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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一:世界上最早认识到艾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科学家之一,他也是首先阐明艾滋病病毒复制多样性的。基于这种理解,何大一和他的同事们研究出“鸡尾酒疗法”。自1996年被使用以来,它有效降低了全球艾滋病的死亡率。何大一近年来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和其他公共卫生问题倾注了越来越多的精力。他身上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的全球视野和家国情怀的统一。
他在少年时代刚到美国时,因为英文不好而受尽歧视;如今,他又为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而重新开始学中文。这位华裔美国科学家近年来从海外筹集资金,到中国来推广他的艾滋病防治计划
这位声名卓著的科学家奉行有规律的生活。每天一大早,何大一7时40分便到达办公室。首先,他思考一下一天要处理的问题,然后和自己的团队开会商讨一天的事务。他在业余时间爱打网球、乒乓球和篮球,爱看李安、张艺谋等华人大导演的电影。他最爱看的书是伟人传记。
因为研发“鸡尾酒疗法”治疗艾滋病而享誉全球的传染病学家何大一,近10年来把许多精力投入到遏制艾滋病疫情在中国的蔓延,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在疫情最严重的灾区——从河南的卖血村、云南偏远的山区、新疆,都会看到这位充满人文关怀的医者,他以博学的知识和悲悯的目光关注全球的艾滋病感染者。
现年57岁、曾获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的何大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很欣慰自己在西方所学的知识和经验可以帮助中国遏制艾滋病的疫情。帮助中国防止艾滋病的蔓延是全球公共卫生的一大重任。”
“云南计划”
何大一通过向盖茨基金会和私人渠道筹集经费,自2005年起在云南昆明用“鸡尾酒疗法”成功地阻止患病的孕妇把艾滋病毒传给婴儿。“在欧美,阻止母婴传染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在大陆还不行。我想证明,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和政策许可,在中国山区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过去5年间,何大一在云南16个县为400对母婴进行治疗。通过对250个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进行治疗,成功地避免了248个婴儿被传染。这个项目每年的经费约为100万美元,他希望可以把云南试点的成功计划延续下去。他坦言,尽管中央有推动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政策,但在地方落实往往会出现偏差或遇到阻力。“当初选择云南做试点是因为当地的干部和地方官员比较开明,我打算在明年能举行一场学术会议,分享云南计划的成果,希望可以借此说服当局把这个模式作全面推广。”
当艾滋病在美国开始爆发的时候,年轻的何大一刚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他于1981年回到加州大学医疗中心工作。那时他住在洛杉矶,目睹神秘的“同性恋者癌症” (当时科学家还未发现艾滋病毒)在美国西海岸蔓延,不少染病的年轻人受尽歧视。
当他在十年前开始走访大陆的“艾滋村”时,同样的无知和恐慌在中国重新上演,令他感慨万分。他对此回忆说:“在河南因为卖血而患上艾滋病的农民,连他们种植的农作物都卖不出去,因为人们误认为这些农产品都带有病毒。”
何大一表示,中国政府和民间在过去的十余年里对艾滋病状况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相关法律也不断出台和完善,但社会上的歧视还没有被消除,令患者不敢公开身份接受治疗。为此,他曾联合其他艾滋病公益团体在大陆作一系列的宣传消除歧视的活动,包括请感染艾滋病的NBA篮球明星“魔术师”约翰逊与姚明,拍两人在一起打球和吃饭的公益短片,均获得很好的社会反响。
何大一说,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正在不断得到控制,比国际专家当年估计的感染率低,避免了一场大灾难,显示了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工作成效。他希望中国能够接受更多的国际援助,降低药品价格,令农村的患者可以接受治疗。
综观大陆的艾滋病问题,他表示河南卖血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控制,没有太多新的个案,但需要为患者提供长期的治疗和保健。云南因为娼妓和毒品问题而成为艾滋病疫情的温床,而新疆则因为共享针筒注射毒品而出现大规模感染。
现在,全球的预防艾滋病团体普遍认为,生活在大城市的同性恋者的“男男性行为”,是艾滋病疫情的隐形炸弹。何大一表示,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严重,因为怕受到社会歧视,中国的不少同性恋者是已经和异性结婚了的,因此表面上看不出来其性取向。但因为他们有多个性伴侣,会大大地增加了传播艾滋病毒的风险。政府需要加强针对这个隐秘群体的艾滋病防治。
在台湾长大、年少时移民美国的何大一,刚到美国时曾因为英文不好受尽歧视。父母为此下令何大一兄弟好好学习英文。因为很早就丢了中文,中年的何大一决定重拾中国语言,孜孜不倦地学习。他坦言,对中国的诗词、文学造诣不深,但相信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可以丰富生命。他不时会带孩子回台湾和江西的老家寻根,亲身体验中国文化。
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何大一坦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令所有华裔感到骄傲。“我看到中国令人叹为观止的转变,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改变。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后受到更多的尊重,现在中国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以外的其他领域——保护环境和公共健康。”
曾目睹不少艾滋病患者因为无能力付费而被医院拒绝在门外,何大一慨叹:“中国尽管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其医疗体系却有市场化的因素。贫穷的农村人口占了中国的大多数,他们没有充分的医疗服务的保护。如果不好好处理这些问题,公共卫生的重担足以令中国的发展大打折扣。”
何大一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也知道这些问题,但到底要怎样解决、投入多少资源,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也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公共卫生的问题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但要记住,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国民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关注乙肝及其他
作为传染病学专家,何大一近年来特别关注与艾滋病有着同样感染渠道的乙型肝炎。华人社会的乙肝感染率偏高,即使在美国,华人患乙肝的机会也比一般美国民众高100倍。而每10个华人中就有一个是乙肝病毒的感染者,在中国福建人的新移民社区中,乙肝病毒的感染率更是高达30%。
乙肝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三分之一患者带病毒却没有症状,但肝脏渐渐硬化,约四分之一乙肝病人最后因为肝脏并发症而死亡。因为乙肝在华人社会十分普遍,使肝癌比率在各族裔中最高。大部分华人是从母体感染到乙肝的。何大一指出,如果能在小区健康诊所多进行验血,为带病毒的孕妇治疗和在生产时采取措施,便可以大大减低婴儿受感染的机会。
因为自己的弟弟是乙肝患者,何大一感同身受,不时在美国的华人社会作出乙肝防治的呼吁。他说:“如此高的几率,华人却不太了解乙肝的严重性,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一般人验血后如果没有乙肝,可以注射疫苗防范。但如果携带乙肝病毒,应与医生讨论治疗方法和保护家人的措施。目前还没有彻底治愈乙肝的方法,但可用药物控制病情。
作为一位在医学领域声名卓著的科学家,何大一很自然地把很多问题都和公共卫生联系起来,谈到刚刚谢幕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他认为大家在谈论气候问题的时候,忽略了另一场公共卫生灾难。他警告说,地球气温的上升会加速传染病的传播。“现在肆虐的传染病有一半是来自动物源头,气候变暖会破坏动物的生态环境,令它们与人类的接触更频繁。届时,跨物种的传播可能会令病毒进行变种和带来新的疾病。”正如艾滋病毒也是从非洲森林的猿猴传播开来,何大一慨叹“人类要准备应对预料之外的状况”。 ★
人物简介:
何大一,祖籍江西新余,1952年11月3日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他12岁时移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1978年获得哈佛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81年,何大一在洛杉矶西奈山医学中心当见习医生时接触到了最早发现的一批艾滋病病例。1996年,他首次提出通过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来治疗艾滋病。这种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被称为“鸡尾酒疗法”,被认为是对付艾滋病病毒,同时防止病毒产生抗药性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近年来,何大一在中国艾滋病高发地区往来奔波,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2007年11月,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成立,何大一出任主任。
言论:
“我看到中国令人叹为观止的转变。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改变。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后将受到更多的尊重。现在中国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以外的其他领域——保护环境和公共健康。
如果处理不好,公共卫生问题的负担足以令中国的发展大打折扣。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也知道这些问题,但到底要怎样解决、投入多少资源,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也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公共卫生的问题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但要记住,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国民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 何大一
他在少年时代刚到美国时,因为英文不好而受尽歧视;如今,他又为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而重新开始学中文。这位华裔美国科学家近年来从海外筹集资金,到中国来推广他的艾滋病防治计划
这位声名卓著的科学家奉行有规律的生活。每天一大早,何大一7时40分便到达办公室。首先,他思考一下一天要处理的问题,然后和自己的团队开会商讨一天的事务。他在业余时间爱打网球、乒乓球和篮球,爱看李安、张艺谋等华人大导演的电影。他最爱看的书是伟人传记。
因为研发“鸡尾酒疗法”治疗艾滋病而享誉全球的传染病学家何大一,近10年来把许多精力投入到遏制艾滋病疫情在中国的蔓延,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在疫情最严重的灾区——从河南的卖血村、云南偏远的山区、新疆,都会看到这位充满人文关怀的医者,他以博学的知识和悲悯的目光关注全球的艾滋病感染者。
现年57岁、曾获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的何大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很欣慰自己在西方所学的知识和经验可以帮助中国遏制艾滋病的疫情。帮助中国防止艾滋病的蔓延是全球公共卫生的一大重任。”
“云南计划”
何大一通过向盖茨基金会和私人渠道筹集经费,自2005年起在云南昆明用“鸡尾酒疗法”成功地阻止患病的孕妇把艾滋病毒传给婴儿。“在欧美,阻止母婴传染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在大陆还不行。我想证明,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和政策许可,在中国山区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过去5年间,何大一在云南16个县为400对母婴进行治疗。通过对250个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进行治疗,成功地避免了248个婴儿被传染。这个项目每年的经费约为100万美元,他希望可以把云南试点的成功计划延续下去。他坦言,尽管中央有推动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政策,但在地方落实往往会出现偏差或遇到阻力。“当初选择云南做试点是因为当地的干部和地方官员比较开明,我打算在明年能举行一场学术会议,分享云南计划的成果,希望可以借此说服当局把这个模式作全面推广。”
当艾滋病在美国开始爆发的时候,年轻的何大一刚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他于1981年回到加州大学医疗中心工作。那时他住在洛杉矶,目睹神秘的“同性恋者癌症” (当时科学家还未发现艾滋病毒)在美国西海岸蔓延,不少染病的年轻人受尽歧视。
当他在十年前开始走访大陆的“艾滋村”时,同样的无知和恐慌在中国重新上演,令他感慨万分。他对此回忆说:“在河南因为卖血而患上艾滋病的农民,连他们种植的农作物都卖不出去,因为人们误认为这些农产品都带有病毒。”
何大一表示,中国政府和民间在过去的十余年里对艾滋病状况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相关法律也不断出台和完善,但社会上的歧视还没有被消除,令患者不敢公开身份接受治疗。为此,他曾联合其他艾滋病公益团体在大陆作一系列的宣传消除歧视的活动,包括请感染艾滋病的NBA篮球明星“魔术师”约翰逊与姚明,拍两人在一起打球和吃饭的公益短片,均获得很好的社会反响。
何大一说,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正在不断得到控制,比国际专家当年估计的感染率低,避免了一场大灾难,显示了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工作成效。他希望中国能够接受更多的国际援助,降低药品价格,令农村的患者可以接受治疗。
综观大陆的艾滋病问题,他表示河南卖血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控制,没有太多新的个案,但需要为患者提供长期的治疗和保健。云南因为娼妓和毒品问题而成为艾滋病疫情的温床,而新疆则因为共享针筒注射毒品而出现大规模感染。
现在,全球的预防艾滋病团体普遍认为,生活在大城市的同性恋者的“男男性行为”,是艾滋病疫情的隐形炸弹。何大一表示,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严重,因为怕受到社会歧视,中国的不少同性恋者是已经和异性结婚了的,因此表面上看不出来其性取向。但因为他们有多个性伴侣,会大大地增加了传播艾滋病毒的风险。政府需要加强针对这个隐秘群体的艾滋病防治。
在台湾长大、年少时移民美国的何大一,刚到美国时曾因为英文不好受尽歧视。父母为此下令何大一兄弟好好学习英文。因为很早就丢了中文,中年的何大一决定重拾中国语言,孜孜不倦地学习。他坦言,对中国的诗词、文学造诣不深,但相信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可以丰富生命。他不时会带孩子回台湾和江西的老家寻根,亲身体验中国文化。
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何大一坦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令所有华裔感到骄傲。“我看到中国令人叹为观止的转变,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改变。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后受到更多的尊重,现在中国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以外的其他领域——保护环境和公共健康。”
曾目睹不少艾滋病患者因为无能力付费而被医院拒绝在门外,何大一慨叹:“中国尽管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其医疗体系却有市场化的因素。贫穷的农村人口占了中国的大多数,他们没有充分的医疗服务的保护。如果不好好处理这些问题,公共卫生的重担足以令中国的发展大打折扣。”
何大一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也知道这些问题,但到底要怎样解决、投入多少资源,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也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公共卫生的问题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但要记住,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国民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关注乙肝及其他
作为传染病学专家,何大一近年来特别关注与艾滋病有着同样感染渠道的乙型肝炎。华人社会的乙肝感染率偏高,即使在美国,华人患乙肝的机会也比一般美国民众高100倍。而每10个华人中就有一个是乙肝病毒的感染者,在中国福建人的新移民社区中,乙肝病毒的感染率更是高达30%。
乙肝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三分之一患者带病毒却没有症状,但肝脏渐渐硬化,约四分之一乙肝病人最后因为肝脏并发症而死亡。因为乙肝在华人社会十分普遍,使肝癌比率在各族裔中最高。大部分华人是从母体感染到乙肝的。何大一指出,如果能在小区健康诊所多进行验血,为带病毒的孕妇治疗和在生产时采取措施,便可以大大减低婴儿受感染的机会。
因为自己的弟弟是乙肝患者,何大一感同身受,不时在美国的华人社会作出乙肝防治的呼吁。他说:“如此高的几率,华人却不太了解乙肝的严重性,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一般人验血后如果没有乙肝,可以注射疫苗防范。但如果携带乙肝病毒,应与医生讨论治疗方法和保护家人的措施。目前还没有彻底治愈乙肝的方法,但可用药物控制病情。
作为一位在医学领域声名卓著的科学家,何大一很自然地把很多问题都和公共卫生联系起来,谈到刚刚谢幕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他认为大家在谈论气候问题的时候,忽略了另一场公共卫生灾难。他警告说,地球气温的上升会加速传染病的传播。“现在肆虐的传染病有一半是来自动物源头,气候变暖会破坏动物的生态环境,令它们与人类的接触更频繁。届时,跨物种的传播可能会令病毒进行变种和带来新的疾病。”正如艾滋病毒也是从非洲森林的猿猴传播开来,何大一慨叹“人类要准备应对预料之外的状况”。 ★
人物简介:
何大一,祖籍江西新余,1952年11月3日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他12岁时移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1978年获得哈佛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81年,何大一在洛杉矶西奈山医学中心当见习医生时接触到了最早发现的一批艾滋病病例。1996年,他首次提出通过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来治疗艾滋病。这种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被称为“鸡尾酒疗法”,被认为是对付艾滋病病毒,同时防止病毒产生抗药性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近年来,何大一在中国艾滋病高发地区往来奔波,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2007年11月,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成立,何大一出任主任。
言论:
“我看到中国令人叹为观止的转变。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改变。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后将受到更多的尊重。现在中国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以外的其他领域——保护环境和公共健康。
如果处理不好,公共卫生问题的负担足以令中国的发展大打折扣。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也知道这些问题,但到底要怎样解决、投入多少资源,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也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公共卫生的问题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但要记住,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国民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 何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