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写道:“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然而,这种永存往往是最残酷的。
　　2010年5月14日晚,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一名21岁的安徽籍男员工从宿舍楼七楼坠地后身亡。据了解,这是富士康今年以来发生的“第九跳”。
　　富士康最初被人们所知是2008年8月的iPhone女孩事件。当时有一位英国消费者购买了iPhone手机后发现上面有富士康装配线上負责检测的女孩照片。女孩的笑容非常灿烂。iPhone女孩成为富士康提升企业形象的“活广告”。然而才不到两年,为何跳楼悲剧接二连三发生呢?
　　迪尔凯姆是最早从社会角度分析自杀悲剧的学者之一。在《自杀论》中,迪尔凯姆认为,“每当社会机体发生重大调整时,不管是由于迅速的发展还是由于意外的灾难,人都容易自杀”。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正经历着随着经济迅速崛起而自杀率迅速攀升的时期。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2008年,中国的自杀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自杀率每10万人中少于10人的为低自杀率国家。这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中高自杀率国家的行列。
　　因经济持续低迷带来的高自杀率也开始在工业化国家中蔓延。法国电信是欧洲第三大电信企业,但从2008年到2009年,共有35名员工自杀,还有13起自杀未遂事件。2010年年初至今,又有13名员工自杀。舆论认为,这与公司效益不好、大幅裁员有关。而韩国平均每天有35人自杀,自杀率位居工业化国家之首。2008年,韩国的自杀率是美国的2.5倍。2005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现,在18岁至29岁的男性退伍军人中,平均每10万人中有44.99人自杀,而2007年升至56.77人。被称作“经济停滞的典型”的日本,12年来每年都有三万多人自杀。从这点来说,快速发展的世界已经进入“高自杀率时代”。
　　此外,很多媒体都把“九连跳”看作是工会缺位的表现。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杨立雄的调查,深圳超过85%的打工者没有参加工会,近90%的打工者表示没有得到过工会组织的帮助。这样,劳动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其实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在过去的20年,工会势力减弱已是全球不争的事实。
　　《第一财经日报》注意到,在27个欧盟成员国中,仅八个小国家有超过半数的工会会员比例。以“团结工会”出名的波兰,目前仅有大约14%的工会会员。而欧洲四强意、英、德、法的工会会员比例都低于30%,其中法国更是低于9%。欧洲的工会会员比例在2010年预计要降低到20%。美国工会会员比例也从1945年的36%降低到今天的12.5%。
　　这种工会组织缺位的直接表现就是对工资和休息时间的削减。据报道,富士康2010年将为苹果生产2400万部第四代iPhone。富士康能接到苹果订单,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成本控制”。其实早在2006年,富士康遭遇“血汗工厂”质疑时,苹果的调查就发现,富士康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超出35%,1/4的员工极有可能连续工作六天以上,属于加班强度“过度”。
　　“九连跳”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维特效应”(Werther Effect),也叫模仿自杀效应。而维特效应与媒体的传播有关。
　　1774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欧洲曾发生过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斯通过对1947年到1968年之间美国自杀事件的统计发现,每次轰动性自杀新闻报道后的两个月内,自杀的平均人数比平时多了58人;而在媒体报道了玛丽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