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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及唐代，各种医学名著迭现，各类医药专家迭出，各式医疗手段迭涌，竟成万紫千红、缤纷竞艳之势。而这种势头的后面，是社会上下澎湃呼啸着的以重视生活质量、提高生命质量为内容，追求身体健康及生命长久为目的的养生—长寿文化大潮的推动。
有唐一代国家对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视、提倡与支持，远远超过汉代。那时，朝廷在中央设立尚药局、太医署。前者负责宫廷中的医药事务，后者负责国家的医政事务与医学教育。太医署有员三百余人。它不仅是负责全国卫生保健工作的“卫生部”，而且也是国家医科大学——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所医科大学。倘从唐初算起，它比西方最早的医科大学——意大利萨勒诺（Saleyno）医科大学（成立于公元884年）要早二百多年。不仅如此，它在组织机构、教学内容等方面，也比后者完备与进步。
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朝在建立医事制度的同时，还对医科设置进行了科学的划分，在太医署内设医学和药学两部。医学为四科，包括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它们分别由各科博士执教，拥有统一的教材和相应的考试制度，根据各专业的教学内容，决定修业年限：内科七年，外科五年，五官四年，理疗三年。药学在京师设有药园300亩，由药园师分管，负责培养学生种药、采药、制剂和用药的知识及技能。
除中央太医署外，贞观三年（629年），唐朝还在各州府分设医学，拥有规模不等的教学机构，由各州府医药博士（开元元年即713年改称医学博士）与助教负责教学，并“掌州境巡疗”。当时，在遥远的西部边地沙州（治今敦煌市西）也设立有医学。
作为“贞观之治”主持者的唐太宗虽不懂医药，但对治病救人的医师十分尊重。他即位之初，即召见“药王”孙思邈，言“有道者诚可尊重”[1]；又亲访百岁名医甄权，“视饮食，访逮其术”[2]。他还尊重医学。当他了解到“人之五藏皆近背”后，“遂诏罪人无得鞭背”[3]，体现出浓郁的人文关怀。
曾追随唐太宗多年的武则天，在当政时也很重视医学，注意对医方的收集整理。侍御医张文仲是医治风疾的高手；武则天获知后，便诏令征“集当时的名医共撰疗风气诸方，仍令麟台监王方庆监其修撰。”[4]
唐朝比较重视全民医疗保健。皇帝每年都针对当时情况给药与民，以预防或治疗常见病和流行病。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还亲制开元《广济方》五卷，颁示天下，以示体恤民疾。
武周时期，唐朝在各州郡设立“养病坊”，又动员或支持佛教设立“悲田坊”与之呼应，以收养贫苦患者和老年无靠者。
与此相应，国家还注意提高医疗质量，为此曾颁布整肃医药的律令。[5]医药上的立法规定，使广大行医者加强了医疗责任，有效地防止了滥竽充数的庸医视人命如儿戏，相对地纯洁了当时的行医队伍，树立了新的医风医德。
由于国家的重视和倡导，使得有唐一代的医药学硕果累累，名医辈出。永徽三年（652年），孙思邈撰成《备急千金要方》；30年后，又撰成《千金翼方》，以为前书的辅翼。孙思貌认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6]他把保护人的生命的药方称为“千金方”，并冠以书名。两方（统称《千金方》）共载6500多个方剂，成为“集唐以前方剂的总汇”，被研究者誉为“集唐以前医学大成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类书”，或称“我国古代医学的百科全书”。值得注意的是，孙思邈在《千金要方》里打破过去医书将妇儿科内容殿后的成例，把“妇人方”3卷、“少小婴孺方”2卷列于各方之前。这是孙思邈对承担着人口繁衍沉重任务的妇女、特别是生活在底层的广大劳动妇女表达的深挚同情与崇高礼赞。
继孙思邈之后，王焘于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年）撰写出又一部综合性医书——《外台秘要》，计40卷，分作1104门，被视作在唐代惟一能与《千金要方》媲美的医学方书。在这部医学巨著里，王焘也专门辟章论述妇人病、小儿病并为之立方。
唐宣宗大中年间（847年—859年），蜀中妇产科名医昝殷在成都完成了一部题为《产宝》的医书。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妇产科医学专著，分作52篇，刊有验方、效方378种。惜乎其书自宋以后，即告亡佚；而朝鲜金礼蒙等纂辑《医方类聚》引用《产宝》处方却多达三百余，已占原书90%以上。这说明《产宝》刊出后，不仅在中国深受医家青睐，而且还东渐朝鲜半岛，在异国他乡传播开来。
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朝廷颁行了一部由政府组织、太医苏敬等22人合作编纂的《新修本草》。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它比西方第一部国家药典——《纽伦堡药典》的正式颁行要早出9个世纪。此前，我国古代相传的药典《神农本草》（成书于公元1—2世纪）只记载365种药；以后梁朝陶弘景增修后，也仅达730种（即《本草经集注》）。而这部《新修本草》共56卷，记载药物844种。是书以图为主，图文并茂，以实物标本为依据绘形；同时详细介绍其产地、形态、性味、功效和主治，以便药工、药师和医家能正确地识别、采集、加工、使用。在我国药物学史上，药图篇幅超本草文字者，仅此一部。
该书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继承了《本草经集注》的成果，订正了其中对400余种药物解述的错讹。而该书在此基础上新增的114种药物，大部分是后来发现的，也有一些是从外国引进的，如安息香、龙脑、胡椒、诃子、郁金、茴香、阿魏等。另如所载用白锡、银箔、水银制的汞合金“银膏”补牙，有研究者认为其“显然是唐朝群众的发明创造”。它比欧洲使用此法（最早约在19世纪）早出1100多年。
《新修本草》的制定和颁行，体现了正在走向全盛的唐朝中央政权对普通民众疾苦的关注，对提高民间医疗水平的关注，对增强国民健康素质的关注。它一经问世，便立即被临床医生奉为用药圭臬，迅速传布国中，甚至传到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国，影响巨大。
此外，在唐朝中央政权的关怀下，居住在我国西南地区的藏民族的医学水平提高很快。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一部藏医典籍《门杰亲木》（汉译名《医药大全》）以及最早的一部藏医教学课本《敏吉村恰》（汉译名《无畏的武器》），便是在文成公主入藏后形成的。在金城公主入藏后，又形成了另一部医书《门杰维给布》（汉译名《月王药诊》）。
到了公元8世纪下半叶，著名的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708—？）主持编写成一部藏医经典名著——《据悉》，汉译名称作《四部医典》。全书分四大部分，凡156章，24万字上下；全面论述藏医学的基本理论，记载藏医学丰富的临床经验，从而奠定了藏医学体系的坚实基础。该书与唐代内地的其他重要医著一样，闪耀着唯物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光辉。其中大量篇幅，属于妇科、儿科以及卫生保健与养生的内容。其关照视点，也主要指向广大民众。
唐人的养生—长寿浪潮鼓澎期间，出现了一段令人亦悲亦喜的插曲，这就是炼丹术的嚣扬与火药的发明。而炼丹术的嚣扬则当远溯到秦皇、汉武时代对不死仙药的狂热寻求。
《史记·秦始皇本纪》两次（始皇二十八年及三十七年）提到秦始皇听齐人徐福之言，派他带童男童女数千入海寻仙、求仙药的故事。秦始皇抱病东巡琅琊，眼巴巴地等候着徐福所寻的长生不仙药，终未果，在返回咸阳的路上抱憾归天了。秦始皇还听信方士之言，于即位之初就耗费“六十万人积年之功”，在临潼骊山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庞大的陵宫，史称“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譬如说，他用水银汇成百川江河大海，设置机械使其灌输流动；又用人鱼（鲵鱼）的膏脂燃作灯烛，以为可以长期不灭，光照久远。秦始皇何以要以水银为伴？因为方士告诉他说，水银是一种奇妙无比的升天之物。于是秦朝倾尽天下物力、财力采集当时极为珍贵的水银汇入一宫，酿成天人震怒，终致二世而亡。
秦始皇在他临死前两年（公元前212年）之所以一举坑埋460多名方士、儒生，除其以言语乱政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用仙话欺诳了秦始皇。儒生兼方士的卢生与侯生，也曾积极参与替秦始皇寻求仙人及不死之药，当然最终不会有结果。
79年后，齐地一个叫李少君的方士又跑到长安对汉武帝说：“祭祀灶神，便可以使丹砂变为黄金；用这种黄金作为饮食器皿，就可以延年益寿；延年益寿方可能见到三神山上的神仙；见到这些神仙再加上封禅祭拜，就可以长生不死。古时的黄帝就是这样的。我曾在海上见到安期生，他因为偶然去到蓬莱岛上吃了树上的仙枣，便成了神仙。他也给了我一枚像瓜一样大的仙枣。”在此之前，汉武帝早就听说东海上有一名叫安期生的神仙，已活了1000多岁；还听说秦始皇东游时曾和他谈了三天三夜……于是，汉武帝就亲祭灶神，遍游五岳，封禅泰山，希望遇上神仙。在海边，齐者自称有神方奇术多达万人，都向汉武帝行宫拥来。可是一试之下，却谁也不灵。汉武帝便把其中几千名说海上有蓬莱仙岛的人全部押上大船，叫他们入海寻找神仙；以后又陆续派了数千名方士出去寻求仙药。汉武帝到晚年仍未见神仙影迹，简直要急疯了，于是便派人在长安建章宫北面造起一个太液池，池中筑起几座小山，叫做蓬莱、方丈、瀛洲、壶梁，算是见到了海中的仙山。[7]
秦皇、汉武一生求仙不老却并未成仙不死，还徒留笑柄于后世。唐代诗僧寒山子有诗讥讽道：
常闻汉武帝，爰及秦始皇。
俱好神仙术，延年竟不长。
金台无摧折，沙丘遂灭亡。
茂陵与骊岳，今日草茫茫。
这里顺便交代一句：汉武帝时的方士、神仙家已同谶纬预言家一道，聚集到刚扯起旗号的新儒家麾下合而为一了。所以汉武帝能接受以“天人感应”布道的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其实也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迨入唐代，因为李唐王室以老子为祖宗而崇道，而炼丹服饵乃道教一大修行养生之法，遂使包括皇室成员在内的达官贵人趋之若鹜，乐此不疲，有的几近疯狂状态——愈到唐后期，愈是如此。据史籍记载，有唐一代，因为追求长生不死而长期服食金丹却到底丧命的皇帝就有六个：即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和宣宗。中唐诗人李贺曾写《苦昼短》叹道：
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惟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
诗人对包括李唐皇室在内的上层社会以服食金丹仙药而求长生的风气持批评态度，指出寿数天定，世上是没有长生不老之药可以抗拒自然法则的。诗人的话表达出当时一般知识分子对人生现实的清醒认识、对养生之道的科学态度。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唐代因服丹而兴起的炼丹活动的意义也并非全是负面的，消极的；因为它歪打正着地导致出两项积极成果：医药化学的产生和火药的发明。
作为一代医学大师的孙思邈同时也是著名的丹家。不过，他炼丹的目的与一般追求成仙登道者迥然有异。他发现丹砂有安神镇惊的作用，慈石能治惊痫与消痈肿，雄黄可以用作治寄生虫及皮肤病，砒石少量使用能够杀虫补血、润滋皮肤；还知道石药中的五石散有毒，不可服。他在《千金要方》中告诫人们说，作为炼丹常用药之一的矾石，倘生服对人有极大的毒性，所以要制熟。那时的丹家大都知道矾石的危害性，有“不炼生入药，使人破心肝”之语。至于其他丹药的性质，唐代丹家也多有不同程度的认识或探索。而这种探索本身，就是医药化学的前身。而他们于此的许多著述，包括孙思邈的《太清真人炼云母诀》、《烧炼秘诀》、《龙虎通玄诀》等，大都属于这种探索的记录，当视为科学智慧的结晶。
大约在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至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之间，炼丹术随着自唐返回的阿拉伯使团传至阿拉伯半岛；大约在12世纪，又由意大利人带回欧洲，成为中世纪欧洲炼金术的来源之一。
英国学者韦尔斯在《世界史纲》里说，在13世纪—14世纪，欧洲人通过炼丹术，“意外地学到了许多关于毒药、染料、冶金等知识”，“发现了种种耐火的物质，并排除困难得到了透明的玻璃，也是这样制出了透镜和光学仪器”。这样，欧洲人便在中国道教外丹黄白术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化学和物理学。
而世界从中国炼丹术里获得的更大惊喜，还在于作为古代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的诞生。关于它的合成配方，在唐与五代丹家的著述里均不难发现。当然，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火药的最早记载，仍出自作为有唐一代著名道士、大丹家、大医家孙思邈的《诸家神品丹法·同伏硫磺法》里。
火药在唐末已被唐哀帝用于军事。那时，抛射火药已是非常猛烈的武器。宋人路振《九国志·郑璠传》说：唐哀帝天祐（904年—907年）初，“从攻豫章。璠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这一记载，把当时以火药攻城的威力，具体地展示出来。
注释：
[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孙思邈列传》。
[2]《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甄权列传》。
[3]《新唐书》卷五十六《刑法志》。
[4]《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张文仲列传》。
[5]参见《唐律疏议》卷二十六《医合药不如方》。
[6]《备急千金要方》序。
[7]参见《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有唐一代国家对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视、提倡与支持，远远超过汉代。那时，朝廷在中央设立尚药局、太医署。前者负责宫廷中的医药事务，后者负责国家的医政事务与医学教育。太医署有员三百余人。它不仅是负责全国卫生保健工作的“卫生部”，而且也是国家医科大学——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所医科大学。倘从唐初算起，它比西方最早的医科大学——意大利萨勒诺（Saleyno）医科大学（成立于公元884年）要早二百多年。不仅如此，它在组织机构、教学内容等方面，也比后者完备与进步。
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朝在建立医事制度的同时，还对医科设置进行了科学的划分，在太医署内设医学和药学两部。医学为四科，包括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它们分别由各科博士执教，拥有统一的教材和相应的考试制度，根据各专业的教学内容，决定修业年限：内科七年，外科五年，五官四年，理疗三年。药学在京师设有药园300亩，由药园师分管，负责培养学生种药、采药、制剂和用药的知识及技能。
除中央太医署外，贞观三年（629年），唐朝还在各州府分设医学，拥有规模不等的教学机构，由各州府医药博士（开元元年即713年改称医学博士）与助教负责教学，并“掌州境巡疗”。当时，在遥远的西部边地沙州（治今敦煌市西）也设立有医学。
作为“贞观之治”主持者的唐太宗虽不懂医药，但对治病救人的医师十分尊重。他即位之初，即召见“药王”孙思邈，言“有道者诚可尊重”[1]；又亲访百岁名医甄权，“视饮食，访逮其术”[2]。他还尊重医学。当他了解到“人之五藏皆近背”后，“遂诏罪人无得鞭背”[3]，体现出浓郁的人文关怀。
曾追随唐太宗多年的武则天，在当政时也很重视医学，注意对医方的收集整理。侍御医张文仲是医治风疾的高手；武则天获知后，便诏令征“集当时的名医共撰疗风气诸方，仍令麟台监王方庆监其修撰。”[4]
唐朝比较重视全民医疗保健。皇帝每年都针对当时情况给药与民，以预防或治疗常见病和流行病。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还亲制开元《广济方》五卷，颁示天下，以示体恤民疾。
武周时期，唐朝在各州郡设立“养病坊”，又动员或支持佛教设立“悲田坊”与之呼应，以收养贫苦患者和老年无靠者。
与此相应，国家还注意提高医疗质量，为此曾颁布整肃医药的律令。[5]医药上的立法规定，使广大行医者加强了医疗责任，有效地防止了滥竽充数的庸医视人命如儿戏，相对地纯洁了当时的行医队伍，树立了新的医风医德。
由于国家的重视和倡导，使得有唐一代的医药学硕果累累，名医辈出。永徽三年（652年），孙思邈撰成《备急千金要方》；30年后，又撰成《千金翼方》，以为前书的辅翼。孙思貌认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6]他把保护人的生命的药方称为“千金方”，并冠以书名。两方（统称《千金方》）共载6500多个方剂，成为“集唐以前方剂的总汇”，被研究者誉为“集唐以前医学大成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类书”，或称“我国古代医学的百科全书”。值得注意的是，孙思邈在《千金要方》里打破过去医书将妇儿科内容殿后的成例，把“妇人方”3卷、“少小婴孺方”2卷列于各方之前。这是孙思邈对承担着人口繁衍沉重任务的妇女、特别是生活在底层的广大劳动妇女表达的深挚同情与崇高礼赞。
继孙思邈之后，王焘于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年）撰写出又一部综合性医书——《外台秘要》，计40卷，分作1104门，被视作在唐代惟一能与《千金要方》媲美的医学方书。在这部医学巨著里，王焘也专门辟章论述妇人病、小儿病并为之立方。
唐宣宗大中年间（847年—859年），蜀中妇产科名医昝殷在成都完成了一部题为《产宝》的医书。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妇产科医学专著，分作52篇，刊有验方、效方378种。惜乎其书自宋以后，即告亡佚；而朝鲜金礼蒙等纂辑《医方类聚》引用《产宝》处方却多达三百余，已占原书90%以上。这说明《产宝》刊出后，不仅在中国深受医家青睐，而且还东渐朝鲜半岛，在异国他乡传播开来。
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朝廷颁行了一部由政府组织、太医苏敬等22人合作编纂的《新修本草》。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它比西方第一部国家药典——《纽伦堡药典》的正式颁行要早出9个世纪。此前，我国古代相传的药典《神农本草》（成书于公元1—2世纪）只记载365种药；以后梁朝陶弘景增修后，也仅达730种（即《本草经集注》）。而这部《新修本草》共56卷，记载药物844种。是书以图为主，图文并茂，以实物标本为依据绘形；同时详细介绍其产地、形态、性味、功效和主治，以便药工、药师和医家能正确地识别、采集、加工、使用。在我国药物学史上，药图篇幅超本草文字者，仅此一部。
该书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继承了《本草经集注》的成果，订正了其中对400余种药物解述的错讹。而该书在此基础上新增的114种药物，大部分是后来发现的，也有一些是从外国引进的，如安息香、龙脑、胡椒、诃子、郁金、茴香、阿魏等。另如所载用白锡、银箔、水银制的汞合金“银膏”补牙，有研究者认为其“显然是唐朝群众的发明创造”。它比欧洲使用此法（最早约在19世纪）早出1100多年。
《新修本草》的制定和颁行，体现了正在走向全盛的唐朝中央政权对普通民众疾苦的关注，对提高民间医疗水平的关注，对增强国民健康素质的关注。它一经问世，便立即被临床医生奉为用药圭臬，迅速传布国中，甚至传到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国，影响巨大。
此外，在唐朝中央政权的关怀下，居住在我国西南地区的藏民族的医学水平提高很快。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一部藏医典籍《门杰亲木》（汉译名《医药大全》）以及最早的一部藏医教学课本《敏吉村恰》（汉译名《无畏的武器》），便是在文成公主入藏后形成的。在金城公主入藏后，又形成了另一部医书《门杰维给布》（汉译名《月王药诊》）。
到了公元8世纪下半叶，著名的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708—？）主持编写成一部藏医经典名著——《据悉》，汉译名称作《四部医典》。全书分四大部分，凡156章，24万字上下；全面论述藏医学的基本理论，记载藏医学丰富的临床经验，从而奠定了藏医学体系的坚实基础。该书与唐代内地的其他重要医著一样，闪耀着唯物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光辉。其中大量篇幅，属于妇科、儿科以及卫生保健与养生的内容。其关照视点，也主要指向广大民众。
唐人的养生—长寿浪潮鼓澎期间，出现了一段令人亦悲亦喜的插曲，这就是炼丹术的嚣扬与火药的发明。而炼丹术的嚣扬则当远溯到秦皇、汉武时代对不死仙药的狂热寻求。
《史记·秦始皇本纪》两次（始皇二十八年及三十七年）提到秦始皇听齐人徐福之言，派他带童男童女数千入海寻仙、求仙药的故事。秦始皇抱病东巡琅琊，眼巴巴地等候着徐福所寻的长生不仙药，终未果，在返回咸阳的路上抱憾归天了。秦始皇还听信方士之言，于即位之初就耗费“六十万人积年之功”，在临潼骊山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庞大的陵宫，史称“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譬如说，他用水银汇成百川江河大海，设置机械使其灌输流动；又用人鱼（鲵鱼）的膏脂燃作灯烛，以为可以长期不灭，光照久远。秦始皇何以要以水银为伴？因为方士告诉他说，水银是一种奇妙无比的升天之物。于是秦朝倾尽天下物力、财力采集当时极为珍贵的水银汇入一宫，酿成天人震怒，终致二世而亡。
秦始皇在他临死前两年（公元前212年）之所以一举坑埋460多名方士、儒生，除其以言语乱政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用仙话欺诳了秦始皇。儒生兼方士的卢生与侯生，也曾积极参与替秦始皇寻求仙人及不死之药，当然最终不会有结果。
79年后，齐地一个叫李少君的方士又跑到长安对汉武帝说：“祭祀灶神，便可以使丹砂变为黄金；用这种黄金作为饮食器皿，就可以延年益寿；延年益寿方可能见到三神山上的神仙；见到这些神仙再加上封禅祭拜，就可以长生不死。古时的黄帝就是这样的。我曾在海上见到安期生，他因为偶然去到蓬莱岛上吃了树上的仙枣，便成了神仙。他也给了我一枚像瓜一样大的仙枣。”在此之前，汉武帝早就听说东海上有一名叫安期生的神仙，已活了1000多岁；还听说秦始皇东游时曾和他谈了三天三夜……于是，汉武帝就亲祭灶神，遍游五岳，封禅泰山，希望遇上神仙。在海边，齐者自称有神方奇术多达万人，都向汉武帝行宫拥来。可是一试之下，却谁也不灵。汉武帝便把其中几千名说海上有蓬莱仙岛的人全部押上大船，叫他们入海寻找神仙；以后又陆续派了数千名方士出去寻求仙药。汉武帝到晚年仍未见神仙影迹，简直要急疯了，于是便派人在长安建章宫北面造起一个太液池，池中筑起几座小山，叫做蓬莱、方丈、瀛洲、壶梁，算是见到了海中的仙山。[7]
秦皇、汉武一生求仙不老却并未成仙不死，还徒留笑柄于后世。唐代诗僧寒山子有诗讥讽道：
常闻汉武帝，爰及秦始皇。
俱好神仙术，延年竟不长。
金台无摧折，沙丘遂灭亡。
茂陵与骊岳，今日草茫茫。
这里顺便交代一句：汉武帝时的方士、神仙家已同谶纬预言家一道，聚集到刚扯起旗号的新儒家麾下合而为一了。所以汉武帝能接受以“天人感应”布道的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其实也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迨入唐代，因为李唐王室以老子为祖宗而崇道，而炼丹服饵乃道教一大修行养生之法，遂使包括皇室成员在内的达官贵人趋之若鹜，乐此不疲，有的几近疯狂状态——愈到唐后期，愈是如此。据史籍记载，有唐一代，因为追求长生不死而长期服食金丹却到底丧命的皇帝就有六个：即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和宣宗。中唐诗人李贺曾写《苦昼短》叹道：
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惟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
诗人对包括李唐皇室在内的上层社会以服食金丹仙药而求长生的风气持批评态度，指出寿数天定，世上是没有长生不老之药可以抗拒自然法则的。诗人的话表达出当时一般知识分子对人生现实的清醒认识、对养生之道的科学态度。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唐代因服丹而兴起的炼丹活动的意义也并非全是负面的，消极的；因为它歪打正着地导致出两项积极成果：医药化学的产生和火药的发明。
作为一代医学大师的孙思邈同时也是著名的丹家。不过，他炼丹的目的与一般追求成仙登道者迥然有异。他发现丹砂有安神镇惊的作用，慈石能治惊痫与消痈肿，雄黄可以用作治寄生虫及皮肤病，砒石少量使用能够杀虫补血、润滋皮肤；还知道石药中的五石散有毒，不可服。他在《千金要方》中告诫人们说，作为炼丹常用药之一的矾石，倘生服对人有极大的毒性，所以要制熟。那时的丹家大都知道矾石的危害性，有“不炼生入药，使人破心肝”之语。至于其他丹药的性质，唐代丹家也多有不同程度的认识或探索。而这种探索本身，就是医药化学的前身。而他们于此的许多著述，包括孙思邈的《太清真人炼云母诀》、《烧炼秘诀》、《龙虎通玄诀》等，大都属于这种探索的记录，当视为科学智慧的结晶。
大约在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至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之间，炼丹术随着自唐返回的阿拉伯使团传至阿拉伯半岛；大约在12世纪，又由意大利人带回欧洲，成为中世纪欧洲炼金术的来源之一。
英国学者韦尔斯在《世界史纲》里说，在13世纪—14世纪，欧洲人通过炼丹术，“意外地学到了许多关于毒药、染料、冶金等知识”，“发现了种种耐火的物质，并排除困难得到了透明的玻璃，也是这样制出了透镜和光学仪器”。这样，欧洲人便在中国道教外丹黄白术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化学和物理学。
而世界从中国炼丹术里获得的更大惊喜，还在于作为古代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的诞生。关于它的合成配方，在唐与五代丹家的著述里均不难发现。当然，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火药的最早记载，仍出自作为有唐一代著名道士、大丹家、大医家孙思邈的《诸家神品丹法·同伏硫磺法》里。
火药在唐末已被唐哀帝用于军事。那时，抛射火药已是非常猛烈的武器。宋人路振《九国志·郑璠传》说：唐哀帝天祐（904年—907年）初，“从攻豫章。璠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这一记载，把当时以火药攻城的威力，具体地展示出来。
注释：
[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孙思邈列传》。
[2]《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甄权列传》。
[3]《新唐书》卷五十六《刑法志》。
[4]《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张文仲列传》。
[5]参见《唐律疏议》卷二十六《医合药不如方》。
[6]《备急千金要方》序。
[7]参见《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