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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2014年，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占青年感染人群总数的16.58%，其中，青年学生中通过男男性传播感染已达81.6%。在相对包容的校园环境，同性恋者逐渐建立对性向的自我认知，社交网络带来交友便利，也为不良信息的传播提供捷径。而社会对同性性向的歧视，使多数仍生活在隐秘世界里的同志群体因为压抑更加放纵。
周凤婷
从酒吧到“彩虹社”：“同志”圈子进化史
上大学之后，君君尝试过各种交友方式，来寻找和自己一样的人。
君君性别男，爱好男，是个“同志”。同志，是香港导演林奕华在1989年筹办首届香港同性恋电影节时为同性恋起的别名，借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君君是南方一所高校2009级的学生，2013年本科毕业之后继续留校念研究生，是这所学校同志圈里的“前辈”。君君伶牙俐齿，装扮时尚，甚至有些妖娆，很容易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带君君进入圈子的是他上大学后的第一任男朋友。两人通过人人网认识，君君称其为“隐藏在大众中的交友方式”，因为对方长得帅，又是圈内名人，“去同志酒吧老板会给他倒酒的那种”，君君跟着他结交了第一批同志朋友。
同志酒吧，是除了同志浴池和公园外，比较体面且固定的线下聚会场所。除了喝酒娱乐，进入同志酒吧更有一种像建立身份认同的象征意义。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同志都声称，自己拥有在茫茫异性恋人群中通过一个眼神就能断定对方是不是“自己人”的能力。但先进入同志交友圈，依然是男同们寻找恋人和朋友的主要途径。因为青春期的生理和情感需求，他们的圈子多了几分荷尔蒙宣泄的味道。
淡蓝公益的负责人憨憨上大学之后才建立对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大一进入社交圈后非常不适应同志圈的交流方式。同志QQ群里主动加他好友的人通常直接问他的“情况”怎样，并要求“爆照”。后来他才明白，所谓情况，是一串数字，比如：25，170，50，1，分别为年龄，身高，体重，在同性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角色分别有1（偏阳刚），0（偏阴柔），或者0.5（更中性）。对方根据这些信息和照片，会决定要不要“约”。
憨憨讨厌这种性交往指向太露骨的交友方式。
为了让校内同志有一个更健康的交友平台，憨憨在江西师范大学发起成立了校内第一个关爱同志的学生社团“彩虹社”。彩虹社在成立之初就被社联列为非法社团，公开张贴的招新海报也被强制撕毁。在中国高校，很少有校方认可的同志社团。这也非常不利于NGO进校进行艾滋病干预，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
但憨憨还是通过各种线索在学校里找到了100个同志，来自不同的学院。找到愿意对社团负责的指导老师后，彩虹社被默许以地下方式存在，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圈子。按照同性恋占人群中5%的平均比例，憨憨学校一万多男生中，至少有将近500个同志。
但憨憨始终不敢出柜。建立彩虹社已经是很大冒险，他怕一旦自己公开性向，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并不是每个学校都有憨憨这样领袖级的人物，能够冲破阻力在校内搭建平台。他们更多像君君那样，依靠圈内前辈的引荐互相熟悉。
“淡蓝网”的O2O模式
通讯交友工具的发展，为同志社群的社交网络提供了越来越便捷的途径。
看准了同志间要找到彼此的刚需，耿乐推出了只面向男同性恋群体的社交产品Blued。这是一款类似陌陌的交友软件，它在男同性恋社交产品中的地位相当于微信在国内社交软件中的位置。迄今，Blued已经拥有1500万用户，300万来自海外市场。其中90后占到约半数。
“耿乐”是网名，这是他开始做淡蓝网时保护自己的方式。如果不是因为他在2000年因为感情抑郁而开始做“淡蓝网”，他现在可能依然是公安局一名严肃的领导，出柜是遥远的梦。“耿乐”这个名字，也只是隐藏在同志交友网站里千万个匿名ID中普通的一个。
Blued更像是一个线上的酒吧，每位用户的“情况”、头像、位置都依距离远近醒目地罗列在主页上，一目了然。像翻菜单一样，用户喜欢哪个，可以关注或聊天。相对于酒吧，这是一个零成本的筛选、搭讪的过程。耿乐坦言，大多数用户的深度交流还是会转移到微信。在公众场合使用Blued无异于公开出柜，不太方便。
Blued有诸多竞争者，比如 ZANK， Gay Park，Jackd等等。随意在一所高校打开这些基于地理定位搜索用户的软件，在几百米范围内找同志不难。和陌陌一样，这些软件使得一夜情变得更加容易。
近期央视《今日说法》栏目公布了无锡市抓捕的一系列同性聚众溜冰吸毒的案件，让耿乐和他的团队很头疼。因为这些吸毒者正是通过在Blued互相联络得以聚集起来。在同志圈，“嗨，咕噜咕噜，17666”，都是召集一起吸毒的暗号。被警方审讯时，他们甚至叫不出对方的名字。
但耿乐解释说，Blued只是一个社交媒介，即使把所有类似的APP都封锁了，同志的社交需求依然存在，他们又会退回到同志浴室或者公园。
在查处的60多个吸毒人员中，绝大多数是20岁至30岁的年轻人。吸毒后，他们发生了缺乏安全保障的群交行为。根据核实，60个人中，有近20个是在卫生部门备案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艾滋对于男同社群，表现出更多的“不友善”。科研发现，我国感染耐药艾滋病毒的阳性患者中，大多数人是男同；与我国一般人感染艾滋病毒后的进展相比，男同感染后的“潜伏期”明显为短；男同在艾滋发作后，常常治疗效果不好，病人的生存期明显缩短。
国内首位在男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张北川认为，如今，随着社会包容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及早认知了自己的性向，但并没有及时有效地得到性健康教育， “行为上走得极快，教育上又有很大空白，造成了很多失落。”
歧视与反歧视： 躲在暗处的艾滋群体
因为较高的艾滋感染率，男同群体一直是国家各级疾控中心重点干预对象。但张北川认为，控制艾滋仅谈艾滋解决不了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首先是解决歧视，反歧视做不到就无法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
由于缺少官方认可，目前，能直接接触并帮助高校同志群体的，依然是大量的草根NGO组织。
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虎子带领社区走进包括中国海洋大学在内的三所高校以及两所中学进行艾滋病的预防，以及以男同性恋为主的性少数人群（LGBT）的权益倡导活动，反响出乎意料的热烈。
相比于自己念书的年代，虎子发现，校内学生对同性恋的包容度已经非常高，有许多直人（异性恋者）主动参与做关于同性恋的调研，组建“撑同志，反歧视”的爱心社团。现场的提问也坦诚直白，不再对“同性恋”三个字扭捏遮掩。更多学生开始认同性取向不是一种疾病。
而这，在虎子念大学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早在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剔除；2001年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但第二年他在精神病学的课堂上看到，没有及时纠正的教材仍将同性恋列为性变态的分支。整个大学期间，虎子知道自己喜欢男生，有性幻想，但一直不敢交男朋友。
2012年，青岛高校内还出现过学生因为性取向暴露，被学长持续殴打辱骂半年之久的校园霸凌事件。
2014年8月，广州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对大陆高校中涉及心理学、心理健康教科书的内容进行调查，在统计的近百本教材中，只有42本教科书含有同性恋内容，其中2001年后大陆编著的教科书中超过40%仍明确认定同性恋为病态。
成为检测咨询员后，韩诺接待过一些35岁以上的同志，他们全都已婚。他们甚至劝韩诺，千万不要暴露同志身份，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就去找个女孩结婚。
刚开始做NGO志愿者的时候，韩诺怀抱着某种理想主义，想为同志争取权益发声。但后来就放弃了。“咱老一代没有树立好榜样，而这一辈人的同志文化又太乱。有些人认为我现在想约就约，想玩就玩，挺好。我不需要权利。”
中国的男同群体还处于从地下慢慢浮出水面的过程。如果把目前中国男同性恋者的生活状态比对马斯洛需求层次模型，大多数人还处于中下部的生理、健康和安全初级需求。只有几个人在金字塔上摇旗呐喊，但收效甚微。
如张北川说的，我们总以为对社会了解得很多，但好像人提着灯笼走在路上，我们能看到的，无非是烛光周围能照亮的地方，而更大的黑暗我们是看不见的。
（文据《中国新闻周刊》）
周凤婷
从酒吧到“彩虹社”：“同志”圈子进化史
上大学之后，君君尝试过各种交友方式，来寻找和自己一样的人。
君君性别男，爱好男，是个“同志”。同志，是香港导演林奕华在1989年筹办首届香港同性恋电影节时为同性恋起的别名，借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君君是南方一所高校2009级的学生，2013年本科毕业之后继续留校念研究生，是这所学校同志圈里的“前辈”。君君伶牙俐齿，装扮时尚，甚至有些妖娆，很容易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带君君进入圈子的是他上大学后的第一任男朋友。两人通过人人网认识，君君称其为“隐藏在大众中的交友方式”，因为对方长得帅，又是圈内名人，“去同志酒吧老板会给他倒酒的那种”，君君跟着他结交了第一批同志朋友。
同志酒吧，是除了同志浴池和公园外，比较体面且固定的线下聚会场所。除了喝酒娱乐，进入同志酒吧更有一种像建立身份认同的象征意义。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同志都声称，自己拥有在茫茫异性恋人群中通过一个眼神就能断定对方是不是“自己人”的能力。但先进入同志交友圈，依然是男同们寻找恋人和朋友的主要途径。因为青春期的生理和情感需求，他们的圈子多了几分荷尔蒙宣泄的味道。
淡蓝公益的负责人憨憨上大学之后才建立对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大一进入社交圈后非常不适应同志圈的交流方式。同志QQ群里主动加他好友的人通常直接问他的“情况”怎样，并要求“爆照”。后来他才明白，所谓情况，是一串数字，比如：25，170，50，1，分别为年龄，身高，体重，在同性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角色分别有1（偏阳刚），0（偏阴柔），或者0.5（更中性）。对方根据这些信息和照片，会决定要不要“约”。
憨憨讨厌这种性交往指向太露骨的交友方式。
为了让校内同志有一个更健康的交友平台，憨憨在江西师范大学发起成立了校内第一个关爱同志的学生社团“彩虹社”。彩虹社在成立之初就被社联列为非法社团，公开张贴的招新海报也被强制撕毁。在中国高校，很少有校方认可的同志社团。这也非常不利于NGO进校进行艾滋病干预，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
但憨憨还是通过各种线索在学校里找到了100个同志，来自不同的学院。找到愿意对社团负责的指导老师后，彩虹社被默许以地下方式存在，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圈子。按照同性恋占人群中5%的平均比例，憨憨学校一万多男生中，至少有将近500个同志。
但憨憨始终不敢出柜。建立彩虹社已经是很大冒险，他怕一旦自己公开性向，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并不是每个学校都有憨憨这样领袖级的人物，能够冲破阻力在校内搭建平台。他们更多像君君那样，依靠圈内前辈的引荐互相熟悉。
“淡蓝网”的O2O模式
通讯交友工具的发展，为同志社群的社交网络提供了越来越便捷的途径。
看准了同志间要找到彼此的刚需，耿乐推出了只面向男同性恋群体的社交产品Blued。这是一款类似陌陌的交友软件，它在男同性恋社交产品中的地位相当于微信在国内社交软件中的位置。迄今，Blued已经拥有1500万用户，300万来自海外市场。其中90后占到约半数。
“耿乐”是网名，这是他开始做淡蓝网时保护自己的方式。如果不是因为他在2000年因为感情抑郁而开始做“淡蓝网”，他现在可能依然是公安局一名严肃的领导，出柜是遥远的梦。“耿乐”这个名字，也只是隐藏在同志交友网站里千万个匿名ID中普通的一个。
Blued更像是一个线上的酒吧，每位用户的“情况”、头像、位置都依距离远近醒目地罗列在主页上，一目了然。像翻菜单一样，用户喜欢哪个，可以关注或聊天。相对于酒吧，这是一个零成本的筛选、搭讪的过程。耿乐坦言，大多数用户的深度交流还是会转移到微信。在公众场合使用Blued无异于公开出柜，不太方便。
Blued有诸多竞争者，比如 ZANK， Gay Park，Jackd等等。随意在一所高校打开这些基于地理定位搜索用户的软件，在几百米范围内找同志不难。和陌陌一样，这些软件使得一夜情变得更加容易。
近期央视《今日说法》栏目公布了无锡市抓捕的一系列同性聚众溜冰吸毒的案件，让耿乐和他的团队很头疼。因为这些吸毒者正是通过在Blued互相联络得以聚集起来。在同志圈，“嗨，咕噜咕噜，17666”，都是召集一起吸毒的暗号。被警方审讯时，他们甚至叫不出对方的名字。
但耿乐解释说，Blued只是一个社交媒介，即使把所有类似的APP都封锁了，同志的社交需求依然存在，他们又会退回到同志浴室或者公园。
在查处的60多个吸毒人员中，绝大多数是20岁至30岁的年轻人。吸毒后，他们发生了缺乏安全保障的群交行为。根据核实，60个人中，有近20个是在卫生部门备案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艾滋对于男同社群，表现出更多的“不友善”。科研发现，我国感染耐药艾滋病毒的阳性患者中，大多数人是男同；与我国一般人感染艾滋病毒后的进展相比，男同感染后的“潜伏期”明显为短；男同在艾滋发作后，常常治疗效果不好，病人的生存期明显缩短。
国内首位在男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张北川认为，如今，随着社会包容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及早认知了自己的性向，但并没有及时有效地得到性健康教育， “行为上走得极快，教育上又有很大空白，造成了很多失落。”
歧视与反歧视： 躲在暗处的艾滋群体
因为较高的艾滋感染率，男同群体一直是国家各级疾控中心重点干预对象。但张北川认为，控制艾滋仅谈艾滋解决不了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首先是解决歧视，反歧视做不到就无法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
由于缺少官方认可，目前，能直接接触并帮助高校同志群体的，依然是大量的草根NGO组织。
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虎子带领社区走进包括中国海洋大学在内的三所高校以及两所中学进行艾滋病的预防，以及以男同性恋为主的性少数人群（LGBT）的权益倡导活动，反响出乎意料的热烈。
相比于自己念书的年代，虎子发现，校内学生对同性恋的包容度已经非常高，有许多直人（异性恋者）主动参与做关于同性恋的调研，组建“撑同志，反歧视”的爱心社团。现场的提问也坦诚直白，不再对“同性恋”三个字扭捏遮掩。更多学生开始认同性取向不是一种疾病。
而这，在虎子念大学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早在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剔除；2001年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但第二年他在精神病学的课堂上看到，没有及时纠正的教材仍将同性恋列为性变态的分支。整个大学期间，虎子知道自己喜欢男生，有性幻想，但一直不敢交男朋友。
2012年，青岛高校内还出现过学生因为性取向暴露，被学长持续殴打辱骂半年之久的校园霸凌事件。
2014年8月，广州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对大陆高校中涉及心理学、心理健康教科书的内容进行调查，在统计的近百本教材中，只有42本教科书含有同性恋内容，其中2001年后大陆编著的教科书中超过40%仍明确认定同性恋为病态。
成为检测咨询员后，韩诺接待过一些35岁以上的同志，他们全都已婚。他们甚至劝韩诺，千万不要暴露同志身份，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就去找个女孩结婚。
刚开始做NGO志愿者的时候，韩诺怀抱着某种理想主义，想为同志争取权益发声。但后来就放弃了。“咱老一代没有树立好榜样，而这一辈人的同志文化又太乱。有些人认为我现在想约就约，想玩就玩，挺好。我不需要权利。”
中国的男同群体还处于从地下慢慢浮出水面的过程。如果把目前中国男同性恋者的生活状态比对马斯洛需求层次模型，大多数人还处于中下部的生理、健康和安全初级需求。只有几个人在金字塔上摇旗呐喊，但收效甚微。
如张北川说的，我们总以为对社会了解得很多，但好像人提着灯笼走在路上，我们能看到的，无非是烛光周围能照亮的地方，而更大的黑暗我们是看不见的。
（文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