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经济学家提出反腐败成本论之后，立马遭到了人们普遍的炮轰。这个所谓“成本”是指很多与改革相关的措施在目前反腐败的大形势下难以推进，原因是在反腐风暴之下，官员怕出事，宁可不作为。这个反腐败成本论，最后变成了反腐败阻碍改革论，遭到抨击是可以想见的。
　　如果再联系到近段时间人们非常关注的公务员加薪，那么就更加刺激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即改革开始遭到反扑和反弹，正如一位不是经济学家的学者所说，反对改革的权贵力量在集合，改革步入了胶着期。
　　经济学家发表与人们的普遍感知完全不同的观点，这不是头一遭。问题出在哪里？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混淆。
　　反腐败成本论所提到的现象，肯定是存在的，比如论者提到的，有的政府官员想改革，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结果被举报和被“折腾”，因此不愿意搞改革。但是，大多数人并不很关心这个，看重的是改革能否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人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已经认清了一点，就是不少维护既得利益格局或者为少数人抢夺利益的行为，正是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的。从价值判断上，人们已经无法接受官员推行改革还要以获得豁免权为前提。
　　一定数量的官员被查处，甚至比以前数量更大，这是一定的。如果和整个官员群体的数量相比较，比例仍很低，这个算术题不难计算。但由于反腐败的声势很大，并且纪委系统不断释放要保持威慑力度的信号，因此每一个个体都很容易产生惶恐心态。这其实正是反腐败所预期要达到的效果。
　　事实上，对十八大之后反腐败的整个进程做一个仔细梳理就可以看出，对于官员们，党和政府已经给出了调整的空间和时间，也就是纠错的机会。但就是这样的空间和时间，也可能会被消极对待，非强有力的动作难以扭转。
　　比如说一个裸官，假如恰好又是一个改革的主持者，如果遭到举报，不管举报者的动机如何，难道能说举报错了，影响了改革者的积极性？裸官整治，我们已经提出了不短时间，在巡视组等努力下，问题才开始得到解决。据报道，目前广东调整了9名市厅级“裸官”的任职岗位，“裸官”要么把家人迁回来，要么限时从重要岗位调整下来，两样只能选择一样，不能兼得。
　　更重要的是，反腐败恰是推行改革之前必须做的事情。比如公务员加薪，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提出要建立公务员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并且，现在已经明确要推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并轨，作为个体来说以后也要承担一部分缴费义务，工资上涨是必然的事情。那么，做这些事情必须首先把大规模“隐形福利”削减掉，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这样的改革将是走样的，改革的成本必然仍会以加大社会和企业负担来承担。
　　没有反腐败的保障，那么所谓公务员薪酬改革，最后就会被简化成公务员加工资。人们一定也会这样去解读。掌握一定“合法伤害权”的公务员群体是有能力将改革的成本转嫁出去的。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套用经济学的话语说，“改革者”本身不算是稀缺资源，而是其“发现”机制怎么改变。如果是因为要保护所谓的改革积极性，把改革的前提搞丢了，导致改革再次被“污名化”，这才是对改革最致命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