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融合安全发展之意

　　本刊记者曹晶（以下简称记者）：高院长，您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坚持新发展理念”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提出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您认为强调安全发展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以下简称高培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坚持新发展理念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并且加上了实现“五更”发展，即“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其中之一就是更为安全的发展，可以说新发展理念的表述没有变，但内涵更加丰富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重要讲话也体现了这一点。
　　2020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12月16—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办好自己的事，坚持底线思维，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严密防范各种风险挑战。这也是对安全发展的考量。再到今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指出，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第一是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这是目标；第二是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这是方法论；第三是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忧患意识其实就是安全意识、风险意识、底线意识，这就把安全发展融入其中。因此，对新发展理念的把握不能仅仅局限于既有的10个字，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其中的一个突出方面，就是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其引申的含义就是要实现安全的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强调指出，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如何理解危机与先机、变局与新局、安全与发展？
　　高培勇：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三新”的论述，就能更加深刻理解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含义，并且“三新”中每一个“新”都蕴含对安全发展的考量。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准确识变。进入新发展阶段，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并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从国内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变化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的积累演变成了质的变化，我们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已经超出了过去宏观调控层面的应对范围，必须实施系统性的深层次变革。所以，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经济社会风险，可能是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进入新发展阶段最突出的变化，就是走上安全发展之路。
　　把握新发展理念，我们要科学应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新发展理念中加入“更为安全的发展”的解释，设专章对统筹发展和安全进行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会上提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这就把安全发展融入新发展理念之中，对新发展理念进行了扩充和丰富。
　　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要主动求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自立自强、自主创新，也是要实现安全的发展，就是要用内部需求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来应对外部需求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现在对新发展格局有两个误读，第一个是“是什么”，认为新发展格局就是双循环，这是不准确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内大循环是主体，以国内大循环来促进国际循环。第二个是“为什么”，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目的就是畅通经济循环，这也是不准确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但我们对它的理解不能止步于畅通，经济畅通的目标和归宿还在于实现安全发展。
　　总而言之，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把握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安全发展的基本评价标准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记者：如您所说，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要走上安全发展之路。那么实现安全发展有没有评价标准，评价标准是什么？
　　高培勇：有的。总的评价标准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这是一個最基本的标准。完全的自立自强在经济学理论中不存在，也被实践证明过不可能。但是，从底线思维的角度，从安全发展的角度，我们要实现最大程度的自立自强，做好应对一系列风险挑战的准备，这包括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先立足于自己，同时尽一切可能扩大开放，这是两个方面。实现高水平开放，也必须坚持自立自强。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是一个总的评价标准，当然在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安全发展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里不能一概而论。
　　记者：确实，安全发展在不同的行业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那么，您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哪些方面的安全？
　　高培勇：要用牵牛鼻子的办法，来致力于在全局层面取得进展。这个“牛鼻子”在哪里？可以认为，企业安全是基础，财政安全是最后一道防线。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经济安全首先表现为企业安全。当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的时候，尤其是在疫情冲击背景下，企业安全首当其冲。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精准有效实施宏观政策，完善减税降费政策，也是基于对企业安全的考虑。因此，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下，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应把企业的发展和安全作为一个“牛鼻子”，放在突出的位置。
　　从更深层次来看，一定要守住财政安全。财政安全如果守不住，发展的大厦就可能地动山摇。没有财政支撑，任何安全都无从谈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政的战略定位是，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放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中。可以说，财政安全一头连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一头连着改革开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枢纽。 　　所以说，企业安全是最具基础意义的安全，财政安全是最具底线意义的安全。
　　记者：从财政部公布的数据看，去年在疫情冲击的背景下，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3.9%，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2.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2.8%。您怎么看待这种收支差距？
　　高培勇：目前我国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但不能全部归结为疫情的冲击，疫情只是放大了财政安全所面临的困难、风险和挑战。一般情况下，存在收支差距时有两个调剂办法。一是举债，二是调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举债则有考虑付息的问题。截至2020年8月末，我国显性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超过25.1万亿元，依照现行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6.6年、平均利率3.5%计算，由此产生的还本付息压力并不小。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设立于2007年，表现为每年的预算报告中财政收入和收入总量之间的差额，其作用相当于一个蓄水池，以备不时之需，以丰补歉。疫情之前，经过若干年的持续调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已经捉襟见肘。2019年全国全口径政府支出规模高达41万亿元，占当年GDP的41%，鉴于政府支出规模历来呈不断扩张之势，即便不考虑疫情冲击的影响，今后一个时期的财政收支平衡之路该如何走下去，也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考验。
　　记者：从长远来看，要实现财政安全，您认为需要注意什么因素？
　　高培勇：我认为至少有两点要注意。一是实质性的减税降费必须与政府削减支出协同推进、彼此呼应，也就是中央一直强调的过紧日子。否则，财政收入减降下去了，财政支出仍然维持在原有水平，或支出削减的幅度低于收入减降的幅度，其结果只能是增列赤字、增发国债。因而，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角度应以削减政府支出为基础和前提，为减税降费腾挪必要空间，从而实现政府收支再平衡。
　　二是加快启动和推进旨在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改革。事实上，在税制改革发展历史上，减税与增税往往交替进行，甚至同时发生，此减彼增或此增彼减的结构性调整是迄今各国税制改革的主流。我国这一轮税制改革所覆盖的“六税”（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中，已经启动或完成的项目大都是在减税的目标下推进的，而增税色彩浓重、属于开征新税的项目则一直裹足不前。其结果是，该减的税减下去了，该增的税却没有相应增上来。长期下去，不仅优化税制结构的改革目标难以实现，而且不利于维系财政安全，甚至可能引发财政风险。也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和考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的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所以，加快启动和推进旨在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改革，事关优化税制改革目标的实现，不仅是实施宏观调控的需要，更是提高防范化解财政风险能力、保证国家财政安全的需要。

2021年宏观经济表现要看疫情态势

　　记者：商务部数据显示，除夕至正月初六（2月11日-17日），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8210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28.7%，比2019年春节黄金周增长4.9%。您对2021年宏观经济发展怎么看？
　　高培勇：这组数据确实非常亮眼，为全年经济发展开了好局。对于2021年宏观经济的看法，我认为，首先要看疫情态势。如果疫苗能在全世界大面积普及，那么可以预期2021年经济会持续恢复并实现很好的发展。其次要看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得当。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全年经济工作进行部署时，主要针对周期性、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的问题。随着疫情暴发并在全球持续蔓延，到2020年5月全国两会时，在上述3个问题之上叠加了疫情冲击。2021年，宏观形势又有新变化，再用去年的逆周期调节办法显然不当。这就要看2021年的疫情冲击和2020年相比，其冲击力度是加大了还是减少了，减少是怎样的幅度，都要加以研判并对症下药。
　　记者：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成效斐然。2020年我国实施的一系列减税降费有什么特点？
　　高培勇：2020年疫情背景下的减税降费，其基本运行和实施机制与以往大不相同。
　　一般涉及减税降费，都不免要回答至少3个问题，即，给谁减税降费；减降什么税费；这是一种短期操作还是长期制度设计。首先，过去的减税降费主要目的是扩大需求，其对象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企业。这次瞄准的方向和目标是企业，其政策设计和落脚点都落在企业。其次，过去减税的重点一般是所得税，因为所得税与可支配收入距离最近，转化为需求的时间最短，减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可以立刻增加可支配收入。这次减税降费有两大重点，一个是增值税，一个是社保费，都是发生在企业成本核算环节，而不是利润分配环节。其目的是给企业降成本、保企业。最后，以往通过政策调节的办法来实施，时限一般是1—2年。這次削减增值税税率和下调社保费，是通过制度调整的办法，因而是长期稳定的。
　　记者：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1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并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行了部署，您对此如何解读？
　　高培勇：理解这段宏观政策的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是绕不开躲不过的一个维度。这段话的表述既有发展方面的考虑，也有安全方面的考量，但在人们解读时，往往连续性、稳定性讲得多，可持续性讲得少；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被解读为保持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这就容易陷入过去的思维模式中去，没有真正绷紧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根弦。应当注意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在经济恢复常态化运行的情况下，使宏观政策逐步回归常态。因而，“经济恢复”“必要支持力度”“不急转弯”就是理解宏观政策的关键词。
　　关于财政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其中，“更可持续”和“适度”两处表述不可忽略，也不能忽略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和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的表述，否则就会造成一种误读，认为202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安排要延续2020年的扩张力度，这是不准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从统筹的意义上讲，就要既考虑可能实现的目标和效益，也要考虑代价和成本。2020年宏观政策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就在于区别其他国家不计代价的放水扩张，我们做到了挤牙膏式的扩张，在科学把握政策平衡点的基础上，以合理的代价取得了最大成效。2021年仍然应秉持这种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