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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近代以来，由于救亡、启蒙和建设的复杂性，使得中国向西方学习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两个“圆圈”式的发展进程。回顾和探讨近代以来特别是建国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逻辑发展进程，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发展趋势，以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器物； 制度； 文化； 两个“圆圈”； 中国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Ｋ03 文献标识码：Ａ
自近代以来，由于救亡、启蒙和建设的复杂性，使得中国在向西方学习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两个“圆圈”式的发展进程。首先，我们曾以救亡为主题，以启蒙为引导，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逐步向西方学习以企推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接着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建设为主题，仍以启蒙为引导，开启了新一轮的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以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回顾和探讨近代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逻辑发展进程，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发展趋势，以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将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中国现代化内发性的迟缓，等待它的则是西方列强一次次对其文明“内核”的野蛮轰击。对近代中国而言，一方面救亡的形势步步升级，另一方面，为救亡而开展的启蒙也逐渐走向深入。在救亡与启蒙的互动中，开启了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过程。它是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而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逐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一些晚期官僚和中国知识阶层首先主张从器物层面效法西方。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他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家的器不如人。为使中华能够抗敌御辱，他们首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主张在洋务派那里得以实践和发展。在洋务派看来，西方的“长技”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还在于它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于是，他们不仅开办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而且还发展民用企业，“分洋商之利”，以期达到“寓强于富”的目的。
甲午海战的失败，使得不少晚清知识阶层进一步认识到，单靠效法西洋之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从根本上说，西洋之先进，在于其先进的政治制度，只有效法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于是，近代中国便发生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认识到效法西方君主立宪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们依靠光绪皇帝实施变法，结果，变法却以失败而告终。之后，先进的知识阶层和革命党人又认识到推翻清政府以效法西方更为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之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临时约法》，从而宣告了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革命的果实被满脑子封建专制思想的袁世凯窃取了，导致了专制王朝的复辟。加之袁氏的尊孔复古活动，后又张“辫帅”带兵入京，逐步使得中国知识阶层清醒地认识到，不进行文化上的启蒙和批判就不可能真正效法西方。在他们看来，从制度的层面学习西方也不是根本，只有从伦理文化的层面学习西方，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的民主共和理想。于是，他们便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旧道德，主张新道德，打倒孔圣人，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以企望国人达到“伦理之觉悟”，并以之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①因巴黎和约而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更将近代以来中国的救亡与启蒙之互动推向了高潮。“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张，不胫而走……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②
但不久，救亡便压倒了启蒙。救亡的需要迫使先进知识阶层面对来自西方五花八门的社会思潮果断地做出选择，以期投入迫在眉睫的民族救亡运动。世界大战的残酷、巴黎和会的屈辱，最终使其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选择了一种西方的反西方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并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决定开始与下层民众结合，以效仿俄国的十月革命，不过，也应看到，救亡并未完全抛弃启蒙。因为不仅党发动和领导下层群众起来革命，本身就需要对之进行启蒙，而且，党自身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的认识也需要不断地启蒙。只是此时的启蒙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只是保证在战争年代革命能取得成功。不过，历史发展的逻辑也会告诉我们，一旦救亡取得成功，也将同时彰现启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毕竟，中国现代化的继续发展不能没有启蒙。
可见，近代以来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五四运动为界，这110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中国早期现代化阶段，是中国先进知识阶层在救亡主题下不断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向西方学习以图自立自强的过程，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圆圈”式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尽管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取得成功，但为今后救亡大业的完成提供了先进的思想基础和人才保证。后一阶段为过渡时期，即由第一个“圆圈”到下文谈到的第二个“圆圈”式的发展的过渡。经过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完成了救亡的大业，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同时也开启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救亡的任务已经完成，但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则需要将启蒙和建设的任务双双提上日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建设为主题，以启蒙为引导，在救亡与启蒙的互动中，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即中国现代化第二个“圆圈”式的发展过程。较之于以前，在这一阶段，我们越来越重视在学习中予以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建国后，基于当时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毛泽东十分强调自力更生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但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我们经济技术落后，要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也要注重对西方经济技术的学习、借鉴和利用。只是由于包括当时所处国际国内环境等在内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得那一时期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不得不体现为一定程度上的间接性。
一方面，毛泽东通过苏联对华的物资和技术援助，间接实现了对西方经济技术的借鉴和利用。大家知道，苏联正是由于在上世纪20－30年代对西方资金和技术的合作及大量引进，才“构成了其工业化的基础的。”③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使得新中国向西方的学习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通过与苏联的经济技术合作而间接进行的。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了对我国的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包括低息贷款、重点援建项目、双边贸易、中苏合股公司、无偿提供大量技术资料和文献、大规模派遣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大力培养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等等。应该说，正是由于苏联提供了全面的、系统的经济援助，一个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才得以在短短几年之内建立起了工业化的基础。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借鉴和利用，还体现在留用和争夺旧政权下的知识分子以及吸收大量海外人才回国建设上。大家知道，为国民党旧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不少是近代以来留学海外或受过西式教育的科技人才。在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党不仅在战场上较量，也对科技人才进行了激烈争夺。国民党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企图将科技人才挟持到台湾，但是，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作风赢得了广大科技人才的真诚拥护，他们绝大部分留在大陆，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光荣开拓者。中国共产党还真诚地召唤广大海外人士回国创业，一大批留学国外满怀报国之志的科学家先后归来，汇集成一股强大的科技力量，服务于当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不仅强调向西方学习，还强调在学习基础上的创新。他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④60年代初，他根据中国实际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不仅领导了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具体做出了“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和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决策。这对我们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无论是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还是引进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在当时都主要集中体现在器物层面上。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单靠从器物层面的努力以实现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愈来愈表现出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经济、科技的发展受制于政治，而后又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致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难以持续下去。其次，科技的发展受制于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体制，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技发展的活力，也影响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水平。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必须由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然而，由于当时党的思想认识原因，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一点的。因为在当时看来，我们已经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较之于我们的领先只是暂时在器物上的领先，而在制度上，我们的优越性是不容置疑的。
反思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逐步使人们认识到，在从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并加以创新的同时，还需要党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制度层面上向西方学习以做到体制创新。若不能做到这一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向前发展，以致出现曲折。这已被历史所证实。
三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的解放必然带来理论的创新，理论的创新也必然带来制度的创新。邓小平对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关系的深入理解，为我们党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和借鉴提供了理论前提。在他看来，制度可分为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两个层次。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具体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程序，即通常所说的体制。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是正确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问题重重，是因为一些具体制度即体制没有及时地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很好地协调起来。他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⑤因此，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需要实现器物层面上的“四个现代化”，还需要实现体制层面上的现代化。没有体制层面上的现代化，器物层面上的现代化就难以保证。为此，他主张我们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做到各方面的体制创新。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制度层面上的根本变革。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既包括对内搞活，又包括对外开放。搞活也好，开放也好，都要做到体制上的根本转变。面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巨大弊端，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随后，又把改革的重心推进到城市，逐步探索实行了企业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的改革。所有这些，无不是制度上的变革。而要完成这些制度上的变革，必须通过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并进行体制创新才能达到。在改革中，邓小平鼓励人们，要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随着改革的深入，他又不断探讨经济体制改革所涉及的根本问题，即“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在1９92年的南巡讲话中，他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⑥并反复强调，在进行体制创新的过程中，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他具体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⑦。在邓小平的推动和影响下，我们党在经济改革方面完成了根本的体制创新，即在党的十四大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外，还对政治、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正是改革开放这一属于制度上的创新，才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邓小平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并予以创新的过程，同时又是我们党对制度的认识进行思想启蒙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改变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着体制上的变化，使资本主义至今仍然保持着发展的活力。包括制度文明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属于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我们本应对之加以充分的吸收和利用，然而，由于认识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却自觉不自觉地将之视为资本主义专有的东西予以排斥和批判。邓小平能够看到并勇于承认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长处，并将之与社会主义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影响甚远的思想启蒙。实践证明，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摆脱“左”和“右”的干扰，并在其退出领导岗位后仍能够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不断向前推进，就在于他做到了前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即能够在中华民族取得政治独立的情况下，把对西方的学习由器物层面推进到制度层面，从制度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这无疑显示了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践认识的水平。
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强调从器物和制度层面学习西方，不仅提高我国的经济和科技水平，而且释放了束缚于旧体制下的活力和效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了的成就。实践在不断发展，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发展，我们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再一次走向深入，认识到制度的有效性有赖于文化氛围和精神的有力支持，因此，单靠制度建设是不够的，当前我们还迫切需要建构和塑造一种新的文化精神体系从内部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性。
四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强调从器物和制度层面学习西方的同时，还敏锐地把握到从文化的层面学习西方以在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江泽民看来，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⑧因为，文化的力量不仅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而且文化越来越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及综合国力。国家的发展昌盛，民族的独立振兴，人民的尊严和幸福，都离不开强大文化的支撑。在他看来，当前与发展先进生产力相适应，必须把发展先进文化也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目标。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他明确提出“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自觉统领和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确，在党的历史上，从指导思想的层面如此正面而直接地论述文化还属第一次，体现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文化建设的极为重视。
对于如何发展先进文化，江泽民又进一步予以阐述。他认为，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⑨因为，文化层面的东西较之于器物和制度层面的东西，更体现连续性和民族性，为保持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发展先进文化必然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文化建设还要“积极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⑩我们发展的是先进文化。何谓先进文化？它首先应该是现代文化。因此，特别需要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一般文化成果。否则，我们就难以在文化上走出传统，而走不出传统，就谈不上发展先进文化。比如，与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适应，固然需要来自传统的诚信意识、团结意识和自强意识等等，但恐怕更多地还是需要学习和借鉴来自西方的主体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理性意识、风险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商业精神等。况且，不弘扬、学习和借鉴这些反映现代生活实践的意识，也就很难对传统进行时代认可和现代提升。因此，文化建设既需要我们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体现出文化创新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又需要我们通过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借鉴而吸纳世界性和普遍性。只强调民族性和特殊性，而忽视世界性和普遍性，或者只强调世界性和普遍性，而忽视民族性和特殊性，都不会使文化建设取得成功。
江泽民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强调，也反映了我们党在向西方不断学习的过程中而正走向新的启蒙。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决不只是作为器物层面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还在于有新教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支持。制度经济学派也认识到，制度层面的东西离不开自己的历史文化底蕴，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因此，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要进行文化创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文化创新的过程就是文化现代化的过程。而实现文化现代化，既要充分学习和借鉴现代西方文化，又要重视和利用传统，并结合实践发展对之进行现代生成。可见，江泽民对文化的重要性及对如何发展先进文化的论述，为我们在新时期树立新的文化观无疑具有指导意义。他提出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正是坚持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具体体现。
这样，自建国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向西方的学习和借鉴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的曲折发展历程，这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二个“圆圈”。在这一“圆圈”式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反映了党和人民通过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学习而不断走向深入，而且反映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党和人民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学习而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器物层面的东西需要创新，而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东西的更需要创新，因为，后者较之于前者具备更多的民族性和价值性。
五
回顾自近代以来一个半世纪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理解，当前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不仅已进入了一个全面推进的新阶段，而且中西文明的互动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今天，我们不仅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而且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在实现新世纪民族全面复兴的道路上无不体现出更多的自立、自信和从容。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全面复兴，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方面需要我们在中西文明的互动中继续从器物和制度层面学习和借鉴，并结合当下实践进行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深化体制改革，另一方面也同样需要我们在中西文明的互动中从文化精神层面学习和借鉴，并结合民族文化传统予以创新，以自觉进行文化建设。就目前来讲，改革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及改革自身的路径依赖使我们对前一个方面有足够的重视，但与之同时，我们也需要在实践中对后一个方面的必要性、重要性及迫切性予以足够重视。若不能从文化精神层面进行学习和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也必将受到制约。
就当前的经济发展来说，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又需要微观经济行为人具备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诸如主体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理性意识等现代文化意识。这些现代文化意识的形成，直接与我们能否从文化精神层面对西方现代文化予以学习和创新相关。只有自觉进行文化建设，才能为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提供适宜的文化氛围和强大的精神支撑。
就当前的改革而言，其能否做到继续向前推进，也与我们的文化建设内在相关。表现在本质上属于权利下放性质的体制改革使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近20年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90年代中期以后，体制的效能发挥越来越依赖来自文化精神层面的内在支撑。[11]实际上，不仅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推进如此，而且政治体制改革能否取得的重大突破亦与之相关。因为，自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能够为我们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价值指引和方向保证。当前，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已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改革滞后于开放，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能不说与我们文化建设的现状有关。也就是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十分重视对器物和制度的东西的学习和构建，而对文化的重要性则缺乏自觉的认识，文化建设做的相对不够。加之，器物的东西很容易习得和发展，而制度的东西则相对较难。因为后者往往凝含了较多的文化价值内涵，这种文化价值内涵的体现既需要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以彰显其文化的现代性和普遍性，也需要继承传统文化以展现其文化的民族性和自主性，更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文化立场以把握其文化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因此，在文化的东西还未得到自觉定位和构建之前，往往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含糊和困惑，使得我们对制度的东西的构建和创新难以把握，从而影响政治体制改革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宏观体制改革的进程。长期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情绪化的理解，对西方文化政治化的排斥，使得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一直难以形成自己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价值定位。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压力，民众或陶醉于“美雨欧风”，或为保存传统道统，又不得不去打造新的“中体西用”，或停留于用诸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空泛的口号来表达自己的文化立场，使得一种与当下经济现实发展相适应的、面向民众生活世界的文化体系始终没有得以自觉地建构。这样一来，在文化领域，不仅西化派、传统派（新儒家）与综合创新派三足鼎立，而且腐朽派（如法轮功等）也占有一定市场。可见，当今文化建设的现状及推进改革的内在要求，都需要我们自觉地进行文化建设。
体制的东西是十分重要的，但决不是自足的和万能的。当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既需要我们党在制度层面去继续学习和创新，也同样需要我们党结合当下的实践发展，自觉地在文化层面上融会中西古今，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值得欣慰的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继续进行体制创新的同时，也不断去创立和夯实一个个文化价值基点，自觉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人权等等新的价值观念。当然在新时期，自觉的文化创新才刚刚开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需我们更多的努力。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重要结论：1．社会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转型的过程中，固然需要有经济、政治和文化观念等各方面的变革，但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却各有侧重。当前，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既需要我们尽可能顾及到发展的全面性，又需要把握好发展的阶段性。2．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发展到今天，已呈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尽管当前仍需要我们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制度层面的创新和变革上，但也要充分意识到文化层面创新和变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使二者形成互动。3．建国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在中国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不断向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既需要逐步向西方学习以吸纳普遍性和世界性，又愈来愈需要自己的创新，以体现更多的特殊性和民族性。
①郭建宁 张文儒《中国现代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００1年版，第75页。
②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００3年版，第9页。
③邢书纲《苏联是怎样引进和利用西方的资金与技术的》上海三联书店 1988年版，第4０页。
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849页。
⑤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37０，373，373页。
⑧⑨⑩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００2年版，第39０，385，385页。
[11]关于这一点，详见国内著名经济学家韦森《从传统齐鲁农耕文化到现代商业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一文，载《东岳论丛》2００4年第6期。
（责任编辑庆跃先）
关键词：器物； 制度； 文化； 两个“圆圈”； 中国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Ｋ03 文献标识码：Ａ
自近代以来，由于救亡、启蒙和建设的复杂性，使得中国在向西方学习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两个“圆圈”式的发展进程。首先，我们曾以救亡为主题，以启蒙为引导，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逐步向西方学习以企推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接着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建设为主题，仍以启蒙为引导，开启了新一轮的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以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回顾和探讨近代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逻辑发展进程，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发展趋势，以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将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中国现代化内发性的迟缓，等待它的则是西方列强一次次对其文明“内核”的野蛮轰击。对近代中国而言，一方面救亡的形势步步升级，另一方面，为救亡而开展的启蒙也逐渐走向深入。在救亡与启蒙的互动中，开启了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过程。它是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而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逐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一些晚期官僚和中国知识阶层首先主张从器物层面效法西方。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他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家的器不如人。为使中华能够抗敌御辱，他们首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主张在洋务派那里得以实践和发展。在洋务派看来，西方的“长技”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还在于它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于是，他们不仅开办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而且还发展民用企业，“分洋商之利”，以期达到“寓强于富”的目的。
甲午海战的失败，使得不少晚清知识阶层进一步认识到，单靠效法西洋之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从根本上说，西洋之先进，在于其先进的政治制度，只有效法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于是，近代中国便发生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认识到效法西方君主立宪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们依靠光绪皇帝实施变法，结果，变法却以失败而告终。之后，先进的知识阶层和革命党人又认识到推翻清政府以效法西方更为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之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临时约法》，从而宣告了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革命的果实被满脑子封建专制思想的袁世凯窃取了，导致了专制王朝的复辟。加之袁氏的尊孔复古活动，后又张“辫帅”带兵入京，逐步使得中国知识阶层清醒地认识到，不进行文化上的启蒙和批判就不可能真正效法西方。在他们看来，从制度的层面学习西方也不是根本，只有从伦理文化的层面学习西方，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的民主共和理想。于是，他们便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旧道德，主张新道德，打倒孔圣人，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以企望国人达到“伦理之觉悟”，并以之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①因巴黎和约而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更将近代以来中国的救亡与启蒙之互动推向了高潮。“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张，不胫而走……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②
但不久，救亡便压倒了启蒙。救亡的需要迫使先进知识阶层面对来自西方五花八门的社会思潮果断地做出选择，以期投入迫在眉睫的民族救亡运动。世界大战的残酷、巴黎和会的屈辱，最终使其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选择了一种西方的反西方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并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决定开始与下层民众结合，以效仿俄国的十月革命，不过，也应看到，救亡并未完全抛弃启蒙。因为不仅党发动和领导下层群众起来革命，本身就需要对之进行启蒙，而且，党自身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的认识也需要不断地启蒙。只是此时的启蒙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只是保证在战争年代革命能取得成功。不过，历史发展的逻辑也会告诉我们，一旦救亡取得成功，也将同时彰现启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毕竟，中国现代化的继续发展不能没有启蒙。
可见，近代以来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五四运动为界，这110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中国早期现代化阶段，是中国先进知识阶层在救亡主题下不断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向西方学习以图自立自强的过程，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圆圈”式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尽管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取得成功，但为今后救亡大业的完成提供了先进的思想基础和人才保证。后一阶段为过渡时期，即由第一个“圆圈”到下文谈到的第二个“圆圈”式的发展的过渡。经过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完成了救亡的大业，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同时也开启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救亡的任务已经完成，但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则需要将启蒙和建设的任务双双提上日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建设为主题，以启蒙为引导，在救亡与启蒙的互动中，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即中国现代化第二个“圆圈”式的发展过程。较之于以前，在这一阶段，我们越来越重视在学习中予以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建国后，基于当时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毛泽东十分强调自力更生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但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我们经济技术落后，要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也要注重对西方经济技术的学习、借鉴和利用。只是由于包括当时所处国际国内环境等在内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得那一时期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不得不体现为一定程度上的间接性。
一方面，毛泽东通过苏联对华的物资和技术援助，间接实现了对西方经济技术的借鉴和利用。大家知道，苏联正是由于在上世纪20－30年代对西方资金和技术的合作及大量引进，才“构成了其工业化的基础的。”③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使得新中国向西方的学习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通过与苏联的经济技术合作而间接进行的。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了对我国的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包括低息贷款、重点援建项目、双边贸易、中苏合股公司、无偿提供大量技术资料和文献、大规模派遣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大力培养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等等。应该说，正是由于苏联提供了全面的、系统的经济援助，一个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才得以在短短几年之内建立起了工业化的基础。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借鉴和利用，还体现在留用和争夺旧政权下的知识分子以及吸收大量海外人才回国建设上。大家知道，为国民党旧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不少是近代以来留学海外或受过西式教育的科技人才。在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党不仅在战场上较量，也对科技人才进行了激烈争夺。国民党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企图将科技人才挟持到台湾，但是，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作风赢得了广大科技人才的真诚拥护，他们绝大部分留在大陆，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光荣开拓者。中国共产党还真诚地召唤广大海外人士回国创业，一大批留学国外满怀报国之志的科学家先后归来，汇集成一股强大的科技力量，服务于当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不仅强调向西方学习，还强调在学习基础上的创新。他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④60年代初，他根据中国实际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不仅领导了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具体做出了“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和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决策。这对我们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无论是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还是引进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在当时都主要集中体现在器物层面上。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单靠从器物层面的努力以实现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愈来愈表现出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经济、科技的发展受制于政治，而后又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致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难以持续下去。其次，科技的发展受制于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体制，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技发展的活力，也影响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水平。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必须由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然而，由于当时党的思想认识原因，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一点的。因为在当时看来，我们已经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较之于我们的领先只是暂时在器物上的领先，而在制度上，我们的优越性是不容置疑的。
反思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逐步使人们认识到，在从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并加以创新的同时，还需要党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制度层面上向西方学习以做到体制创新。若不能做到这一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向前发展，以致出现曲折。这已被历史所证实。
三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的解放必然带来理论的创新，理论的创新也必然带来制度的创新。邓小平对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关系的深入理解，为我们党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和借鉴提供了理论前提。在他看来，制度可分为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两个层次。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具体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程序，即通常所说的体制。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是正确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问题重重，是因为一些具体制度即体制没有及时地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很好地协调起来。他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⑤因此，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需要实现器物层面上的“四个现代化”，还需要实现体制层面上的现代化。没有体制层面上的现代化，器物层面上的现代化就难以保证。为此，他主张我们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做到各方面的体制创新。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制度层面上的根本变革。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既包括对内搞活，又包括对外开放。搞活也好，开放也好，都要做到体制上的根本转变。面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巨大弊端，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随后，又把改革的重心推进到城市，逐步探索实行了企业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的改革。所有这些，无不是制度上的变革。而要完成这些制度上的变革，必须通过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并进行体制创新才能达到。在改革中，邓小平鼓励人们，要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随着改革的深入，他又不断探讨经济体制改革所涉及的根本问题，即“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在1９92年的南巡讲话中，他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⑥并反复强调，在进行体制创新的过程中，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他具体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⑦。在邓小平的推动和影响下，我们党在经济改革方面完成了根本的体制创新，即在党的十四大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外，还对政治、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正是改革开放这一属于制度上的创新，才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邓小平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并予以创新的过程，同时又是我们党对制度的认识进行思想启蒙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改变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着体制上的变化，使资本主义至今仍然保持着发展的活力。包括制度文明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属于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我们本应对之加以充分的吸收和利用，然而，由于认识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却自觉不自觉地将之视为资本主义专有的东西予以排斥和批判。邓小平能够看到并勇于承认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长处，并将之与社会主义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影响甚远的思想启蒙。实践证明，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摆脱“左”和“右”的干扰，并在其退出领导岗位后仍能够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不断向前推进，就在于他做到了前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即能够在中华民族取得政治独立的情况下，把对西方的学习由器物层面推进到制度层面，从制度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这无疑显示了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践认识的水平。
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强调从器物和制度层面学习西方，不仅提高我国的经济和科技水平，而且释放了束缚于旧体制下的活力和效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了的成就。实践在不断发展，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发展，我们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再一次走向深入，认识到制度的有效性有赖于文化氛围和精神的有力支持，因此，单靠制度建设是不够的，当前我们还迫切需要建构和塑造一种新的文化精神体系从内部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性。
四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强调从器物和制度层面学习西方的同时，还敏锐地把握到从文化的层面学习西方以在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江泽民看来，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⑧因为，文化的力量不仅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而且文化越来越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及综合国力。国家的发展昌盛，民族的独立振兴，人民的尊严和幸福，都离不开强大文化的支撑。在他看来，当前与发展先进生产力相适应，必须把发展先进文化也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目标。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他明确提出“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自觉统领和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确，在党的历史上，从指导思想的层面如此正面而直接地论述文化还属第一次，体现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文化建设的极为重视。
对于如何发展先进文化，江泽民又进一步予以阐述。他认为，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⑨因为，文化层面的东西较之于器物和制度层面的东西，更体现连续性和民族性，为保持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发展先进文化必然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文化建设还要“积极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⑩我们发展的是先进文化。何谓先进文化？它首先应该是现代文化。因此，特别需要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一般文化成果。否则，我们就难以在文化上走出传统，而走不出传统，就谈不上发展先进文化。比如，与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适应，固然需要来自传统的诚信意识、团结意识和自强意识等等，但恐怕更多地还是需要学习和借鉴来自西方的主体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理性意识、风险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商业精神等。况且，不弘扬、学习和借鉴这些反映现代生活实践的意识，也就很难对传统进行时代认可和现代提升。因此，文化建设既需要我们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体现出文化创新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又需要我们通过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借鉴而吸纳世界性和普遍性。只强调民族性和特殊性，而忽视世界性和普遍性，或者只强调世界性和普遍性，而忽视民族性和特殊性，都不会使文化建设取得成功。
江泽民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强调，也反映了我们党在向西方不断学习的过程中而正走向新的启蒙。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决不只是作为器物层面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还在于有新教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支持。制度经济学派也认识到，制度层面的东西离不开自己的历史文化底蕴，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因此，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要进行文化创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文化创新的过程就是文化现代化的过程。而实现文化现代化，既要充分学习和借鉴现代西方文化，又要重视和利用传统，并结合实践发展对之进行现代生成。可见，江泽民对文化的重要性及对如何发展先进文化的论述，为我们在新时期树立新的文化观无疑具有指导意义。他提出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正是坚持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具体体现。
这样，自建国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向西方的学习和借鉴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的曲折发展历程，这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二个“圆圈”。在这一“圆圈”式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反映了党和人民通过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学习而不断走向深入，而且反映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党和人民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学习而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器物层面的东西需要创新，而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东西的更需要创新，因为，后者较之于前者具备更多的民族性和价值性。
五
回顾自近代以来一个半世纪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理解，当前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不仅已进入了一个全面推进的新阶段，而且中西文明的互动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今天，我们不仅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而且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在实现新世纪民族全面复兴的道路上无不体现出更多的自立、自信和从容。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全面复兴，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方面需要我们在中西文明的互动中继续从器物和制度层面学习和借鉴，并结合当下实践进行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深化体制改革，另一方面也同样需要我们在中西文明的互动中从文化精神层面学习和借鉴，并结合民族文化传统予以创新，以自觉进行文化建设。就目前来讲，改革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及改革自身的路径依赖使我们对前一个方面有足够的重视，但与之同时，我们也需要在实践中对后一个方面的必要性、重要性及迫切性予以足够重视。若不能从文化精神层面进行学习和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也必将受到制约。
就当前的经济发展来说，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又需要微观经济行为人具备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诸如主体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理性意识等现代文化意识。这些现代文化意识的形成，直接与我们能否从文化精神层面对西方现代文化予以学习和创新相关。只有自觉进行文化建设，才能为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提供适宜的文化氛围和强大的精神支撑。
就当前的改革而言，其能否做到继续向前推进，也与我们的文化建设内在相关。表现在本质上属于权利下放性质的体制改革使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近20年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90年代中期以后，体制的效能发挥越来越依赖来自文化精神层面的内在支撑。[11]实际上，不仅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推进如此，而且政治体制改革能否取得的重大突破亦与之相关。因为，自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能够为我们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价值指引和方向保证。当前，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已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改革滞后于开放，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能不说与我们文化建设的现状有关。也就是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十分重视对器物和制度的东西的学习和构建，而对文化的重要性则缺乏自觉的认识，文化建设做的相对不够。加之，器物的东西很容易习得和发展，而制度的东西则相对较难。因为后者往往凝含了较多的文化价值内涵，这种文化价值内涵的体现既需要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以彰显其文化的现代性和普遍性，也需要继承传统文化以展现其文化的民族性和自主性，更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文化立场以把握其文化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因此，在文化的东西还未得到自觉定位和构建之前，往往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含糊和困惑，使得我们对制度的东西的构建和创新难以把握，从而影响政治体制改革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宏观体制改革的进程。长期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情绪化的理解，对西方文化政治化的排斥，使得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一直难以形成自己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价值定位。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压力，民众或陶醉于“美雨欧风”，或为保存传统道统，又不得不去打造新的“中体西用”，或停留于用诸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空泛的口号来表达自己的文化立场，使得一种与当下经济现实发展相适应的、面向民众生活世界的文化体系始终没有得以自觉地建构。这样一来，在文化领域，不仅西化派、传统派（新儒家）与综合创新派三足鼎立，而且腐朽派（如法轮功等）也占有一定市场。可见，当今文化建设的现状及推进改革的内在要求，都需要我们自觉地进行文化建设。
体制的东西是十分重要的，但决不是自足的和万能的。当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既需要我们党在制度层面去继续学习和创新，也同样需要我们党结合当下的实践发展，自觉地在文化层面上融会中西古今，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值得欣慰的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继续进行体制创新的同时，也不断去创立和夯实一个个文化价值基点，自觉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人权等等新的价值观念。当然在新时期，自觉的文化创新才刚刚开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需我们更多的努力。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重要结论：1．社会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转型的过程中，固然需要有经济、政治和文化观念等各方面的变革，但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却各有侧重。当前，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既需要我们尽可能顾及到发展的全面性，又需要把握好发展的阶段性。2．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发展到今天，已呈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尽管当前仍需要我们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制度层面的创新和变革上，但也要充分意识到文化层面创新和变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使二者形成互动。3．建国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在中国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不断向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既需要逐步向西方学习以吸纳普遍性和世界性，又愈来愈需要自己的创新，以体现更多的特殊性和民族性。
①郭建宁 张文儒《中国现代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００1年版，第75页。
②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００3年版，第9页。
③邢书纲《苏联是怎样引进和利用西方的资金与技术的》上海三联书店 1988年版，第4０页。
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849页。
⑤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37０，373，373页。
⑧⑨⑩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００2年版，第39０，385，385页。
[11]关于这一点，详见国内著名经济学家韦森《从传统齐鲁农耕文化到现代商业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一文，载《东岳论丛》2００4年第6期。
（责任编辑庆跃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