法,来评定每个人占多少股份,出去的也有点补偿。”
就这样,卢佑民靠着村里的补偿歇了下来。每天早上八九点钟醒来,卢佑民就到村里的大排档去喝“早茶”,一份肠粉,一壶免费的茶水,喝饱了就到祠堂边和村里人“打三公”“斗地主”。卢佑民这样的日子已然过了十多年。
农田征用之后,随即是城中村的改制。1988年,城中村开始搞股份制,村委会改制成为股份公司。经济职能增加了,行政职能开始减弱。“事实上,前者实质多于形式,后者形式多于实质。”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一书中称。
开始,在没有对集体经济进行全面评估状况下,村委会将全村集体资产折股,享有村民待遇者,人头股每人一股。按照1966年1月1日至1988年12月31日期间,每人劳动两年折一劳动股,每股300元分红。
村委会改制后成了公司,村支书摇身一变成了董事长,但他并没有拥有更多的股权,和村民一样,折算人头股和劳动股。梁家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搞股份制,按这样一条章程,解决了分配的矛盾问题。”
卢秀芹两个儿子各自有十几股股份。丈夫有42股,加上自己的40股,全家每个月有3000多元的分红。
但冼村村民并不满足。冼世元说:“村民的平均收入是每月450元,已经到了城市最低收入。我们到外面找工作,工厂老板听说是冼村人,城市中心地段的人,都推说‘你们是老板,我们怎么敢雇用你们。’结果,80%的冼村村民都成了无业游民。”
冼世元和村民们的普遍看法是:“村委会干部把物业分红的大头占了。”但村干部对此否认。蓝宇蕴在广州大多数城中村调查后发现:“城中村最普遍的问题是集体经济的透明度,每个村的村民都对公司领导有质疑。”
广州市杨箕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原杨箕村委会改制)董事长张建好对《中国新闻周刊》大吐苦水:“我们村干部每天忙里忙外搞经济,赚来钱给全村人分红,村民们什么都不干,天天闲着还不信任我们,说我们贪污了。”
一村一策
2009年5月,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天河区区长徐汉添在冼村召开了两次改造工作会。会上明确以“市、区政府为主导,村为实施主体”给予土地融资、税费减免等政府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