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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的《毛氏族谱》中，载有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亲笔签写的《付约》：“今将先父文正公遗业，坐落在土名湖南岳州临湘县楚冲里太平桥之庙湾庄田一所，请凭亲族人等到场，付与子婿毛长发名下管业、收租、耕种，以此为据。”
《付约》中还详述了地名和数量，现保存在岳阳的《毛氏族谱》中。
今人初见这则史料，恐怕会想：“先忧后乐”的范公咋有这么多私产，仅赠孙婿遗业就一掷“庄田”一所。
其实，如果我们细究宋时官吏俸禄与时人嫁女之俗，也就见怪不怪，心无疑虑了。
一、在宋代，为官一生者置田千亩，当不是件难事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帝位，来自“黄袍加身”的“陈桥驿兵变”，所以他总是不放心自己的“卧榻之畔”，“杯酒释兵权”后，便公然向文臣武将倡导：“多积金钱，厚自娱乐……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大宋的最高统治者极力鼓吹享乐主义，公然劝百官以声色自娱。为使百官有“声色自娱”的资本，宋朝百官的俸禄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最为优厚。
先说皇帝的“好用”。“好用”就是皇帝的月工资。自太宗赵光义以降，几乎每个皇帝都有1200贯的“好用”。
在宋代的百官中，月薪饷最高达400贯（一贯为千文），是汉代的10倍，清代的2至6倍。
宋朝大小官员锦衣美食，生活奢华。除俸钱外，还有禄米。
正一品官，月领禄米150石，俸钱12万文，外加每年绫20匹，罗1匹，绵50两；
从九品官，月禄米5石，俸钱8000文，外加每年绵12两。
除以上薪饷外，各种福利补贴名目繁多，计有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官员家中役使的仆人衣食及工钱也由政府“埋单”。
宋代公用钱借贷利息与职田的收入，除由部门长官支用外，大部分进了部门“小金库”，隔三差五发放给官吏们，成为收入的一部分。官员出差或赴任时，可以凭朝廷发的“给卷”在地方上白吃白住，甚至领用粮食、衣服等。
宋朝还设立“祠禄之制”，德高望重的高级官员进行定期疗养，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承担。宋朝的不少官员能领取两份薪饷，名曰“职钱”。
官员致仕时，往往给予加官晋级，类似当今公务员的“即提即退”。宰相级的官员致仕后，仍可参议朝政，做“高级顾问”。官员自动致仕的，其子孙可以“荫补”一定的官职，致使“官二代”从政者众多。
以王安石为例，他“养老”时，进的“职”是观文殿大学士。宋代官制，官、职、差遣分离，“职以待文学之选”。殿学士指诸殿大学士、学士，包括观文殿、资政殿、端明殿、保和殿，以及曾置而改名的文明殿、紫宸殿、延康殿、宣和殿等的大学士和学士，都是职名。
因为王安石的观文殿大学士是诸学士之首、从二品，他所得也比较丰厚。王安石的养老金是：料钱、衣赐随本官。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是俸禄的一部分。王安石辞官后就闲居“半山园”，追求精雅的山水闲情，生活过得轻松惬意。
再如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时，头上戴有三顶帽子，即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
“龙图阁直学士”是从三品，没有日常工作，一般是皇帝有学术问题或者政治上的重大问题需要咨询的时候，龙图阁直学士才站出来说两句。在北宋前期的官制里，这种官叫做“侍从官”。
“尚书省右司郎中”是从五品，也没有日常工作，既不用去尚书省上班，也不用负责尚书省的任何事务，它只是朝廷给官员计算工资时的一个依据，所以叫做“寄禄官”。
“权知开封府事”是包拯的正式职位，“权”是暂时的意思，“知”是掌管的意思。在北宋前期，像这种由朝廷指派去做具体工作的官叫做“差遣官”。
先说侍从官“龙图阁直学士”给包拯带来的收入。按宋仁宗嘉祐年间颁布的公务员薪水法规《嘉祐禄令》，龙图阁直学士每月有“料钱”，也就是基本工资；每月还有“添支钱”和“餐钱”，也就是补贴；另外每年春、冬两季还能领到一些“衣赐”，也就是布匹。其中料钱每月120贯，添支每月15贯，餐钱每月3贯，衣赐每年发两次，每次发5匹绫、17匹绢、1匹罗、50两绵。总计，每年有1656贯的货币收入，还有10匹绫、34匹绢、2匹罗和100两绵的实物收入。
包拯虽有寄禄官“尚书省右司郎中”衔，但按照《嘉祐禄令》的工资发放原则，如果一个公务员既有寄禄官的官职，又有侍从官的官职，那么“就高不就低”，哪份薪水高就领哪份。侍从官薪水明显比寄禄官薪水要高，所以他只能领到作为龙图阁直学士的那份薪水。
再看包拯差遣官“权知开封府事”的收入。按《宋史·职官志》，包拯在开封府做第一把手，每月有30石月粮，其中包括15石米、15石麦。此外每月还有20捆（每捆13斤）柴禾、40捆干草、1500贯“公使钱”（朝廷发给包拯的可以由他随意支配的小金库）。
另外，作为外任藩府的高级地方官，朝廷划拨给包拯20顷职田，也就是2000亩耕地，允许他每年收租，并且无需纳粮。这2000亩耕地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每年也有2000石米的进项。再查《嘉祐禄令》，权知开封府事每月还有100贯的添支，每年冬天又发给15秤（每秤15斤）的木炭。合计，每年有19200贯的货币收入，还有240捆柴禾、480捆干草、15秤木炭、180石小麦和2180石大米的实物收入。
两项收入合计：每年有铜钱20856贯、大米2180石、小麦180石、绫10匹、绢34匹、罗2匹、绵100两、木炭15秤、柴禾240捆、干草480捆。
宋神宗熙宁二年，开封米价400文一石，麦价300文一石。宋仁宗嘉祐四年，官定绫价1600文一匹。宋真宗咸平年间，开封每匹绢最低1200文。宋徽宗宣和年间，每匹罗定价4000文。宋仁宗天圣七年，政府规定每两绵不得超过85文。宋真宗时某年冬天，政府出售木炭，每秤售价100文。宋仁宗后期，政府收购柴禾，每捆定价50文。宋仁宗宝元二年，开封干草最低19文一捆。
把包拯的实物收入按时价折成铜钱，是1022贯，加上20856贯货币收入，总共是21878贯。这就是包拯任职开封府时的年薪。 景祐三年（1036），48岁的范仲淹也曾知开封。而范公知邓州时有资政殿学士、给事中知邓州等头衔。《宋史职官志》里列有宋朝各级官职的俸禄。其中，资政殿大学士的“工资”是：“料钱、衣赐随本官。”端明殿学士的“工资”为：“贴职钱五十贯，米麦二十石，添支米三石，面五石，万字茶二斤，春、冬绫五匹，绢一十七匹。罗一匹，冬绵五十两。”加上相当于包拯知府的收入，其年薪也是极可观的一个数字。
范仲淹60岁在杭州任职时，用自己多年来的俸禄积蓄，在故乡苏州买1000亩良田，建范氏义庄，可见范公为宋之重臣，历中央、地方、军政要职，其俸禄收入还是可观的。由此可见，在宋代，为官一生者置田千亩，当不是件难事。可贵的是，范公置田多用为义庄。
二、范公一生购置的田产，主要用作义庄
由《毛氏族谱》，我们知道范公在岳阳市云溪区置有田庄。同样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诸葛忆兵发表在《文史知识》2010年第8期《范仲淹与义庄》一文中我们知道：范公一生购置的田产，主要用作义庄。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曰：“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贫贱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每抚边，赐金银甚多，而悉以遗将佐。在杭，尽以馀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
范仲淹《告诸子书》说：“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胸襟博大，卓然于众人之上。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由邓州调知杭州，请做过黄岩知县的同父异母兄长范仲温到任所共商购置义田事宜。
范仲淹献出积蓄，由范仲温返乡购办义田千亩。
范仲淹皇祐二年十月订立了义庄规矩，清清楚楚地写着：“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给逐月〈餱〉粮并冬衣绢……”
既然是在皇祐二年十月义庄开始发放粮食、钱财，义庄的购置就应该是在更早的时候。
这么多田产也应该有一个陆续购置的过程。据范仲淹儿子范纯仁治平元年（1064）给朝廷上的奏章中提及，义庄购置设立已经有“五、七年”时间。据此推算，范仲淹是庆历末年在邓州期间开始购置义庄田产的。
此外，范仲淹还在他的第二故乡淄州长山购置义田400余亩，以报答朱氏家族的养育之恩。
范仲淹的母亲安葬在洛阳，范仲淹及其四位儿子最后也安葬在洛阳。范仲淹应该在洛阳也购置有部分地产和房产。
由此可见，范公置田产非岳阳一处，在较长时间、几处所置田产也必非范公亲至购得，委托亲友购买田产当属史实。
三、田地陪嫁是时风，父母不管拿多少嫁妆给女儿，都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范公的儿子范纯仁亲笔签写的《付约》赠婿田庄，反映了当时嫁女的陪嫁风俗。
宋朝后期，尤其江南一带，女子出嫁时，父母花到嫁妆上的钱，要比男方父母花到彩礼上的钱多得多。当时常见的嫁妆，除了无论贫家还是富家都必须给女儿准备的金银首饰，还包括成串的铜钱、成箱的布匹、成笼的衣服、成套的家具。有条件的家庭，甚至还用地皮和房子给女儿做嫁妆，例如南宋有个叫郑庆一的女子出嫁，嫁妆单子里就包括500亩土地、30间商铺，还有10万贯铜钱。
称为“奁田”或“随嫁田”的陪嫁田面积上大小不等。宋司法案例的记录表明，虽然有郑氏这么多地产的妻子并不多，但是用土地做嫁妆并非少见——
蒋氏从嫁妆里得到一块须纳税31石谷物的土地，折合约10-15亩；璩氏的祖父在她父亲去世后陪嫁给她的地产将近25亩，须缴纳66石税；陈氏带到夫家的奁田为120“种”（一种地方性的可耕地计量办法），张氏的是十余种之一；幼年失去父母的石氏得到叔叔给的土地做嫁妆，后来卖掉时价值四百多贯钱。相比之下，蔡氏陪嫁的土地后来典当时只得到20贯钱。一位没有兄弟的女子继承并带到夫家的奁田值一万贯。
女方父母之所以要备下这么多的嫁妆，一是攀比，怕嫁妆少了被人笑话。二是为了提高女儿在婆家的经济地位——嫁妆越多，在公婆和丈夫面前越有发言权，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宋朝妇女的婚姻生活中得到过完美体现。当然也还有第三条原因：根据宋朝法律，嫁妆是已婚妇女唯一可靠的纯私人财产，公婆、丈夫以及丈夫的族人，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动用。换句话说，父母不管拿多少嫁妆给女儿，都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因为以上三条原因，宋朝人嫁女儿，差不多是拼掉老命也要拿出一笔数目可观的嫁妆来的，譬如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嫁女，就不惜卖掉了价值9400贯的耕地，折成人民币将近300万元（此时的铜钱比北宋末年值钱，1贯铜钱的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300元左右），而当时苏辙已经年过半百，在京城上班多年，连套房子都没有买上。
当父母的给女儿办嫁妆不惜血本，当女儿的自然也对到手的嫁妆珍惜备至。过门之前，女方父母会在婚约后面列一张密密麻麻的财产清单，过门之后，新媳妇为了自己的嫁妆不被婆家染指和瓜分，还会要求婆家的人去祖庙里发个声明，向历代祖先讲清楚这个媳妇带来了哪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是非媳妇同意不能动用的。总而言之，为了保护已婚妇女仅有的那点儿财产权以及财产权所带来的家庭地位，不光得有婚前公证，还得有婚后宣誓。
由此可见，范纯仁嫁女，赠婿田庄一所也就不足为奇了。
《付约》中还详述了地名和数量，现保存在岳阳的《毛氏族谱》中。
今人初见这则史料，恐怕会想：“先忧后乐”的范公咋有这么多私产，仅赠孙婿遗业就一掷“庄田”一所。
其实，如果我们细究宋时官吏俸禄与时人嫁女之俗，也就见怪不怪，心无疑虑了。
一、在宋代，为官一生者置田千亩，当不是件难事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帝位，来自“黄袍加身”的“陈桥驿兵变”，所以他总是不放心自己的“卧榻之畔”，“杯酒释兵权”后，便公然向文臣武将倡导：“多积金钱，厚自娱乐……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大宋的最高统治者极力鼓吹享乐主义，公然劝百官以声色自娱。为使百官有“声色自娱”的资本，宋朝百官的俸禄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最为优厚。
先说皇帝的“好用”。“好用”就是皇帝的月工资。自太宗赵光义以降，几乎每个皇帝都有1200贯的“好用”。
在宋代的百官中，月薪饷最高达400贯（一贯为千文），是汉代的10倍，清代的2至6倍。
宋朝大小官员锦衣美食，生活奢华。除俸钱外，还有禄米。
正一品官，月领禄米150石，俸钱12万文，外加每年绫20匹，罗1匹，绵50两；
从九品官，月禄米5石，俸钱8000文，外加每年绵12两。
除以上薪饷外，各种福利补贴名目繁多，计有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官员家中役使的仆人衣食及工钱也由政府“埋单”。
宋代公用钱借贷利息与职田的收入，除由部门长官支用外，大部分进了部门“小金库”，隔三差五发放给官吏们，成为收入的一部分。官员出差或赴任时，可以凭朝廷发的“给卷”在地方上白吃白住，甚至领用粮食、衣服等。
宋朝还设立“祠禄之制”，德高望重的高级官员进行定期疗养，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承担。宋朝的不少官员能领取两份薪饷，名曰“职钱”。
官员致仕时，往往给予加官晋级，类似当今公务员的“即提即退”。宰相级的官员致仕后，仍可参议朝政，做“高级顾问”。官员自动致仕的，其子孙可以“荫补”一定的官职，致使“官二代”从政者众多。
以王安石为例，他“养老”时，进的“职”是观文殿大学士。宋代官制，官、职、差遣分离，“职以待文学之选”。殿学士指诸殿大学士、学士，包括观文殿、资政殿、端明殿、保和殿，以及曾置而改名的文明殿、紫宸殿、延康殿、宣和殿等的大学士和学士，都是职名。
因为王安石的观文殿大学士是诸学士之首、从二品，他所得也比较丰厚。王安石的养老金是：料钱、衣赐随本官。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是俸禄的一部分。王安石辞官后就闲居“半山园”，追求精雅的山水闲情，生活过得轻松惬意。
再如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时，头上戴有三顶帽子，即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
“龙图阁直学士”是从三品，没有日常工作，一般是皇帝有学术问题或者政治上的重大问题需要咨询的时候，龙图阁直学士才站出来说两句。在北宋前期的官制里，这种官叫做“侍从官”。
“尚书省右司郎中”是从五品，也没有日常工作，既不用去尚书省上班，也不用负责尚书省的任何事务，它只是朝廷给官员计算工资时的一个依据，所以叫做“寄禄官”。
“权知开封府事”是包拯的正式职位，“权”是暂时的意思，“知”是掌管的意思。在北宋前期，像这种由朝廷指派去做具体工作的官叫做“差遣官”。
先说侍从官“龙图阁直学士”给包拯带来的收入。按宋仁宗嘉祐年间颁布的公务员薪水法规《嘉祐禄令》，龙图阁直学士每月有“料钱”，也就是基本工资；每月还有“添支钱”和“餐钱”，也就是补贴；另外每年春、冬两季还能领到一些“衣赐”，也就是布匹。其中料钱每月120贯，添支每月15贯，餐钱每月3贯，衣赐每年发两次，每次发5匹绫、17匹绢、1匹罗、50两绵。总计，每年有1656贯的货币收入，还有10匹绫、34匹绢、2匹罗和100两绵的实物收入。
包拯虽有寄禄官“尚书省右司郎中”衔，但按照《嘉祐禄令》的工资发放原则，如果一个公务员既有寄禄官的官职，又有侍从官的官职，那么“就高不就低”，哪份薪水高就领哪份。侍从官薪水明显比寄禄官薪水要高，所以他只能领到作为龙图阁直学士的那份薪水。
再看包拯差遣官“权知开封府事”的收入。按《宋史·职官志》，包拯在开封府做第一把手，每月有30石月粮，其中包括15石米、15石麦。此外每月还有20捆（每捆13斤）柴禾、40捆干草、1500贯“公使钱”（朝廷发给包拯的可以由他随意支配的小金库）。
另外，作为外任藩府的高级地方官，朝廷划拨给包拯20顷职田，也就是2000亩耕地，允许他每年收租，并且无需纳粮。这2000亩耕地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每年也有2000石米的进项。再查《嘉祐禄令》，权知开封府事每月还有100贯的添支，每年冬天又发给15秤（每秤15斤）的木炭。合计，每年有19200贯的货币收入，还有240捆柴禾、480捆干草、15秤木炭、180石小麦和2180石大米的实物收入。
两项收入合计：每年有铜钱20856贯、大米2180石、小麦180石、绫10匹、绢34匹、罗2匹、绵100两、木炭15秤、柴禾240捆、干草480捆。
宋神宗熙宁二年，开封米价400文一石，麦价300文一石。宋仁宗嘉祐四年，官定绫价1600文一匹。宋真宗咸平年间，开封每匹绢最低1200文。宋徽宗宣和年间，每匹罗定价4000文。宋仁宗天圣七年，政府规定每两绵不得超过85文。宋真宗时某年冬天，政府出售木炭，每秤售价100文。宋仁宗后期，政府收购柴禾，每捆定价50文。宋仁宗宝元二年，开封干草最低19文一捆。
把包拯的实物收入按时价折成铜钱，是1022贯，加上20856贯货币收入，总共是21878贯。这就是包拯任职开封府时的年薪。 景祐三年（1036），48岁的范仲淹也曾知开封。而范公知邓州时有资政殿学士、给事中知邓州等头衔。《宋史职官志》里列有宋朝各级官职的俸禄。其中，资政殿大学士的“工资”是：“料钱、衣赐随本官。”端明殿学士的“工资”为：“贴职钱五十贯，米麦二十石，添支米三石，面五石，万字茶二斤，春、冬绫五匹，绢一十七匹。罗一匹，冬绵五十两。”加上相当于包拯知府的收入，其年薪也是极可观的一个数字。
范仲淹60岁在杭州任职时，用自己多年来的俸禄积蓄，在故乡苏州买1000亩良田，建范氏义庄，可见范公为宋之重臣，历中央、地方、军政要职，其俸禄收入还是可观的。由此可见，在宋代，为官一生者置田千亩，当不是件难事。可贵的是，范公置田多用为义庄。
二、范公一生购置的田产，主要用作义庄
由《毛氏族谱》，我们知道范公在岳阳市云溪区置有田庄。同样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诸葛忆兵发表在《文史知识》2010年第8期《范仲淹与义庄》一文中我们知道：范公一生购置的田产，主要用作义庄。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曰：“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贫贱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每抚边，赐金银甚多，而悉以遗将佐。在杭，尽以馀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
范仲淹《告诸子书》说：“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胸襟博大，卓然于众人之上。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由邓州调知杭州，请做过黄岩知县的同父异母兄长范仲温到任所共商购置义田事宜。
范仲淹献出积蓄，由范仲温返乡购办义田千亩。
范仲淹皇祐二年十月订立了义庄规矩，清清楚楚地写着：“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给逐月〈餱〉粮并冬衣绢……”
既然是在皇祐二年十月义庄开始发放粮食、钱财，义庄的购置就应该是在更早的时候。
这么多田产也应该有一个陆续购置的过程。据范仲淹儿子范纯仁治平元年（1064）给朝廷上的奏章中提及，义庄购置设立已经有“五、七年”时间。据此推算，范仲淹是庆历末年在邓州期间开始购置义庄田产的。
此外，范仲淹还在他的第二故乡淄州长山购置义田400余亩，以报答朱氏家族的养育之恩。
范仲淹的母亲安葬在洛阳，范仲淹及其四位儿子最后也安葬在洛阳。范仲淹应该在洛阳也购置有部分地产和房产。
由此可见，范公置田产非岳阳一处，在较长时间、几处所置田产也必非范公亲至购得，委托亲友购买田产当属史实。
三、田地陪嫁是时风，父母不管拿多少嫁妆给女儿，都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范公的儿子范纯仁亲笔签写的《付约》赠婿田庄，反映了当时嫁女的陪嫁风俗。
宋朝后期，尤其江南一带，女子出嫁时，父母花到嫁妆上的钱，要比男方父母花到彩礼上的钱多得多。当时常见的嫁妆，除了无论贫家还是富家都必须给女儿准备的金银首饰，还包括成串的铜钱、成箱的布匹、成笼的衣服、成套的家具。有条件的家庭，甚至还用地皮和房子给女儿做嫁妆，例如南宋有个叫郑庆一的女子出嫁，嫁妆单子里就包括500亩土地、30间商铺，还有10万贯铜钱。
称为“奁田”或“随嫁田”的陪嫁田面积上大小不等。宋司法案例的记录表明，虽然有郑氏这么多地产的妻子并不多，但是用土地做嫁妆并非少见——
蒋氏从嫁妆里得到一块须纳税31石谷物的土地，折合约10-15亩；璩氏的祖父在她父亲去世后陪嫁给她的地产将近25亩，须缴纳66石税；陈氏带到夫家的奁田为120“种”（一种地方性的可耕地计量办法），张氏的是十余种之一；幼年失去父母的石氏得到叔叔给的土地做嫁妆，后来卖掉时价值四百多贯钱。相比之下，蔡氏陪嫁的土地后来典当时只得到20贯钱。一位没有兄弟的女子继承并带到夫家的奁田值一万贯。
女方父母之所以要备下这么多的嫁妆，一是攀比，怕嫁妆少了被人笑话。二是为了提高女儿在婆家的经济地位——嫁妆越多，在公婆和丈夫面前越有发言权，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宋朝妇女的婚姻生活中得到过完美体现。当然也还有第三条原因：根据宋朝法律，嫁妆是已婚妇女唯一可靠的纯私人财产，公婆、丈夫以及丈夫的族人，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动用。换句话说，父母不管拿多少嫁妆给女儿，都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因为以上三条原因，宋朝人嫁女儿，差不多是拼掉老命也要拿出一笔数目可观的嫁妆来的，譬如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嫁女，就不惜卖掉了价值9400贯的耕地，折成人民币将近300万元（此时的铜钱比北宋末年值钱，1贯铜钱的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300元左右），而当时苏辙已经年过半百，在京城上班多年，连套房子都没有买上。
当父母的给女儿办嫁妆不惜血本，当女儿的自然也对到手的嫁妆珍惜备至。过门之前，女方父母会在婚约后面列一张密密麻麻的财产清单，过门之后，新媳妇为了自己的嫁妆不被婆家染指和瓜分，还会要求婆家的人去祖庙里发个声明，向历代祖先讲清楚这个媳妇带来了哪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是非媳妇同意不能动用的。总而言之，为了保护已婚妇女仅有的那点儿财产权以及财产权所带来的家庭地位，不光得有婚前公证，还得有婚后宣誓。
由此可见，范纯仁嫁女，赠婿田庄一所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