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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代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社会思潮多样化、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高校廉洁教育及其构成要素，表现出复杂性、整体性、稳定性、开放性和动态性等明显的“系统”特征。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研究廉洁教育行为过程与环境条件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来研究高校廉洁教育，有利于整体把握当下高校廉洁教育的特点和状态，准确评估高校廉洁教育的优劣和效果。高校廉洁教育生态主要由廉洁教育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廉洁教育行为（行为系统、行为群落）及廉洁教育行为环境三部分构成，具有复杂的立体网络结构。在逻辑上由居于底层的文化观念系统、居于中间的工作职业系统和居于上层的行政权力系统共同建构，与政治生态、学术生态、文化生态之间存在高耦合性。
关键词：高校廉洁教育;生态;行为系统;层次系统;高耦合性
廉洁教育自古就有，从孔子对季康子“子之不欲”（《论语·颜渊》）、子张“欲而不贪”（《论语·尧曰》）的言教，齐威王“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资治通鉴·周纪一》）的刑教，陶母封鲊责侃（《世说新语》）的家教，司马光《训俭示康》的身教，到孙中山《家属遗嘱》望儿女自爱，毛泽东、周恩来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孔繁森两袖清风等等，不同时期形式各有不同，但其内涵却一脉相承，不断丰富。特别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从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育，到全面从严治党、高压反腐等等，所施廉洁教育角度之多、方位之全、层次之深可谓空前。中国高校作为社会主义大学，无论从其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还是“四个服务”的办学方向，抑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基本职能来看，都属于廉洁教育的一个关键节点，一个不容更不能忽视的对象领域和内容生产基地。
反观当前中国高校廉洁教育现实，仍然以官方行政主体生产内容、组织施教，主要围绕廉洁从政、廉洁从教、廉洁科研等内容，行政人员、科研人员、教师和学生被动受教的模式开展。该模式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教育效果，但随着时移势迁，社会环境和思想观念变化更迭，这种模式呈现颓势也属必然。一是依靠单一行政力量推动，未能联动其他要素力量，特别是不能很好的调动教育客体的内生动力，必然导致教育覆盖力和教育效果快速衰减。二是教育内容单一固化，侧重法纪教育和政治教育，实用性和功利性较强，积极客观应对各类社会思潮的理性思辨内容较弱，批判性、思想性和文化性不够，潜移默化和化风成俗的效果不足。三是运用信息技术网络手段的意识和能力不足，未能充分注意到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对人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带来的变化，未能充分运用全新的资讯生产、传播、衍变模式和变革的学习、交互方式。
一、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的提出
在当代社会生活信息化网络化、社会思潮多样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等背景下，高校廉洁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一方面，高校廉洁教育的主体、客体、内容、方式、环境诸要素及其相互联系和作用更加复杂。单从面临的问题看，自身层面除傳统意义上的基建、后勤、财务、招生、招投标采购、干部人事等重点领域外，科研经费管理使用、师德师风、学术道德、生活作风、意识形态等新问题不断出现，且具有一定普遍性。比如近年频繁曝出的贪污、挪用科研经费案件（段振豪、陈英旭、李宁等），教师性侵、骚扰学生事件（沈阳、陈小武、吴春明等），教师、科研人员学术造假、抄袭剽窃事件（贺海波、李庆生、梁莹等），以及发表不当言论，克扣、索要学生好处等等问题均非个案。自身之外，高校作为人们心目中道德、知识的高地，问题频出甚至问题处置不公，对社会情感、社会心理和社会风气等难免造成伤害;高校肩负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的重任，廉洁教育薄弱或者缺失，一旦造成学生廉洁意识滑坡，必将对国家和社会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未来一段时间的风气和发展产生影响，对国家和社会文化生态、政治生态等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廉洁教育过程中，信息传递更加快速高效和公开透明，行政力量单方面发挥的作用逐渐减弱，社会环境发挥的作用逐渐增强，随着各类新媒体不断产生和普及，信息传播速度和广度不断提升，社会监督不断增强，民众意愿和社会舆论逐渐发挥力量，崇廉尚廉、严惩贪腐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廉洁教育表现为一种综合效用。
统观高校廉洁教育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明显的复杂性、整体性、内在关联性以及稳定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呈现出系统的主要特征。根据恩斯特·海克尔及埃里克·阿什比等人的观点和思想方法，可以尝试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即通过研究廉洁教育行为过程与环境条件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来研究高校廉洁教育。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高校廉洁教育，有利于整体把握当下高校廉洁教育的特点和状态，准确评估高校廉洁教育的优劣和效果。第一，可以通过廉洁教育各要素的内在关系和作用机理，以及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和信息流，研究各要素的生态位及其生境，把握廉洁教育要素对廉洁教育系统整体的影响;第二，可以从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角度，准确评估高校廉洁教育对高校政治、学术、文化，以及社会治理体系的作用和意义;第三，可以通过生态系统的平衡域，研究廉洁教育生态系统变革与变迁、平衡与崩溃的限度和机制，从而为调节生态，保持系统健康稳定提供依据。
二、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的结构要素
高校廉洁教育生态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廉洁教育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廉洁教育行为、廉洁教育行为环境。在传统观念及管理体系中，对廉洁教育主客体的理解主要还是以“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为起点，进而演化为诸如上级和下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组织和个体、权力者和对象、施教者和受教者、言说者和聆听者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型来展开。其特点是以“权威”为内在逻辑，并籍此构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主要联系，优点与弊端均显而易见。结合当代社会思想和文化背景，在“治理”而非“管理”的理念下，遵循教育规律审视廉洁教育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最终可以透过各种身份和称谓的迷雾，发现其本质要素只有一个——人。廉洁教育既是一种教育行为，也是一种治理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强调的是人的德性、社会的秩序和文化的样态。作为一种具有生理、心理、文化、组织和社会关系等多层面涵义的人，既是其行为对象，又是行为施与者和参与者，既是施教者、传播者、教育内容制定者和生产者，又是受教者和消费者。从生态的角度看，不同的人及其组织构成了廉洁教育生态系统的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且主体客体俱为一体，随不同情境而转化。不同层级的党组织、行政部门、上级党政部门、行政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服务人员、教师、学生、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在某些条件下，均可以作为廉洁教育生态系统的行为主体;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又可以廉洁教育生态系统行为对象的身份出现。 从构建和培育稳定、有序的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的目的出发，首先应当促使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的各结构要素发展出一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关于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的情况这里不再赘述，单看廉洁教育行为本身的情况。廉洁教育行为主要由行为内容、行为方式和行为过程构成。行为内容一般包括国家法律、地方法规、党的纪律、学校规章制度、学术道德、教师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社会风俗、文化习俗等等，涉及政治、法律、文化、社会、道德等多个方面。同时，廉洁教育行为本身又可以构成行为系统和行为群落：某些行为内容由特定的行为主体，针对特定行为对象以特定的方式施行，可以构成行为系统;某些相互关联的行为系统又可以构成行为群落。比如，上级党组织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开展的党纪教育、财务部门针对全体师生开展的财务知识和财务纪律培训、某项由科研管理部门出台的科研项目管理制度、某教授面向师生公开进行的廉洁文化主题讲座、某台由学生排演的有关廉洁人物的话剧、某条转发阅读量较大的关于中央“打虎”的新闻微博等，都可以看做一个廉洁教育行为系统。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专利法》、教育部《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学校关于加强学术规范的相关通知、中国纪检监察报关于某违反学术道德案例的报道、网络上关于某高校教授论文数据涉嫌造假的热议、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学术规范内容、学生私下谈论的某人论文抄袭的话题等行为系统，又可以构成一个廉洁教育行为群落。在稳定、有序的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系统中，单一、孤立的廉洁教育行为本身没有太多研究价值，反而是与其他要素互相关联、互相作用的廉洁教育行为系统、行为群落，对实现高校廉洁教育自身具有重要意义。
于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及实现廉洁教育自身而言，针对特定行為对象，应当由哪些行为主体，选择何种行为内容，采用何种行为方式，具体如何施行？换句话说，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系统籍由哪些行为系统、行为群落实现自身？这里选择的依据就是廉洁教育行为环境。廉洁教育行为环境由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自然环境等构成。政治环境包括社会制度、政策体系、行政资源等，社会环境包括经济关系、交往关系、社会风气、社会道德、舆论环境等，文化环境包括思想观念、文化氛围、学术环境、校园文化等，自然环境包括人员构成、自然资源、自然空间等。廉洁教育行为环境居于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的基础层，对廉洁教育行为及行为主体、行为对象的选择、产生、运行、相互作用等均有重要影响。比如，权力系统贪腐频发、思想观念杂乱纷繁、社会道德崩塌败坏的环境，必然会侧重选择重典治贪、价值重塑等行为内容;科技水平低下、学术秩序失衡、政策对科技倾斜扶持的环境，必然产生诸多针对科研、学术的廉洁教育行为;制度健全、资源充沛、人员充裕的环境，必然有利于引导性行为内容的运行等等。廉洁教育行为系统、行为群落运行于行为环境并受其影响，反过来它们也对行为环境产生反作用。各构成要素互相作用、互相影响，最终达到动态平衡。
三、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的特征
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结构要素具有典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内在运行机理也呈现一定的复杂性和规律性。究其根本，主要在于高校廉洁教育生态是一个所涉宽泛的横跨多种生态系统的复杂系统，而非狭小的单一属性系统。
（一）高校廉洁教育生态是一个行为系统
高校廉洁教育生态是一个行为系统，其核心构成要素为廉洁教育行为本身，这是它区别于其他生态系统的一个特点。作为一个行为系统，廉洁教育行为本身对生态系统的发展、平衡和变革起主导作用，行为主体、行为对象及行为环境，均依赖廉洁教育行为而生发、衍展。另外，廉洁教育行为不是无意识的，人及其组织作为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的本质，为其行为赋予目的和方向，也就是说廉洁教育行为是一种有具体目的、清晰路径和明确逻辑的主动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即便有些行为出于行为主体的无意识反应，只要该行为被纳入行为系统、行为群落，系统也会赋予其明确的指向。比如，当一名网民针对一则关于官员贪腐的的帖子发出鄙弃的慨叹时，其评论并无明确目的，该网民不会认为自己的鄙弃会是对贪官的惩处，也不指望自己的鄙弃会对惩治贪腐净化风气起到什么推动作用。但当该网民的评论作为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构成一种行为系统的时候，该评论就会进入行为系统的逻辑，获得行为系统的指向和目的，发挥出超越其行为主体预期的作用和价值。从这一例证可以明显看出：第一，廉洁教育行为（行为系统）起主导作用，而非行为主体、行为对象等其他要素;第二，无意识行为被纳入行为系统之后，获得了系统的方向和目的;第三，系统的方向对于廉洁教育行为意义极其重要。
因此，从行为系统的角度考察高校廉洁教育生态，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不再重要，相反，廉洁教育行为本身即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之间的作用关系变得更加重要。这种作用关系体现了廉洁教育行为的方式、方向和结构：多向性及复杂的立体网络状结构。在高校廉洁教育活动中，某个教育者可能同时针对多个不同的受教者施行教育行为，同时他也会作为受教者接受多个不同的教育者施行的教育行为。也就是说，一个作用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可能恰好是其他作用关系中的行为对象;作为行为主体时，该要素可能对应多个行为对象，作为行为对象时，它可能也会与其他多个行为对象共同对应某个行为主体。廉洁教育行为的这种多向性作用关系及网络结构为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系统形成竞争互助和相生相克的特征提供了可能：多向性作用关系特别是多种教育行为指向同一行为对象时，竞争成为可能;一种教育行为与其他行为构成行为系统、行为群落时，互助成为可能;一个行为对象转换角色成为行为主体，吸收借鉴此前所受教育行为时，相生成为可能;一种教育行为对其他教育行为进行批判时，相克成为可能。
（二）高校廉洁教育生态是一个层次系统
从要素结构看，如前文所述，高校廉洁教育生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行为环境构成的基础层和行为主体、行为对象及行为本身构成的运行层。基础层和运行层形成了一个由廉洁教育行为主导的，具有复杂立体网络结构和竞争互助、相生相克特征的行为系统。从逻辑结构看，高校廉洁教育生态具有分明的空间结构层次：居于底层的文化观念系统、居于中间的工作职业系统和居于上层的行政权力系统。 文化观念系统主要包括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社会道德、舆论环境、工作惯例等，主要涉及日常的、文化的、观念的内容。其作用方式是潜移默化的，在人们心理、思想、行为习惯、价值取向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作用过程往往是隐性的、容易为人忽视的，然而其力量却是巨大的。文化观念系统的作用机理具有间接性、宏观性和深刻性的特点。在高校廉洁教育生态中，文化观念系统作为基础居于底层，并不对各要素产生直接影响，不作用于细枝末梢之处，而是通过文化、心理、思想观念等隐性层面，间接作用于廉洁教育行为本身以及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其作用效果不是即时反应、随起随灭的，而是长效的、深刻的和根本性的。从文化观念系统的构成内容、作用方式、作用机理、作用效果等方面来看，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的文化观念系统具备了文化生态的一些基本特点，即高校廉洁教育生态触及了文化生态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化生态相重叠，二者通过这一交集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工作职业系统主要包括师生及教学条件、科研人员和科研条件、教风学风、科研环境和学术氛围、学术道德、教师职业道德等，主要涉及业务的、职业的和学术的内容。其作用方式是体验式的，通过直接的经历、真实的感受和切身的体会对人们工作或职业的行为作出反馈。具体到高校，主要是教学和科研等学术职业行为。其作用机理具有经验性、细节性和直接性的特点。譬如，在某种学术氛围和客观条件下，某种具体的学术行为是否合乎规范、合乎道德、合乎现实，行业本身或者由学术行为主体构成的群体会根据自身价值和经验，自发的给出评价，其评价结果的影响具有直接性和权威性。在高校廉洁教育生态中，工作职业系统居于中间，直接通过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行为环境及职业行为本身发挥作用。高校廉洁教育生态工作职业系统与学术生态的部分内容存在重叠，二者在这一区域存在交集，并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协同作用。
行政权力系统主要包括国家各级法规、党政纪律、科研教育政策、各级党政组织和党政力量、学校规章制度等，主要涉及政治的、管理的和权力的内容。其作用方式是说教式的，通过统治机器的强制力量、行政系统的引导力量和管理系统的约束力量发挥作用;其作用机理具有威慑性、强制性和高效性的特點。在高校廉洁教育生态中，行政权力系统居于顶层，统摄高校廉洁教育生态各要素，其作用机理在深刻性上不及文化观念系统，在直接性上不及工作职业系统，但是在高效性上却远胜二者，它以强大的组织体系和强制力量保证其运行效率和效果。行政权力系统具有显著的目的性，运行目标清晰而明确，就是直接为当下以及未来的统治和管理服务。抛却这一目标，行政权力系统将失去其运行的方向和主要动力。从要素、结构、方式或者目的来看，高校廉洁教育生态行政权力系统与政治生态密切关联，在一定范围相互交叠，彼此协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三）高校廉洁教育生态与政治生态、学术生态、文化生态之间存在高耦合性
跳出高校廉洁教育生态本身，从政治生态、学术生态、文化生态的角度看，廉洁教育生态横贯三大生态系统，且与之具有高度的耦合关系。首先，政治生态与廉洁教育生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控制关系，高校作为社会管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廉洁教育生态的行政权力系统必然要与政治生态保持同向同频，接受政治生态影响和控制。同时，学术生态和文化生态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接受廉洁教育生态的影响。廉洁教育生态健康有序，学术生态和文化生态也会随之向好;反之，廉洁教育生态崩坏，学术生态和文化生态也会趋向衰败和崩溃，这是由他们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其次，高校廉洁教育生态与政治生态、学术生态、文化生态之间存在大量信息和能量交换。廉洁教育生态的文化观念系统、工作职业系统、行政权力系统等层次要素从三大生态获取信息，吸收、借鉴、引用、融合相关内容，同时也对相关内容进行改造、加工，并向对方输出内容。当廉洁教育生态或三大生态任一系统发生重大变革或波动，其影响并不会仅仅局限在本系统范围内，由此引发的能量波动一般会超越本系统，向其他系统辐射，对其他系统造成影响。假设某高校突然集中爆发了一系列学术腐败问题，从其能量辐射过程和路径看，先是对学术生态造成严重破坏;随后必然引起学术圈内外的担忧和思考，引起人们对制度、机制、权力、道德、约束等问题的反思;再后，这种反思会从学术系统蔓延、扩散、引申而至管理体系以及文化体系，从而对政治生态、文化生态以及廉洁教育生态等造成触动，形成超越本系统的辐射效应。
高校廉洁教育生态内部要素、子系统之间竞争互助、相生相克，其自身与外界进行信息、能量交换，使得高校廉洁教育生态具有了自我调节的能力，从而可以保持自身结构和功能相对稳定，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这是所有生态系统都有的稳定性特征。在高校廉洁教育生态内部，由于某种原因，一些廉洁教育行为系统甚至生态群落失去效用或者直接崩溃消失，并不会导致廉洁教育生态的崩溃。因为其他要素或行为系统、生态群落会发挥作用，这种系统调节使得系统始终能够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同理，来自系统外的冲击也不会直接导致系统的崩溃。但是，一个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正反馈调节和负反馈调节）及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抵抗力稳定性）都不是无限度的，当冲击或干扰超过其调节能力的时候，系统就会崩溃或发生变革。生态系统保持其稳定性的限度，我们可以称之为平衡域。由于廉洁教育生态与三大生态之间存在的高耦合性，特别是廉洁教育生态与三大生态在某些方面存在的要素、结构、功能上的重叠，导致其与三大生态的平衡域之间也存在高度关联性：在一所高校内，当其政治生态（或学术生态、文化生态）崩坏的时候，廉洁教育生态必然遭到破坏;反过来，当其廉洁教育生态失衡的时候，政治生态（或学术生态、文化生态）也不可能一直维持稳定状态，而且，廉洁教育生态与政治生态（或学术生态、文化生态）二者保持平衡或受到破坏的限度范围，即二者的平衡域是高度一致、密切相关的。
最后，以生态学的思想和方法考察高校廉洁教育，本文只是一次十分浅陋的尝试，难及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的全貌，更遑论关键和要害。但是，这一视角和方法对研究高校廉洁教育的优势和便利却是显明出来了。第一，生态学理论及系统思维高度契合当代社会高速变化的复杂现实，能够促使高校廉洁教育研究更加贴近实际;第二，生态学视角能够聚焦高校廉洁教育的本质，并给予各要素充分发展的空间;第三，作为生态系统的高校廉洁教育，其内部层次、结构及作用机理更为清晰，有利于更好的把握通过系统调节来改善高校廉洁教育的途径;第四，放眼高校工作全局，通过研究高校廉洁教育生态与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学术生态的耦合关系，推动四大生态互相增益，可以立足廉洁教育而服务高校工作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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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NW201 9005，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
作者简介：李秀龙，男，1984年12月生，陕西凤翔人，硕士研究生学历，助理研究员职称，任职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高校廉洁教育;生态;行为系统;层次系统;高耦合性
廉洁教育自古就有，从孔子对季康子“子之不欲”（《论语·颜渊》）、子张“欲而不贪”（《论语·尧曰》）的言教，齐威王“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资治通鉴·周纪一》）的刑教，陶母封鲊责侃（《世说新语》）的家教，司马光《训俭示康》的身教，到孙中山《家属遗嘱》望儿女自爱，毛泽东、周恩来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孔繁森两袖清风等等，不同时期形式各有不同，但其内涵却一脉相承，不断丰富。特别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从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育，到全面从严治党、高压反腐等等，所施廉洁教育角度之多、方位之全、层次之深可谓空前。中国高校作为社会主义大学，无论从其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还是“四个服务”的办学方向，抑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基本职能来看，都属于廉洁教育的一个关键节点，一个不容更不能忽视的对象领域和内容生产基地。
反观当前中国高校廉洁教育现实，仍然以官方行政主体生产内容、组织施教，主要围绕廉洁从政、廉洁从教、廉洁科研等内容，行政人员、科研人员、教师和学生被动受教的模式开展。该模式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教育效果，但随着时移势迁，社会环境和思想观念变化更迭，这种模式呈现颓势也属必然。一是依靠单一行政力量推动，未能联动其他要素力量，特别是不能很好的调动教育客体的内生动力，必然导致教育覆盖力和教育效果快速衰减。二是教育内容单一固化，侧重法纪教育和政治教育，实用性和功利性较强，积极客观应对各类社会思潮的理性思辨内容较弱，批判性、思想性和文化性不够，潜移默化和化风成俗的效果不足。三是运用信息技术网络手段的意识和能力不足，未能充分注意到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对人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带来的变化，未能充分运用全新的资讯生产、传播、衍变模式和变革的学习、交互方式。
一、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的提出
在当代社会生活信息化网络化、社会思潮多样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等背景下，高校廉洁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一方面，高校廉洁教育的主体、客体、内容、方式、环境诸要素及其相互联系和作用更加复杂。单从面临的问题看，自身层面除傳统意义上的基建、后勤、财务、招生、招投标采购、干部人事等重点领域外，科研经费管理使用、师德师风、学术道德、生活作风、意识形态等新问题不断出现，且具有一定普遍性。比如近年频繁曝出的贪污、挪用科研经费案件（段振豪、陈英旭、李宁等），教师性侵、骚扰学生事件（沈阳、陈小武、吴春明等），教师、科研人员学术造假、抄袭剽窃事件（贺海波、李庆生、梁莹等），以及发表不当言论，克扣、索要学生好处等等问题均非个案。自身之外，高校作为人们心目中道德、知识的高地，问题频出甚至问题处置不公，对社会情感、社会心理和社会风气等难免造成伤害;高校肩负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的重任，廉洁教育薄弱或者缺失，一旦造成学生廉洁意识滑坡，必将对国家和社会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未来一段时间的风气和发展产生影响，对国家和社会文化生态、政治生态等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廉洁教育过程中，信息传递更加快速高效和公开透明，行政力量单方面发挥的作用逐渐减弱，社会环境发挥的作用逐渐增强，随着各类新媒体不断产生和普及，信息传播速度和广度不断提升，社会监督不断增强，民众意愿和社会舆论逐渐发挥力量，崇廉尚廉、严惩贪腐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廉洁教育表现为一种综合效用。
统观高校廉洁教育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明显的复杂性、整体性、内在关联性以及稳定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呈现出系统的主要特征。根据恩斯特·海克尔及埃里克·阿什比等人的观点和思想方法，可以尝试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即通过研究廉洁教育行为过程与环境条件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来研究高校廉洁教育。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高校廉洁教育，有利于整体把握当下高校廉洁教育的特点和状态，准确评估高校廉洁教育的优劣和效果。第一，可以通过廉洁教育各要素的内在关系和作用机理，以及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和信息流，研究各要素的生态位及其生境，把握廉洁教育要素对廉洁教育系统整体的影响;第二，可以从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角度，准确评估高校廉洁教育对高校政治、学术、文化，以及社会治理体系的作用和意义;第三，可以通过生态系统的平衡域，研究廉洁教育生态系统变革与变迁、平衡与崩溃的限度和机制，从而为调节生态，保持系统健康稳定提供依据。
二、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的结构要素
高校廉洁教育生态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廉洁教育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廉洁教育行为、廉洁教育行为环境。在传统观念及管理体系中，对廉洁教育主客体的理解主要还是以“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为起点，进而演化为诸如上级和下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组织和个体、权力者和对象、施教者和受教者、言说者和聆听者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型来展开。其特点是以“权威”为内在逻辑，并籍此构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主要联系，优点与弊端均显而易见。结合当代社会思想和文化背景，在“治理”而非“管理”的理念下，遵循教育规律审视廉洁教育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最终可以透过各种身份和称谓的迷雾，发现其本质要素只有一个——人。廉洁教育既是一种教育行为，也是一种治理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强调的是人的德性、社会的秩序和文化的样态。作为一种具有生理、心理、文化、组织和社会关系等多层面涵义的人，既是其行为对象，又是行为施与者和参与者，既是施教者、传播者、教育内容制定者和生产者，又是受教者和消费者。从生态的角度看，不同的人及其组织构成了廉洁教育生态系统的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且主体客体俱为一体，随不同情境而转化。不同层级的党组织、行政部门、上级党政部门、行政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服务人员、教师、学生、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在某些条件下，均可以作为廉洁教育生态系统的行为主体;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又可以廉洁教育生态系统行为对象的身份出现。 从构建和培育稳定、有序的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的目的出发，首先应当促使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的各结构要素发展出一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关于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的情况这里不再赘述，单看廉洁教育行为本身的情况。廉洁教育行为主要由行为内容、行为方式和行为过程构成。行为内容一般包括国家法律、地方法规、党的纪律、学校规章制度、学术道德、教师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社会风俗、文化习俗等等，涉及政治、法律、文化、社会、道德等多个方面。同时，廉洁教育行为本身又可以构成行为系统和行为群落：某些行为内容由特定的行为主体，针对特定行为对象以特定的方式施行，可以构成行为系统;某些相互关联的行为系统又可以构成行为群落。比如，上级党组织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开展的党纪教育、财务部门针对全体师生开展的财务知识和财务纪律培训、某项由科研管理部门出台的科研项目管理制度、某教授面向师生公开进行的廉洁文化主题讲座、某台由学生排演的有关廉洁人物的话剧、某条转发阅读量较大的关于中央“打虎”的新闻微博等，都可以看做一个廉洁教育行为系统。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专利法》、教育部《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学校关于加强学术规范的相关通知、中国纪检监察报关于某违反学术道德案例的报道、网络上关于某高校教授论文数据涉嫌造假的热议、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学术规范内容、学生私下谈论的某人论文抄袭的话题等行为系统，又可以构成一个廉洁教育行为群落。在稳定、有序的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系统中，单一、孤立的廉洁教育行为本身没有太多研究价值，反而是与其他要素互相关联、互相作用的廉洁教育行为系统、行为群落，对实现高校廉洁教育自身具有重要意义。
于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及实现廉洁教育自身而言，针对特定行為对象，应当由哪些行为主体，选择何种行为内容，采用何种行为方式，具体如何施行？换句话说，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系统籍由哪些行为系统、行为群落实现自身？这里选择的依据就是廉洁教育行为环境。廉洁教育行为环境由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自然环境等构成。政治环境包括社会制度、政策体系、行政资源等，社会环境包括经济关系、交往关系、社会风气、社会道德、舆论环境等，文化环境包括思想观念、文化氛围、学术环境、校园文化等，自然环境包括人员构成、自然资源、自然空间等。廉洁教育行为环境居于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的基础层，对廉洁教育行为及行为主体、行为对象的选择、产生、运行、相互作用等均有重要影响。比如，权力系统贪腐频发、思想观念杂乱纷繁、社会道德崩塌败坏的环境，必然会侧重选择重典治贪、价值重塑等行为内容;科技水平低下、学术秩序失衡、政策对科技倾斜扶持的环境，必然产生诸多针对科研、学术的廉洁教育行为;制度健全、资源充沛、人员充裕的环境，必然有利于引导性行为内容的运行等等。廉洁教育行为系统、行为群落运行于行为环境并受其影响，反过来它们也对行为环境产生反作用。各构成要素互相作用、互相影响，最终达到动态平衡。
三、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的特征
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结构要素具有典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内在运行机理也呈现一定的复杂性和规律性。究其根本，主要在于高校廉洁教育生态是一个所涉宽泛的横跨多种生态系统的复杂系统，而非狭小的单一属性系统。
（一）高校廉洁教育生态是一个行为系统
高校廉洁教育生态是一个行为系统，其核心构成要素为廉洁教育行为本身，这是它区别于其他生态系统的一个特点。作为一个行为系统，廉洁教育行为本身对生态系统的发展、平衡和变革起主导作用，行为主体、行为对象及行为环境，均依赖廉洁教育行为而生发、衍展。另外，廉洁教育行为不是无意识的，人及其组织作为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的本质，为其行为赋予目的和方向，也就是说廉洁教育行为是一种有具体目的、清晰路径和明确逻辑的主动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即便有些行为出于行为主体的无意识反应，只要该行为被纳入行为系统、行为群落，系统也会赋予其明确的指向。比如，当一名网民针对一则关于官员贪腐的的帖子发出鄙弃的慨叹时，其评论并无明确目的，该网民不会认为自己的鄙弃会是对贪官的惩处，也不指望自己的鄙弃会对惩治贪腐净化风气起到什么推动作用。但当该网民的评论作为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构成一种行为系统的时候，该评论就会进入行为系统的逻辑，获得行为系统的指向和目的，发挥出超越其行为主体预期的作用和价值。从这一例证可以明显看出：第一，廉洁教育行为（行为系统）起主导作用，而非行为主体、行为对象等其他要素;第二，无意识行为被纳入行为系统之后，获得了系统的方向和目的;第三，系统的方向对于廉洁教育行为意义极其重要。
因此，从行为系统的角度考察高校廉洁教育生态，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不再重要，相反，廉洁教育行为本身即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之间的作用关系变得更加重要。这种作用关系体现了廉洁教育行为的方式、方向和结构：多向性及复杂的立体网络状结构。在高校廉洁教育活动中，某个教育者可能同时针对多个不同的受教者施行教育行为，同时他也会作为受教者接受多个不同的教育者施行的教育行为。也就是说，一个作用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可能恰好是其他作用关系中的行为对象;作为行为主体时，该要素可能对应多个行为对象，作为行为对象时，它可能也会与其他多个行为对象共同对应某个行为主体。廉洁教育行为的这种多向性作用关系及网络结构为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系统形成竞争互助和相生相克的特征提供了可能：多向性作用关系特别是多种教育行为指向同一行为对象时，竞争成为可能;一种教育行为与其他行为构成行为系统、行为群落时，互助成为可能;一个行为对象转换角色成为行为主体，吸收借鉴此前所受教育行为时，相生成为可能;一种教育行为对其他教育行为进行批判时，相克成为可能。
（二）高校廉洁教育生态是一个层次系统
从要素结构看，如前文所述，高校廉洁教育生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行为环境构成的基础层和行为主体、行为对象及行为本身构成的运行层。基础层和运行层形成了一个由廉洁教育行为主导的，具有复杂立体网络结构和竞争互助、相生相克特征的行为系统。从逻辑结构看，高校廉洁教育生态具有分明的空间结构层次：居于底层的文化观念系统、居于中间的工作职业系统和居于上层的行政权力系统。 文化观念系统主要包括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社会道德、舆论环境、工作惯例等，主要涉及日常的、文化的、观念的内容。其作用方式是潜移默化的，在人们心理、思想、行为习惯、价值取向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作用过程往往是隐性的、容易为人忽视的，然而其力量却是巨大的。文化观念系统的作用机理具有间接性、宏观性和深刻性的特点。在高校廉洁教育生态中，文化观念系统作为基础居于底层，并不对各要素产生直接影响，不作用于细枝末梢之处，而是通过文化、心理、思想观念等隐性层面，间接作用于廉洁教育行为本身以及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其作用效果不是即时反应、随起随灭的，而是长效的、深刻的和根本性的。从文化观念系统的构成内容、作用方式、作用机理、作用效果等方面来看，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的文化观念系统具备了文化生态的一些基本特点，即高校廉洁教育生态触及了文化生态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化生态相重叠，二者通过这一交集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工作职业系统主要包括师生及教学条件、科研人员和科研条件、教风学风、科研环境和学术氛围、学术道德、教师职业道德等，主要涉及业务的、职业的和学术的内容。其作用方式是体验式的，通过直接的经历、真实的感受和切身的体会对人们工作或职业的行为作出反馈。具体到高校，主要是教学和科研等学术职业行为。其作用机理具有经验性、细节性和直接性的特点。譬如，在某种学术氛围和客观条件下，某种具体的学术行为是否合乎规范、合乎道德、合乎现实，行业本身或者由学术行为主体构成的群体会根据自身价值和经验，自发的给出评价，其评价结果的影响具有直接性和权威性。在高校廉洁教育生态中，工作职业系统居于中间，直接通过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行为环境及职业行为本身发挥作用。高校廉洁教育生态工作职业系统与学术生态的部分内容存在重叠，二者在这一区域存在交集，并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协同作用。
行政权力系统主要包括国家各级法规、党政纪律、科研教育政策、各级党政组织和党政力量、学校规章制度等，主要涉及政治的、管理的和权力的内容。其作用方式是说教式的，通过统治机器的强制力量、行政系统的引导力量和管理系统的约束力量发挥作用;其作用机理具有威慑性、强制性和高效性的特點。在高校廉洁教育生态中，行政权力系统居于顶层，统摄高校廉洁教育生态各要素，其作用机理在深刻性上不及文化观念系统，在直接性上不及工作职业系统，但是在高效性上却远胜二者，它以强大的组织体系和强制力量保证其运行效率和效果。行政权力系统具有显著的目的性，运行目标清晰而明确，就是直接为当下以及未来的统治和管理服务。抛却这一目标，行政权力系统将失去其运行的方向和主要动力。从要素、结构、方式或者目的来看，高校廉洁教育生态行政权力系统与政治生态密切关联，在一定范围相互交叠，彼此协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三）高校廉洁教育生态与政治生态、学术生态、文化生态之间存在高耦合性
跳出高校廉洁教育生态本身，从政治生态、学术生态、文化生态的角度看，廉洁教育生态横贯三大生态系统，且与之具有高度的耦合关系。首先，政治生态与廉洁教育生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控制关系，高校作为社会管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廉洁教育生态的行政权力系统必然要与政治生态保持同向同频，接受政治生态影响和控制。同时，学术生态和文化生态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接受廉洁教育生态的影响。廉洁教育生态健康有序，学术生态和文化生态也会随之向好;反之，廉洁教育生态崩坏，学术生态和文化生态也会趋向衰败和崩溃，这是由他们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其次，高校廉洁教育生态与政治生态、学术生态、文化生态之间存在大量信息和能量交换。廉洁教育生态的文化观念系统、工作职业系统、行政权力系统等层次要素从三大生态获取信息，吸收、借鉴、引用、融合相关内容，同时也对相关内容进行改造、加工，并向对方输出内容。当廉洁教育生态或三大生态任一系统发生重大变革或波动，其影响并不会仅仅局限在本系统范围内，由此引发的能量波动一般会超越本系统，向其他系统辐射，对其他系统造成影响。假设某高校突然集中爆发了一系列学术腐败问题，从其能量辐射过程和路径看，先是对学术生态造成严重破坏;随后必然引起学术圈内外的担忧和思考，引起人们对制度、机制、权力、道德、约束等问题的反思;再后，这种反思会从学术系统蔓延、扩散、引申而至管理体系以及文化体系，从而对政治生态、文化生态以及廉洁教育生态等造成触动，形成超越本系统的辐射效应。
高校廉洁教育生态内部要素、子系统之间竞争互助、相生相克，其自身与外界进行信息、能量交换，使得高校廉洁教育生态具有了自我调节的能力，从而可以保持自身结构和功能相对稳定，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这是所有生态系统都有的稳定性特征。在高校廉洁教育生态内部，由于某种原因，一些廉洁教育行为系统甚至生态群落失去效用或者直接崩溃消失，并不会导致廉洁教育生态的崩溃。因为其他要素或行为系统、生态群落会发挥作用，这种系统调节使得系统始终能够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同理，来自系统外的冲击也不会直接导致系统的崩溃。但是，一个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正反馈调节和负反馈调节）及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抵抗力稳定性）都不是无限度的，当冲击或干扰超过其调节能力的时候，系统就会崩溃或发生变革。生态系统保持其稳定性的限度，我们可以称之为平衡域。由于廉洁教育生态与三大生态之间存在的高耦合性，特别是廉洁教育生态与三大生态在某些方面存在的要素、结构、功能上的重叠，导致其与三大生态的平衡域之间也存在高度关联性：在一所高校内，当其政治生态（或学术生态、文化生态）崩坏的时候，廉洁教育生态必然遭到破坏;反过来，当其廉洁教育生态失衡的时候，政治生态（或学术生态、文化生态）也不可能一直维持稳定状态，而且，廉洁教育生态与政治生态（或学术生态、文化生态）二者保持平衡或受到破坏的限度范围，即二者的平衡域是高度一致、密切相关的。
最后，以生态学的思想和方法考察高校廉洁教育，本文只是一次十分浅陋的尝试，难及高校廉洁教育生态的全貌，更遑论关键和要害。但是，这一视角和方法对研究高校廉洁教育的优势和便利却是显明出来了。第一，生态学理论及系统思维高度契合当代社会高速变化的复杂现实，能够促使高校廉洁教育研究更加贴近实际;第二，生态学视角能够聚焦高校廉洁教育的本质，并给予各要素充分发展的空间;第三，作为生态系统的高校廉洁教育，其内部层次、结构及作用机理更为清晰，有利于更好的把握通过系统调节来改善高校廉洁教育的途径;第四，放眼高校工作全局，通过研究高校廉洁教育生态与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学术生态的耦合关系，推动四大生态互相增益，可以立足廉洁教育而服务高校工作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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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NW201 9005，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
作者简介：李秀龙，男，1984年12月生，陕西凤翔人，硕士研究生学历，助理研究员职称，任职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