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校教了九年法律，杨玲注意到了越来越普遍的女性职场困境：哪怕比男性更为优秀，她们也无法获得同等认同和话语权，晋升天花板如影随形，与此同时承担着更繁重的家庭、育儿责任。这促使她在短时间内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将自己的职业落脚点，从中山公园的华东政法大学，改为陆家嘴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上海代表处。
　　杨玲现在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副秘书长兼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2018 年 1月加入HKIAC之前，她曾在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从事国际仲裁的教学、实践和研究近九年，在商事仲裁和投资仲裁领域，已出版专著两本，发表论文30余篇。
　　2018年初加入HKIAC后，杨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起仲裁女性俱乐部（Women In Arbitration，简称WIA），“性别多样化在仲裁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她解释道。在指定仲裁员的时候，女性通常被选择的很少。三个仲裁员都是男性的很常见，有一个女性的场景不多见，三个仲裁员都是女性的更是罕见。
　　仲裁女性俱乐部
　　一个月后的国际妇女节，WIA做了第一场线下活动，主题为“女性与仲裁：职业发展与自我成长”。那个明媚的春日，上海当代艺术馆二楼，他们请来学者、法务、律师、仲裁人等齐聚一堂，谈论两岸三地四法系，也用话题引出女性在仲裁领域的职业瓶颈。杨玲说，这是懵懂的一次试水，没想到不少外地的同行发私信问她，“能不能在我们那办一场？”
　　于是3个月后，第二场活动“中国女性与仲裁：如何做的更好”首次走出上海，移师北京。今年疫情后，以8月19日WIA首届委员会成立为开端，杨玲和同事已经组织了4场活动。“我们从每件小事做起，让大家先关注到仲裁中的多样性问题，关注到优秀的女性，应该走出来，站到光底下，让人家看到你，再往前走一小步。这可能就是我们一步一步想做的。”她说道。
　　提升仲裁中的多样性，是个真问题还是假问题？这是杨玲去年3月8日抛出的辩论题目，“那天一开场，我就开了一个玩笑：据说正方这一队，昨天晚上4个人商量到凌晨4点，觉得问题太多了；而反方这一队九点半都睡了，他们觉得这压根就不是个问题。”
　　在杨玲看来，大多数人对国际仲裁员的刻板印象就是“有白胡子的男性白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潜意识里的偏见。尽管如今几乎每所高校都设有法学专业，而且也会开设仲裁的课程。但在仲裁这个行业，年轻人需要经过大量实战训练，方能成為顾问、合伙人，层层进阶之后，最终进入国际仲裁员领域的女性少之又少。
　　在高校授课时，她的不少学生专业能力过硬，可惜对口就业的不多，越往专业方向发展，女性的身影就越少见。这也是杨玲想要发起仲裁女性俱乐部的原因之一，依托香港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上的优势，“我们尽量的去做一些实用的事情，让内地的女律师、女仲裁员获得切实的国际仲裁的一手知识。”
　　作为全球领先的最受当事人喜爱的仲裁地，香港有完善且先进的仲裁立法、法院支持仲裁的清晰表达以及全球顶级争议解决人才，在过去数年成为内地当事人首选的境外仲裁地。目前内地当事人已经成为 HKIAC 的最大国际用户，超过半数以上的案件中至少有一方当事人来自内地。
　　2015年4月，国务院发布《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提出“进一步对接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规则，优化自贸试验区仲裁规则，支持国际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入驻，提高商事纠纷仲裁国际化程度。”也是这一年，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上海代表处设立，沪港两地深化合作。
　　因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这个上半年，杨玲仿佛经历了一趟过山车。疫情暴发初期，她本以为商贸活动暂停，商事争议骤降，然而没多久仲裁案件呈“报复性”增长。那段时间，外贸行业进入“速冻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进出口呈断崖式锐减，全球各地因无法履约导致的商业摩擦不断见诸报端。
　　为了帮助国内当事人了解、参与境外仲裁实务，HKIAC在5月联合无讼推出了《国际仲裁：企业技能包》，涉及争议解决方式分析、境内外仲裁程序的不同、如何挑选仲裁员等内容，主要针对企业法务免费在线授课。
　　走到“光”下
　　出生在湖北的杨玲从小就是学霸，但她说，自己在课上从来不举手发言，也不敢提问，“老怕我说错了”。但其实她内心对很多事物感兴趣，经常从各种严肃案件背后寻出有趣之处。“我当年为什么学法律，也是有一颗八卦心。”她笑称。
　　杨玲在华政是深受学生爱戴的风趣幽默的老师，就像今天B站爆火的罗翔刑法课，她上课从不看讲义，经常从一些偏门的视角切入法律细则，“与其告诉学生什么是仲裁，我不如让他们对仲裁这个事情产生极大的好奇感和八卦心”。
　　加入HKIAC后，杨玲的主场从三尺讲台变成了更广阔的舞台，挑战也随之而来。2018年的香港仲裁周，同事邀请她去参与一场论坛，她想也没想就拒绝了。回头她跟好朋友聊起，又懊恼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我根本就不敢上去讲，我对自己的英文没有信心，怕讲不好丢了HKAIC的脸，因为跟我同台的都是那些国际大腕，压力非常大。”她似乎又回到了小时候，自信优秀，同时自卑敏感，机会摆在眼前，但跃跃欲试和怯场逃开两个想法在她的脑海中不断打架。
　　第二年的香港仲裁周，类似的邀请又来。她没有立刻回复那份邮件，在家里纠结了好几天，最后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安慰自己，大不了多写几稿，多背几遍英文。“我大概怀着一种自我怀疑，非常想尝试，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舞台，但又认为自己能力深深的不足。”事实上，得益于多年脱稿授课，杨玲后来发觉，主持论坛、用英文演讲，似乎并没有想象中困难。2020年香港仲裁周，当邀请邮件再次发来，她甚至没细细察看，就先答应了下来。
　　杨玲说，她就是一个挑战自我默默成长的例子，从幕后走向台前，从看不见的地方走到“光”下，在更大的舞台展现自身实力与魅力。“人都觉得黑暗中最为安全，当你站到‘光’下，很多瑕疵就会被放大。虽然战胜自我观念很难，但我们希望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女性赋能。”
　　全球范围内，WIA只是提升职场女性的可见度、能见度的一个缩影。杨玲希望，类似的组织最好能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果大家都来关注这些议题，那么灯下黑的地方就越来越少，有光的就越来越多了。”
　　最近，杨玲去健身房的时候，教练夸她有进步，深蹲更稳了，“越基础的动作其实越难达到，坚持下来才能做好”。她联想到WIA，“我们不喊口号，只能说从每件小事做起，希望让女性更多地拥有平等参与的机会，让更多女性能够站在阳光底下，走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