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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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口述史学科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取得了可观成绩.将口述史建成独立学科,是很多学人的共同想法.要实现这一共同想法,就要对以下问题进行再思考:口述史应该是怎样一门学科,口述史应采取什么模式,口述史的类型该如何划分,它最大的服务人群是哪些?rn一、口述历史是历史的音像再现rn目前的口述史研究往往被视为文献史学,提及口述史,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整理成稿、公开出版的口述史作品,这是一大误区.笔者认为,应该跳出文献史学思维,回归录音、录像本位来思考口述史.事实上,口述史的第一形态是声音文本,其它均属延伸加工.人类的思维表达,主要是口述与笔书两种方式,口述是声音的直接表达,笔书是符号的间接表达.两者所用工具不同,一是借人类自身器官进行,一是借外在的工具(笔)与符号体系(文字)进行.口述历史,是通过“口述”表达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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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古社会礼仪伴随祭祀活动产生之后,儒家学派拓宽了礼仪文化的外延,使其成为儒家思想的内核,并最终成为华夏文明的独特标识.儒家礼仪文化思想内蕴丰富,其中“以仁为重”的人格境界、“以人为本”的精神理念、“以敬为尊”的处世态度、“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和“以善为美”的审美观念代表着儒家礼仪文化的精髓.这些思想不仅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文明基因,也为建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拓宽了思想通道.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口述史开始起步.起步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介绍西方口述史相关著作,只有少部分专家开展口述史访谈实践.三四十年过去了,如今从城市到乡村、从单位到个人,广大口述史工作者将国家记忆和民族、民众记忆融为一体,正在构建中国口述史的百花园.伴随着中国口述史研究的起步和发展,口述史的规范化工作也从无到有.进入21世纪以来,各类口述史工作规范纷纷出现,推动了中国大陆口述史工作规范的本土化.本文着重对笔者所见的、由相关机构主导制定的、具有代表性的三种口述史工作规范化的模本做一分析,以求正于学界.
期刊
口述历史是用口述访谈的方式、以影像和文字为载体采集和保存记忆的工作,它的主要任务是采集、保存、传承历史记忆,在探寻记忆真实性中无限逼近历史真实.口述历史是记忆留存的方式,是传承和建构历史记忆的工具.因此,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口述历史必须着力探究记忆的采集、保存及遗忘问题.rn一、流动性与固态化:口述历史是记忆外化、固化和物化的过程rn口述历史直接应对的是个体记忆,口述访谈采集和保存的主要是个人记忆.当历史事件发生后,那些经过大脑记忆和过滤机制而被保留的信息,构成了个人记忆.这种存储在大脑里的记忆,随时可
期刊
通过对比分析内蒙古自治区健康城市健康村镇省级任务指标和10个盟市任务指标之间的差异,为内蒙古自治区及各盟市任务指标的完善和评估提供参考依据.通过分析对比得出如下结论: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建设健康城市健康村镇政策使用最多的具体考核指标是健康环境、健康保障、健康服务和健康生活;各盟市具体考核指标结合当地发展情况和存在健康问题,与省级考核指标差异较大;内蒙古自治区及各盟市应依据科学方法设置任务,重视建设结果的考评.
在学习借鉴全国各地地方学研究成果及经验的基础上,立足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学研究实际,从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政治意义、历史意义阐述了构建内蒙古学的重要性;从对内蒙古进行深刻认识的需要、系统总结的需要、综合研究的需要、长远规划的需要阐述了构建内蒙古学的必要性;从全国地方学的启迪、相关学科的支撑、研究队伍的集聚、研究成果的积累、社会各界的支持阐述了构建内蒙古学的可能性,显示出内蒙古学的构建不仅有价值、有必要,而且有基础.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治理边疆的思想既继承了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大一统”的治边思想,又出现“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等新理念.在此基础上,边疆治理的机构也发生相应变化.因此,阐述1912-1919年我国边疆治理的主要思想和机构、分析其特点与得失,具有重要意义.
在历史叙事中,历史事实与历史故事看起来泾渭分明,其实经常会发生认识上的混淆以及实际上的交合或冲突.近年来,史学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仍然不甚明晰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口述史研究中也存在类似现象.本文以口述史为例,探求历史事实与历史故事时而交汇一体、时而相互冲突的成因,认为历史事实与历史故事各有其功能和底线,二者并行不悖.
期刊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受到记忆研究、叙事理论、交际研究、女性主义理论、情感研究与空间理论等各种学术思潮与理论转向的冲击与影响,一些更具理论导向的西方口述历史学家呼吁重新思考口述历史的实践与解释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深具理论意识与跨学科特征的新问题与新视角脱颖而出,即:当代西方口述史学开始出现所谓的理论转向,其中主要包括“记忆转向”“叙事转向”“关系转向”“女性主义转向”“情感转向”与“空间转向”.
期刊
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史学界对既有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现代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进行反思;与此同时,把东亚作为一个地区单位思考的学术倾向明显抬头,由此开始了构建东亚史的努力.有关东亚史的内容和方法的讨论一直持续至今,这启发韩国史学界转换历史理解的方式和观点.因此,通过概括东亚史的形成脉络和韩国学界近三十年来的相关讨论,我们可以一窥韩国史学界的整体变化方向.2007年,东亚史正式进入韩国国民教育体系,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课程.以韩国为出发点梳理这一史学史过程,特别是其中与中日史学的对比和关联,并进一步思考东
新的学科概念蕴含新的研究理路和研究范式,是区分新旧学者的依据之一,也是评判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之一.中国“敦煌学”概念的首创,体现了清晰而成熟的现代学术思维.陈寅恪在西方接受现代学术体制下的分科训练,形成了现代学术分科的研究意识和学术概念的创造意识,适时提出“敦煌学”概念,努力把中国的敦煌研究纳入到“预流”之中,试图与世界范围内的东方学、汉学和东洋学接轨.但是,他对假说采取保守甚至排斥的态度,否定假说与材料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是一种学术认知上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