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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天，500多万年龄介于18-30岁的青年从农村、工厂、牧区、学校和机关，涌向考场，业已中断10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1978年7月，又有600多万人参加高考。
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两级学生先后迈向象牙塔，为寂落了10年之久的大学校园增添了无限生机。
可以肯定的说，这次考试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了。高考制度的恢复，令千百万被“文革”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青年看到了希望，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意义的复苏和新生。
为了纪念这场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考试，当代著名作家、学者陈建功、周国平、肖复兴、叶兆言、吴思、雷颐、杨慧林、郭方、韩小蕙等近二十位有着77/78级高等教育经历的文化精英撰写回忆文章，真实地记录他（她）们1977年的个人入学经历，见证那个年代的历史。
我的1977 （节选）我妈逼我考大学
我本不愿考大学的。之所以考了北大，是我妈逼的。
我妈不是一个望子成龙的人，她只希望她的儿子活得明白、自信、充实，而要如此，她认定了非得送我去读大学不可。“五世业儒书有种，一生任运仕无媒”，我妈受陆放翁之毒颇深，她说我家是“书香门第”，能不能当官，那是命，甚至于能不能找一份好工作，她都无所谓，可绝了“书种”，她会愧对先人，死不瞑目。我妈还说，“四人帮”时代，她绝不逼我，谁让咱家不是“工农兵”呢，现在党又让咱考了，咱还不考？我妈啰嗦得很，我怕她啰嗦，同意考北大。
那是1977年深秋时节——“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
那年我28岁。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应该和今天的高中生们一样，18岁就进考场了。18岁那年，我却卷起铺盖，到京西的木城涧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那时候的我又瘦又小，体重不过百十斤，扛起和我一般沉的风锤，晃晃悠悠，龀牙咧嘴。我最拿手的活儿是跟车——叼着哨子，在飞驰的矿车间蹿上蹿下，摘钩、挂钩、甩车、顶车……我时而指挥若定，时而又欢实得像一只出溜出溜四处乱钻研老鼠。
一干就是10年。
28岁了，居然又得进考场。
说实在的，那10年里，我做过大学之梦。1973年，我满以为我会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因为班组里的师傅们都推荐了我，而我，又刚刚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那是一首歌颂“工农兵上大学”这一“新生事物”的诗歌……我没有想到，无论是实实在在地干活儿，还是不实实在在地拍“文化大革命”的马屁，都帮不了我——因为我有一个“臭老九”的父亲，也因为我有所谓的“反动言论”，最终还是被拒之门外。
我坚决不再进考场，怄的就是这口气。我自负得很，自以为已经迈出了当作家的第一步。当作家一定要上大学吗？高尔基、杰克·伦敦、马克·吐温……我一边挖煤，一边读书，虽说是“文革”时期，除了《毛选》和马列，几乎无书可读，可我还是读了不少——其中的大多数，就是我妈利用她负责北大附中教师资料室之便，偷偷借给我读的。就这样，我读了10年，算起来上两个大学都毕业了！自以为已经读了不少书的我，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写小说，当作家，让那些当年把我拒之门外的人目瞪口呆。
除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有一点见不得人的胆怯：文史之类我倒不怵，教学几何我已经10年没摸了。翻开一本初中的数学，何为“最大公约数”？何为“最小公倍数”？竟然如坠五里雾中。就这样去考数学，岂不要吃零蛋！
怄气也好，肝儿颤也好，到底还是拗不过妈妈的啰嗦。回北京探家后又回到了矿山，拿着妈妈给准备好的一套高中课本，昏天黑地地背将起来。和我同在一个宿舍的黄博文，也是和我一起到矿上挖煤的“老三届”，他考的是数学专业，现在大概已经是数学教授了。当时的我们岂不是最好的一对应考搭档！黄博文对我说，他最怵作文的开头，请问如何才能开好那个“头”？这问题实在有一点临急抱佛脚的味道。我说，我教你一招儿：你看看作文的题目能不能写成书信体，如果能写成书信体，你就照着一信去写就成，又新鲜，又直截，那开头儿不就解决了？黄博文说妙哉，天天祈祷着能让他用上“书信体”。我背数学公式背到烦时，向黄博文抱怨说：“极大值公式”太复杂啦，我是无论如何也背不下来了。黄莞尔一笑，说，我也教他一招儿：你用“导数”来求，就简单得多！随后教了我一个“导数”的公式，告诉我只需把某数据放这儿，某数据放那儿，用公式一套，极大值自然出来，“你就听我的，没错儿，你也别问什么是导数，就照着这公式套吧！既省得背那么复杂的极大值公式了，还秀着你有学问哪！”我也说妙哉，也天天祈祷着数学试卷里多几道“极大值”的题，好让我的“导数公式”一显身手。
一个凄清而寒冷的早晨，我、黄博文，还有其他二十几条汉子们在微微的晨光中爬到了一辆卡车上。卡车在暴土扬烟的公路上疾驰，碎石渣劈劈啪啪乱响，山路弯来绕去，我们时而撞向左边，时而拥到右边……考场在十几公里以外的色树坟中学，那是一所简陋的山区学校，我们就在那里续上了10年前的大学之梦。
考完了语文，第一个冲出来拥抱我的，是黄博文。哈，我教他的“书信体”，派上了用场！考完了数学，拥抱他的，就是我了——最难的，居然就是两道求极大值极小值的题，我得意扬扬，有多大学问似的，先写了“导数公式”：“‘Y’=……”——尽管我到底也没明白“Y”为何物！
考场是因为妈妈的啰嗦才进去的，考好了，却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是吗？
几个月以后，我怀揣着录取通知书走进北大的校园里，面对那些学风严谨、学识过人的教授们，面对一个浩若烟海的学问的世界，我才意识到，当初的自负是多么地可笑。
妈妈的啰嗦，真是伟大的啰嗦。
追寻生活的智者——《身边的博弈》
作者：董志强
在一场博弈中，你必须考虑对方的选择以确定你自己的最优选择，而对方也必须考虑你的选择来确定他的最优选择。你从博弈中得到的——在博弈论中称为赢利（payoffs）——不仅取决于你自己的行动，也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同样，对方从博弈中得到的赢利，不仅取决于对方的行动，也将取决于你所采取的行动。而你们当中的每一方，都试图尽可能地最大化自己的赢利。
本书内容涵盖了完全信息博弈论的基本范围，共有13章、近百个故事，加上在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篇幅给出博弈论的基本概念，让我们在遍及古今中外人文、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管理、心理行为等领域的故事长廊里酣畅淋漓地感受博弈的精巧和运筹帷幄的快感！
坚强的人创造奇迹——《分秒必争》
作者：兰斯·阿姆斯特朗 莎莉·詹金斯
他是运动史上的传奇，环法赛历史上的首位六冠王！
1996年阿姆斯特朗获自行车手世界排名第一。后患睾丸癌，切除。医生诊断存活可能20%。5月后，阿姆斯特郎恢复了训练。1999年，夺得第一个环法自行车赛冠军，从此比赛进入阿姆斯特朗时代。其间，失去生育能力，通过人工受精有了一个儿子，两个儿女。其间，自1997年始，向癌症研究机构损款300万美元。2004年7月，第六次获得环法自行车赛冠车。
《分秒必争》带我们走进阿姆斯特朗的传奇世界，因为有他使我们相信，坚强的人创造着奇迹。
用决策改变你的人生——《谁主宰你的命运》
作者：斯蒂芬·P·罗宾斯
明智的决策可以彻底改变你的人生！
通过做出更有利的决策重塑你的生活，明确你的真正目标，克服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常见的错误，掌握影响你制定决策的个性特点，有助于你制定任何一个决策。
一旦你做出其不意更有利的决策，你就会生活得更好，更快乐，更健康，更富有，并获得更多的满足感。一旦你掌握了如何制定更有利的决策，真正做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很简单。
书籍从使用的角度出发，教授你如何制定完美决策的方法。
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两级学生先后迈向象牙塔，为寂落了10年之久的大学校园增添了无限生机。
可以肯定的说，这次考试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了。高考制度的恢复，令千百万被“文革”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青年看到了希望，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意义的复苏和新生。
为了纪念这场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考试，当代著名作家、学者陈建功、周国平、肖复兴、叶兆言、吴思、雷颐、杨慧林、郭方、韩小蕙等近二十位有着77/78级高等教育经历的文化精英撰写回忆文章，真实地记录他（她）们1977年的个人入学经历，见证那个年代的历史。
我的1977 （节选）我妈逼我考大学
我本不愿考大学的。之所以考了北大，是我妈逼的。
我妈不是一个望子成龙的人，她只希望她的儿子活得明白、自信、充实，而要如此，她认定了非得送我去读大学不可。“五世业儒书有种，一生任运仕无媒”，我妈受陆放翁之毒颇深，她说我家是“书香门第”，能不能当官，那是命，甚至于能不能找一份好工作，她都无所谓，可绝了“书种”，她会愧对先人，死不瞑目。我妈还说，“四人帮”时代，她绝不逼我，谁让咱家不是“工农兵”呢，现在党又让咱考了，咱还不考？我妈啰嗦得很，我怕她啰嗦，同意考北大。
那是1977年深秋时节——“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
那年我28岁。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应该和今天的高中生们一样，18岁就进考场了。18岁那年，我却卷起铺盖，到京西的木城涧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那时候的我又瘦又小，体重不过百十斤，扛起和我一般沉的风锤，晃晃悠悠，龀牙咧嘴。我最拿手的活儿是跟车——叼着哨子，在飞驰的矿车间蹿上蹿下，摘钩、挂钩、甩车、顶车……我时而指挥若定，时而又欢实得像一只出溜出溜四处乱钻研老鼠。
一干就是10年。
28岁了，居然又得进考场。
说实在的，那10年里，我做过大学之梦。1973年，我满以为我会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因为班组里的师傅们都推荐了我，而我，又刚刚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那是一首歌颂“工农兵上大学”这一“新生事物”的诗歌……我没有想到，无论是实实在在地干活儿，还是不实实在在地拍“文化大革命”的马屁，都帮不了我——因为我有一个“臭老九”的父亲，也因为我有所谓的“反动言论”，最终还是被拒之门外。
我坚决不再进考场，怄的就是这口气。我自负得很，自以为已经迈出了当作家的第一步。当作家一定要上大学吗？高尔基、杰克·伦敦、马克·吐温……我一边挖煤，一边读书，虽说是“文革”时期，除了《毛选》和马列，几乎无书可读，可我还是读了不少——其中的大多数，就是我妈利用她负责北大附中教师资料室之便，偷偷借给我读的。就这样，我读了10年，算起来上两个大学都毕业了！自以为已经读了不少书的我，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写小说，当作家，让那些当年把我拒之门外的人目瞪口呆。
除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有一点见不得人的胆怯：文史之类我倒不怵，教学几何我已经10年没摸了。翻开一本初中的数学，何为“最大公约数”？何为“最小公倍数”？竟然如坠五里雾中。就这样去考数学，岂不要吃零蛋！
怄气也好，肝儿颤也好，到底还是拗不过妈妈的啰嗦。回北京探家后又回到了矿山，拿着妈妈给准备好的一套高中课本，昏天黑地地背将起来。和我同在一个宿舍的黄博文，也是和我一起到矿上挖煤的“老三届”，他考的是数学专业，现在大概已经是数学教授了。当时的我们岂不是最好的一对应考搭档！黄博文对我说，他最怵作文的开头，请问如何才能开好那个“头”？这问题实在有一点临急抱佛脚的味道。我说，我教你一招儿：你看看作文的题目能不能写成书信体，如果能写成书信体，你就照着一信去写就成，又新鲜，又直截，那开头儿不就解决了？黄博文说妙哉，天天祈祷着能让他用上“书信体”。我背数学公式背到烦时，向黄博文抱怨说：“极大值公式”太复杂啦，我是无论如何也背不下来了。黄莞尔一笑，说，我也教他一招儿：你用“导数”来求，就简单得多！随后教了我一个“导数”的公式，告诉我只需把某数据放这儿，某数据放那儿，用公式一套，极大值自然出来，“你就听我的，没错儿，你也别问什么是导数，就照着这公式套吧！既省得背那么复杂的极大值公式了，还秀着你有学问哪！”我也说妙哉，也天天祈祷着数学试卷里多几道“极大值”的题，好让我的“导数公式”一显身手。
一个凄清而寒冷的早晨，我、黄博文，还有其他二十几条汉子们在微微的晨光中爬到了一辆卡车上。卡车在暴土扬烟的公路上疾驰，碎石渣劈劈啪啪乱响，山路弯来绕去，我们时而撞向左边，时而拥到右边……考场在十几公里以外的色树坟中学，那是一所简陋的山区学校，我们就在那里续上了10年前的大学之梦。
考完了语文，第一个冲出来拥抱我的，是黄博文。哈，我教他的“书信体”，派上了用场！考完了数学，拥抱他的，就是我了——最难的，居然就是两道求极大值极小值的题，我得意扬扬，有多大学问似的，先写了“导数公式”：“‘Y’=……”——尽管我到底也没明白“Y”为何物！
考场是因为妈妈的啰嗦才进去的，考好了，却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是吗？
几个月以后，我怀揣着录取通知书走进北大的校园里，面对那些学风严谨、学识过人的教授们，面对一个浩若烟海的学问的世界，我才意识到，当初的自负是多么地可笑。
妈妈的啰嗦，真是伟大的啰嗦。
追寻生活的智者——《身边的博弈》
作者：董志强
在一场博弈中，你必须考虑对方的选择以确定你自己的最优选择，而对方也必须考虑你的选择来确定他的最优选择。你从博弈中得到的——在博弈论中称为赢利（payoffs）——不仅取决于你自己的行动，也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同样，对方从博弈中得到的赢利，不仅取决于对方的行动，也将取决于你所采取的行动。而你们当中的每一方，都试图尽可能地最大化自己的赢利。
本书内容涵盖了完全信息博弈论的基本范围，共有13章、近百个故事，加上在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篇幅给出博弈论的基本概念，让我们在遍及古今中外人文、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管理、心理行为等领域的故事长廊里酣畅淋漓地感受博弈的精巧和运筹帷幄的快感！
坚强的人创造奇迹——《分秒必争》
作者：兰斯·阿姆斯特朗 莎莉·詹金斯
他是运动史上的传奇，环法赛历史上的首位六冠王！
1996年阿姆斯特朗获自行车手世界排名第一。后患睾丸癌，切除。医生诊断存活可能20%。5月后，阿姆斯特郎恢复了训练。1999年，夺得第一个环法自行车赛冠军，从此比赛进入阿姆斯特朗时代。其间，失去生育能力，通过人工受精有了一个儿子，两个儿女。其间，自1997年始，向癌症研究机构损款300万美元。2004年7月，第六次获得环法自行车赛冠车。
《分秒必争》带我们走进阿姆斯特朗的传奇世界，因为有他使我们相信，坚强的人创造着奇迹。
用决策改变你的人生——《谁主宰你的命运》
作者：斯蒂芬·P·罗宾斯
明智的决策可以彻底改变你的人生！
通过做出更有利的决策重塑你的生活，明确你的真正目标，克服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常见的错误，掌握影响你制定决策的个性特点，有助于你制定任何一个决策。
一旦你做出其不意更有利的决策，你就会生活得更好，更快乐，更健康，更富有，并获得更多的满足感。一旦你掌握了如何制定更有利的决策，真正做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很简单。
书籍从使用的角度出发，教授你如何制定完美决策的方法。