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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比伦商人的市场需求与古希腊罗马商人截然不同。古希腊罗马商人的财富主要来自三个渠道：一、采矿，巴比伦平原矿产稀缺，但古希腊罗马控制的地中海世界矿产却相当丰富；二、航运，巴比伦商人主要经营河运，海运规模较小，且局限于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北岸，而古希腊罗马商船则横行于整个地中海，以及更加危险的黑海和北大西洋；三、海盗，古巴比伦商人从不涉足这类杀人越货的勾当，而古希腊商人则乐此不疲。
通过广泛的游历，古罗马商人及其雇员欣然接受了许多东方商业思想，同时，古罗马政府也比古希腊政府更加注重市政建设。受这两种因素影响，自公元前3世纪起，各种同业协会（collegia，古罗马时的本意为“行会”，后来发展为英语里的“college”，意为学会或学院）和团体组织（societates）在古罗马社会层出不穷，例如工人协会、面包师协会、消防员协会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包税人协会和船主协会，这两种协会几乎全部由商人组成，是非常典型的商会。
（一） 奴隶制本来已经在古巴比伦社会中衰微，却在古希腊罗马社会中迎来了强劲的复兴
西方经济学著作经常自豪地把欧洲资本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的商业传统，诸如罗斯托夫采夫的《希腊化时代社会经济史》和《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等名著更是公开声称，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存在大量的“资本家”，他们构成了古希腊罗马城市经济的核心，并一直在推动古希腊罗马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直至被野蛮的日耳曼和阿拉伯入侵者破坏为止。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译者马雍、厉以宁教授及其学生们的著作中，也不时能看到他们复述这种观点。
但是同时，这种观点受到许多人（特别是与罗斯托夫采夫水火不容的一些前苏联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罗斯托夫采夫等人滥用了“资本家”这个名词，将其简单地等同于富人和商人，是混淆概念，远不如马克思等共产主义领袖常用的“奴隶主”来得科学。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定义，资本家是指占有土地、设备等生产资料，依靠剥削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为生的人。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古巴比伦社会中存在大量的职业商人，他们大多符合马克思对“资本家”的定义。而在古希腊罗马社会中，虽然也存在许多职业商人，但他们主要使用的劳动力并不是雇佣来的职员和学徒，而是购买来的奴隶，因此他们不是资本家，而是奴隶主。罗斯托夫采夫等西方学者则根本不承认马克思对“资本家”的定义，他们认为，拥有资本并用以经营企业的职业商人都是资本家，奴隶也是重要的资本，所以拥有大批奴隶的商人都是资本家。举例来说，林肯之前的美国拥有几百万奴隶，他们的奴隶主难道不也都是资本家吗？
拜考古学等多学科研究进展之赐，以上这些争论可以停留在20世纪了。可以确定，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社会上存在雇佣关系，因此也有符合马克思定义的“资本家”。此外，即便是在古希腊罗马，奴隶也不是普遍现象。像雅典、斯巴达、罗马这样的大城邦固然拥有很多奴隶，但是更多的城邦只拥有很少，甚至干脆没有奴隶。原因无他，这些城邦太弱，无力侵略他国夺取奴隶；又太穷，无力在市场上购买奴隶。不过，就雅典、斯巴达、罗马这样的大城邦而言，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构成了主要的经济社会关系，马克思的分析更接近事实。
奴隶制本来已经在古巴比伦社会中衰微，却在古希腊罗马社会中迎来了强劲的复兴，在这一事实面前，近代曾经甚嚣尘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彻底破产了。究其原因，古巴比伦商人的市场需求与古希腊罗马商人截然不同。古希腊罗马商人的财富主要来自三个渠道：一、采矿，巴比伦平原矿产稀缺，但古希腊罗马控制的地中海世界矿产却相当丰富；二、航运，巴比伦商人主要经营河运，海运规模较小，且局限于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北岸，而古希腊罗马商船则横行于整个地中海，以及更加危险的黑海和北大西洋；三、海盗，古巴比伦商人从不涉足这类杀人越货的勾当，而古希腊商人则乐此不疲。至于“立国之本”农产品，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欧洲在这方面一直无法与亚洲和北非竞争，雅典甚至需要常年向被他们称为游牧民族的西徐亚人（生活于今乌克兰和南俄罗斯）购买小麦才能避免饥荒，其他可想而知。
考古学发现揭示，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矿工生活条件极为恶劣，由于采矿科技不够发达，地中海地区的地质条件又特别复杂，他们的工作环境充满了各种危险。只有在鞭子的督促下，矿工们才敢于走入暗无天日的矿井。频繁出现的塌方、毒气、浸水和疾病，导致绝大多数矿工都会在参加工作后三年内死于非命。在这种情况下，矿主根本不可能雇佣到足够的矿工，只能使用购买来的奴隶。古希腊罗马社会无法为了奴隶的生存和自由放弃采矿业，因为这样做的代价谁也承受不起：如果不是走运发现了几座银矿，希腊早已沦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如果不是为了争夺西班牙的大银矿，罗马和迦太基早已停止了布匿战争。基于同样的理由，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为了大规模开采金银矿，同样奴隶充斥。事实上，直到瓦特发明能够给矿井抽水的蒸汽机以后，矿主等同于奴隶主的这种现象才逐渐得到抑制。
（二） 海盗这个职业虽在罗马帝国打击下绝迹于地中海，却在罗马帝国衰落后迅速死灰复燃，最终开启大航海时代
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如果有哪个行业使用奴隶的现象比采矿业还严重，那非航运业莫属，而这同样是由地中海的自然环境决定的。在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等文明古国，商船主要在江河上航行，正如中国谚语“万水东流”所说，河水有着固定的流向，在江河上航行，最重要的不是提供船只动力，而是保持船只平衡。在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上，也有固定方向的强劲洋流，还有在固定季节固定方向的“季风”，如阿拉伯海上夏季吹西南风，冬季吹东北风，从无例外。因此，在江河上以及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上航行，商船只需要一张简单的帆以及少数几名水手就够了。但是，这样的单帆商船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却举步维艰，因为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风向和洋流都极为多变，正如古罗马哲学家赛内加所说，“对于一艘没有航行目标的船，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 古希腊罗马商人要想开展航运业，就必须使用具备逆风和逆流航行能力的船只，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他们只能求助于大量的桨手。以古希腊罗马的主力战舰——三列桨战舰为例，每艘战舰上搭载的桨手多达150名～450名，如果桨手少于此数，战舰就无法达到足够的航速。为了保证桨手们不会在风暴和海战期间因恐惧而扔掉桨逃出船舱，导致全船失去动力，坐以待毙，古希腊罗马船只上的桨手们都必须用铁链锁在底舱的座位上，航行期间，除了划桨，什么事都不能做，甚至必须在座位上大小便（因此还必须终日保持裸体）。可想而知，一旦船只失事，所有桨手都必然被淹死。在古希腊罗马的海战中，往往一次战役中阵亡的士兵不过数千，而丧命的桨手却多达数万以至于十余万。鉴于桨手的工作条件之恶劣，这绝不是令人向往的职业。海军可以利用爱国热情和政治资源动员足够的贫民担任桨手，商人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们能够找到的桨手，往往只能是没有人身自由，可以任主子摆布的奴隶。
这种地中海船只依赖大量桨手的情况，直到14世纪的风帆革命才有所改善，当时在南欧出现了一种具备多面帆的新型船只，因为船上立有三根用以悬挂横帆的桅杆，称为“三桅帆船”，可以利用不同风向行驶。三桅帆船的出现，使哥伦布于1492年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成为可能。哥伦布当年指挥的是原始的三桅帆船，后来欧洲建造的三桅帆船拥有更多面横帆和纵帆，能够利用65度角以内的风航行。欧洲殖民者在16世纪抵达中国沿海时，坐的就是这种能够利用多角度风向航行的三桅帆船。
从中国史料来看，在明末清初，欧洲船只最令中国海军头痛的，并不是它们“船坚炮利”，而是它们能够利用多角度风向航行，甚至能够逆风行驶，而中国军舰虽然也装备了多根桅和多面帆，却因为中国帆船使用的矩形帆和扇形帆先天不足，各帆之间又缺乏配合，只能顺风行驶。结果，中国海军即便击败了欧洲船只，也难以追上对方，无从将其歼灭。
海盗这一行业既是古希腊罗马奴隶的主要来源，也是中世纪欧洲和中东奴隶的主要来源。和其他农业民族一样，古罗马人相当讨厌海盗，但是在古希腊，“海盗”绝不是贬义词，这个职业的社会地位甚至比合法商人还高。诸如伊阿宋、赫拉克力士、忒修斯等古希腊史诗颂扬的大英雄，其实都是海盗头目。比起船上的货物，古希腊海盗们更感兴趣的其实是船上的人员，因为这些俘虏能够在奴隶市场上卖出好价钱，某些有身份的俘虏还可以带来高额赎金。在当时，与容易滞销的普通货物相比，奴隶要抢手得多。古希腊海盗船自身的奴隶需求量也很大，因为海盗船需要追上或逃脱其他种类的船只，所以必须使用更多的桨手，以提供更快的航速，这一情况直到14世纪的风帆革命才开始有所改变。就这样，奴隶与海盗行业相辅相成，时至今日，绑架船上人质勒索赎金，仍然是海盗们的主要经济来源。由于利润丰厚，海盗这个职业虽然一度在罗马帝国的打击下绝迹于地中海，却在罗马帝国衰落后迅速死灰复燃，最终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既然采矿、航运和海盗这三个古希腊罗马经济的支柱产业都需要大量奴隶，奴隶自然就成为古希腊罗马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奴隶制从而在古希腊罗马社会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发展。但纵观古今中外，像古希腊罗马社会这种长期旺盛的奴隶需求和高度发达的奴隶市场，并不是普遍的情况，而是相当特殊的情况。
（三） 古希腊主要建立在军事掠夺上的经济繁荣，与公元十九与二十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有天壤之别
古希腊人向来被视为善于经商的民族，因为他们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造了大量的海港，也确实积极投身贸易。但这其实是现实所迫，因为希腊资源匮乏，连粮食和淡水都不能自给。然而，如同大部分古代印欧语系民族一样，古希腊人对商业的认识很肤浅，他们的许多著作都承认，自己的经商窍门主要是向西亚闪米特民族，特别是腓尼基人（又称迦南人或布匿人）学来的。
腓尼基人生活在地中海东岸的今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长期臣服于汉谟拉比王朝的巴比伦，故而深受巴比伦文化的影响，以商业立国。公元前1595年，赫梯军队攻陷巴比伦，腓尼基人从此又转而臣服于赫梯人。赫梯王国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来自欧洲的“海上民族”颠覆之后，腓尼基城邦获得了独立，但很快又遭到新兴的以色列和亚述的夹击。公元前9世纪，巴比伦的死敌亚述国大举入侵腓尼基，腓尼基城邦推罗的居民担心遭到残酷的奴役，于是渡海西迁，公元前814年抵达今突尼斯地区，才设法定居下来，并兴建了一座新城，取名“迦太基”（腓尼基语中“新的城市”之意）。在古希腊神话中，许多古希腊城邦的兴建也与腓尼基人的大逃亡有关。
迦太基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与亚述帝国在公元前10世纪～前7世纪之间征服西亚和埃及密不可分。亚述虽是巴比伦的北邻，但两国文化却有着天壤之别：巴比伦重商，亚述尚武；巴比伦推行资本主义，亚述实行奴隶制。为了逃避亚述人极度残暴的奴役，地中海东岸的居民扩散到整个地中海沿岸，并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巴比伦的重商文化。当然，这些难民对巴比伦重商文化的掌握程度很有限，这从其散漫的商业组织形式上就可以看出来。迦太基商船队的规模较大，有的甚至多至3万余人（如公元前6世纪远航西非的汉诺舰队），规模足以与郑和下西洋的舰队媲美，也经常采用合伙企业形式，但基本上都是家族企业，各企业之间很少合作，更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商会了。古希腊商人倒是组建过许多同乡会，其中一些也可以被视为商会，但两者毕竟有很大区别：同乡会只强调会员的籍贯，而不重视其职业，与会者的职业千差万别，注定了这样的组织无法具备全部由商人组成的商会那样的专业性、效率和执行力。尽管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豪迈地宣称：“公元前四世纪时，希腊城邦的商业资本主义达到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高的发展水平，这种水平使得希腊化各邦非常接近于作为公元十九与二十世纪欧洲经济史特征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然而，现实是，由于对商业理解不深，古希腊人很少在纯商业领域取得建树，特别是缺乏优秀的企业。就公元前四世纪而言，与东方各大国相比，希腊城邦的贸易额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当时财富确实在涌向希腊，但这是亚历山大东征掠夺波斯帝国财富所致，而不是因为希腊城邦的商业资本主义达到了一个特别高的发展水平。古希腊这种主要建立在军事掠夺上的经济繁荣，与公元十九与二十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有天壤之别，后者虽然也进行军事掠夺，但更主要的还是依赖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才得以持久兴旺。 公元前7世纪之后，随着亚述的衰落和巴比伦的复兴，中东地区的经济重新繁荣起来。虽然巴比伦商会从未恢复汉谟拉比子孙时期的那种地位和影响力，但毕竟使市场经济重新在西亚深入人心，导致地中海东部的手工业迅速发展。随着手工业者数目的增长，各城邦内普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同业公会，但纯粹由商人组成的商会还凤毛麟角，波斯人的入侵及此后连绵不绝的战争又打断了这一进程。
（四） 在商会的组织下，古罗马企业的规模和种类越来越多，甚至出现母公司和子公司、总公司和分公司等企业形式
结束地中海世界战乱的，是以农业立国的罗马人。罗马人的经济思想传统是重视农牧业而轻视金融业，这集中体现在古罗马政治家老加图的言论中。据著名演说家西塞罗所述，当有人问老加图，从事什么职业最为有利时，老加图回答说：“成功地养牛。”对方问其次，老加图回答说：“比较成功地养牛。”对方问再其次，老加图回答说：“略微成功地养牛。”对方问：“第四呢？”老加图回答说：“种庄稼。”对方又问道：“放贷取利如何？”老加图反问：“谋财害命如何？”古罗马人这种对放贷取利的厌恶态度，对后来继承其版图的天主教徒和穆斯林都有很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西方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
尽管严重缺乏巴比伦式的重商思想，古罗马商人的闯劲却值得称道。古希腊商人最远只到达印度北部和中亚，古罗马商人却一直航行到了斯里兰卡、越南和中国，成为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坚力量。通过广泛的游历，古罗马商人及其雇员欣然接受了许多东方商业思想，同时，古罗马政府也比古希腊政府更加注重市政建设。受这两种因素影响，自公元前3世纪起，各种同业协会（collegia，古罗马时的本意为“行会”，后来发展为英语里的“college”，意为学会或学院）和团体组织（societates）在古罗马社会层出不穷，例如工人协会、面包师协会、消防员协会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包税人协会和船主协会，这两种协会几乎全部由商人组成，是非常典型的商会。与组织散漫、效率低下的古希腊同乡会相比，古罗马商会对商业活动的影响大得多，社会地位也高得多，许多罗马政要甚至皇帝本人都与这些商会有联系。
在被罗马征服的希腊地区，同样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商会，但其成员几乎全部来自意大利和叙利亚，希腊本地人难觅踪影，由此可见古希腊人的商业理念之落后。古希腊人甚至还非常仇视这些代表先进经济理念的商会，在公元前1世纪的米特拉达梯战争中，受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的反罗马煽动，古希腊人群起屠杀罗马移民，一度导致商会在希腊地区消亡。在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世界之后，商业经济活动才重新繁荣起来。在商会的组织下，古罗马企业经营状况有明显改善，企业的规模和种类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母公司和子公司、总公司和分公司等企业形式。罗斯托夫采夫表示，“批发商、零售商、船主和运输商都有联合组织，其名目之繁多似乎可以表明，一世纪和二世纪的商业开始改变个体经营的性质，而逐渐采取了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的方式，即以规模庞大、资金雄厚的贸易公司为基础。”
（五） 从某种程度上说，奥勒良赐予了罗马帝国的商会和其他行会以现代工商局和税务局的权利
尽管涌现出了一批具备先进经济理念的商人，但总体而言，古罗马社会依然对商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持排斥态度，这严重阻碍了古罗马经济的发展。在奥古斯都建立罗马帝国之后的四百多年内，罗马帝国的经济停滞不前，导致奥古斯都时代还兴旺的数百座城市均遭荒废，民众日渐集中到罗马、拜占庭、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和迦太基等几座经济繁荣的“一线城市”里，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土地兼并。受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影响，威名赫赫的罗马军团也逐渐失去了以往的战斗力。到了公元3世纪中叶，罗马帝国已经分崩离析，各地诸侯割据，北方蛮族日耳曼人乘机大举南下，席卷了欧洲和西亚，罗马皇帝瓦勒良还被入侵的波斯军队俘虏，整个帝国危在旦夕。
挽救罗马帝国危局的，是出身低微的边民奥勒良。此人出生在今罗马尼亚或塞尔维亚，少年从军，在多位皇帝相继死于非命之后被军队拥戴为帝。他的统治开端并不顺利，多次被日耳曼人和西徐亚人击败，对从罗马帝国分裂出去的高卢帝国和帕尔米拉帝国也无可奈何。由于对奥勒良的统治不满，公元271年罗马还发生了一次由铸币师协会领导的暴动。奥勒良匆忙从北方前线赶回罗马，镇压了这次暴动，从此以后，他便对民间团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早在奥勒良之前约70年，出身北非的塞维鲁皇帝就曾经利用民间团体，特别是商会来弥补国家财政的缺陷，尤其是允许商会承包军队的后勤物资采购运输，这与清朝政府对晋商的利用十分相似。作为回报，塞维鲁皇帝赐予一些行会特权，尤其是豁免了商会成员的徭役义务，还承认工会在特定情况下有组织罢工的合法权利。奥勒良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大大加强了对各个行会的管理力度，要求各个城市都详细登记注册每一家行会，对某些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会（如粮商协会、消防员协会和铸币师协会）进行国有化改造，派遣官员担任其协会主席或书记，从而提升了这些协会的政治地位和相互间的协作能力。完成登记和改组的协会被赐予“奥勒良的……”头衔（如同现代的“皇家马德里”等俱乐部），代表政府向企业收税，组织企业参与公益性事业，不在协会注册的企业不得开展该行业的经营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说，奥勒良赐予了罗马帝国的商会和其他行会以现代工商局和税务局的权利。
奥勒良皇帝的行会改革效果立竿见影。他在一年内就筹集到了一大笔钱，用以在罗马和其他意大利主要城市建造新城墙，其中罗马的城墙被称为“奥勒良城墙”，经历了多次地震和战火的洗礼，直到今天仍基本完好地巍然矗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定为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其建筑质量之优秀可见一斑。奥勒良城墙的建筑质量之所以这么好，是因为建筑经费充足，在那个国家四分五裂的时代，奥勒良皇帝能够在短期内弄到这么多建筑经费，主要靠的就是各行会，特别是商会的力量。
由于以商会为首的各行会提供了大笔资金，奥勒良皇帝在完成对意大利各主要城市的城墙建设之后，迅速集结起雄厚的兵力，击溃了南下的日耳曼大军，次年挥师东征，消灭了帕尔米拉帝国，一年后又摧毁了高卢帝国，将割据已久的中东和西欧各地重新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在奥勒良的祝捷大会上，据说甚至出现了印度和中国使者的身影。如果不是奥勒良在征讨波斯的半路上意外遇刺身亡，他本来有可能将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张到新的规模。
奥勒良之所以能够在几年内重塑罗马军团的纪律与士气，将其打造成一支堪与恺撒时代的军团相比的无敌之师，靠的主要就是充足的军费，而充足的军费来自以商会为首的各行会。奥勒良的军事胜利改善了它们的经营环境，它们又反过来为奥勒良的政府和军队提供充足的税费，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可惜，在奥勒良死后，他的改革措施被逐渐废止，古罗马商会的短暂辉煌也随之湮灭。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西方进入了战乱频仍、经济窘迫的中世纪，从此淡出世界舞台的中央，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变成了东亚的中国，属于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正在开启。
通过广泛的游历，古罗马商人及其雇员欣然接受了许多东方商业思想，同时，古罗马政府也比古希腊政府更加注重市政建设。受这两种因素影响，自公元前3世纪起，各种同业协会（collegia，古罗马时的本意为“行会”，后来发展为英语里的“college”，意为学会或学院）和团体组织（societates）在古罗马社会层出不穷，例如工人协会、面包师协会、消防员协会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包税人协会和船主协会，这两种协会几乎全部由商人组成，是非常典型的商会。
（一） 奴隶制本来已经在古巴比伦社会中衰微，却在古希腊罗马社会中迎来了强劲的复兴
西方经济学著作经常自豪地把欧洲资本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的商业传统，诸如罗斯托夫采夫的《希腊化时代社会经济史》和《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等名著更是公开声称，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存在大量的“资本家”，他们构成了古希腊罗马城市经济的核心，并一直在推动古希腊罗马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直至被野蛮的日耳曼和阿拉伯入侵者破坏为止。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译者马雍、厉以宁教授及其学生们的著作中，也不时能看到他们复述这种观点。
但是同时，这种观点受到许多人（特别是与罗斯托夫采夫水火不容的一些前苏联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罗斯托夫采夫等人滥用了“资本家”这个名词，将其简单地等同于富人和商人，是混淆概念，远不如马克思等共产主义领袖常用的“奴隶主”来得科学。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定义，资本家是指占有土地、设备等生产资料，依靠剥削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为生的人。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古巴比伦社会中存在大量的职业商人，他们大多符合马克思对“资本家”的定义。而在古希腊罗马社会中，虽然也存在许多职业商人，但他们主要使用的劳动力并不是雇佣来的职员和学徒，而是购买来的奴隶，因此他们不是资本家，而是奴隶主。罗斯托夫采夫等西方学者则根本不承认马克思对“资本家”的定义，他们认为，拥有资本并用以经营企业的职业商人都是资本家，奴隶也是重要的资本，所以拥有大批奴隶的商人都是资本家。举例来说，林肯之前的美国拥有几百万奴隶，他们的奴隶主难道不也都是资本家吗？
拜考古学等多学科研究进展之赐，以上这些争论可以停留在20世纪了。可以确定，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社会上存在雇佣关系，因此也有符合马克思定义的“资本家”。此外，即便是在古希腊罗马，奴隶也不是普遍现象。像雅典、斯巴达、罗马这样的大城邦固然拥有很多奴隶，但是更多的城邦只拥有很少，甚至干脆没有奴隶。原因无他，这些城邦太弱，无力侵略他国夺取奴隶；又太穷，无力在市场上购买奴隶。不过，就雅典、斯巴达、罗马这样的大城邦而言，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构成了主要的经济社会关系，马克思的分析更接近事实。
奴隶制本来已经在古巴比伦社会中衰微，却在古希腊罗马社会中迎来了强劲的复兴，在这一事实面前，近代曾经甚嚣尘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彻底破产了。究其原因，古巴比伦商人的市场需求与古希腊罗马商人截然不同。古希腊罗马商人的财富主要来自三个渠道：一、采矿，巴比伦平原矿产稀缺，但古希腊罗马控制的地中海世界矿产却相当丰富；二、航运，巴比伦商人主要经营河运，海运规模较小，且局限于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北岸，而古希腊罗马商船则横行于整个地中海，以及更加危险的黑海和北大西洋；三、海盗，古巴比伦商人从不涉足这类杀人越货的勾当，而古希腊商人则乐此不疲。至于“立国之本”农产品，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欧洲在这方面一直无法与亚洲和北非竞争，雅典甚至需要常年向被他们称为游牧民族的西徐亚人（生活于今乌克兰和南俄罗斯）购买小麦才能避免饥荒，其他可想而知。
考古学发现揭示，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矿工生活条件极为恶劣，由于采矿科技不够发达，地中海地区的地质条件又特别复杂，他们的工作环境充满了各种危险。只有在鞭子的督促下，矿工们才敢于走入暗无天日的矿井。频繁出现的塌方、毒气、浸水和疾病，导致绝大多数矿工都会在参加工作后三年内死于非命。在这种情况下，矿主根本不可能雇佣到足够的矿工，只能使用购买来的奴隶。古希腊罗马社会无法为了奴隶的生存和自由放弃采矿业，因为这样做的代价谁也承受不起：如果不是走运发现了几座银矿，希腊早已沦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如果不是为了争夺西班牙的大银矿，罗马和迦太基早已停止了布匿战争。基于同样的理由，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为了大规模开采金银矿，同样奴隶充斥。事实上，直到瓦特发明能够给矿井抽水的蒸汽机以后，矿主等同于奴隶主的这种现象才逐渐得到抑制。
（二） 海盗这个职业虽在罗马帝国打击下绝迹于地中海，却在罗马帝国衰落后迅速死灰复燃，最终开启大航海时代
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如果有哪个行业使用奴隶的现象比采矿业还严重，那非航运业莫属，而这同样是由地中海的自然环境决定的。在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等文明古国，商船主要在江河上航行，正如中国谚语“万水东流”所说，河水有着固定的流向，在江河上航行，最重要的不是提供船只动力，而是保持船只平衡。在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上，也有固定方向的强劲洋流，还有在固定季节固定方向的“季风”，如阿拉伯海上夏季吹西南风，冬季吹东北风，从无例外。因此，在江河上以及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上航行，商船只需要一张简单的帆以及少数几名水手就够了。但是，这样的单帆商船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却举步维艰，因为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风向和洋流都极为多变，正如古罗马哲学家赛内加所说，“对于一艘没有航行目标的船，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 古希腊罗马商人要想开展航运业，就必须使用具备逆风和逆流航行能力的船只，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他们只能求助于大量的桨手。以古希腊罗马的主力战舰——三列桨战舰为例，每艘战舰上搭载的桨手多达150名～450名，如果桨手少于此数，战舰就无法达到足够的航速。为了保证桨手们不会在风暴和海战期间因恐惧而扔掉桨逃出船舱，导致全船失去动力，坐以待毙，古希腊罗马船只上的桨手们都必须用铁链锁在底舱的座位上，航行期间，除了划桨，什么事都不能做，甚至必须在座位上大小便（因此还必须终日保持裸体）。可想而知，一旦船只失事，所有桨手都必然被淹死。在古希腊罗马的海战中，往往一次战役中阵亡的士兵不过数千，而丧命的桨手却多达数万以至于十余万。鉴于桨手的工作条件之恶劣，这绝不是令人向往的职业。海军可以利用爱国热情和政治资源动员足够的贫民担任桨手，商人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们能够找到的桨手，往往只能是没有人身自由，可以任主子摆布的奴隶。
这种地中海船只依赖大量桨手的情况，直到14世纪的风帆革命才有所改善，当时在南欧出现了一种具备多面帆的新型船只，因为船上立有三根用以悬挂横帆的桅杆，称为“三桅帆船”，可以利用不同风向行驶。三桅帆船的出现，使哥伦布于1492年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成为可能。哥伦布当年指挥的是原始的三桅帆船，后来欧洲建造的三桅帆船拥有更多面横帆和纵帆，能够利用65度角以内的风航行。欧洲殖民者在16世纪抵达中国沿海时，坐的就是这种能够利用多角度风向航行的三桅帆船。
从中国史料来看，在明末清初，欧洲船只最令中国海军头痛的，并不是它们“船坚炮利”，而是它们能够利用多角度风向航行，甚至能够逆风行驶，而中国军舰虽然也装备了多根桅和多面帆，却因为中国帆船使用的矩形帆和扇形帆先天不足，各帆之间又缺乏配合，只能顺风行驶。结果，中国海军即便击败了欧洲船只，也难以追上对方，无从将其歼灭。
海盗这一行业既是古希腊罗马奴隶的主要来源，也是中世纪欧洲和中东奴隶的主要来源。和其他农业民族一样，古罗马人相当讨厌海盗，但是在古希腊，“海盗”绝不是贬义词，这个职业的社会地位甚至比合法商人还高。诸如伊阿宋、赫拉克力士、忒修斯等古希腊史诗颂扬的大英雄，其实都是海盗头目。比起船上的货物，古希腊海盗们更感兴趣的其实是船上的人员，因为这些俘虏能够在奴隶市场上卖出好价钱，某些有身份的俘虏还可以带来高额赎金。在当时，与容易滞销的普通货物相比，奴隶要抢手得多。古希腊海盗船自身的奴隶需求量也很大，因为海盗船需要追上或逃脱其他种类的船只，所以必须使用更多的桨手，以提供更快的航速，这一情况直到14世纪的风帆革命才开始有所改变。就这样，奴隶与海盗行业相辅相成，时至今日，绑架船上人质勒索赎金，仍然是海盗们的主要经济来源。由于利润丰厚，海盗这个职业虽然一度在罗马帝国的打击下绝迹于地中海，却在罗马帝国衰落后迅速死灰复燃，最终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既然采矿、航运和海盗这三个古希腊罗马经济的支柱产业都需要大量奴隶，奴隶自然就成为古希腊罗马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奴隶制从而在古希腊罗马社会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发展。但纵观古今中外，像古希腊罗马社会这种长期旺盛的奴隶需求和高度发达的奴隶市场，并不是普遍的情况，而是相当特殊的情况。
（三） 古希腊主要建立在军事掠夺上的经济繁荣，与公元十九与二十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有天壤之别
古希腊人向来被视为善于经商的民族，因为他们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造了大量的海港，也确实积极投身贸易。但这其实是现实所迫，因为希腊资源匮乏，连粮食和淡水都不能自给。然而，如同大部分古代印欧语系民族一样，古希腊人对商业的认识很肤浅，他们的许多著作都承认，自己的经商窍门主要是向西亚闪米特民族，特别是腓尼基人（又称迦南人或布匿人）学来的。
腓尼基人生活在地中海东岸的今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长期臣服于汉谟拉比王朝的巴比伦，故而深受巴比伦文化的影响，以商业立国。公元前1595年，赫梯军队攻陷巴比伦，腓尼基人从此又转而臣服于赫梯人。赫梯王国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来自欧洲的“海上民族”颠覆之后，腓尼基城邦获得了独立，但很快又遭到新兴的以色列和亚述的夹击。公元前9世纪，巴比伦的死敌亚述国大举入侵腓尼基，腓尼基城邦推罗的居民担心遭到残酷的奴役，于是渡海西迁，公元前814年抵达今突尼斯地区，才设法定居下来，并兴建了一座新城，取名“迦太基”（腓尼基语中“新的城市”之意）。在古希腊神话中，许多古希腊城邦的兴建也与腓尼基人的大逃亡有关。
迦太基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与亚述帝国在公元前10世纪～前7世纪之间征服西亚和埃及密不可分。亚述虽是巴比伦的北邻，但两国文化却有着天壤之别：巴比伦重商，亚述尚武；巴比伦推行资本主义，亚述实行奴隶制。为了逃避亚述人极度残暴的奴役，地中海东岸的居民扩散到整个地中海沿岸，并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巴比伦的重商文化。当然，这些难民对巴比伦重商文化的掌握程度很有限，这从其散漫的商业组织形式上就可以看出来。迦太基商船队的规模较大，有的甚至多至3万余人（如公元前6世纪远航西非的汉诺舰队），规模足以与郑和下西洋的舰队媲美，也经常采用合伙企业形式，但基本上都是家族企业，各企业之间很少合作，更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商会了。古希腊商人倒是组建过许多同乡会，其中一些也可以被视为商会，但两者毕竟有很大区别：同乡会只强调会员的籍贯，而不重视其职业，与会者的职业千差万别，注定了这样的组织无法具备全部由商人组成的商会那样的专业性、效率和执行力。尽管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豪迈地宣称：“公元前四世纪时，希腊城邦的商业资本主义达到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高的发展水平，这种水平使得希腊化各邦非常接近于作为公元十九与二十世纪欧洲经济史特征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然而，现实是，由于对商业理解不深，古希腊人很少在纯商业领域取得建树，特别是缺乏优秀的企业。就公元前四世纪而言，与东方各大国相比，希腊城邦的贸易额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当时财富确实在涌向希腊，但这是亚历山大东征掠夺波斯帝国财富所致，而不是因为希腊城邦的商业资本主义达到了一个特别高的发展水平。古希腊这种主要建立在军事掠夺上的经济繁荣，与公元十九与二十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有天壤之别，后者虽然也进行军事掠夺，但更主要的还是依赖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才得以持久兴旺。 公元前7世纪之后，随着亚述的衰落和巴比伦的复兴，中东地区的经济重新繁荣起来。虽然巴比伦商会从未恢复汉谟拉比子孙时期的那种地位和影响力，但毕竟使市场经济重新在西亚深入人心，导致地中海东部的手工业迅速发展。随着手工业者数目的增长，各城邦内普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同业公会，但纯粹由商人组成的商会还凤毛麟角，波斯人的入侵及此后连绵不绝的战争又打断了这一进程。
（四） 在商会的组织下，古罗马企业的规模和种类越来越多，甚至出现母公司和子公司、总公司和分公司等企业形式
结束地中海世界战乱的，是以农业立国的罗马人。罗马人的经济思想传统是重视农牧业而轻视金融业，这集中体现在古罗马政治家老加图的言论中。据著名演说家西塞罗所述，当有人问老加图，从事什么职业最为有利时，老加图回答说：“成功地养牛。”对方问其次，老加图回答说：“比较成功地养牛。”对方问再其次，老加图回答说：“略微成功地养牛。”对方问：“第四呢？”老加图回答说：“种庄稼。”对方又问道：“放贷取利如何？”老加图反问：“谋财害命如何？”古罗马人这种对放贷取利的厌恶态度，对后来继承其版图的天主教徒和穆斯林都有很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西方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
尽管严重缺乏巴比伦式的重商思想，古罗马商人的闯劲却值得称道。古希腊商人最远只到达印度北部和中亚，古罗马商人却一直航行到了斯里兰卡、越南和中国，成为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坚力量。通过广泛的游历，古罗马商人及其雇员欣然接受了许多东方商业思想，同时，古罗马政府也比古希腊政府更加注重市政建设。受这两种因素影响，自公元前3世纪起，各种同业协会（collegia，古罗马时的本意为“行会”，后来发展为英语里的“college”，意为学会或学院）和团体组织（societates）在古罗马社会层出不穷，例如工人协会、面包师协会、消防员协会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包税人协会和船主协会，这两种协会几乎全部由商人组成，是非常典型的商会。与组织散漫、效率低下的古希腊同乡会相比，古罗马商会对商业活动的影响大得多，社会地位也高得多，许多罗马政要甚至皇帝本人都与这些商会有联系。
在被罗马征服的希腊地区，同样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商会，但其成员几乎全部来自意大利和叙利亚，希腊本地人难觅踪影，由此可见古希腊人的商业理念之落后。古希腊人甚至还非常仇视这些代表先进经济理念的商会，在公元前1世纪的米特拉达梯战争中，受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的反罗马煽动，古希腊人群起屠杀罗马移民，一度导致商会在希腊地区消亡。在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世界之后，商业经济活动才重新繁荣起来。在商会的组织下，古罗马企业经营状况有明显改善，企业的规模和种类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母公司和子公司、总公司和分公司等企业形式。罗斯托夫采夫表示，“批发商、零售商、船主和运输商都有联合组织，其名目之繁多似乎可以表明，一世纪和二世纪的商业开始改变个体经营的性质，而逐渐采取了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的方式，即以规模庞大、资金雄厚的贸易公司为基础。”
（五） 从某种程度上说，奥勒良赐予了罗马帝国的商会和其他行会以现代工商局和税务局的权利
尽管涌现出了一批具备先进经济理念的商人，但总体而言，古罗马社会依然对商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持排斥态度，这严重阻碍了古罗马经济的发展。在奥古斯都建立罗马帝国之后的四百多年内，罗马帝国的经济停滞不前，导致奥古斯都时代还兴旺的数百座城市均遭荒废，民众日渐集中到罗马、拜占庭、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和迦太基等几座经济繁荣的“一线城市”里，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土地兼并。受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影响，威名赫赫的罗马军团也逐渐失去了以往的战斗力。到了公元3世纪中叶，罗马帝国已经分崩离析，各地诸侯割据，北方蛮族日耳曼人乘机大举南下，席卷了欧洲和西亚，罗马皇帝瓦勒良还被入侵的波斯军队俘虏，整个帝国危在旦夕。
挽救罗马帝国危局的，是出身低微的边民奥勒良。此人出生在今罗马尼亚或塞尔维亚，少年从军，在多位皇帝相继死于非命之后被军队拥戴为帝。他的统治开端并不顺利，多次被日耳曼人和西徐亚人击败，对从罗马帝国分裂出去的高卢帝国和帕尔米拉帝国也无可奈何。由于对奥勒良的统治不满，公元271年罗马还发生了一次由铸币师协会领导的暴动。奥勒良匆忙从北方前线赶回罗马，镇压了这次暴动，从此以后，他便对民间团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早在奥勒良之前约70年，出身北非的塞维鲁皇帝就曾经利用民间团体，特别是商会来弥补国家财政的缺陷，尤其是允许商会承包军队的后勤物资采购运输，这与清朝政府对晋商的利用十分相似。作为回报，塞维鲁皇帝赐予一些行会特权，尤其是豁免了商会成员的徭役义务，还承认工会在特定情况下有组织罢工的合法权利。奥勒良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大大加强了对各个行会的管理力度，要求各个城市都详细登记注册每一家行会，对某些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会（如粮商协会、消防员协会和铸币师协会）进行国有化改造，派遣官员担任其协会主席或书记，从而提升了这些协会的政治地位和相互间的协作能力。完成登记和改组的协会被赐予“奥勒良的……”头衔（如同现代的“皇家马德里”等俱乐部），代表政府向企业收税，组织企业参与公益性事业，不在协会注册的企业不得开展该行业的经营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说，奥勒良赐予了罗马帝国的商会和其他行会以现代工商局和税务局的权利。
奥勒良皇帝的行会改革效果立竿见影。他在一年内就筹集到了一大笔钱，用以在罗马和其他意大利主要城市建造新城墙，其中罗马的城墙被称为“奥勒良城墙”，经历了多次地震和战火的洗礼，直到今天仍基本完好地巍然矗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定为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其建筑质量之优秀可见一斑。奥勒良城墙的建筑质量之所以这么好，是因为建筑经费充足，在那个国家四分五裂的时代，奥勒良皇帝能够在短期内弄到这么多建筑经费，主要靠的就是各行会，特别是商会的力量。
由于以商会为首的各行会提供了大笔资金，奥勒良皇帝在完成对意大利各主要城市的城墙建设之后，迅速集结起雄厚的兵力，击溃了南下的日耳曼大军，次年挥师东征，消灭了帕尔米拉帝国，一年后又摧毁了高卢帝国，将割据已久的中东和西欧各地重新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在奥勒良的祝捷大会上，据说甚至出现了印度和中国使者的身影。如果不是奥勒良在征讨波斯的半路上意外遇刺身亡，他本来有可能将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张到新的规模。
奥勒良之所以能够在几年内重塑罗马军团的纪律与士气，将其打造成一支堪与恺撒时代的军团相比的无敌之师，靠的主要就是充足的军费，而充足的军费来自以商会为首的各行会。奥勒良的军事胜利改善了它们的经营环境，它们又反过来为奥勒良的政府和军队提供充足的税费，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可惜，在奥勒良死后，他的改革措施被逐渐废止，古罗马商会的短暂辉煌也随之湮灭。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西方进入了战乱频仍、经济窘迫的中世纪，从此淡出世界舞台的中央，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变成了东亚的中国，属于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正在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