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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曾小摊密布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1981年7月29日的一项建议，格外雷人。这位1927年就参加革命、被称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泰斗的学者说：“可以考虑把庙会搬到故宫端门和午门之间的广场来办，一年搞它三次，春节、‘五一’、国庆节。广场两旁的大约100间厢房，空了几十年，也应当租出去，办小商店。”
这位同时有着“中国市场经济拓荒者”美誉的经济学家，转而又谈到天安门广场。他说，有人说摆小摊外国人看了不好，其实论小摊外国人比我们多，天安门观礼台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早利用起来了。
薛暮桥还说，天安门前沿红墙两侧空地很多，观礼台也可以利用，还可以搞些塑料建筑，装饰得美观些。这里是寸金之地，不利用很可惜。入夏以来，偌大一个广场，连一个卖冷饮茶点的也没有，人们想喝口水，吃根冰棍，都要跑远路。“我看至少夏天要开办冷食夜市。”
作为红色经济权威，薛暮桥的话如雷贯耳，其实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论，他的话更多的是起到鼓动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很快广场上小摊小贩多了起来，仅照相摊位在国旗杆两侧，一字排开就有十几家。那时一般家庭还没有照相机，要想在天安门前留个影还真犯难。此外，卖饮水、小吃、风筝、空竹的也不少，特别是小孩玩具更是五花八门，很受游客欢迎。一些人力三轮车在金水桥前排成了长队，拉着那些腿脚不利索或是走累了的人在广场转一圈，也挺对游客的胃口。
在端门和午门之间的两侧，则建起了一溜儿整齐划一的铝合金商亭，专卖旅游纪念品，生意红火，不是庙会胜似庙会。
据统计，从天安门广场到午门的摊位，一天的流水能达到百万元以上。上世纪80年代的百万流水可不是小数，这真印证了薛大师“寸金之地”一说。
人民大会堂实现了行政经费自给自足
和广场相比，人民大会堂的市场步伐迈得更快。
1979年1月27日，中断15年的首都群众欢庆春节联欢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在会上讲话，让人们激动万分：“过去的人民大会堂，人民不能来。现在，人民大会堂的禁区已经被打破，它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将向各界群众开放……”
1979年7月15日是正式对外开放的日子，从此人民大会堂每天都排起了长队。人们对这座圣殿充满期待，它在百姓心目中像天安门一样，始终蒙着神秘的面纱。一些单位被允许在这里举办报告会、联欢会和颁奖会。
1984年，人民大会堂走向市场又迈出新的步伐。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开始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在绝对保证党和国家政治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力争5年内达到行政经费自给自足，以减轻国家负担。
这确是个鼓舞人心的计划，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时代过去了，人们开始求助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给人民大会堂带来新的活力。
于是，进人民大会堂需要买票，在大宴会厅只要掏钱就可以享受国宴招待，会议厅可以租用，酒水饮料可以标注国宴专用……这一个个“可以”，丈量出了人民大会堂市场经济开放的尺度。
人民大会堂拥有几百名厨师，仅特级厨师就有30多人。尝尝国宴的滋味，成了几乎所有游客的期望，数千人同时用餐成了火爆一时的盛景。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位来自安徽巢湖的小吴有幸吃了一顿国宴，兴奋多日。他是个草根，在单位很少有抛头露面的机会，不过吃国宴却抢了个头份。他觉得很提气，写了篇短文，居然在《巢湖日报》发表了。文章主要记述国宴的菜谱，看来那时国宴菜谱也算是新鲜事。小吴说，桌面上摆放的所有用品都标有“人民大会堂”的字样，让他很感神圣和体面。本来想吃完带走一两样，但走时匆忙也给忘了。第一道菜是鸡汤豆米花，味道非常鲜美，品相也很好;第二道是佛跳墙，以前对佛跳墙是久闻其名，未能谋其面，食材还不错，以海鲜为主;第三道，葱烧海参，感觉海参质量不高;第四道是红煨小牛肉;第五道，菜单上没有，莫名其妙地上了碗面条，汤的味道很好，一口气都喝了;第六道是三丝鱼卷，哈！正对我的胃口;第七道，香菇鲜蔬，还比不上我烧的呢;第八道，石耳煨乳鸽，味道还可以;第九道是面包和叫不出来名字的点心，味道怪异;第十道：水果，不够新鲜，在冰箱里久矣;第十一道也就是最后一道，当然是冰激凌啦。小吴说，尽管感觉不如徽菜好吃，不管怎么说这回毕竟吃的是国宴啊！回去可以招摇一番。
人民大会堂的各个厅也很忙。不少单位租下某个厅，举办颁奖仪式，然后请来官员颁奖。其实交点钱就能成为获奖者，于是“在人民大会堂获得某某荣誉，又由某某颁奖”，便成了一些沽名钓誉者的诱饵。“人民大会堂”五个字的金钱味道越来越浓了。
“人民大会堂综合服务开发中心”成立，市场开发更是势如破竹。他们甚至走出大门，到社会上承包酒楼，开办联营公司。
果然，人民大会堂变成了巨大的财富之树，既开花又结了果——到1986年，仅仅两年时间就实现了行政经费自给自足。1991年，经营总收入竟达到两亿！
前门楼子搞承包
改革开放之风也吹到古老的前门楼子上。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几位解放军将领曾在箭楼上检阅入城的部队，此后几十年一直闭门谢客。虽然这两座城楼名声显赫，妇孺皆知，且颇有人缘，但几十年间它们总是板着面孔，冷漠地注视着前门大街熙熙攘攘的人流。老北京人觉得它们陌生了，不是街坊们心里想着、嘴里念叨着的城门楼子了;而新北京人就压根儿没把它们夹在眼里，只知道那是一个过了气的大古董，一点也不时尚。
正阳门在明清时是北京城的正门，也是京城九门中最大、最壮丽的城门。硕大的城门平常是关闭的，唯供皇帝出城所用。民国时期，前门一带交通拥堵不堪。1915年，民国内务部总长兼北平市政督办朱启钤奉袁世凯大总统之命，拆除了正阳门与箭楼之间的半月形瓮城，城楼下便成了小摊小贩的“乐园”。
那时，北平市政府不愿意花钱白养着这两座城楼，一心想把它们卖掉，坊间曾几次传出箭楼与某某老板的绯闻，但都如浮云。1928年，箭楼果真被某老板以3万块大洋率先买走。城楼被卖了，还真是爆炸性新闻。很快城楼上开设了电影院、国货陈列所和国货商场。开始生意还真红火了一阵，人们不仅可以购物，还能登高远眺。但是好景不长，因为箭楼上冬天太冷，夏天蝙蝠成灾，生意逐渐冷淡。前门楼子史上的第一次经商梦，就这样以破灭而告终。 不过箭楼上的“国货陈列所”值得一书，这是一批爱国实业家为了振兴祖国经济，抗衡洋货入侵，从全国组织调集的名特产品，进行展示和销售。其中包括江浙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茅台、西凤等名酒，以及珠宝、玉翠、牙雕、刺绣、地毯等等，可谓集民族精华之大全。当时此举确实为振兴民族企业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中国人就应爱国货，振兴中华提倡国货”成为流行一时的标语口号。国货陈列一直到1937年北平沦陷才不得不停止。
日伪时期，前门箭楼作为电影院曾营业一段时日。
前有车后有辙，1987年北京市政府也开始动脑子，设法盘活前门楼子，别光坐守老祖宗留下的这点家业，那不是“啃老”吗？
有了梧桐树就不怕没有金凤凰，北京通县艺海实业公司和崇文区华盖商场慧眼独识，各出一百万元维修资金，并分别获得一层楼的5年经营权，率先抢占了这块风水宝地。在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个非常上算的买卖。
作为“天安门经济”的一部分，1990年、1991年箭楼和正阳门城楼先后开门迎客，成为媒体热闹一时的新闻。
箭楼主要是搞一些与民俗风情、文化艺术有关的展览，后来又搞了民俗文化夜市、音乐茶座、卡拉OK等。在这里进行文化宵夜，风情独具，能够瞬间穿越古今，确实销魂啊！
张润丰那时是这里的常客，研究北京民俗的学者，也是前门楼子的铁杆粉丝。他说，这楼子怎么看怎么美，怎么研究怎么科学，如今孤苦伶仃地立在这儿，还真有股子倔强劲儿。整个北京城以至北京人不都是这个劲头吗？他的家当时住在虎坊桥附近的大杂院里，离前门几站路之遥。自从箭楼有了茶座，他是每逢周末必到，还结交了不少茶友。他说，坐在茶座边，品着地道的张一元花茶，听着北京琴书、京东大鼓，享受啊！你看，南边是九曲十八回、熙攘喧杂的大栅栏，北边是正阳门楼子，穿越而过就是宽阔无垠的广场，东西有现代建筑遥遥对峙，再冥想着天安门连同故宫古建筑群，醉人呐，真像喝了几两“小二”！
时过境迁，如今已年过六旬的他，对当年的箭楼茶座怀念至深：“什么时候再恢复就好了，不知道这辈子还赶得上不……”末了，他又找补一句，“如果还有100万包租5年的好事，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我也要拿下来。不为赚钱，就是为让全北京人，以至全世界的人都来这儿坐一坐，那比当部长的滋味还要美呀！”
北京通县艺海实业公司在正阳门城楼的顶层开了个“正艺楼”，专卖旅游产品。有文物字画、仿古青铜器、民间工艺品，尤其受外国人喜爱。“正艺楼”居高30多米，与天安门检阅台的高度相仿，风光更为旖旎。
“天安门经济”在整个中国经济大潮中有着光鲜的一页。在这个曾是一尘不染的政治重地，也溅起了一朵朵“金元”浪花。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天安门经济”遭到“吐槽”。有人说：“天安门广场不是市场。”“天安门地区可以有商业，但不是商业区。”也有人说：“天安门地区安全是第一位的，效益应让位于安全。”“天安门首先要算政治账，过分市场化会让经济账迷住双眼。”“天安门广场的经营活动，是对它庄严肃穆的‘亵渎’。”……
当然也有人力挺“天安门经济”：“眼下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只是不要过度商业化，在分寸上把握适当，有益无害。”“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有些做法冒了头，调整一下就是了，甚至可以规定出个一二三四。减少国库开支，也是不应忽略的问题。”
既然看法有异，那就先收摊吧——“天安门经济”渐渐退潮了。
既然是浮云，消散快，也能再度重聚呀。或许有一天，它会重出江湖？
或许，张润丰先生承包前门楼子的念想，将来还有实现的可能？
——不知道，就像围棋刚下到中盘，谁又能知道结果呢？
（编辑·麻雯）
mawen214@163.com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1981年7月29日的一项建议，格外雷人。这位1927年就参加革命、被称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泰斗的学者说：“可以考虑把庙会搬到故宫端门和午门之间的广场来办，一年搞它三次，春节、‘五一’、国庆节。广场两旁的大约100间厢房，空了几十年，也应当租出去，办小商店。”
这位同时有着“中国市场经济拓荒者”美誉的经济学家，转而又谈到天安门广场。他说，有人说摆小摊外国人看了不好，其实论小摊外国人比我们多，天安门观礼台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早利用起来了。
薛暮桥还说，天安门前沿红墙两侧空地很多，观礼台也可以利用，还可以搞些塑料建筑，装饰得美观些。这里是寸金之地，不利用很可惜。入夏以来，偌大一个广场，连一个卖冷饮茶点的也没有，人们想喝口水，吃根冰棍，都要跑远路。“我看至少夏天要开办冷食夜市。”
作为红色经济权威，薛暮桥的话如雷贯耳，其实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论，他的话更多的是起到鼓动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很快广场上小摊小贩多了起来，仅照相摊位在国旗杆两侧，一字排开就有十几家。那时一般家庭还没有照相机，要想在天安门前留个影还真犯难。此外，卖饮水、小吃、风筝、空竹的也不少，特别是小孩玩具更是五花八门，很受游客欢迎。一些人力三轮车在金水桥前排成了长队，拉着那些腿脚不利索或是走累了的人在广场转一圈，也挺对游客的胃口。
在端门和午门之间的两侧，则建起了一溜儿整齐划一的铝合金商亭，专卖旅游纪念品，生意红火，不是庙会胜似庙会。
据统计，从天安门广场到午门的摊位，一天的流水能达到百万元以上。上世纪80年代的百万流水可不是小数，这真印证了薛大师“寸金之地”一说。
人民大会堂实现了行政经费自给自足
和广场相比，人民大会堂的市场步伐迈得更快。
1979年1月27日，中断15年的首都群众欢庆春节联欢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在会上讲话，让人们激动万分：“过去的人民大会堂，人民不能来。现在，人民大会堂的禁区已经被打破，它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将向各界群众开放……”
1979年7月15日是正式对外开放的日子，从此人民大会堂每天都排起了长队。人们对这座圣殿充满期待，它在百姓心目中像天安门一样，始终蒙着神秘的面纱。一些单位被允许在这里举办报告会、联欢会和颁奖会。
1984年，人民大会堂走向市场又迈出新的步伐。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开始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在绝对保证党和国家政治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力争5年内达到行政经费自给自足，以减轻国家负担。
这确是个鼓舞人心的计划，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时代过去了，人们开始求助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给人民大会堂带来新的活力。
于是，进人民大会堂需要买票，在大宴会厅只要掏钱就可以享受国宴招待，会议厅可以租用，酒水饮料可以标注国宴专用……这一个个“可以”，丈量出了人民大会堂市场经济开放的尺度。
人民大会堂拥有几百名厨师，仅特级厨师就有30多人。尝尝国宴的滋味，成了几乎所有游客的期望，数千人同时用餐成了火爆一时的盛景。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位来自安徽巢湖的小吴有幸吃了一顿国宴，兴奋多日。他是个草根，在单位很少有抛头露面的机会，不过吃国宴却抢了个头份。他觉得很提气，写了篇短文，居然在《巢湖日报》发表了。文章主要记述国宴的菜谱，看来那时国宴菜谱也算是新鲜事。小吴说，桌面上摆放的所有用品都标有“人民大会堂”的字样，让他很感神圣和体面。本来想吃完带走一两样，但走时匆忙也给忘了。第一道菜是鸡汤豆米花，味道非常鲜美，品相也很好;第二道是佛跳墙，以前对佛跳墙是久闻其名，未能谋其面，食材还不错，以海鲜为主;第三道，葱烧海参，感觉海参质量不高;第四道是红煨小牛肉;第五道，菜单上没有，莫名其妙地上了碗面条，汤的味道很好，一口气都喝了;第六道是三丝鱼卷，哈！正对我的胃口;第七道，香菇鲜蔬，还比不上我烧的呢;第八道，石耳煨乳鸽，味道还可以;第九道是面包和叫不出来名字的点心，味道怪异;第十道：水果，不够新鲜，在冰箱里久矣;第十一道也就是最后一道，当然是冰激凌啦。小吴说，尽管感觉不如徽菜好吃，不管怎么说这回毕竟吃的是国宴啊！回去可以招摇一番。
人民大会堂的各个厅也很忙。不少单位租下某个厅，举办颁奖仪式，然后请来官员颁奖。其实交点钱就能成为获奖者，于是“在人民大会堂获得某某荣誉，又由某某颁奖”，便成了一些沽名钓誉者的诱饵。“人民大会堂”五个字的金钱味道越来越浓了。
“人民大会堂综合服务开发中心”成立，市场开发更是势如破竹。他们甚至走出大门，到社会上承包酒楼，开办联营公司。
果然，人民大会堂变成了巨大的财富之树，既开花又结了果——到1986年，仅仅两年时间就实现了行政经费自给自足。1991年，经营总收入竟达到两亿！
前门楼子搞承包
改革开放之风也吹到古老的前门楼子上。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几位解放军将领曾在箭楼上检阅入城的部队，此后几十年一直闭门谢客。虽然这两座城楼名声显赫，妇孺皆知，且颇有人缘，但几十年间它们总是板着面孔，冷漠地注视着前门大街熙熙攘攘的人流。老北京人觉得它们陌生了，不是街坊们心里想着、嘴里念叨着的城门楼子了;而新北京人就压根儿没把它们夹在眼里，只知道那是一个过了气的大古董，一点也不时尚。
正阳门在明清时是北京城的正门，也是京城九门中最大、最壮丽的城门。硕大的城门平常是关闭的，唯供皇帝出城所用。民国时期，前门一带交通拥堵不堪。1915年，民国内务部总长兼北平市政督办朱启钤奉袁世凯大总统之命，拆除了正阳门与箭楼之间的半月形瓮城，城楼下便成了小摊小贩的“乐园”。
那时，北平市政府不愿意花钱白养着这两座城楼，一心想把它们卖掉，坊间曾几次传出箭楼与某某老板的绯闻，但都如浮云。1928年，箭楼果真被某老板以3万块大洋率先买走。城楼被卖了，还真是爆炸性新闻。很快城楼上开设了电影院、国货陈列所和国货商场。开始生意还真红火了一阵，人们不仅可以购物，还能登高远眺。但是好景不长，因为箭楼上冬天太冷，夏天蝙蝠成灾，生意逐渐冷淡。前门楼子史上的第一次经商梦，就这样以破灭而告终。 不过箭楼上的“国货陈列所”值得一书，这是一批爱国实业家为了振兴祖国经济，抗衡洋货入侵，从全国组织调集的名特产品，进行展示和销售。其中包括江浙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茅台、西凤等名酒，以及珠宝、玉翠、牙雕、刺绣、地毯等等，可谓集民族精华之大全。当时此举确实为振兴民族企业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中国人就应爱国货，振兴中华提倡国货”成为流行一时的标语口号。国货陈列一直到1937年北平沦陷才不得不停止。
日伪时期，前门箭楼作为电影院曾营业一段时日。
前有车后有辙，1987年北京市政府也开始动脑子，设法盘活前门楼子，别光坐守老祖宗留下的这点家业，那不是“啃老”吗？
有了梧桐树就不怕没有金凤凰，北京通县艺海实业公司和崇文区华盖商场慧眼独识，各出一百万元维修资金，并分别获得一层楼的5年经营权，率先抢占了这块风水宝地。在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个非常上算的买卖。
作为“天安门经济”的一部分，1990年、1991年箭楼和正阳门城楼先后开门迎客，成为媒体热闹一时的新闻。
箭楼主要是搞一些与民俗风情、文化艺术有关的展览，后来又搞了民俗文化夜市、音乐茶座、卡拉OK等。在这里进行文化宵夜，风情独具，能够瞬间穿越古今，确实销魂啊！
张润丰那时是这里的常客，研究北京民俗的学者，也是前门楼子的铁杆粉丝。他说，这楼子怎么看怎么美，怎么研究怎么科学，如今孤苦伶仃地立在这儿，还真有股子倔强劲儿。整个北京城以至北京人不都是这个劲头吗？他的家当时住在虎坊桥附近的大杂院里，离前门几站路之遥。自从箭楼有了茶座，他是每逢周末必到，还结交了不少茶友。他说，坐在茶座边，品着地道的张一元花茶，听着北京琴书、京东大鼓，享受啊！你看，南边是九曲十八回、熙攘喧杂的大栅栏，北边是正阳门楼子，穿越而过就是宽阔无垠的广场，东西有现代建筑遥遥对峙，再冥想着天安门连同故宫古建筑群，醉人呐，真像喝了几两“小二”！
时过境迁，如今已年过六旬的他，对当年的箭楼茶座怀念至深：“什么时候再恢复就好了，不知道这辈子还赶得上不……”末了，他又找补一句，“如果还有100万包租5年的好事，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我也要拿下来。不为赚钱，就是为让全北京人，以至全世界的人都来这儿坐一坐，那比当部长的滋味还要美呀！”
北京通县艺海实业公司在正阳门城楼的顶层开了个“正艺楼”，专卖旅游产品。有文物字画、仿古青铜器、民间工艺品，尤其受外国人喜爱。“正艺楼”居高30多米，与天安门检阅台的高度相仿，风光更为旖旎。
“天安门经济”在整个中国经济大潮中有着光鲜的一页。在这个曾是一尘不染的政治重地，也溅起了一朵朵“金元”浪花。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天安门经济”遭到“吐槽”。有人说：“天安门广场不是市场。”“天安门地区可以有商业，但不是商业区。”也有人说：“天安门地区安全是第一位的，效益应让位于安全。”“天安门首先要算政治账，过分市场化会让经济账迷住双眼。”“天安门广场的经营活动，是对它庄严肃穆的‘亵渎’。”……
当然也有人力挺“天安门经济”：“眼下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只是不要过度商业化，在分寸上把握适当，有益无害。”“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有些做法冒了头，调整一下就是了，甚至可以规定出个一二三四。减少国库开支，也是不应忽略的问题。”
既然看法有异，那就先收摊吧——“天安门经济”渐渐退潮了。
既然是浮云，消散快，也能再度重聚呀。或许有一天，它会重出江湖？
或许，张润丰先生承包前门楼子的念想，将来还有实现的可能？
——不知道，就像围棋刚下到中盘，谁又能知道结果呢？
（编辑·麻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