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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孕育了有史以来最多的文学大师。
海明威、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波拉尼奥、冯内古特……对于这些20世纪文学绕不过去的名字，他们是怎么走上文学之路的，他们的人生有怎样传奇的经历，他们的那些杰作是怎么写就的，他们私下里都有怎样的生活习惯，他们会读其他作家的书吗，对其他同行又有着怎样的评价，我们曾有无数的问题想问。
所幸的是，这些问题有人已经替我们问过了，并且得到了作家本人在有生之年所作出的真实、明确的答复。这些访谈录，如今读来，即使只有文字，依旧仿佛能感受到他们说话的语调、声音，以及声音背后坦诚的内心。
→ 《最后的访谈》 全套六册中信出版社出版
“最后的访谈”系列丛书选取了六位从不同方面定义了20世纪的作家，汇集了《巴黎评论》《大西洋月刊》等世界知名媒體对他们生前最后的访谈。他们中有两位（海明威和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有粉丝过亿的，有结过四次婚的，也有40多岁才开始写小说的……这些访谈中记录了他们对于生命、创作、爱与死亡的理解，时至今日再来看，每一篇似乎都是他们对这世界最后的告白。
如果你老是问些老套的问题，得到的就永远是老套的回答
海明威在其中一次访谈里谈到：“我的每部作品背后都有一个女人。”虽然他在《老人与海》中塑造了最经典的硬汉形象，但他一生的情感经历复杂，结过四次婚，62岁时死于那支陪伴自己多年的12毫米口径双管猎枪：他将它擦得锃亮，而后装上子弹，倒转枪身，扣动了扳机……
他笔下的爱情故事里，男人都在孤军奋战，即使与女人有任何瓜葛，最终还是要分离。“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或许在他眼里，最好的爱情都是因为短暂才得以永恒。
1939年到1960年，海明威生活在古巴。他将此称作为“命运归宿的地方”。当时，他住在哈瓦那郊外一座巨大的庄园，为了集中精力写作，他谢绝了任何访客。一些记者试图给他写信、打电话、托人带话，都得不到任何回复。有些人就只好径自找上门去。对这些不速之客，海明威会指出没得到答复就来“这不对”，但还是“很有礼貌”地让人进来，喝着咖啡聊上几句，咖啡喝完访谈也就结束了。书中几篇“访谈”几乎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仓促完成。
这本书最精彩的访谈来自《巴黎评论》：在采访中，海明威几乎有问必答。因此，我们得以获取很多他的生活细节。比如：比起伏案，他更喜欢站立写作，在一张仅一平方米大的写作台上。他还会在一张写作进度表上写下各种数字，比如450、575、1250，数字比较大的时候意味着他的写作形成了突破，写得比较顺利，那么第二天他就可以出海捕鱼来犒劳自己。
→ 写稿中的海明威
→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
→ 智利作家波拉尼奥
当然，对于功课做得不那么扎实的采访者，海明威脾气一上来也是分分钟教人做人。“如果你老是问些老套的问题，得到的就永远是老套的回答”，这就是他对某知名刊物主编的直言不讳。
我写的东西怎么敢与托马斯·布朗爵士或是艾默生的巨著为邻呢？
与时刻保持着“战斗性”和“对抗”的硬汉完全不同的是，博尔赫斯的访谈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太谦逊了！如此博学，文学成就如此之高，却又如此谦卑随和，每个问题他都会认认真真回答，开玩笑时也会让你知道他在开玩笑，免得对方当真。
这本访谈录的第一篇，就是一个叫理查德·伯金的美国大学生和博尔赫斯的对谈。1968年，博尔赫斯受邀来到美国剑桥做一场讲座。理查德·伯金作为博尔赫斯的铁粉，得知消息后高兴了很久，盘算着要去见一见博尔赫斯本尊。
博尔赫斯并没有因为对方是个大学生而有任何敷衍和怠慢，反而非常在意对方的感受。访谈才开始15分钟，他们就聊到了福克纳、惠特曼、梅尔维尔、卡夫卡、亨利·詹姆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叔本华。
每隔五分钟博尔赫斯都会停下来问理查德·伯金：“不会无聊吧？不会失望吧？”尽管博尔赫斯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但他说自己首先是个读者，其次才是个作家。他自称，自己的书房中没有一本自己写的书——“我写的东西怎么敢与托马斯·布朗爵士或是艾默生的巨著为邻呢？我只是个无名小卒而已。”“我写过的书并不能证明什么。它们是最不值一提的。”
博尔赫斯说：“上天赐予我的一大乐趣就是和他人进行关于文学和形而上学的对话。”这种对话对他而言不是辩论，不是独白，更不是傲慢的说教，而是和他人一起求索真知的过程。在这本《最后的访谈》中，博尔赫斯从他的童年谈起，他非常坦诚地谈到他的家庭、儿时的阅读、喜欢的作家……完全可以看成是他的“口述自传”。对于在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迷宫、老虎、镜子、梦境等主题，都被博尔赫斯一一道出原委。比如说他之所以迷恋老虎，是因为他生来第一眼看见的颜色就是虎皮的金黄，他曾经盯着动物园里的老虎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而他失明前最后能看到的颜色则是黄色。 博尔赫斯在为理查德·伯金的访谈写的前言中非常坦诚地提到，“理查德·伯金让我重新认识自己”。原因在于“我一直自认为完成了自我表述，事实上，比起我自己独处时思考的产物，从他人那儿得到的启发也许更能让我眼前一亮”。从中可以洞见，博尔赫斯对他者尊重和始终如一的关注。
我为那些头下夹着一本书睡觉的年轻人所感动，书是世界上最好的枕头
在这六位作家中，智利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波拉尼奥是最晚被引进中国的。虽然，他的作品《遥远的星辰》《荒野侦探》《2666》《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等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个角落流传，但在中国知道他名字的人还是很有限。
波拉尼奥曾说，比起成为一名作家，他更喜欢做一名侦探。他告知采访者，“我是那种可以夜里独自回到犯罪现场的人，不怕鬼。”
和博尔赫斯一样，波拉尼奥也是一位生活在阅读中的作家，或者说是一位书斋型作家——首先是个读者，其次才是一位作家。他说，如果给我一座很棒的图书馆，或者一张去度假的火车票，没有一点疑问，我会选图书馆。有了图书馆，我的旅途将无限延长。
认为阅读比写作重要的波拉尼奥，从年轻时就是一位博览群书的诗人、作家。他对采访者莫妮卡·玛丽斯坦坦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梅尔维尔的《白鲸》、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图尔的《笨蛋联盟》和《博尔赫斯全集》这五部作品几乎记录了他的一生。
当然，如果让他继续举例，他应该还会列出布列东的《娜嘉》，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蒂托·利维奥的《罗马史》，帕斯卡的《思想录》等等；他小说中的人物也都是诗人和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广泛的阅读，让波拉尼奥养成了刁钻的文学品味。他口味挑剔，对许多同行的吐槽堪称毒舌。
他在访谈中评价聂鲁达说，“聂鲁达就是我在20多岁时假装出来的样子：不写作但像作家一样生活。聂鲁达绝大部分作品都糟糕透顶，有些真的跟传染病菌似的。但他像一个诗人那样生活，不仅像一个诗人，他表演得就像一个诗人国王。”
但是，当他的作品遭到别人恶評的时候，他就没那么淡定了。“最后的访谈”披露了这一点，“每次我读到有人说我坏话，我就开始哭，我在地板上爬，我抓自己，我无限期停下写作，我失去食欲，连烟都不怎么抽，我去海边散步，我问海鸥‘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为什么’？”尽管波拉尼奥说自己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读者，但他还是很看重读者对他的书的评论——“简单地说，读者本身就感动我了。我为那些头下夹着一本书睡觉的年轻人所感动，书是世界上最好的枕头。”
海明威、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波拉尼奥、冯内古特……对于这些20世纪文学绕不过去的名字，他们是怎么走上文学之路的，他们的人生有怎样传奇的经历，他们的那些杰作是怎么写就的，他们私下里都有怎样的生活习惯，他们会读其他作家的书吗，对其他同行又有着怎样的评价，我们曾有无数的问题想问。
所幸的是，这些问题有人已经替我们问过了，并且得到了作家本人在有生之年所作出的真实、明确的答复。这些访谈录，如今读来，即使只有文字，依旧仿佛能感受到他们说话的语调、声音，以及声音背后坦诚的内心。
“最后的访谈”系列丛书选取了六位从不同方面定义了20世纪的作家，汇集了《巴黎评论》《大西洋月刊》等世界知名媒體对他们生前最后的访谈。他们中有两位（海明威和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有粉丝过亿的，有结过四次婚的，也有40多岁才开始写小说的……这些访谈中记录了他们对于生命、创作、爱与死亡的理解，时至今日再来看，每一篇似乎都是他们对这世界最后的告白。
海明威
如果你老是问些老套的问题，得到的就永远是老套的回答
海明威在其中一次访谈里谈到：“我的每部作品背后都有一个女人。”虽然他在《老人与海》中塑造了最经典的硬汉形象，但他一生的情感经历复杂，结过四次婚，62岁时死于那支陪伴自己多年的12毫米口径双管猎枪：他将它擦得锃亮，而后装上子弹，倒转枪身，扣动了扳机……
他笔下的爱情故事里，男人都在孤军奋战，即使与女人有任何瓜葛，最终还是要分离。“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或许在他眼里，最好的爱情都是因为短暂才得以永恒。
1939年到1960年，海明威生活在古巴。他将此称作为“命运归宿的地方”。当时，他住在哈瓦那郊外一座巨大的庄园，为了集中精力写作，他谢绝了任何访客。一些记者试图给他写信、打电话、托人带话，都得不到任何回复。有些人就只好径自找上门去。对这些不速之客，海明威会指出没得到答复就来“这不对”，但还是“很有礼貌”地让人进来，喝着咖啡聊上几句，咖啡喝完访谈也就结束了。书中几篇“访谈”几乎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仓促完成。
这本书最精彩的访谈来自《巴黎评论》：在采访中，海明威几乎有问必答。因此，我们得以获取很多他的生活细节。比如：比起伏案，他更喜欢站立写作，在一张仅一平方米大的写作台上。他还会在一张写作进度表上写下各种数字，比如450、575、1250，数字比较大的时候意味着他的写作形成了突破，写得比较顺利，那么第二天他就可以出海捕鱼来犒劳自己。
当然，对于功课做得不那么扎实的采访者，海明威脾气一上来也是分分钟教人做人。“如果你老是问些老套的问题，得到的就永远是老套的回答”，这就是他对某知名刊物主编的直言不讳。
博尔赫斯
我写的东西怎么敢与托马斯·布朗爵士或是艾默生的巨著为邻呢？
与时刻保持着“战斗性”和“对抗”的硬汉完全不同的是，博尔赫斯的访谈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太谦逊了！如此博学，文学成就如此之高，却又如此谦卑随和，每个问题他都会认认真真回答，开玩笑时也会让你知道他在开玩笑，免得对方当真。
这本访谈录的第一篇，就是一个叫理查德·伯金的美国大学生和博尔赫斯的对谈。1968年，博尔赫斯受邀来到美国剑桥做一场讲座。理查德·伯金作为博尔赫斯的铁粉，得知消息后高兴了很久，盘算着要去见一见博尔赫斯本尊。
博尔赫斯并没有因为对方是个大学生而有任何敷衍和怠慢，反而非常在意对方的感受。访谈才开始15分钟，他们就聊到了福克纳、惠特曼、梅尔维尔、卡夫卡、亨利·詹姆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叔本华。
每隔五分钟博尔赫斯都会停下来问理查德·伯金：“不会无聊吧？不会失望吧？”尽管博尔赫斯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但他说自己首先是个读者，其次才是个作家。他自称，自己的书房中没有一本自己写的书——“我写的东西怎么敢与托马斯·布朗爵士或是艾默生的巨著为邻呢？我只是个无名小卒而已。”“我写过的书并不能证明什么。它们是最不值一提的。”
博尔赫斯说：“上天赐予我的一大乐趣就是和他人进行关于文学和形而上学的对话。”这种对话对他而言不是辩论，不是独白，更不是傲慢的说教，而是和他人一起求索真知的过程。在这本《最后的访谈》中，博尔赫斯从他的童年谈起，他非常坦诚地谈到他的家庭、儿时的阅读、喜欢的作家……完全可以看成是他的“口述自传”。对于在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迷宫、老虎、镜子、梦境等主题，都被博尔赫斯一一道出原委。比如说他之所以迷恋老虎，是因为他生来第一眼看见的颜色就是虎皮的金黄，他曾经盯着动物园里的老虎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而他失明前最后能看到的颜色则是黄色。 博尔赫斯在为理查德·伯金的访谈写的前言中非常坦诚地提到，“理查德·伯金让我重新认识自己”。原因在于“我一直自认为完成了自我表述，事实上，比起我自己独处时思考的产物，从他人那儿得到的启发也许更能让我眼前一亮”。从中可以洞见，博尔赫斯对他者尊重和始终如一的关注。
波拉尼奥
我为那些头下夹着一本书睡觉的年轻人所感动，书是世界上最好的枕头
在这六位作家中，智利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波拉尼奥是最晚被引进中国的。虽然，他的作品《遥远的星辰》《荒野侦探》《2666》《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等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个角落流传，但在中国知道他名字的人还是很有限。
波拉尼奥曾说，比起成为一名作家，他更喜欢做一名侦探。他告知采访者，“我是那种可以夜里独自回到犯罪现场的人，不怕鬼。”
和博尔赫斯一样，波拉尼奥也是一位生活在阅读中的作家，或者说是一位书斋型作家——首先是个读者，其次才是一位作家。他说，如果给我一座很棒的图书馆，或者一张去度假的火车票，没有一点疑问，我会选图书馆。有了图书馆，我的旅途将无限延长。
认为阅读比写作重要的波拉尼奥，从年轻时就是一位博览群书的诗人、作家。他对采访者莫妮卡·玛丽斯坦坦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梅尔维尔的《白鲸》、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图尔的《笨蛋联盟》和《博尔赫斯全集》这五部作品几乎记录了他的一生。
当然，如果让他继续举例，他应该还会列出布列东的《娜嘉》，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蒂托·利维奥的《罗马史》，帕斯卡的《思想录》等等；他小说中的人物也都是诗人和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广泛的阅读，让波拉尼奥养成了刁钻的文学品味。他口味挑剔，对许多同行的吐槽堪称毒舌。
他在访谈中评价聂鲁达说，“聂鲁达就是我在20多岁时假装出来的样子：不写作但像作家一样生活。聂鲁达绝大部分作品都糟糕透顶，有些真的跟传染病菌似的。但他像一个诗人那样生活，不仅像一个诗人，他表演得就像一个诗人国王。”
但是，当他的作品遭到别人恶評的时候，他就没那么淡定了。“最后的访谈”披露了这一点，“每次我读到有人说我坏话，我就开始哭，我在地板上爬，我抓自己，我无限期停下写作，我失去食欲，连烟都不怎么抽，我去海边散步，我问海鸥‘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为什么’？”尽管波拉尼奥说自己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读者，但他还是很看重读者对他的书的评论——“简单地说，读者本身就感动我了。我为那些头下夹着一本书睡觉的年轻人所感动，书是世界上最好的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